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晋商智慧：商业文明的基因传承

雪润清韵 梁大智

第九章 晋商智慧：商业文明的基因传承

《鱼游春水》词曰：驼铃催晓雾，古道商旗卷暮雨。干鲜汇聚，曾控京华半数。义利兼行懋德昭，守正拓新猷略著。白酒飘香，玛钢焕裕。忆昔闯关东处，走西口、冰天雪路。钱庄票号星稠，粮棉辐凑。老字号中誉厚存，长河浪里楫橹奏。春风又绿，吕梁烟树。

文峪河拐弯处的文水城，至今还能听见驼队碾过青石板的回声。那些被岁月磨得发亮的街巷里，晋商的故事像老陈醋般醇厚，在砖缝间发酵了六百年。
西山的风裹着黄沙，曾无数次掠过武家大院的飞檐。文水商人总在黎明前启程，驼队载着货物，把吕梁的坚毅与汾河的灵秀，编织成贯通南北的商道。他们在票号账本上写下 “汇通天下”，在茶肆酒旗间传唱“义中取利”，将算盘珠子拨出的韵律，谱成碛口最动人的歌谣。
如今走在文水南街，褪色的招幌下，老掌柜仍用祖传的秤杆称量诚信，年轻的创业者则在老字号的门楣下，用二维码续写新的传奇。驼铃虽已沉寂，那些刻在门楣上的家训，仍在月光下闪烁着晋商精神的光芒。……

晋商，这个活跃于明清五百年的商帮，以其“汇通天下”的票号、“万里茶路”的开拓和“货通天下”的格局，书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传奇篇章。他们的崛起与衰落，不仅是一部经济史，更是一部社会变迁的缩影。晋商文化是明清时期中国商业文明的璀璨明珠，其内涵深邃如黄土高原，外延广阔如万里茶路，既浸润着儒家伦理的醇厚，又迸发着商业智慧的锋芒。晋商文化犹如一部活态商业文明史，其“诚信筑基、创新为魂、家国为怀”的精神内核，不仅塑造了中国传统商业的巅峰，更为当代企业提供了“义利兼顾、守正创新”的发展范式。这种文化基因的现代转化，正在续写着“汇通天下”的新传奇。

第一节 文水的晋商基因

文水晋商文化是晋商体系的重要分支。在明清至民国时期，它展现出独特的商业活力与文化特质，其发展脉络、经营特色及现存遗产，为晋商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重要注脚。
一、历史定位：晋中商帮的“西翼”
文水县位于吕梁山东麓、汾河中游，明清时期属太原府与汾州府交界地带，是晋中商帮向西拓展的前沿阵地。尽管明代晋商以平阳、泽潞商帮为主导，但清代晋中商帮崛起后，文水凭借毗邻祁县、平遥的区位优势，成为晋商“汇通天下”网络中的重要力量。其商业活动覆盖“上京津”“走西口”“闯关东”等多条商路，尤其在粮食、棉花、干鲜果贸易及金融汇兑领域表现突出。
文水商人的足迹远至俄罗斯、蒙古等地。王家堡村“三多堂”王氏家族在包头开设“兴隆长”杂货店，通过“宝马运金”的传奇故事积累财富；北辛店村贺氏家族在祁县乔家票号担任掌柜，参与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据清宣统《文水县乡土志》记载，全县成年人中每8人中就有1人经商，经商人数达1.3万，形成“商多远出”的鲜明特征。
二、商业特色：行业垄断与金融创新
1、干鲜果行的“京城霸主”
明清时期，文水商人几乎垄断北京干鲜果行业。北京百余家干鲜果店铺中，文水籍从业者达2000余人，并成立同业公会，陈忠甫、刘俊卿等文水商人担任执事。这一垄断地位延续至民国，成为文水晋商的标志性成就。
2、金融领域的“草根实践”
文水较早涉足钱庄、票号业务。南街“合聚永”钱庄成立于1848年，是山西省最早的钱庄之一；钜源泰钱庄在太原、北京等地设分号，主营汇兑与粮棉购销，其掌柜武福桂被称为文水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外，文水商人参与创办日昇昌票号，南齐村段起祥为带股掌柜，段子楷任账房掌柜，精通“一掌经”，被誉为“铁算盘”。
3、多元经营与地域协作
文水商人善于跨行业经营，如长慎和钱庄兼营棉花购销，阜丰永钱庄涉足粮行，钜源泰在太谷开设粮店。同时，文水与祁县、平遥形成“掌柜输出地”与“资本聚集地”的协作模式。例如，北齐村多人在祁县乔家、渠家担任掌柜，吴村木匠杨若武参与乔家大院建筑雕刻，其技艺至今留存于祁县北寺碑刻。而如今文水人的粮油经销、玛钢花栏、自营超市也在全国各地形成了文水的特色产业。
三、文化遗产：宅院与商帮记忆
1、传统村落与晋商大院
文水商人远出赚钱后就回乡修建宅院，于是许多村便有了大院。北辛店村作为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村内保存20余座贺家古民居，其中贺家一号院修复为民宿，展示晋商大院的砖雕、木雕艺术。村史展览室记载贺氏家族在祁县、平遥的商业活动，洪福寺碑刻中200余个商家字号印证其商贸繁荣。王家堡村“三多堂”虽规模不及太谷同名大院，但四座四合院与“宝马运金”传说，彰显文水晋商的开拓精神。石永村和孝义镇的市楼，见证文水作为商贸重镇的历史。
2、非遗与商业文化融合
文水将晋商文化与非遗保护结合，丽彬文化园打造“能吃饭的博物馆”，展示晋商票号密押、契约文书、“通三益”进货清单以及地方文化史迹等，举办文化讲座和非遗研学活动。他们整合非遗、晋商、特色餐饮，年接待6.7万人次；世泰湖、天后岛等休闲项目融入农耕和晋商元素，形成“晋商文化+生态旅游”产业链。北辛店村开发晋商主题民宿，重现“货通天下”的商旅场景；上贤举办农耕文明和新石器时代展。此外，文水长拳创始人左昌德曾为晋商镖局护镖，其“南七北六”十三省的传奇经历，成为晋商武备文化的缩影。
3、当代传承：文旅活化与区域协作
一是古村落保护与利用。文水县在文旅活化过程中，将古村落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北辛店村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古民居修复和环境整治。这种保护措施不仅是对建筑本身的修缮，还包括对村落整体环境的优化，如改善村内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水电等，以提升游客的体验感。通过开发晋商文化民宿集群，将闲置的古民居重新利用起来。这些民宿在建筑风格上保留了晋商大院的特色，内部装饰也融入了晋商文化元素，如在房间内展示晋商时期的票据、商业器具等，让游客能够亲身感受晋商文化。
二是文化展示与学术交流。丽彬文化园是文旅活化的典型代表。它将地方文化、非遗文化、晋商文化展示与餐饮等体验式服务相结合。在文化展示方面，园内陈列了晋商的部分珍贵文物，向游客详细介绍晋商的商业运作模式和文化内涵，让游客参与其中，学习晋商传统的记账方法、了解晋商的礼仪文化等，通过这些互动式的体验活动，使游客更加深入地理解晋商文化，增强了文旅项目的吸引力。2023 年举办的“文水・祁县晋商文化交流研讨会”是区域协作的重要举措。在研讨会上，两地的学者、文化研究者等共同探讨晋商文化的历史、特点等内容。这种学术交流促进了文水和祁县两地对晋商文化研究的深入。
三是景区融合晋商元素。休闲项目也积极融入晋商元素，在世泰湖园区，开发了以晋商商路为主题的游船路线，在游船上讲解晋商的贸易路线以及途经的重要地点等知识。
四是文旅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在文旅方面，文水和祁县可以进行线路整合。例如，开发联合旅游线路，将文水的晋商古村落（如北辛店村）、文化园（如丽彬文化园）与刘胡兰纪念馆、则天庙、平遥古城以及祁县的乔家大院等著名晋商景点串联起来，打造一条内容丰富的晋商文化旅游线路。
五是产业互补促进经济发展。文水和平遥、祁县在晋商文化产业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平遥和祁县在晋商文化品牌打造方面具有优势，平遥古城、乔家大院等知名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文水则在晋商文化与生态旅游结合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如生态环境良好的世泰湖等。两地通过产业互补，可以促进文化产品的开发，推动区域内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进而带动当地经济增长。
文水晋商文化是晋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微观样本，其“草根崛起”“行业垄断”“跨界协作”的特质，丰富了晋商研究的维度。从北辛店村的古民居到丽彬文化园的非遗展演，文水正以创新方式续写这段被历史尘封的商业传奇，让晋商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第二节 文水掌柜现象

