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 儒墨之别

春华秋实

　　孔子生活在春秋中晚期，周天子早已没落，诸侯国内部国君与卿大夫的势力也处在此消彼长的演变之中。郑国有七穆，宋国“戴氏取宋”，齐国有“田氏代齐”，楚国有“屈、景、昭”，晋国有“三家分晋”，就连小小的鲁国，也出现了尾大不掉的“三桓之乱”。

在从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三军设六卿起，六卿一直把握着晋国的军政大权。到晋平公时，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相互倾轧。后来赵氏把范氏、中行氏灭掉，只剩下智、赵、韩、魏四家卿大夫，其中以智氏最强。执政晋国国政的智伯瑶恃强向韩康子、魏桓子索得土地，在向赵襄子索地遭拒后，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攻打赵氏，并胁迫韩、魏两家出兵。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智伯围困晋阳两年而不能下，前453年，引晋水淹灌晋阳城。危急中，赵襄子派张孟谈说服韩、魏两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军营，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三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地。此战即晋阳之战。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公元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韩、赵、魏瓜分晋国剩余土地，只有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威烈王封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公元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迁于端氏（今晋城市沁水县）。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是春秋战国的分水岭。韩（都城在今河南禹县，后迁至今河南新郑）、赵（都城在今山西太原东南，后迁至今河北邯郸）、魏（都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后迁至今河南开封）都成为中原大国。

在东方的齐国，齐景公去世后，权臣田僖子田乞先是驱逐了齐国宗室国氏和高氏，随后又发动政变，弑杀了晏孺子并拥立景公之子吕阳生为君，称齐悼公。自齐悼公起，历经齐简公、齐平公，至齐宣公时期，田乞之孙田襄子已出任齐相，田氏几乎已将整个齐国牢牢掌控在手中。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田氏在齐国政坛上的地位日益稳固。随着齐宜公的离世，齐康公继位，而田氏家族也迎来了田和这一代。田和继续担任齐国的相国，而齐康公却沉迷于酒色之中，对朝政漠不关心。公元前391年，田和将齐康公迁至海滨之地，仅赐予他一座边城作为食邑，勉强维持其祭祀祖先的开支。随后，田氏自立为齐君，依旧沿用“齐”为国号。公元前387年，田太公与魏文侯在浊泽（今河南临颖县西北）会面。田和请求魏文侯向周天子代为请求，希望周天子也能承认他为齐国的国君。公元前386年，田和终于获得了周天子的认可，周安王正式册封田和为齐侯，即田齐太公。田和正式成为诸侯国君。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去世，姜姓齐国祭祀断绝。这时，孔子已经离世整整一百年了。自此，齐国完全由田氏家族掌控。由于这次政权更迭仅仅是国君姓氏的变更，国名并未改变，因此，春秋时期的齐国被称为“姜齐”，而战国时期的齐国则被称为“田齐”。

以齐国田氏代姜和晋国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为标志，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周天子终于彻底被它以前的属国、目前自顾不暇的各诸侯国所漠视，甚至实际上被遗忘。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仍在继续，各国力图通过富国强兵，在兼并战争中谋求优势地位，在自强自保中疲于奔命。三家分晋以后，韩、赵、魏都成了实力较强的大国，加上秦、齐、楚、燕四个大国，史称 “战国七雄”。列国争胜，华夏民族内部你争我夺，自相残杀，人力物力浪费无计其数，民不聊生，结束内耗，一统天下，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时期，孔子以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己任的儒家思想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面前显然不合适宜。战国时期的思想者不再以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和恢复西周的政治社会秩序为出发点，而是适应时代需要为各诸侯国自强自保和进取出谋划策。

