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随想(四十一)未竟的研究生之梦:一个时代的遗憾

老顽童

<p class="ql-block">.在安徽师范大学广东省校友会第十次年会上,我这个1964届的老校友从深圳赶赴广州。与会的两位故人——原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王国健、原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华同旭——不约而同提起的学历话题,让这场本应欢聚的宴席平添几许惆怅。</p><p class="ql-block">中学都在芜湖一中、本科大学同校不同届的校友王国健、华同旭和我,一位是华南师大文学硕士,一位是中科大博士,独我以本科学历终老。这个横亘半个世纪的遗憾,在珠江畔的秋夜里愈发清晰。</p><p class="ql-block">一、少年意气:从航模训练场到未竟的首日封</p><p class="ql-block">1958年的秋天,省体委的调令打断了我的高三学业。航空模型集训队的日子里,木材与图纸构筑的飞行器吞噬着复习时光。当同龄人在教室备战高考时,我们正扛着两米长的机翼在机场追逐失控的模型。这段经历让我获得参观首届全运会的机会,却也在北京西郊埋下命运的伏笔——在中国科大校园,听着老同学何心虔描述华罗庚的课堂,那个被航模训练冲淡的"华门弟子"之梦再度燃起。</p><p class="ql-block">返芜后,那张珍贵的国庆十周年首日封始终夹在笔记本里,等待1960年成为科大学子的见证。然而时代的风向悄然转变:为响应"本省人才本省用"的号召,我校前108名的"梁山好汉"们,大多被留在省内高校。我的志愿表上,中科大数学系与安师大之间相隔的17个志愿,最终定格为"倒数第一志愿"的录取通知。</p><p class="ql-block">二、浮沉岁月:知识冰河期的两次突围</p><p class="ql-block">师范院校的四年,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漩涡中的挣扎。当饥荒阴影笼罩校园,我抱着格列木卡《微积分学教程》在赭山脚下苦读;当政治运动席卷课堂,我在笔记本边缘默写伽罗瓦群论公式。1964年首次考研失败那夜,镜湖畔的月光将装书麻袋的影子拉得很长——身后可疑的脚步声让我放弃湖边小路,这个仓皇的转身,似乎预示了此后数十年与学术殿堂的渐行渐远。</p><p class="ql-block">特殊年代的洪流很快将个人理想冲散。十四年间,从四清工作队到东方红中学,从挖防空洞到校办工厂,知识分子的身份在"臭老九"与"工人阶级"间摇摆不定。1978年恢复考研时,那个在昏暗灯光下批改作业的十二中教师,已然忘记如何推导特征方程。更致命的是,俄语背景的我在英语考场将"shut"的过去式错写成"shutted"——这5.5分的差距,永远封存了重返学术道路的可能。</p><p class="ql-block">三、遗憾的馈赠:从考场失意到育人得道</p><p class="ql-block">两次考研的挫败,最终转化为三尺讲台上的智慧。当我的学生宋准松在1979年高考中斩获数学满分(全省仪七名),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时,我忽然明白:那些深夜苦读的群论笔记,那些考场失利的锥心之痛,都化作了启发式教学的养分。曾经纠结的"shut"时态错误,成为讲解动词不规则变化的经典案例;考研复习的统筹经验,提炼成指导学生平衡各科的学习策略。</p><p class="ql-block">校友会上,听着两位老友谈论学术生涯,我摩挲着早已泛黄的首日封。那个未能寄出的纪念封,恰似我们这代人的学术理想——它永远定格在1959年的邮戳,却在六十多年后,以另一种形式在学生的论文致谢中重生。或许教育的真谛,不在于个人抵达的高度,而在于将未竟的理想转化为托举他人的阶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