晋商即山西商人，其商业活动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个人拥有的财产富可敌国，曾经一度垄断中国票号汇兑业，是当今银行的鼻祖，在晋商繁荣期间，晋商曾称雄国内商界500年之久。
一、亦官亦商的武士彟
文水的晋商文化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彟。中国商业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几乎有头有脸的巨商大贾，都具有某种官方背景，所有富豪几乎都是商业元素与权力元素结合的结果，武士彟把官商结合演绎到了极致。武士彟年轻时是一个走街串户卖豆腐的小商贩，有了一定资金积累之后，开始贩卖关帝山上的木材，并因此发了大财，富甲一方。《太平广记》中记载，武士彟“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至大富”。他仪表堂堂，头脑灵活，反应敏捷，除了卖货买货，还能够断文识字，颇有才情。武士彟自称厚材，许文宝自称枯木，私下预言必将大贵。隋朝末年，李渊担任太原留守，负责晋中一带军务，奔走于汾州与晋阳，武士彟的家乡文水恰居汾州晋阳之间。一来二去，李渊就成为武家常客。武士彟长有一双慧眼，他非常追崇李渊。熟悉之后，李渊就把武士彟招入军中，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看到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武士彟坐不住了，他积极鼓动李渊起兵，并私下起草的举兵宣言，还为他刻好了兵符。后勤工作做得非常周到。李渊父子不是普通人，他们深知贸然举事一旦失手，就会脑袋搬家并株连九族。李渊不动声色地对武士彟说，谋反是要杀头的，请你不要再提此事。不过，你对我们李家的情义我们牢记在心，一旦有了出头之日，一定不会忘记你。冷静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看到隋朝寿数将尽，李渊父子决定起兵，武士彟负责粮草筹备，并协调各股势力共同作战。他对李渊父子既提供智力支持，也提供经济保障。李渊父子也不亏待他，夺取天下之后，武士彟名列“太原元谋功臣”之一，他的职务先后是工部尚书、扬州都督府长史、利州都督和荆州都督。武士彟成为唐朝开国功臣，亦不忘提携旧友，许文宝凭借武士彟的关系，官至绛郡通守、贝州刺史、太仆卿。武士彟去世后，李世民还追认他为礼部尚书。武则天即位后，追赠武士彟孝明高皇帝。除了官场上的紧密关系外，武士彟的结发妻子相里氏病故后。李渊亲自把隋朝贵族杨达的美貌千金杨氏介绍给武士彟，并让自己最宠爱的桂阳公主主持婚礼，所有结婚费用全部由国库支付。皇上主动当介绍人，公主亲自做主婚人，国库开支结婚费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其君臣关系之铁由此可见一斑。这桩精英组合的婚事，若干年之后，为中国诞生了一代女杰武则天。武士彟文武兼备，亦官亦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如果不是因为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遮盖了其父的光芒，武士彟的名头会更响亮，影响力会更持久。
有人曾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元代时山西商人也相当活跃。《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的利润。”马可波罗还注意到，在晋陕豫黄河三角洲地区，“有大批的商人从事广泛的贸易活动”。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 二、“商多远出”遍神州
文水人历来重视经商，过去曾把“住地方”做买卖，置于诸职业的首位。据清宣统元年（1909）《文水县乡土志》记载，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全县人口172708人，经商人数为13974人，成年人中平均每8人中就有一人经商。“商多远出”亦为显著特点，全县在外经商的人，遍及北京、天津、太原、兰州、武汉、绥远、归化城、包头、张家口及东北各地，有的远至海拉尔、满洲里、库伦等地。文水人走口外的路线，分为两条，一条是向西，经朔州右玉县北部与内蒙古接壤的杀虎口，进入内蒙古中西部锡林郭勒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半荒漠草原和阿拉善荒漠草原；另一条是向东，经河北与内蒙古相连的张家口，进入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草原和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于是，西线走过的黄河渡口或经杀虎口到口外的可以叫走西口，东线走张家口出去的叫走东口。但是人们习惯上把走口外都称作走西口。而文水晋商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其独特的掌柜文化。
文水商人有独揽北京城干鲜果行的佳话，明清期间，北京几百家干鲜果店铺，几乎全是由文水人经营，于是产生了一大批北京干果业掌柜，从业人员达2000余人。为了便于经营管理，当时北京城还组织了一个干鲜果行同业公会，著名执事人就有大象村的陈忠甫、岳村的刘俊卿、李玉珍，孝义镇的柳子润等。文水晋商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形成了“上京津”“走西口”“闯关东”“跑西路”“赶东口”“下武汉”几个体系，并较早地开办了钱庄和票号。
三、金融业的兴起
