69. 儒法之争

春华秋实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后代。
旧贵族保守派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商君书·更法篇》）“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史记·商君列传》）。孔子在世时就主张因循周礼，重视教化，崇尚仁德，反对法制。商鞅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儒家“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与时俱进，为实行富国强兵的变法作了舆论准备，在列国混战中谋求优势地位，应对现实的挑战。“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诸葛亮文集》）可以说，商鞅的法治思想与孔子的仁礼学说是对立的。
公元前359年，法家著名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孝公的重用下，在秦国变法，对秦国法律制度进行重要改革。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1）商鞅对李悝的《法经》做了许多重要补充，创立了秦国的法律体系；（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取消世卿世禄制及一切特权；（3）奖励耕织，重农抑商；（4）废除井田制，确立土地私有制；（5）普遍推行县制，建立中央集权；（6）按户口征收军税，实行分户令。商鞅的变法措施，一方面触动并削弱了世袭贵族的政治经济势力，另一方面为平民进入上层开辟了通道，从而使秦国成为强国。商鞅以《法经》为蓝本制定的秦律，对于秦法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确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法律地位，为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1912年，19岁的中学生毛泽东在一篇作文中曾盛赞商鞅变法。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商鞅徙木立信论》）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华夏族，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孟子是孔子孙子子思的学生。
孟子非常推崇孔子，对孔子的评价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孔子首先是一位圣人，而且还是圣之集大成者。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
孟子宣称与伯夷（节操高洁）、伊尹（有为进取）和柳下惠（与人同光）这些在某一方面达到极致的圣人相比，孔子汇集了他们身上所有的优点与长处，是随时处中、与时偕行的集大成之圣人。孟子在阐述自己心志时还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自认实非好辩之人，之所以要辟杨墨，乃在于欲正人心，维护儒家立场，承接大禹、周公与孔子之志业。在他眼中，这三位都是为了天下苍生而殚精竭虑的圣人，无论是大禹的抑洪水，还是周公的兼夷狄、驱猛兽，抑或孔子的作《春秋》，从天下太平、百姓安宁的社会效验来看，三者可以相提并论，是故孟子称他们为“三圣”。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在孟子眼中，孔子是进退有据、经中含权的圣人，这样的圣人无可无不可，这也与孔子对君子的理解相一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对于孔子而言，君子做事不会拘泥于远近亲疏和人情厚薄，一切以是否合宜为依据。
孔子重伦理、厚亲情，喜言仁爱，推崇周代礼乐。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政治上，孟子强调王道仁政，重视教化，保障民生。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七十岁以上的人有丝绵衣穿，有肉吃，平民百姓不受冻饿，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的，是从未有过的事。
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对儒术的理解。他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希望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而没有得到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