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马大凉山

摄影与文学

牛红旗

以前我常和一位朋友出去钓鱼，他是那种一不大声宣讲就喃喃自语的人。他坐在我旁边，嘴巴老是在动，我却听不清他在嘀咕什么。
像他这样的人挺多的，不知道别人遇见过没有。
我觉得这样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心里有一个与自己独处的空间。这个空间看似空无一物，实际上里面塞满了东西。
我觉得这样的人挺好的原因，是他们自言自语时绝不会对自己撒谎。
这类人往往私密性较强，有点像《大淖记事》中的小锡匠，倔强，隐忍，直率，能把悲痛和幸福装进同一副挑子，挑在肩上呼哧呼哧往前走。
不瞒你说，我就属于这类人。我看上去直言快语，实质上心里也有一块自留地，没事也爱自言自语。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吃着吃着想起有件紧要事忘了办，一拍脑门就咂着嘴埋怨起自己。一起吃饭的朋友不知怎么了，全停下筷子望着我。旁边一位往我碗里瞅了半天，还以为我吃出了虫子。
说这话的意思是，估计后面说的大抵都是些絮叨话，算不上大田里产的庄稼。不过呢，我又觉得能翻看这本书的人都是我的朋友，索性让思绪在脑子里跑马，想起啥就絮叨些啥，也不怕别人笑话。

从小，我脑子里就跑进了一匹马。
这匹马个头不高不低，偏瘦，岁数还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匹马总在我脑子里转悠，我想靠近它，又有点惧怕它，想撵走它，又有点不舍得、不忍心。
不忍心赶走它的原因并不是它始终没长大。
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三岁吧，有一天父亲牵着我的手上街，刚走出街口，父亲忽然停下来指着迎面走来的马车说，左边那匹拉套的小儿马以前是咱家的，它那么小，还不到出大力的岁数，人咋就把它当大牲口使唤起来呢！
我懵懵懂懂望着父亲，和母亲一道看着那辆马车走上远去的马路，直到它走得只剩一抹尘土。
那一刻，我感到父亲很像那匹小马，耷拉着一只暖帽护耳，茫然又无助。
六岁前后，我背上粪篓去南河滩车马店前拾马粪时，又见到了那匹一只耳朵耷拉的儿马。我有点兴奋，想上前与它亲热亲热，可就在我向它走近的那一刻，它尥起后蹄向我踢来，致使我昏迷了近一个小时。
好在它的蹄子只是从我耳边滑过去，只擦伤了一块头皮。
我醒过来后，父亲不问三七二十一训斥了我一顿，让我以后别看见马粪就往上冲，应该先看看马屁股朝向哪儿。

上了小学，我学习不怎么用心。有一天，算数老师碰见我父亲，他对他说，你家这孩子学习有点问题，上课精力不够集中。父亲点点头，指着我说，这小子脑子可能让马踢坏了。后来语文老师到我家家访，说我生字写得工整，汉语拼音还不错，父亲听后很惊异，望着我说，你小子的脑子原来还没被马踢坏呀！
上小学那几年，我脑子里总是在跑马，父亲老是拿马踢过我来判定我的行为。我做错了什么，父亲会说我脑子被马踢了，做对了什么，父亲就说我好像还有半个脑瓜能用。
上了初中，班上的同学大都贴出了“斗私批修”的大字报，我也写了。我贴出去后同学们在那儿看，语文老师上课前也睄了一眼。老师姓马，是早年从河北来的支边青年。他走上讲台郑重其事地表扬了我，说我毛笔字写得不错，尤其那个“马”字，有点像成年人写的。
那天，我高兴得不得了，一下课就站到远处偷偷瞄着我写的大字报，自豪地嘀咕道，看谁还说我的头叫马踢了。