南街的合聚永是文水最早钱庄，成立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也是全省成立较早的几个钱庄之一。之后，咸丰五年（1855）西街的阜丰永，光绪年间北街的协纯庆相继成立。民国4年（1915）到民国12年（1923），南街先后成立了长慎和、钜源泰、宝聚隆和乾一钰。南街的老钱庄合聚永最初是杨家寨的胡家独资经营，后加入西街的马家、南街的苏棠栋、龙泉的韩成烈以及北街的高世成，由独资变成了合资，由于资本扩大，盈余大增。先后又设立了合聚隆、合聚兴、合聚盛、永立厚四个“统事”，在交城县城还设有分号。
钜源泰在太原吉庆里4号也设有分号，在北京、上海、西安、包头等主要城市常住2-5人，负责办理该地的业务，本省的榆社、介休、孝义、灵石、汾阳的三泉、崞县的洪道、榆次的东阳、太谷的范村、寿阳的宗艾以及绛县、平遥都有委托商号代付汇款等业务。长慎和在太原、北京打磨厂的尚古店货栈、热河的赤峰也常住2-3人负责办理业务，祁县、太谷、平遥也有委托机构代办业务，这些分号或代办机构的日常业务，均由文水掌柜打理。
文水钱庄除存放汇以外，大多还兼营其它行业。长慎和、合聚永合伙经营棉花购销，钜源泰在城内东街和太谷开有粮店，阜丰永本身就是个钱粮行。另外，他们还从事金、银等买卖。
早在清咸丰三年（1853），已有文水人在京城开设账庄，而在文水境内清光绪四年（1878）在南街成立的志积成应该是县内第一家账庄。到民国24年（1935）县城内有五家账庄，其中，志积成、瑞和、德聚祥、豫泽通四家设在南街，保兴号设在北街。
民国12年（1923），文水县设立农工银行，资额为51500元，为全省设立银行最早的县之一。民国13年（1924），山西省银行发行纸币——银元兑换券和铜元兑换券。随之，文水县城乡商号亦印行本商号的纸币，面额为角、分，只限本县范围内流通，直至民国26年（1937）停止。
文水早期经营货币的机构就是钱庄、账庄。后来，文水有了银号，在民国期间银号、钱庄并存，性质相同。民国14年（1925）文水最早的银号兴华银号在南街成立，以后相继成立了同济银号、长兴银号和县银号。兴华银号以武福桂为柱石，同济银号以杜凝瑞为柱石。长慎和钱庄后改为长慎和银号，而钜源泰钱庄却一直以钱庄存在，给人以“老字号”的印象。民国21年（1932）5月21日，文水县监政会成立，由吴鸿禧、樊纯熙、王之梅等12人为执行委。民国26年（1937），钜源泰成为山西省银行设于文水的寄庄。
钜源泰开办资金由四股东组成，省银行营业部主任文水人武福桂二股，武福桂二舅郭树林一股，岳村人李秀章、南武度张守林各半股。钜源泰除发放商业、农业贷款、支持农村账庄，兼营粮棉购销外，主要从事外地的汇款业务，不仅从中获取汇水，而且通过汇兑赚取山西和外地各种货币的比值差额。武福桂在省银行的地位显赫，实际上就是山西金融界的大掌柜。他信息灵通，经营大胆，这使得钜源泰名震周围各县，成了文水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四、掌柜文化的形成
晋商的崛起有两个关键因素，明代实行“开中制”和清代开发边疆，都催化了晋商兴盛。文水东邻祁县，南靠平遥，这里是晋商的发源地。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文水人在祁县乔家、渠家和平遥银号当掌柜的人很多。与祁县隔河相望的北齐村很多人都在祁县经商，任宝珠在祁县农工银行当会计，刘富藻、刘毓藻在祁县渠家当掌柜，任宝珍在祁县开办巨真川茶庄，任喜升是祁县富有源票号掌柜，任宝玉经营祁县三和花店，任宝璧在祁县昌盛源盐店。特别是刘九锡，字荣恩，号佰加，是祁县乔家万川汇的首任大掌柜。万川汇是乔家所属生意字号的总号，负责安排外地各字号与东家接洽事宜，因此，有人也称刘九锡是乔家的总管家。刘九锡的三个儿子均在乔家做掌柜，刘钟英是汉口大德恒票号的掌柜，刘毓英是祁县大德兴茶庄的掌柜，刘彦英是上海大德通票号的掌柜。马家堡马桂成是大盛魁的带股掌柜，马进阳在张家口也是字号的带股掌柜。
文水掌柜以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团结互助、经营有方，深受财东的器重，渐渐演变为带股掌柜，有的进入财东行列。南齐段起祥曾在广西的银号当掌柜，后来在平遥与其他两人合伙开了日昇昌票号，属于带股掌柜。本村段子楷是日昇昌的账房掌柜，精通一掌经，人称“铁算盘”。方圆村张庆生在包头乔家的福聚昇当掌柜，还成为包头商会的副会长。
吴村有个非常有名的木匠叫杨若武，多年在祁县乔家大院当木匠领工。他运用混雕、剔地雕、线雕、镂空雕、贴雕等雕刻技艺装饰的古建筑，古朴典雅、富丽华贵，能够显示出木雕艺术在古建筑中所独具的装饰作用。据说，祁县北寺的木工活计就是杨若武做的，寺里的石碑上还刻有他的名字。杨若武诚实肯干，赢得了大家的赞赏。年龄大了以后，他被聘到祁县渠家当管事掌柜。祁县乔家和渠家同为名门望族，两家有姻亲关系。杨若武在渠家经常照顾吴村人到渠家做工，每当农闲季节，村里人便通过他到渠家做活计，以补贴家用。
南庄镇的张体温是祁县乔映霞在内蒙古开设商号的掌柜，张跃是祁县乔家在海拉尔的大掌柜，经营着永盛昌、大利号以及一座酒坊（烧锅），其弟张云、张引也在海拉尔的乔家字号做事。南庄镇张忠寿是祁县大裕川和祥云集的掌柜。西社镇的周世衡曾经做过钱庄掌柜，当地人有“西有武福桂，东有周世衡”之说。
徐家镇的武开基有时候回到村里，就到野外拾柴，村里人只知道武开基在外地，但不知道具体做什么。其实武开基、武嘉绩父子俩生意做得非常大，在天津开办的票号是一座二层楼，还可以给外国人放贷。在平遥南街开有同吉庆字号，经销布匹、茶叶等。特别是在凉州一带，有“凉州一座城”之称。他们在凉州旧城旁新建了一座城，里面全是他们的“武威”字号：武威商贸、武威剧院、武威厂房等，这些字号里的掌柜均为文水人。
梁家堡的梁春村里人都叫他春财主，他是个非常节俭的人，虽然在平遥、祁县都开有商铺，但生活非常简朴，对家人管得也很严，不能有一点奢侈浪费。有时等春财主出门后，家里人就会偷偷改善一下生活。一次，春财主去平遥打理生意，打理完肩上搭着背囊，装着钱物，从庄稼地里就穿行回来了，一路上还可以掰许多高粱黑霉霉，这是一种嫩时能吃的真菌。回来后，背囊也就满满的了。走到家门口，突然发现地下有许多绿豆，便蹲下身捡开了绿豆。其实，这是家里人专门在门口撒的，以便家人发现他。家里人发现春财主回来了，赶紧把吃过的食物收拾干净。村里建有一座高大的四合院，这也许与春财主的俭朴分不开的。
