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军”在贵阳的早期活动及其与永历政权的关系

赵应书多彩贵州

“大西军”在贵阳的早期活动及其与永历政权的关系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是年旧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农民起义军攻占京师，明思宗朱由检在煤山自缢，结束了统治中国达274年的明王朝。时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降清，并引清军入关，合兵进犯京师。李自成率军仓促应战，在一片石失利退兵，于同年四月三十日退出京师，大顺政权仅在京师存在40天。次年，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遇害。清军占领北方后，明朝旧臣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到弘光二年（1646年）十一月，先后分别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称帝成立了弘光政权，在浙江绍兴以鲁王朱以海为监国建立绍兴政权，在福州以唐王朱聿键为帝建立隆武政权，在广东肇庆以桂王朱由榔为帝建立永历政权，在广州以唐王朱聿（朱聿键弟）称帝建立绍武政权，这些由明王朝宗室在南方各地建立的政权，历史上总称为“南明”。其中除永历政权在部分明朝旧臣和李定国等人领导的大西军余部支持下，在湘、桂、粤、黔、滇境内坚持抗清，直到永历十五年（1661年）底，才被清军消灭外，其他各个政权，或忙于彼此为争“正统”，或拥立者之间内部争权夺利，在清军的进攻下，都很快失败了。当弘光和隆武政权，于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和弘光二年（1646年）八月相继失败后，原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巡按御史王化澄及旧臣吕大器、李永茂等，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为监国，得到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广巡抚堵胤锡等支持，遂于弘光二年（1646年）十月十四日在肇庆“行监国事”，不久称帝，以明年为永历元年。永历政权建立后，立即遭到清军南北二路夹击，不得不于永历元年（1647年）秋，退往桂林。永历二年（1648年），虽有江西、广东、四川、山西、陕西、甘肃等多处降清将领“反正”或举兵反清，并得到大顺军余部郝摇旗、李锦、高一功等部的支持，进入云贵的大西军李定国等也表示联合抗清，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的郑成功也改奉永历年号，遥相配合，一时形势大有可为。但由于小王朝内部错综复杂的党争，引起各军间互相猜疑。何腾蛟会攻长沙的计划落空，并于永历三年（1649年）初，败退湘潭，不幸被俘遇害，各地反清武装也先后失败。永历四年（1650年）十一月，朱由榔等又逃往南宁，从此只好依靠大西军余部支撑危局了。

在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起义军攻入京师的当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由张献忠领导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也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弘光二年（1646年）底，张献忠在率部北上抗击清兵途中，于川北西充凤凰山遇伏中箭身亡，临死时嘱咐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归明抗清”。当孙可望等率部往重庆转移时，受到明重庆总兵曾英阻击，大西军连克重庆、綦江后，又率兵进取贵州。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三日，大西军从綦江出发，以破竹之势克桐梓、越娄山，于是月七日进抵遵义，明督师王应熊率残部逃往毕节。道府官员及耆老出城设香案迎接，并以酒肉犒军。大西军“住遵十日，秋毫无犯”后，又于二十二日强渡乌江，击溃明贵州总兵皮熊派往防守乌江的副将杨吉所率3000兵马，直取贵阳。皮熊败走都匀，巡抚米寿图逃往偏桥（今施秉）。按察使唐勋、副使曾益逃入定番（今惠水），纠合豪绅、土官据城防守。孙可望派艾能奇率军往攻，城破，唐勋、曾益自缢，艾能奇也阵亡。当大西军逼近贵阳时，城内百姓逃避一空，孙可望等入城后，即“出示招抚百姓，十日后，百姓悉回”。大西军占领贵阳后，正拟向广西进军，联合永历政权，实现张献忠“归明抗清”遗嘱，适逢云南内部混乱，石屏土司龙在田遣使前来求援，遂对“贵州不置一守”，全军进取云南，致皮熊得以复据贵阳。王应熊逃到毕节病死后，其部由明原綦江守将王祥收集复据遵义，并控制了铜仁、思南、湄潭、綦江、南川等地，受朱由榔封为忠国公，皮熊亦晋封匡国公，令其防御入云南的大西军东进。大西军占领云南后，孙可望个人权欲逐渐膨胀，在自称平东王后不久，又在明原驻昆明御史任僎怂恿下称“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币，俨然以小朝廷自居，完全背离了张献忠“归明抗清”的遗嘱，因而引起李定国等大西军旧部的不满。后虽听从明原云南副使杨畏知谋划，“归命”永历政权，“奉表称臣”，仍坚请敕封“秦王”，以抬高其声望，为尔后建国称帝预留伏笔（因唐代太宗李世民最初也受封为“秦王”，后通过“玄武门之变”，迫使高祖李渊逊位，登上皇帝宝座，故孙可望坚持要求封为“秦王”）。但多次请封均未能如愿，遂自称“秦王”，并决定进兵东取贵州，对永历王朝施加压力。永历三年（1649年）八月，孙可望派白文选攻取安顺和贵阳附近的青岩、白纳、燕楼等地，然后赴贵阳与皮熊“修好”而去。永历四年（1650年）二月，又派白文选袭击贵阳，并派李定国会同白文选与皮熊订立盟约。皮熊对“城下之盟”虽不甘心，但迫于大西军的声势，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平越、都匀一带又被王应熊原部将张登贵、莫宗文“各拥众屯聚”。皮熊孤军困守贵阳，“地逼粮少，亦莫能自振”，但求“保境自固”。为此，遂主动派李之华去昆明向孙可望“修好请盟”，而孙可望却回书责其不应“坐拥貔貅”，使“不肖有司罔知国本，征派日繁，民生日蹙”，并警告其“只以一盟了局，为燕雀处堂之计”。至此，孙可望已完全搞清了贵州明军的虚实，遂于永历四年（1650年）秋，亲率大军进入贵州，皮熊不敢抵抗只好逃往水西投靠安氏土司。

