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墨黄氏第八世祖，黄作孚嫡孙黄宗昌，字长倩，号鹤岭，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举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历任直隶雄县、清苑县知县、山西道监察御史，奉旨巡按湖广。他为人耿直，为官清正，曾与魏忠贤及其余党进行不懈的斗争。但是，终于没能走出庙堂内卷的残酷诅咒，遭到同僚的构陷，被昏庸的帝王贬官免职。<br> 虽然一生仕途戛然而止，但是，黄宗昌没有给即墨黄氏祖先丢脸，在当地依然保持着很高的声望，晚年不仅带领乡民两次保卫即墨城安全，在著述立说方面也颇有建树。不管大明朝是怎样的昏聩和苛待，黄宗昌一辈子都是忠于明朝的，这也是黄氏家族的家训。即使在得知大明王朝灭亡，他坚决抵制新朝的削发留头令，保持着明朝的束发式样。 在惜福镇街道东部，有一座海拔仅三百多米、属崂山余脉的铁骑山，也叫“铁旗山”，最早的时候称作“不其山”。东汉时著名大儒郑玄（字康成），曾经两来“不其山”：第一次是辞别恩师马融，来不其山下“假田播殖”；第二次是汉末黄巾之乱北海郡陷落，六旬多的郑玄带领门人弟子躲避兵祸再到不其山下，择地建庐，授徒讲学“从学者百千人”。 郑玄在不其山下起的茅庐，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康成书院”。康成书院在即墨历时不长，仅存约两年左右，一方面慕名而来的生徒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谷籴县乏”，也就是当地存粮难以供给这么多外来人口，所以郑玄只得关闭书院，罢课谢学，书院随之荒废颓圮。当地留下了“康成书带草”的传说，书院村、演礼村的名称，都与康成书院有关。 康成书院旧址，位于今城阳区惜福镇街道铁骑山东麓的书院村，大明正德七年（1512），时任即墨县令、太原人高允中追思先哲，筹资主持，在原址基础上重修了康成书院，亲自书写匾额，一时间即墨学风大盛，求学进修者络绎不绝，成为即墨县城乃至周边地区的文化教育交流中心。明清以来，崂山逐渐文风兴盛。 玉蕊楼，是明代御史黄宗昌归乡之后建的石质二层楼，距离先贤康成书院大约二里地。黄宗昌对自己的杰作也非常满意，他在《玉蕊楼自述》中写道，“是楼为二层，古色古香，院落门庭精致，周围景色幽邃，四山环抱，涧水前汇，茂林修竹，涉目成趣。”玉蕊楼建成以后，黄宗昌接纳族中子弟在此读书进学，培养了不少优秀的黄氏后辈。 黄宗昌还邀请、接待一些明亡之后的遗臣名士，比如：崇祯七年进士、江西饶州知府、莱阳人张允抡，曾受聘在此楼教授学问十余年；明天启七年（1627）举人、山左大社首领宋继澄，有莱阳名士、“东海大儒”之称，他还是明兵部尚书黄嘉善的孙女婿。明亡后隐居不出，在玉蕊楼居住多年，与即墨黄、蓝诸望族过从甚密，是张允抡、顾炎武等人好友。 黄宗昌心念亡明，与一众遗臣名士志趣相投，交往频繁，大家在此相聚交流，抒发亡国郁闷之情，时称“崂山七十二君子”。这些人在一起，托名交流，实则互寄悲愤，困闷、郁结诉至笔端纸面，于是文人们有了种种文章诗词。明末清初的一代大儒、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顾炎武，明亡之后四处游历，也曾经留居玉蕊楼，留下诗作。 有道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诗人们文辞虽然华美，但是，终于超出了朝廷忍受范围，由此引发了清初康熙年间北方最大文字狱-黄培的《含章馆诗集》案，康熙连下六道御旨严加审问，大江南北共缉拿二百一十七人入狱，包括黄坦、黄贞麟等黄家十四人，以及顾炎武、宋继澄等当时诸多名士贤者，这是后话不提。 玉蕊楼所在的村落，因其地有玉蕊楼遗址，而称“楼上村”。1976年，崂山县组织当地修建书院水库，乡民迁址书院村，原楼上村废弃，玉蕊楼遗址不再。除了研修学问，黄宗昌还跟儿子黄坦一起著作了一部《崂山志》。黄坦，是黄宗昌的长子，崇祯十二年（1639）会试副榜，后入选贡生，任浦江县知县，勤政清廉。 黄氏父子数年心血的《崂山志》，因为清初文字狱的缘故，只能长期以流抄本的形式在民间传递。明亡后，黄宗昌拒绝服从新朝法令，冒杀头危险拒绝剃发。顺治三年（1646）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躺在病榻上，握着自己的头发郁郁而终。在有生之年，没有等到书籍刊印，直到民国五年，才有了第一次的刊刻发行。 晚年的黄宗昌，还秉承了黄氏一族崇信佛教的传统，在崂山那罗延窟东北创建“华严庵”，作为即墨黄氏家庙“准提庵”的下院。黄宗昌归乡的当年，崇祯十年（1637），始建庵堂但终未修成。后来黄坦继承父亲遗志，再次捐资筹款，召集工匠民众，终于修建华严庵完工，并邀请当时在准提庵驻锡的慈沾大师来住持。 华严庵作为崂山深处的庵堂，后来也成为黄坦及黄氏一族与众多明代遗民、志士的聚会联络之地，清初牙山起义的领袖于七，兵败之后就曾经在崂山华严庵躲避。据说，于七牙山起义失败后，隐居华严庵出家避世。1931年，民国二十年，华严庵改名华严寺，十年浩劫中被毁，1984年地方文管部门投资复建繁荣至今。本章部分文字和图片采自网络，如有侵权请通知我来删除，谢谢！ 2025.04.09.整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