土堂村贾世鹏祖上在北京经商当掌柜发迹，据说是和皇家做生意，经常出入故宫、颐和园等地。贾世鹏平时非常低调，对村里人乐善好施，常年提供家里的石磨石碾供村民加工粮食，谁家娶妻结婚，他便把自己的马拉轿车牵出来让他们无偿使用。每逢过年乡亲们争先来给他拜年，他除了给大家糖果外，还给一个大红包，就是家境贫穷的村民也能过个比较丰盈的春节。光绪三年—四年（1877—1878），山西、河南等华北诸省爆发了30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世称之为“丁戊奇荒”。树皮、草根已经被吃光，老百姓只能挖观音土填肚子，这时贾世鹏支起大灶救济村民。
大象镇的财东成恩娶了交城义望村历任六省总兵乔冲杓之孙女，乔家还将大象镇后街路南的一处字号院送给了成家。义望村的乔总兵与祁县乔家本是兄弟，只是一个从政一个经商。晋商因盐而起，因茶而兴，凭借他们的坚韧和智慧走出了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经济文化的大通道。在长达上万里的漫漫茶路上，成为中国近代史中最为活跃的商海弄潮儿。成恩之子成廷璧就是看准了具有陆地商埠天然优势的“张库大道”这条载金驮银的国际商道，便“走东口”来到张家口这个贸易都会，在这里建起了他的“诒远堂”。他几下湖北收购茶叶，还有了自己的茶山，建起了自己的茶厂，专门压制便于长途运输的砖茶，辅导茶农培植优种茶树，从育种、培植、采摘、收购、制茶，一直到运输、销售、结算，俨然是农工商一条线，产供销一条龙。他坚持“茶地道，人厚道”的理念，通过“张库大道”源源不断地运销到蒙古草原甚至俄罗斯。恰克图是清代中俄边境重镇，又名买卖城，被誉为“沙漠威尼斯”，“彼以皮来，我以茶往”是这里贸易的主要内容。在这里经销茶叶的商户中，很多都是文水掌柜。
南庄镇外出经商当掌柜的人也很多，主要分布在北京、海拉尔、满洲里、库伦等地。贾尚通、贾尚达、贾尚宇、贾培明、贾培亮等在北京当掌柜；张余丰、张余珍、张生金、张生宝、张生财、张生有等在海拉尔当掌柜；贾尚通、王侯小在满洲里也经营商铺；张双来、张根儿、张德生、张秃牛等在库伦做生意；张世英、韩福年在张家口的杂货铺当掌柜；王文锦在太原开化寺做生意，其兄弟在京城当掌柜。值得一提的是张温、张恭是太原帽儿巷义记鞋店掌柜，村里的贾中恕、贾中信、李文福、王文宽、孔繁武等12人在义记鞋店做工人。由于南庄在外地经商人员多，武建生就在雁门关口建了个晋通站，雇用杜四牛、贾温年两家的三套马车，去村里人所经商的地方拉运去世人的骸骨，每年正月就出发，收集到晋通站，清明前统一拉回村里来。 五、活跃的农村商业
历史上，文水县境内农村商业也颇为活跃。清末民初，农村商业均由私人经营，除有众多的常年性和季节性的肩挑手推、走村串乡、赶集上会的小商贩外，各镇村还有店铺固定、有一定资本额的座商。据考，民国年间全县座商尤盛，当时全县有座商453户，资本额73.8万元（银圆），从业人员2359人，平川地区，几乎遍布每个村落，尤其在下曲、南庄、西社、北胡家堡等交通要冲的集镇，各类商店不下三四十家，一般以经营烟、酒、杂货者居多。在盛产粮、棉的大村经营粮食、米面的粮店、斗铺和贩运棉花的花栈亦属不少。据资料统计，民国年间全县农村共有粮店78户，花栈13户，钱行、帐庄23户，当铺11户，有的钱行和资本雄厚的商号还发行角、分辅币，流通于附近村庄和邻近县份。
据《文水县供销合作志》统计，文水县清末农村商业概况表中，收录了18个村的70个商号，其中，仅马村就17个商号。文水县民国时期农村商业概况表中，收录了65村的446个商号，其中，北胡家堡36个，西社镇28个，南庄镇25个，开栅镇21个，下曲镇17个，徐家镇14个，西城村14个，保贤村12个，北辛店村11个，其他村268个。由此可见，文水有一定资本额的固定店铺很多，各村有不少出檐牌厦的门面房，清末和民国年间这些门面房大多经营着商号。这些店铺主要是本地人的掌柜，有的外地人投资的店铺，也是请当地人当掌柜。
据《中国实业志》统计，民国23年（1934），文水县家庭妇女从事手工业纺织的有2410户，拥有木制织布机2410台，年产土布5100匹。民国24年（1935），文水县葡萄年产量711495公斤，占全省第一位。
民国时期，文水发行的各种纸币数量、品种居多，明显多于山西其他县，且居全国之首。赵立平编著的《山西文水县民国纸币》一书，就收集有700多个品种。其中有银行、银号、商号、当铺、信用社发行的，也有村镇公所发行的。在对山西民国纸币的研究中发现，文水这个时期发行的纸币远远超过山西包括平遥、祁县、太谷这些晋商大县，被称为晋商文化及金融发展中的“文水现象”，这一现象与文水人直接参与经营的掌柜文化分不开的，这也足以说明文水商贾云集，操奇逐赢。
晋商在社会生活中有了一定的影响，随之描写商人生活的秧歌也大量出现，如《张公子回家》《张三算账》《上包头》《出东口》等。商贾们为给自己的事业扩大影响，逢年过节总要举办社戏，表示开业大吉，它为秧歌的发展提供了舞台和资金，有的巨商还组建了家庭秧歌班。
晋商文化离不开大院文化，成功的晋商人士几乎都体现在其故土的大院建筑上。同样，文水掌柜在老家也留下了许多大宅院。这些宅院也凝聚了文水掌柜太多的乡愁，默默展示着家族的历史和辉煌，记载着家族厚重的文化。其承载的掌柜文化基因，通过宅院得以保存，这些宅院经有序的‘活化’保护、复兴、传承，成为农耕文明中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千百年之后，由墨色的焦、浓、重、淡、清产生的物象，依旧纯香。陈旧其实也是一种美，无论是乡村老宅的物象，还是文水掌柜现象，它们窖藏着岁月，蕴藏着文化，珍藏着历史。
六、商业老字号的保护和发展
老字号是数百年商业和手工业竞争中留下的极品。老字号都各自经历了艰苦奋斗的发家史最终统领一行。其品牌也是人们公认的质量的同义语。商业老字号及其经营的传统商品，是历代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勤劳智慧的结晶，是市场优胜劣汰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华商业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人们的美好记忆和情感。