马是多元性动物。马和龙一样，也算得上是一部行动的史书。
在我看来，马是上天派来给人做伴的，马有其他动物没有的牵引力，能驮上人驰入古代，又能不紧不慢地把人送回现实。
马驰骋于远方与诗情之间，行走在南来北往的通途上。将军跨马赴战场，脚夫打马走天涯，农夫牵马扒光阴。
马听得懂人话，可以助人开疆拓域，思想上的，心理上的，地理上的。
只要是马，称呼它马总没错。
马能纠错。只要是你的马，你迷了路，它准能把你驮回家。假如不当心落了马，它也能在不失前蹄的情况下，纠正你看待事物的视角。
十多年前，我专门去一所大学的图书馆查找过有关马的资料，我想摸清马的来龙去脉，或许是因为查找方法不对，最后只找到了一部分似马非马的书籍。
对马的理解，因马而诱发的思索，我就不再赘述了。我这方面知识还很缺乏，以后会继续向这方面探索学习。
真正相关马的文献，我相信应该是有的。我觉得适当地用马鞭鞭策一下自己，比用拍马屁的办法抬高自己，比戴上一副马的面具站在人群里，要真实些，健康些。
关于《凉山策》，前后已断断续续煮了近十年，我觉得再不出锅，这锅粥恐怕就馊了。我本想让它再煮一煮，却又怕煮了稀饭泄了蒸锅里的气。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我手头已积攒了好些材料，积压了不少同样重要的活儿，不得已只好拣这远点的、重点的活儿先去完成。
照常理，本不该把西海固这块自留地里的活儿撂下，去忙活千里之外大凉山的事儿，可又一想，文学无界域，摄影也没远亲近邻之别。
再说了，都快六十岁的人了，文字不等人，硬盘里的照片不等人，记忆力、思辨力、创作激情也不等人。干一点，少一点，轻松一点。
就摄影而言，相关大凉山的作品，之前已屡见不鲜，且现在还有不少人依然在拍。自己若再去拍的话，必然有许多难为自己的地方，既要立题新颖，还得走出一条蹊径。这很难的。
何况凉山州的自然环境复杂，生活状态纷繁，与我惯常采用的“一清二静”诗意化呈现方式相悖，需要尽力适应才是。
然而，既然决定硬着头皮接上多年前留下的活茬儿干这事，再难也难不到哪儿去。
因为我脑子里那匹马依然庄严地站着。
我去过几趟大凉山后，觉得不够深入，就又去了几次。一次去待上十天半月嫌短，便会再多待一段时间。好在每次去都有新感悟，都能得到意外的收获。
在一次次奔波探求中，我反倒觉得自在又享受，仿佛又一次从身后看见了自己，仿佛与脑海中那匹马会了面，结了缘，一同走进了草原。
想想看，还真是这样的。

从西北来到西南，肯定会有好些方面不适应。气候上、环境上、生活习惯上等等，都可能遇到障碍。
不说别的，就道路来说，从西北的平坦宽阔到大凉山的山高路窄，每时每刻都觉得是在冒险。还有饮食上的不适应，语言交流上的尴尬。好在我提前思想上已有所准备。
每次到凉山州，经过谷克德时我都要把车开进停车场，蹲在小吃摊上吃两颗烤土豆。妻子也是。那土豆烤得不完全熟，肉肉的，拿刀子从中间豁开，往里面撒上掺有盐末和鱼腥草的辣椒面，吸溜溜吃着，舌尖发麻，鼻梁冒汗，有种说不上来的爽快。
这是凉山州民间普遍爱吃的食物，经过体验，我感到那滋味与大小凉山的山野很匹配，与当地人的气息很投合。
谷克德在昭觉县境内，是一片四面环山用木栅栏围护着的山洼草地，是一片牧场，一个天然广场。听卖烤土豆的大嫂讲，每年过火把节时谷克德都会举行盛大的集会，赛马呀，斗鸡呀，篝火晚会呀，彝族人全穿着民族服装，外地游客更是纷纷参加其中，人山人海能乐翻天。
没想到彝族人把土豆也叫洋芋。单就这一点，我马上就与他们拉近了距离，有了共同语言。之后，我每走进一个村庄，就会与迎面走来的人打招呼，向他问好，说大凉山怎么耐人寻味，烤洋芋怎么好吃。然后用从电视上学来的碰肘礼，去亲热地顶一顶他的肘子。
我还会跟着他们笑，学他们皱眉头。这蛮奇妙，蛮有意思的。
当然，我不会因此消减我对所见所闻的好奇，更不会降低我对他们的敬重。

