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中山古国

梁向东

关于中山国的记载，散见与《史记·赵世家》《史记·魏世家》《战国策·中山策》《左传》《吕氏春秋》。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河北西部发掘了1000余座中山国墓葬，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中山国族群构成。
公元前8世纪，世界进入小冰河期，生活在欧洲草原的戎狄等游牧部落经过乌拉尔山口，越过蒙古高地来到中原王朝的北部，西周晚期到达陕西泾水附近，参与了与西周王朝的作战。白狄部落受到日益强大的秦国的挤压，向东迁移。白狄包括：鲜虞氏（猃狁）、鼓氏、肥氏和仇由氏。“鲜虞”缘于鲜虞水，鲜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的清水河。猃狁从陕北绥德一带迁移至此，半游牧半农耕，更名为鲜虞族。
鲜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国语·郑语》，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史伯为桓公论兴衰”提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
鲜虞族作为戎狄的一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时参与了西周灭国之战。
平王东迁洛邑，开启东周（春秋）历史。周王室控制力下降，诸侯国纷纷崛起，西戎占领了西周故地，山戎占领东北、河北东部和山东，狄占据陕西东部、山西和河北西北部。在晋国周边出现白狄、赤狄和北狄。
晋国向北、向东扩张，白狄通过飞狐口、倒马关、土门关穿越太行山，向太行山腹地和东部山下的河北平原迁徙，《左传》记载：“白狄始来”。
中山国核心族群是鲜虞族及其它白狄分支如肥、鼓、仇由等。同时吸纳了春秋时期山戎（活跃于燕山一带）和北狄的部族遗民。另外有其它华夏族融入，其中也包括汉族，如相邦乐池、司马赒、将军乐舒、商业奇才白圭及诸子百家的传道者。

　　中山国国名由来。
群雄争霸无暇四顾，燕国南部到赵国北部的石家庄一带封地出现空白区，鲜虞族抓住历史机遇，在此建立了中山国。
中山国国名最早的记载是《左传》：定公四年（前506年）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荀寅）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
地理原因。取自“中央之山”或“山中之国”的朴素地理描述。中山国第一个都城在今河北唐县西北的中人城，城中有委粟山，因此称中山国。最后一个都城灵寿城内有小黄山。或是国家缘于太行山山中。
信仰原因。中山国的山形礼器，脱胎于商周礼器“铜翣”，代表了鸟与天地沟通。或古人原始的山神崇拜。
文化原因。出于华夏化策略，强化正统性。与周代分封的“山戎”“北戎”有关，借“山”字隐含对周礼的认同，淡化夷狄身份，更符合华夏文化习惯。
政治原因。效仿周代“山岳崇拜”，借用“中山”之名，宣示自身政权合法性，象征政权与山岳同存，与华夏诸侯平起平坐。
中山王墓出土的大型“山字形礼器”，被视为对“中山”国号的文化呼应。

　　中山国疆域范围。
春秋时的鲜虞国，大致南疆至今石家庄一带，北疆在今唐县西北（鲜虞中人邑），西面在今太行山的井陉、盂县一带，东面的疆域主要在滹沱河冲积扇地带，即今日的河北藁城、晋州。春秋末至战国初年，中山国开始扩张领土，中山之地方五百里
强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河北保定地区南部、石家庄地区大部、邢台地区北部及衡水地区西部，南北：从鄗至鸱之塞约200公里，东西：从井陉到扶柳约150公里。按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上所标的长度比例推算，中山国疆土合战国时中山国长度单位为南北606中山国里，东西454中山国里。
清末学者王先谦《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是历史上第一本对中山国的专门著作。
陆路大道可以南接邯郸，北通燕涿，东到齐国国都，西北可到代国。境内河流众多，水运可通齐国。

　　　　中山国政权形式。
既标榜“尊周礼”，以取得中原政权的认同；又强调自身的鲜虞血统，以谋在夹缝中求生存。
上层建筑方面：君主称“公”、“王”，以王权为中心，实行中央集权。王位世袭，父死子继；谥号仿效中原政权。官僚体系效仿中原政权，设有相邦、将军等职，但文武官职尚未完全分离。地方郡县和分封并存，以城邑为中心。中山国故都遗址现存有宫殿区、居民区、陶器场、冶炼场、商业集市遗址十多处，城市功能完备。
社会基础方面：保留鲜虞部落的尚武传统和贵族影响力，军事贵族在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军制方面：吸收中原战法，军队以车兵、步兵为主，同时保留白狄骑射传统，拥有骑兵。早期属于“千乘之国”，兵万余人。鼎盛期有2250战车，兵力达10万人，国家人口达100万。
小国生存博弈的外交策略。合纵连横的灵活外交，如联齐制赵；朝秦暮楚使外交失衡，如五国联合称王，对抗齐、秦。积极开展文化外交，以“尊周攘夷”为口号，标榜自身为华夏文明捍卫者，争取诸侯认同；向周王室进贡，塑造合法形象。
中山国谱系。
先祖：中山侯稳。
开国之祖：中山文公。在位时间：----公元前414年。
中山武公。在位时间：公元前414年----前408年。
中山桓公。在位时间：公元前408年----前353年。
中山成公。在位时间：公元前353年----前328年。
中山王厝。在位时间：公元前328年----前308年。
中山王子茨。在位时间：公元前308年----前296年。
中山王尚：在位时间：前296年。