老字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字号记载着祖辈的光辉足迹。道光二十四年（1844），文水左二把勇接皇差，替苏州巡抚平安押送苏州名绣“七禽图”赴京，受到道光皇帝御赐嘉奖，道光皇帝亲赐黄马褂一件，黄龙镖旗一面。至此，左二把的“昌隆镖局”的局旗都是倒插在镖车上的，一般的盗贼见了，都知道是苏州左二把的压镖车，不敢轻易下手。其实，文水人在外地经营的老字号也是层出不穷。比如文水大象村人成廷璧走东口在贸易都会张家口创办的“诒远堂”，就是这个“诒远堂”，把湖北的茶叶，通过“张库大道”源源不断地运销到蒙古草原甚至俄罗斯，走出了一条“草原茶叶之路”。
老字号记录着晋商历史的辉煌。早在明朝文水人就开始在北京摆干鲜果摊子, 满清后发展成商店，便有了“义聚昌” 等集股经营的老字号，股东多数是祁太人，后来有部分是旗人，但掌柜的几乎清一色是文水人。比如较为出名的老字号有菜市口的“广益公”，东华门的“聚庆奎”“同泰实”，前门的“通三益”“福聚德”“同泰德”“信义源”，后门的“聚盛昌”“聚盛公”，大栅栏的“聚顺和”“长盛魁”“水顺信”“源信昌”及著名的批发商，如“义聚隆”“义聚昌”“瑞义祥”“同瑞祥”“隆景和”，还有后来居上的东安市场中的“稻香村”，西单的“桂香村”，这都是应运而起较著名的干鲜果店。这些较有名的老字号，当时北京大概有一百多家，完全由文水人经营。为了便于经营管理，当时北京城还组织了一个干鲜果行同业公会，著名执事人就有大象村的陈忠甫、岳村的刘俊卿、李玉珍，孝义镇的柳子润等，他们都是干鲜果行响当当的实权人物。陈忠甫就是在“通三益”从一个伙计起家成为非常有名的大掌柜，很快，他也成了“通三益”股东，以至于后来生产出了风靡京城的“通三益秋梨膏”。陈忠甫用他的才干和能力，换来了“通三益”的兴隆；用他的智慧和魅力，建立了一座晋商的丰碑。
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商业老字号，面临着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老字号经营点的严重流失，传统格局遭到破坏，生存环境有所恶化，发展空间日趋缩小，经营体制受到限制，人才培养非常困难，知识产权缺乏保护。在这些困境中，如何加强对老字号的保护，鼓励和支持老字号的发展，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加强对老字号的保护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保护和发扬历史文化名城独具特色的风貌。一座城市，如果失去了商业老字号，也就失去了这座城市与其他城市不同的独特风貌。老字号所彰显出来的文化本质，必将是一个城市的一张文化名片，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色。
二是有利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商业老字号蕴含着传统的文化气息，是我国商业发展中孕育的自主品牌，也是市场优胜劣汰的产物。人们能通过它聆听历史回音，领略时代沧桑，满足精神生活需要。
三是有利于繁荣商品市场。注重质量、服务周到、善于管理、保持风格这些老字号朴素的经营思想常存常新。商品老字号的经营理念、服务观念、质量意识、商品特色，对于繁荣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四是有利于秉承优良的职业道德和从业理念。“诚信”是构成老字号的千秋基业和特质文化，做工精细、货真价实、独具匠心、特色鲜明、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热情周到以及各个环节的管理，造就了老字号醇厚的传统风格。
五是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许多商业老字号都有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技艺，是众多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经过悠久岁月凝聚起来的艺术杰作，饱含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商业老字号的保护和发展，首先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对有特色有价值的商业老字号加以保护，建立鼓励和支持体系。其次要保护老字号的历史与传统建筑，充分考虑老字号商业地理优势和信誉优势，尽可能保持老字号原有的建筑风貌。三是延续老字号的经营和管理特色，维护老字号正宗的声望和信誉。四是展示老字号传统的制作生产技艺，真正体现老字号的传统风格和传统产品风貌。五是维护好老字号的环境和生存空间，保护其原料基地，畅通其销售渠道。六是挖掘老字号的文化价值，宣传老字号的品牌形象。七是挖掘老字号的竞争与创新潜力，凭借自身优势，推陈出新，适应市场发展需要。
七、掌柜文化基因的现代性转化
掌柜文化是中国传统商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治理智慧、以诚信为本的商业伦理，以及地域商帮文化的独特表达。这一文化体系不仅塑造了明清时期晋商的辉煌，更对当代企业管理和商业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核心内涵是商业伦理与管理智慧，体现了诚信为本、以义制利、家国情怀价值观体系，身股激励、监督制衡、人才培养的管理机制，关公崇拜、契约文书、建筑遗存的文化符号。
掌柜文化的现代传承，是从传统智慧到商业创新的演变。近年学界对掌柜文化的研究从历史学转向管理学。通过分析晋商账簿，提出“传统委托代理理论的中国范式”；对比晋商“身股制”与现代ESOP（员工持股计划），揭示其激励机制的普适性。
掌柜文化不仅是历史的遗产，更是商业文明的“中国方案”。其核心价值——诚信、分权、激励、家国情怀——在当代仍具生命力。从晋商票号的 “汇通天下” 到现代企业的 “全球化布局”，再到新消费品牌的 “文化赋能”，掌柜文化的精神内核正在经历创造性转化。未来，如何将传统智慧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趋势结合，将是掌柜文化传承的关键命题。