不论别人怎么想，说到语言与文化，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在凉山州，如果你把自己当作一个文化体的话，你所接触的人乃至从你身旁走过的一匹马，自然也都是文化体。
他们，或它们，每个体格上都承载着一种性格，附着了一些特定的文化元素。
他们说着他们擅长表达情感的语言，汉语、彝语、东巴语或别的方言；它们打着它们的响鼻，迈着它们各自的四蹄，给地上丢下一串串不同的蹄迹。
这些有别于其他地方的语言，不同于蒙古马或非洲斑马的步态，好比成熟作家或摄影师使用的语言，有着独特的节奏和个性化的情愫。
语言是窗口，是通道，还是一种载体。我认为，推开这扇窗，打通了这条道，就有了深入内部的可能，就有希望触碰到情感的脉搏、文化的脉象与历史的脉络，就找到了思想情感的载体。
尤其对纪实摄影人来说，从拍摄对象言谈举止中能先捕捉到表象信息，然后再不失时机地去获取连拍摄对象本人都未能觉察的文化图景，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必须这么做的。
否则从何而谈艺术，因何而说是纪实？
我赞同陈小波老师评判好照片的三个基本标准：“写满历史痕迹、诗性、情感力量”。她这句话说出了摄影的奥义，拒绝了对摄影的狭义理解。我朝这方面努力的过程，觉得第三个基本标准尤为重要，用真情实意获取的照片，自然就有了历史的印记，有了诗意。
说来可能有人不信，我拍摄时一旦有了真情实感，一幅幅优美的图景便会像马群一样奔驰而来。

我脑海中总有个怪念头：真心实意即天意。我觉得，无论我干什么事，顺风顺水也好，艰涩难行也罢，冥冥之中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
比如在美姑大风顶被大雪堵在黑竹沟那次。一开始是无奈地等待，盼望着路早点开通，后来便决定，索性堵住了，哪怕等个天昏地暗也要等下去。最终，奇遇出现了。
傍晚时分，四都札童意外地走到了我的车前，与我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九年前，这小家伙跟着他舅舅在固原山里拉马驮活，挺能吃苦的，没料想他现在在成都开了家建筑材料公司，当上了大老板。
若不是堵车，恐怕走遍天涯也难再遇见他。
拍摄俄亚村雨季那次，出发前给村里的小王打电话，问他三江口的摆渡船是否在运行，他专门帮我打听了一下，说近期大雨连绵，摆渡停运了好多天。他劝我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上理塘绕一绕。可是，或许我是想着应该去德昌看望一下朱天庆老人，或者是想着当年那个裹背中的小阿牛应该再去美姑县找找，脑子一分神，到了成都竟忘了拐入川藏线。
后来，我将错就错去德昌看望了朱天庆老人，又沿途找到了好几个阿牛，最后抱着侥幸心理经盐源，来到了泸沽湖。在泸沽湖，我本打算加完油多绕六百公里的山路从丽江去俄亚村，谁知泸沽湖加油站临时断供没油。无奈之下，我只能上泸沽湖后面的永宁镇去加油。
意想不到的是，在永宁镇加油站意外地碰见了一位刚从三江口坐摆渡过来的年轻喇嘛。他从厕所里出来，氆氇飘飘地告诉我，巧了，摆渡正好早晨开始运营。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年轻喇嘛好像是老天专门派来给我指路的，不然，他那泡尿咋会憋了一百多公里。
多次往来于凉山，像这类仙人指路的际遇不胜枚举，但每当遇到这类出乎预料的事情，我都会不由自主地仰望天空，默默地致以谢意。
这不是我的心理作用，也不是我经常这么好运气。我觉得，只要任何人不受利益驱使，能真心诚意地去干件有意义的事，天意总能不失时机地帮携他。
每次从凉山州返回固原，我都会在床上静静地躺那么一两天。倒不是因为疲惫，我就是想这么做，想躺在那儿什么都不想，又什么都在想。躺着，信马由缰地想着，想对自己说话了，就喃喃自语一阵。
这时候，我自由又快乐，沉静而活跃，也不觉得孤独。那些在凉山州的见闻从脑海中捞上来，像海带一样一溜一溜泛着盐白，马儿随时都会幻觉似的奔到眼前，把这一溜溜有滋有味的东西驮走。
朱天庆老人八十多岁了，斯斯文文的，看上去像江浙一带古镇上蹲守了一辈子的老艺人。他内敛，却又开朗、大度。那种教养和开明简直是他那个年龄中人的另类。他身上有股年轻人才有朝气和霸气。
我和他第一回谈了整整一个上午，第二次去看望他，他一看见我忽然从床上坐了起来，病一下子没了。他洗了手，心情愉悦地下厨房做起了饭。做好饭，我们边吃边谈，又谈了一个下午。
他做菜很精细，葱、姜、芹菜是儿子朱志刚洗的，他却不让他切。他走到案板前嘴里絮叨着，先把每根菜拿起来看看，再摆到案上用刀背轻轻拍拍，才一丝不苟地切了起来。
他说年轻人不懂菜的心性和纹理，干事也不怎么讲究条理。吃饭时，他从柜子里拿出珍藏多年的五粮液让我喝，我不喝，他就让朱志刚打开来喝。他说，好酒是留着给好朋友喝的，儿子也是好朋友。
聊天过程，他拉我去院里看他养的一盆铁树，比人还高，说这树也是好朋友。
他说朱志刚和媳妇廖庆芬外出拉马的时候，家里没人，他就端一杯茶和铁树面对面坐着，不说话，也不操心儿子和儿媳走了多远，多么苦、多么累。他说，铁树看似硬生生的，实质上是柔在内里，刚由柔济。