　　中山国经济发展。
中山国是战国为数不多有自己货币的国家，早期主要使用晋国的货币空首尖足布和燕国的货币尖首刀。后来，在白圭建议下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成白”刀币。在国都中，还有专门仿铸燕、赵货币的作坊。
半游牧半农耕的经济形态形成农牧互补：华夏族从事农业，白狄负责畜牧，促进族群协作。石家庄和保定一带兼有太行山川和华北平原之利，发展农牧业生产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在石家庄地区及其以南一带，自殷商以来就是华夏族经营农业的地方，中山国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在平原浅山发展农牧业生产的经验。后期，农业工具逐步使用铁器，农耕水平可以与中原地区媲美。中山国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赋敛平则庶民附”，注意减轻农民负担而调动其积极性。
商贸发达，粮食贸易规模可观。《史记》称中山人“仰机利而食”，商业活动已相当普遍。交通和商贸带来活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此外，制陶业、木制业、丝麻业等均为中山国的重要经济部门。曾出土精美绝伦的丝麻织品。在两座中山王墓出土的纺织品中，其纺织、刺绣工艺之精美，品种之丰富，在中国先秦遗址考古发掘史上首屈一指。通过太行陉道与晋、赵交易，输出马匹、皮毛，输入盐、铜等资源。

设“工尹”管理青铜器、铁器制造，中山错金银工艺冠绝战国。境内有铁矿和金银矿开采，铜器冶铸和铁器冶铸工艺进步，技术水平很高。中山王墓出土的长方形铸铁大盆，重达126.4公斤，其铸件之大、用铁之多在国内发现的战国铁器中绝无仅有。在石家庄市区内市庄战国文化遗址（今省文化厅院内）出土的一批铁制工具，其中有的斧子是用高温液体还原法炼出的铁水浇铸的，有两件铁斧还经过淬火柔化处理。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较早使用退火柔化技术制造的铁质工具。
　　手工业以“多美物”著称，酿酒业已有相当发展，发掘出数公斤美酒，比欧洲早750年。能酿造高度酒，必定有足够的粮食和工艺。搜神记《狄希千日酒》的故事说：中山人狄希所造酒，饮之千日醉。州人刘玄石好饮酒，就要求尝尝。狄希说：“我酒尚未发酵好。”刘玄石说：“即使未熟，尝一杯无妨。”狄希说：“你回吧，就只此一杯，可眠千日。”刘玄石回到家中醉死。家人痛哭下葬。三年后，狄希想刘玄石该酒醒了。来到刘家，就问：“玄石在家吗？”刘家人很奇怪说：“玄石都死三年了。”狄希大惊：“酒美而致醉眠千日，今天应该醒了。”让其家人挖坟破棺看看，来到墓地发现坟上汗气彻天，刚打开棺材，刘玄石坐起来，睁眼大喊：“快哉，醉我也！”墓上人都笑他，但被他的酒气冲入鼻中，也各醉卧三月。
　　玉器制作发达。工艺技法有浅浮雕、圆雕、镂空透雕、阴刻、减地等。有的在同一器上兼施并用几种技法，相互间衔接好，使纹饰合为一体。