第三节 酒业发展与酒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酿酒最早的国家之一，酒的酿造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政治、教育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成为中国人道德、思想、文化的综合载体。酒文化是人类文明中最具温度与张力的文化形态之一，它既是物质酿造的结晶，更是精神世界的镜像。

一、酒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中国酒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中国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统治者根据粮食的收成情况，通过发布酒禁或开禁，来调节酒的生产。汉武帝时期实行国家对酒的专卖政策以来，从酿酒业收取的专卖费或酒的专税就成为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酒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给人民的生活中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中国古人就认识到酒以治病，酒以养老，酒以成礼，酒以成欢，酒以忘忧，酒以壮胆等独特作用。
酒与艺术有着不解之缘，流传的四万首唐诗中，酒诗占有七千首，诗文化呈现着空前绝后的繁盛之势，酒文化的发展之势也是不言而喻。中国文人中多爱酒之人，曹操“对酒当歌”，李白“斗酒诗百篇”，欧阳修自号醉翁，“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尼采把梦和醉看作两种基本的艺术状态。其实，天下酒徒未必都是艺术家，大艺术家往往无酒而常醉。所以，酒只是工具，只要能达于醉的状态，没有酒也可。辛弃疾《西江月·遣兴》中写道：“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人们常说酒后失态，可酒后往往才露出了平时被掩饰的真态。古代酿的酒和现在酿的酒是不一样的，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篇《酿酒》的文章，大意是说汉代酿的酒和宋代就不同，汉代酿出的量大，稍微有点酒的气味而已，所以能喝酒的人喝多了也不醉。当然，现代的酒和宋代更是大不同了。
白酒味辛、甘，性温，能和血，祛寒壮神，宣导药势；米酒又可温养脾胃， 米酒、黄酒有一定补益作用。《说文》中有：“医之性然得酒而使”，酒与中国传统医学之间密切的联系可谓源远流长。《神农本草经》中就明确记载用酒制药材以治病，《黄帝内经》“汤液醪醴论篇”中的“醪醴”指的就是治病和养生的药酒。《汉书·食货志》中说：“酒，百药之长。”古人在饮酒的过程中，还发现了酒能“行药势，杀百邪恶毒气”等作用，认为用酒入药能促进药效的发挥。元朝时撰写了《饮膳正要》的御医忽思慧评价：“酒主行药势，杀百邪，通血脉，厚肠胃，消忧愁。”他认为酒可以加快血液循环，所以就在很多药里边用酒做药引子。 二、历史悠久的文水酒业