大西军占领贵阳后，又派白文选进取遵义，在乌江击溃王祥防军后，在今重庆彭水因被追击而自杀，孙可望又派部将卢名臣乘胜攻占涪州（今涪陵）地区。同时，从湖南、广西退到贵州和云南境内的张先璧、马进忠、王进才部也先后加入了大西军，实力更为增强。这时贵州名义上虽属永历政权，实际上已在大西军直接控制之下，贵阳则成为大西军在云、贵、川的中心。大西军控制贵州后，在政治、军事方面都采取了一番整顿措施。如革除明朝一些积弊，严惩贪污和犯法官吏；严肃军纪，士兵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即斩首；营官失职，责打八十军棍；禁止士兵参与贸易，实行军垦屯田。优待少数民族土司、头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吸收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大西军，在府、州、县置设“登闻鼓”，土司、头人可随时击鼓，要求官吏接见。对通往湖南、四川、广西的驿道进行整修，整顿驿站，在边境增设关卡，以利传报军情、调动军队和转运军需。设置什造局，负责打造和修理兵器。严格保甲制度，严防奸宄，命每户设一牌，书写大小男妇姓名于牌上，以便查询。对贵阳城墙进行改建和加固，整理街巷桥道，并令家家植树于门前，使之“冬夏常蔚然”。经过各项整顿，贵州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出现了“官绝贪污受贿之弊，民无盗贼持夺之端”的良好局面。大西军势力拓展后，更加刺激了孙可望的个人权欲，加紧谋求正式受封“秦王”，以达其控制永历政权，最后取而代之的目的。但由于严起恒等坚决反对，孙可望仍未达目的，仅被改封为“冀王”。于是，孙可望一方面派贺九仪等以“入卫”为名，领兵到南宁，杀严起恒等公开威胁；另一方面再派杨畏知前往劝说，终于迫使朱由榔正式封其为“秦王”。当时，永历政权在军事上不断失利，孔有德率领的清军已深入广西，小朝廷在南宁已很难立足，正议论向贵州境内转移。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朱由榔遣使同贺九仪一道，带着敕封秦王的“金册”到贵阳，孙可望大喜“远迎拜受”，并立即派人“奉表称谢”。表中假惺惺地声称：“秦王臣朝宗望阙奏谢。臣自入滇以来，纪年而不纪号，称帅而不称王，正欲留此大宝，以待陛下之中兴。此臣耿耿孤忠，矢之天日者也”。这本是孙可望的敷衍之词，但仍使永历政权“诸臣得疏，额手相庆”，因而坚定了向贵州退却的决心。同年十月，孙可望派贺九仪为“移跸”护驾官前往南宁，而小朝廷内部正为“移跸”何处争论不休，贺九仪愤而转回贵阳。十二月，孔有德率清军逼近南宁，朱由榔仓惶出走，途遇孙可望派出的总兵高文贵等，告以“南宁不守，当走安隆”的安排。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十六日，朱由榔一行到达广南，孙可望派总兵王爱秀前往“迎驾”，并上书称：“臣以行在孤处辟粤，再次迎请，未奉允行。然预虑圣驾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营兵马肃清夷氛，道路无碍，广南虽云内地，界邻交趾，尚恐夷情叵测。臣再四思维，唯安龙所滇、黔、粤三省会区，城郭坚固，行宫修葺，一切粮储，可以朝发夕至，莫此为宜”。这虽是孙可望半真半假的官样文章，但朱由榔到此地步，也只好接受其安排。正月二十三日，朱由榔一行从广南出发，经10多天跋涉，于二月六日抵达安龙，开始了永历政权在贵州长达4年的历史。

【选自《贵阳通史》（全三卷），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