他告诉我，铁树不仅能给人长精神，还可以活血化瘀，他开药方时最善于用它。他说，这些都是他看了《本草纲目》和《药性考》，从中悟到的。
聊天中间，不时有人来敲诊所的门找他看病，也有以前他看过病的人听说他病了来看望他。
他是性情中人，从不隐瞒小时候逃学瞎胡闹的事情，也不避讳因偷吃偷喝被抓去劳改的事情。他认为人是带着原罪到这世上来的，只有省事以后才知道什么是错误。他说，如果他年轻时不犯错误的话，就不会彻底反省人生，就不可能一心一意学医，就有可能糊里糊涂只为了钱财折腾一辈子。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感谢信让我看，大多是草纸写的，少部分是从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还有一封是用彝文写的。他说这些东西说没意思也有意思。后来人们送的锦旗牌匾，他全部谢绝了，他认为那些东西太形式化，太夸张了。他之所以把这些原始的感谢信留着，是想将来两个孙女大学毕业后送给她们，让她们留作纪念。
朱天庆老人读过《复活》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说《第六病室》和《万尼亚舅舅》是契诃夫作品中最值得一读的作品，尤其万尼亚舅舅，不仅只是哀号，更是在给沉迷的世人敲警钟。
他说，良药需要药引子，能给人治病的药一定是好几种药配在一起熬出来的。他建议我抽空读读丰子恺的东西，看看他的书法与漫画。说摄影人肯定能从他的墨白间感受到毫芒的宏阔，能从他的漫画中找到中西结合的妙趣。他说他之所以后来又学了西医再返回去钻研中医，正是受了丰子恺漫画的启发。 太享受了！朱天庆老人给我讲说丰子恺的那一刻，我就像服了一剂通窍药，蓦然打开了气血的通道。
之后，我尽可能阅读了丰子恺的东西，尤其漫画。
漫画据说起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达·芬奇，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画家威廉·贺加斯。这门艺术，走过近千年历程，其性质从初期的“指桑骂槐”、引人发笑，已发展到了启智和抒情。丰子恺先生的漫画，正是以这种西洋创作形式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注入了时代脉络、市民生活与个人情感，创作出来的佳作。看了他的作品，我恍然明白，只有采集多方面知识，融会多种表现思想，才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不过，也不晚。有了丰子恺这样的楷模，触类旁通，把他对西方艺术的理解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经验，学来注入摄影，肯定会有新的突破，能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创作的路子。受丰子恺的启迪，回过头来再读《理想国》，就发现了一件事，就发觉原来柏拉图通过他老师苏格拉底与人的对话，早就把诗人逐出了理想国。有了这一发现，便又获得了一个信息：西方文化思想的渊源是以理性与物象来支撑的。从而，便知道西方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宗教革命、笛卡尔理性主义，以及尼采“上帝死了”的虚无主义思潮。
回过头来看，中国文化思想却是从先秦时期的儒、道、法、墨等百家争鸣，到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再到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由感性思想到感性思想与理性思想相结合的自我批判、自我修复的漫长道路。
通过中西方思想比较，我脑海里跑出了两匹马，一匹是只喜欢吃饲料的西洋马，一匹是既吃饲料又喝水的中国马。西洋马驮的主要是金钱物质，中国马一边驮着过去，一边驮着未来。我感觉到丰子恺漫画作品透露出来的正是这些珍贵信息，他的确是吸收了西方的艺术表现形式，表现了他所忠于的生活。