文水属于晋中盆地，在上贤村发现了古人类遗址，距今7000多年，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在史前文化遗址的早期遗存中，不仅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彩陶制品，同时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种植农作物黍。说明当时文水一带就出现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活动。文水汾河流域特殊土质生长的高粱、玉米、大麦、豆类等作物，特别是盛产“一把抓”高粱，是酿造美酒的优质原料。境内又有文峪河、磁窑河、汾河流过，水源丰富且优质，流经吕梁山庞泉沟的文峪河，和位于子夏山下清澈甘冽的地下水系，与毗邻的汾阳杏花村的水系同属一脉，是天然酿酒水源。境内晋中盆地西缘的地质构造由于地质变化隆起生成的上贤梁与吕梁山东麓山脉崇山环抱，在它们之间形成了特殊气候，有利于白酒微生物生长，构成了绿色酿酒生态。因此，境内世代相传的酿酒业，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自古就是盛产白酒之地。
早在夏商时期，这一带已开始有白酒酿造，酿酒技艺历史悠久，闻名全国。战国时期赵国的君主赵武灵王游大陵时陶醉于梦境，醒来后挥之不去，难以自拔。在与群臣酒宴之时，他将此梦说与大家，并滴水不漏地将梦中少女的形象跟群臣描绘了一遍。此时，正在席间饮酒的朝中大臣吴广显得有些激动，因为赵武灵王刚刚所描绘的女子太像他的女儿了。于是，吴广奏请赵武灵王，将自己的女儿吴孟姚献给了他。由此可见，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在古大陵与群臣饮酒。
唐代施肩吾（公元780年—861年），字东斋，号栖真子。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举进士，后被钦点为状元，也是杭州地区第一位状元。他在《旅次文水县喜遇李少府》写道：“为君三日废行程，一县官人是酒朋。共忆襄阳同醉处，尚书坐上纳银觥。”明天启五年（1625）《文水县志》记载：“黍软硬二种，软宜酿酒。” 20世纪90年代文水出土了一件两千多年前的汉代青铜扁壶，壶内液体经国家考古研究所化验鉴定含有酒的成份，至今陈展在文水县博物馆。这是全国仅有的几件出土白酒之一，也是文水酿酒历史的实证。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文水己形成有一定规模的酿酒作坊。《北齐》一书记载：西河有酿酒作坊，而西河当时就在文水这一带。明代，文水已出现“广顺源”“涌泉长”等小有名气的品牌酒坊，文水酒税占全县税收的三分之二。明天启五年（1625）《文水县志》记载：“商税三十三两五钱八分六厘二毫，酒课银六十二两四钱，遇闰加银五两二钱。”《文水县志》记载，民国26年（1937），全县有酒坊21座，年产白酒17万公斤，总产值3.4万元。伴随着农耕文明的开化演进，文水境内世代相传的酿酒业不断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水星罗棋布的大小酒坊达200余家，最高年产白酒达10万吨，但由于规模过小，经营分散，缺乏优质品牌，未能形成产业优势。近年来，文水县继续在白酒上做文章，利用资源，发挥优势，创新品牌，展示形象。目前，文水县有酒厂70余家，年产13万吨，形成了女皇、则天故里、泌水神泉、宗酒、兰花青、汾溪、汾河湾、玉笛、武士彟、杏香牧童、则天井等近300种酒类品牌。