墨子（公元前476或480年—公元前390或420年），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宋国贵族目夷的后裔，曾担任宋国大夫。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
墨子出生时，孔子或许已经去世三年了。墨子虽为孔子后学，但对孔子的主张主要持批判的态度。《淮南子·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糜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墨子主张“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反对儒者礼仪繁琐，厚葬浪费资财。
孔子时代，礼坏乐崩，天下大乱，孔子试图实行克己复礼，以磕头作揖方式恢复旧有的秩序，回到西周上尊下卑的社会状态。实力大国当然不会答应。墨子时代，天下大乱的情形更趋恶化。
子墨子言曰：“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墨子·兼爱》）
墨子说：“现在如果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弟不和睦，那么这就是天下的大害了。”
天下为什么会出现 “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 这种不堪的局面呢？
子墨子言：以不相爱生。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墨子·兼爱》）
墨子说：是由于相互之间不相爱而产生的。现在各国的诸侯们，都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而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毫无忌惮地发动自己国家的力量，去攻打别人的国家。现在的家族宗主只知道爱自己的家族，而不爱别人的家族，因而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家族的力量，去掠夺别人的家族。现在的人只知道爱自己，而不爱别人，因而毫无忌惮地运用全身的力量去残害别人。所以诸侯不相爱，就一定会发生野外大战；家族宗主不相爱，就一定会相互争夺；人与人不相爱，就一定会相互残害；君与臣不相爱，则君不惠、臣不忠；父与子不相爱，则父不慈，子不孝；兄与弟不相爱，则兄弟不和睦。
“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的情形之危害是很大的。
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行者非之。（《墨子·兼爱》）
天下的人都不相爱，那么力量强大的就会欺凌弱小的，富足的一定会欺侮贫困的，尊贵的一定会傲视卑贱的，狡猾的就必然欺骗愚笨的。凡是天下的祸患、强取豪夺、埋怨、愤恨等这些坏事的根源，都是由于人们的不相爱而产生的。
面对如此现象，墨子没有因袭孔子基于血缘关系的仁爱思想，也不主张恢复旧秩序，而是主张兼爱、非攻，举贤任能，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建立新秩序。
孔子主张正名，实际上是划分等级，区别尊卑。墨家则主张公平平等，列德而尚贤，反对世袭。
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兼爱》）
崇尚贤士，使有德者有位。即使是务农或从事农业或手工业、商业的人，只要有特殊才能的就选拔他，给他高爵，给他厚禄，给他职责，授予他权力。
墨家主张兼爱和非攻，重共同规则，讲究共情；儒家主张仁爱，重亲情之爱，亲亲为大。这两种主张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田常欲作乱於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彊，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卻，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於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彊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柰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
　　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彊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彊，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彊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彊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彊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大说，乃使子贡之越。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句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於会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原也。”遂问子贡。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今王诚发士卒佐之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於齐，重甲困於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越王大说，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
　　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於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於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於左右。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彊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鈇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吴王大说，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乃谢越王。於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
　　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今夫齐与吴将战，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曰：“为之柰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许诺。
　　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於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彊。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於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彊晋而霸越。
这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的子贡救鲁的故事，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孔子为阻止齐国对自己父母之邦的进攻，派遣子贡不惜挑起齐吴越晋楚及相关附庸国之间的连绵混战。儒家为达目的，不惜伤及无辜，而墨家总是坚守利己但不害人底线。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如遇类似情况，总是不辞辛苦地直接劝止攻国和参与守卫。《公输》就是很好的例证，在此不作赘言。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
　　既然认为不相爱是不对的，那用什么去改变它呢？墨子说道：“用彼此相爱、交相互利的方法来改变它。”既然这样，那么彼此相爱、交相互利的方法具体是什么样呢？墨子说道：“对待别人的国家就像对待自己的国家，对待别人的家族就像对待自己的家族，对待别人的身体就像对待自己的身体。”
其实墨子并非一味批孔，他在一些场合曾公开赞扬孔子。“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墨子·尚同》)
　　儒家、道家和墨家都想制止动乱，恢复秩序。儒家和道家都希望能够回到西周初年的状态，只是各自的思想方法有所差异。道家则主张回到更为原始的小国寡民的状态，人们老死不相往来，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纷争。道儒墨都是留恋过去，不能展望未来，虽然他们的主张各有道理，但都未能指出一条东周时期制乱致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