如果放在过去，我会拿起笔来给朱天庆老人写封信，写几句短的抒情话。
在纸上写东西，比在键盘上敲东西更适合表情达意。我更不喜欢在手机上戳字，有些话一旦戳在手机上，真话看上去也像假话。我没见朱天庆老人使用手机，没想起加他的微信，我只想把那匹从他脑子里跑到我脑子里的马，凭感觉描摹在纸上，寄给他。
对于摄影，我觉得无论西方早期的画意摄影，还是后来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卡帕的“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都有值得思考学习的一面，但也有需要警惕陷入其中的另一面。因为这些近似理论的说法，只是一些经验之道和行事之说。尤其讲究模仿绘画的画意摄影，无论前期苛求“高艺术”的鲁滨孙，还是后期强调“自然主义”的爱默生，其摄影都局限于方法论和形式美，却疏忽了作者的意志输入。
也就是说，陈小波老师谈到的“诗性”，与欧洲早期的画意摄影是截然两码事。“诗性”可以是抒情的，可以是纪录的，还可以是抒情加纪录的，它不仅在于影像作品的形式美、表象美，更在乎作品的意志美。
之前，我向陈小波老师讨教过这方面的认识，已在《疼水·我的西海固》中有过简要刊登，其中所谈的大意是，能把外在美和意志美结合起来，通过影像表现出来，作品自然就有了“谜团”，就感人、诱人思考。
在我看来，这正是《诗经》《道德经》《红楼梦》等著作能够长存的原因，也是丰子恺漫画为什么使人感到满意的答案。
在我探看摄影的中西差异，探求差异之间通道的过程，我觉得亚当斯的话倒是有营养可汲取。他说：“摄影不仅是一个载体，用来传达人们实际的思想，它还是一门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因此，只有在清晰和明确地传达了摄影师的理念时，强调技巧才是合理的。”