　　中山国文化艺术。
积极吸收华夏文化，提升政权的合法性，同时维持族群认同，形成了独特的半农半牧文明。
早期：喜猎、尚武、善战。后期：中山专行仁义，推崇孔墨之学，大谈天命、忠、孝、仁、义、礼、信等，中山国君尊贤重士，在重大政治活动中发挥士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中山王墓出土的大批精美错金银青铜器及器物上镂刻工整的长篇铭文，反映了中山文化的华丽风韵。构思拙朴、结体宏大的山字形礼器，显示出中山文化的粗犷线条。双翼神兽，明显受到西亚影响，集飞禽走兽于一体，是传说中的风神飞廉的形象。错金银虎噬鹿青铜屏座，老虎传神，表现了弱肉强食的情景。十五连枝铜灯，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奇想巧变、设幻诡异的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犀牛器座”等闪烁着铸造工艺的炫目华美。双耳铜釜、扁方壶、兽首青铜短剑和金腕饰、嵌松石金质虎形牌饰，充分反映了北方游牧文化与华夏诸国文化交流与影响。
有中国独有的玉文化。以礼玉、佩玉、葬玉为主，用玉根据等级制度，主要的有璧、环、璜、韘、碟、坠饰、梳、剑饰、蛙形小兽、葬玉及各种佩饰等。尤以各种动物形佩饰最为突出，龙、虎形佩最多，纹样丰富，饰局完美，构图突出，引人注意。纹饰多与器形、功能结合，按需采用特定的形纹，主要有谷、涡、云、丝束或扭丝、斜方格、竖条，S纹等几何形纹和形态变化无穷的龙、虎、蚕、螭、变形虺、兽、麟等动物形纹。玉石通过贸易的形式得来的，玉质多为和田玉，也有岫玉；玉色有白、黄、碧、墨等。

刻立于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山守丘石碣，是中国碑碣文化的开山鼻祖；在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错金铜版“兆域图”，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比例尺的建筑图。
　　音乐舞蹈艺术既有游牧民族剽悍雄健的传统，又吸收了华夏艺术柔和婉丽的风格，阳刚与阴柔同存并济，兼具华夏礼乐与游牧豪迈，形成了中山艺术的独有特色。《史记》说中山国“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跕屣”是一种足尖着地的舞步。
　　服饰有些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习俗，如鲜虞家奴形象、戎狄武士形象。有些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服饰习俗相融合的产物，如有穿左衽衣服的女性，头上是汉族流行的发髻；或穿紧身窄袖衣，下穿方格花纹裙，头上的卷型发饰，形似牛角；银首人佣灯展示了青年男子衣着宽大袖口的交领右衽“深衣”，曲裾缠身多层，呈“燕尾”曳地，腰带用带钩和环配系，既有齐衣晋带的特征，又固具北方格调。有些是汉族服饰，如文官穿右衽锦袍，头戴切云冠。

　　　　中山文字中山篆。
中山国语言文字也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王墓出土的三件重器——大铜鼎、方壶、圆壶，上面刻满了长篇铭文，让今人看到了严整规矩、悠长秀丽、刀法洗炼的战国文字，加上其它器物的铭文，数量有千余字，其中铁足大铜鼎上刻铭469字，是国内已发现的战国时期字数最多的一篇铭文。
中山篆主体承袭华夏篆书，字形方正，笔画圆转，接近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大篆风格（如与秦国石鼓文、晋国侯马盟书相似）。使用常见篆书部首（如：金、贝、心等），语法结构符合先秦汉语习惯。有部分字形简化或变形，如“马”字省略腿部线条，“子”字头部夸张为圆点等；少量符号可能吸收狄人文化元素，如“山”字顶部多作三重波浪形，或与白狄山岳崇拜相关。中山篆显示了战国时期“文字异形”的普遍性，所以才有了秦统一后的“书同文”。
有3大特点，修长秀丽，线条流畅：字形瘦长，笔画舒展，整体呈现出优雅秀美的视觉效果；结构严谨，布局均衡：在字形构造上遵循古文字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原则，结构严谨，布局匀称；典雅飘逸，韵味无穷：字态犹如翩翩起舞的仙子，既有端庄典雅之气，又兼备飘逸灵动之姿。
中山篆是书法美学的典范之作，以其卓越的艺术表现力，为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其线条的韵律美、结构的均衡美、整体的韵致美，均体现出中国古代书法美学的精髓，对篆书艺术乃至整个书法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山篆的出现，为研究战国时期文字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直接的实物依据。中山三器上的长篇铭文，记录了中山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祭祀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战国时期诸侯国历史的认识。

　　　　中山国留下的启示。
中山国的历史是以鲜虞人为代表的白狄逐步华夏化的历史，是民族融合的见证，是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华夏民族不是血缘民族而是文化民族，所以我们要加强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和自豪感。同时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点。
中山国的历史是夹缝中求生存的历史，一个国家要想生存，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性，秉持诚信外交的同时，要有制衡他国的砝码。在列国兼并时代，若不能完成彻底的制度革新与文化整合，即便凭借地缘与外交智慧短暂崛起，终将难逃被兼并的命运。
重视教育，以德治国是长期的任务。但不能放弃武备，军事力量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以实力作为威慑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要慎战，战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要居安思危，通过不断改革，尽可能控制社会两极分化，依法治理腐败，避免内部发生问题，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一个国家不论大小，统治者勤政忧民，奋发向上，国家就兴旺发达；昏暗弄权，奢靡淫乐，国家就衰落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