再回过头来说，凉山人说话很少高喉咙大嗓门，也不怎么吴侬软语。他们达观生死，明理世务，在他们眼里，鹿便是鹿，马便是马，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从不模棱两可。
我在大城市问路，所问及的人或者会不搭理我，或者会说他也不知道，或者会随便朝一个方向指一指匆匆离去。而在凉山州，所问及的人如果知道路在哪儿，他就给你指向哪儿，即便他不知道路在哪儿，他也会去问一问旁边的人，确切地告诉你该怎么走，若是你还没搞明白，他甚至会带你走一程。
凉山州有一部分地名很怪，很难揣摩其中的规律。在黄土高原，好多地名以姓氏命名，张家庄、李家河、黄家铺、刘家店等等，要么以地貌命名，三道河、八里川、砚台坪、笔架山等等，我一听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理结构，大致居住过什么人。而在凉山，比如布拖、美姑、雷波、普格这些县域名称，以及像科尔、西秋、拉一木、支尔莫等之类的乡村地名，我彻底搞不懂其中蕴含着什么意思。这些地方外地人即便去过一次，若没有特殊的经历，很难记得住。
总体来说，凉山州给我留下了三个较为深刻的印象：山，就像王羲之一气呵成的《兰亭序》，看上去参差不一，却气脉相通、字字相映；水，如《齐白石虾图》中的十六只虾，首尾多端，浓淡相宜，但趋向一致；马，近似于莫言笔下的老骒马，任劳任怨、朦朦胧胧，一匹匹跟随着时代中的人，亦步亦趋向梦境般的生活深处走去。
凉山州是山的群落、水的群落、马的群落，又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与时代步伐快速融合的人的群落。
我在美姑县约乐乡碰见一位从云南来的支教老师，她在那个山村小学待了八年多，感染了她的学生、学生的家长、村里的干部，村里人的生活习惯也感染了她。村里好些人都学会了说普通话，注重起了仪容，她穿上了彝族服装，喜欢上了烤土豆。她六十多岁了，精神头挺足，一点不显老。我想拍一张她给孩子们教葫芦丝的场面，她不同意。她说她不想告诉人她在做什么。
在农作乡一所村小，我碰见一位从北京来的小伙子。我问他在小学里带什么课，他说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体育样样都带，还兼管着学生灶的卫生。他在大学里一门心思学化学，现在却成了一名全面开花的全科教师。我问他会不会骑马，他说还没来得及学，等周末去学生家里一定试着骑一下。
于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交融这方面，西海固比凉山州要好一些。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给西海固分配来一大批支援建设的人才，这些人才大都是大中院校毕业的青年，他们个个满怀豪情、朝气蓬勃，分配到西海固各个学校和基层单位后，很快就改变了西海固人的知识结构，提高了民族地区的文明程度，同样，这些人融入西海固的生活中，也适应了睡土炕、穿皮袄、吃黄米馓饭。我印象最深的是西海固本地人以前从不吃鱼，洪水把鱼冲下来，噼里啪啦晾在河滩上没人去捡，可自从外地来的老师们吃起了鱼，当地人才知道鱼也是能吃的。
我想，在时代迅猛发展的浪潮中，凉山人在保留地域文化的同时，一定也会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

说真的，凉山州并非想象得那么落伍，凉山人也并非没有气质。凡是我认识的凉山人，男人们都勤劳淳朴，真诚直率，女人们都秀丽柔美，如素衣明星。与他们一次次的接触中，我多次被他们的无私和善良所感动。
好几次，我给他们拍照片时，拍着拍着就想起了吕楠的《四季》和谢海龙的《大眼睛》，与他们交谈时，倏忽间就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闰土》和艾特玛托夫笔下的《查密莉雅》。这个时候，我只能站在一旁默默地吸烟，任由那匹脱缰的马在脑海里奔突。有一阵我甚至觉得不知该如何才能客观准确地呈现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生命情感。
话说回来，《凉山策》正是我在思想之马无序奔突的过程，凭感觉从脑海中摸索出的三根缰绳的组合。依照三根缰绳，我把图文分成了三章：“流年”“马帮北上”和“俄亚大村”。这三章是不同视角面、线、点的组合，又构成了不同的点、线、面三十个小节。
艺术创作的根本在于人。我想，无论怎么分章分节，都要以马为表象，以人为本相。
就《凉山策》成书而言，我必须感谢陈小波老师长期以来的批评指导，没有她的耐心教导，这本书肯定不会这么趋于完善。我还要感谢张春荣兄长的辅导和帮助，每次从凉山州回来，我都会把所见所闻所想所拍的内容告诉他，与他交流，听取他的意见，而且书中的照片是他与我一起从十万多张照片中遴选出来的。我还要感谢郭墨先生，有了他之前设计的《疼水·我的西海固》，才使《凉山策》有了蓝本。另外我还要感谢妻子张慧和家人，以及杨风军、李刚、吴金玉、王恒毓、汤效荣、徐丽荣等身边朋友，没有他们的鼓励和帮助，我可能早就泄了气。
相对熟悉的西海固，凉山州就像值得我结交的新朋友，我很想与它说些心里话，也想听听它絮叨。听它絮叨给它自己，絮叨给我，也絮叨给我的朋友。

（本文系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牛红旗著、陈小波主编《凉山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