三、走外的烧锅与本地酒坊

文水人历来重视经商，过去曾把“住地方”做买卖，置于诸职业的首位。据清宣统元年（1909）《文水县乡土志》记载，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全县人口172708人，经商人数为13974人，成年人中平均每8人中就有一人经商。“商多远出”亦为显著特点，全县在外经商的人，遍及北京、天津、太原、兰州、武汉、绥远、归化城、包头、张家口及东北各地，有的远至海拉尔、满洲里、库伦等地。以前人们把酿酒作坊称为烧锅，这也是文水人走外经商的主要职业，他们有的制曲，有的酿酒，有的售卖，有的当酒坊掌柜。
清末民初，堡子村赵氏以闯关东开酒坊的人较多，赵家“厚”字辈五兄弟在辽阳开福顺字号，包括木局、车铺、烧锅等生意；银锁财主生有两子赵一魁、赵一吉，他们也闯关东开酒坊；赵声家在关东本族酒坊学艺经商。孟家庄孟二侯、孟合心在哈尔滨附近开有酒坊，据说，当时占领了哈尔滨的白酒市场；文倚村郝尚庆16岁去热河丰宁县酒坊学徒，他聪明伶俐，第二年就开始帮账，第三年管账，后来成了酒坊的带股掌柜。上贤村西门街上有王万胜的老宅，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王氏家族先人在京开设酒坊铺号起家；西韩村岳岐山人称二财主，他与儿子岳凝贵在张家口做白酒、皮货生意，岳凝贵非常好学，利用与酿酒人员接触的机会，了解酿酒的流程、技艺，通过勤奋学习，基本上对酿酒的流程、技艺有了一定了解，还当上了店铺掌柜。西石侯卢映旭在赤峰开有福记茶庄和乾生祥杂货店，是通兴当最大的股东兼掌柜，通兴当后来改作烧锅酿酒，在翁牛特旗公爷府占有半条街。王川堡去东北闯关东经商的人很多，有王本富、王振纲、王忠福、王培玉、王茂等，他们主要是在酒坊做事、当掌柜；北安庄张志祥在长春利兴永酒坊做事，老板是清源拔奎人。炮守堡村正街东头路北有座吕家二进院，吕家祖上在东北开着大酒坊，村里人说那酒坊的锅很大，可以在里面跑步；南庄村张跃是祁县乔家在海拉尔的大掌柜，经营着永盛昌、大利号以及一座酒坊，其弟张云、张引也在海拉尔酒坊做事。
历史上，文水县境内农村商业也颇为活跃。清末民初，农村商业均由私人经营，除有众多的常年性和季节性的肩挑手推、走村串乡、赶集上会的小商贩外，各镇村还有店铺固定的座商，以及有一定资本的作坊。县城东街成家都督府东有家酒如德大酒坊，掌柜是樊连陞；章多涧河街老槐树东有座二进院，大门进去外院有工房、酒坊，在这里胡完儿和侄儿胡福牛开办酒坊，酒好不怕巷子深，他们做的酒总是供不应求；信贤文岱清是文家很有威望的一名族长，开办有天聚源钱庄，并开有一座四合院酒坊；武村人李青选在南关经营酒坊；北辛店三进源酒坊开创者贺清俊，打破常规立志改革，大胆聘用外姓，扩建工厂，提高酿酒质量，后在经营酒坊的同时又开设粞坊；南庄村有张二保的酒坊；西石侯村邓开科、杨义开办有万丰源酒行，武晋仁开办有义源通曲行、福聚永酒行，贾德禄在交城开办有福源永酒行；后周村曹家在村里开有曲坊和酒坊，在周围村里售卖；南张村赵宗礼在村里开酒坊；门世有开酒坊的侯封阁、申居华，民国27年（1938），洪善镇北营村的张营丰在门世村开有公义泉酒坊；里村王睿礼和王睿义在村里开有宝庆川酒坊，据说酒质非常好，经常与杏花村酒赛酒；榆林村有两座酒坊，分别是赵堂老板的北酒坊和赵竹林的南酒坊，村北街东半村全是南北酒坊的院子；榆林村赵堂老板在太谷有经营药材的字号，在村里开着酒坊；苗家堡韩恭在自家南院外开了一座集股酒房，每股高粱十装，村民苗锡宁为掌柜； 南武度中街路南有王万洪大院，院里开有万庆和酒坊；东夏祠王学仁之子王启富小名鼠则，在县城南关开有酒坊；孝义村有座广顺源酒坊，马东村张仁是股东之一；郑家庄有田振世的德诚号油坊、酒坊，马瑞图的源瑞涌杂货铺、酒坊；北明阳村西南的酒坊街有座涌仙泉酒坊，正街南头路东是大盛德宅院，开有酒坊和醯坊；石永村西街有德隆厚粞房、酒坊，还有张开珏的德巨厚酒坊、李永芳的德隆厚酒坊；北齐村内有郝四牛的酒坊；东宜亭村西阴家街阴吉槐院内开有酒坊，是阴吉槐、阴广玉和袁达兰之父合伙开的；南武镇成富进开有天祥成酒坊，郭建开有永泉生酒坊；杭城村姚海瑞开有瑞海酒坊；汾曲王家有六兄弟人称财主，在南头街路东巷内有坐北朝南两座院，东院里开有酒坊；北胡村有王敷凯的吉义昌酒坊、白五儿的晋源泉酒坊、王义伸的义隆泉酒坊；杨乐堡村西李家街有座三合院，倒座南房五间是村里卢介福、张二狗和一李姓三家合伙开着粮店，东面房是李家开的酒坊；固邑村有人开有酒坊，故有酒坊街；段城渠昌和他父亲开有曲坊和酒坊，村里人称他父亲是渠老酒，渠老酒还开有钱庄；水寨后街中段路北，是义和源武家堂号，武益恭、武益敬、武益顺、武益谦兄弟四人在院里开办酒坊，院落北面有打麦场，据说，20世纪50年代初在打麦场曾挖出几大坛老酒，把酒舀起来能拉好长的丝。
文水酒纯净透明、醇馥幽郁、香气浓烈，很受大众特别是北方市场的欢迎，文水人闯关东、走西口、跑东口开酒坊，卖烧酒，以优质和诚信占领了市场。王家堡三多堂王弼在张家口和包头创办了兴隆长店，主要经营茶酒、绸布、粮油等；水寨村人称寿先生是德泰昌的掌柜，主要经营粮油、酒、杂货；赵村武连智也开有销售酒的店铺。在文水乡村，商铺几乎遍布每个村落，尤其在开栅、孝义、下曲、南庄、西社、北胡等交通要冲的集镇，各类商店有数十家，一般以经营杂货者居多，但多数店铺里面售卖酒。

四、神奇的酒坊故事

关于酒的故事很多，仅酒的来源就有“猿猴造酒说”“仪狄作酒说”“杜康造酒说”“上天的恩赐说”等多种，这些都有着精彩的典故。文水随着酿酒业的发展，也有着许多关于酒的故事和传说。
中舍村的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角都有一口古井，而水质最好的就是观音堂庙门前的那口。做豆腐的、做粉条的、榨油的、做醋的都到这口井来取水，用这口井的水做出来的产品产量多、质量好。清朝后期，北徐村有个人名叫田世元，因家庭贫困随母乞讨到山西代县，当地酒坊收留了他们母子，田世元就在酒坊做了学徒。他天资聪颖，好学上进，三年后学成出师，回到北徐村。他遍访周边的酿酒师傅，切磋技艺，把在代县学到的酿酒技艺和文水的酿酒技艺进行比较研究，求同存异，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在家里开始制作黄酒。通过反复的探索实践，结合当地的水质、黍子、原酒，运用稍加改良的文水传统黄酒酿造技艺，终于酿造出了独具特色的黄酒。此黄酒色呈琥珀，香气馥郁，甘爽醇厚，体含六味。清光绪四年（1878），他收中舍村的刘国俊、师德文为徒，开始酒坊作业。此后，黄酒市场逐步打开，田世元的名气逐步提高。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霍寿宁、周喜银、宋忠诚合资在中舍官道观音庙旁成立酒坊，聘请刘国俊为师傅制作黄酒，霍寿宁则成为学徒”。后来，周恩光拜霍寿宁为师，学习黄酒酿造技艺。因为观音堂前古井水质特好，所以酿造出的黄酒品质出色。流传文水的数来宝《数村村》中说道：“徐村庄儿上一牛牛，中舍村出的好黄酒。”
传说中舍观音堂住着狐仙，还专门立有狐大仙神位。酒坊开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留在品酒杯中的黄酒，第二天就会少了许多，便让留守人员夜晚观察情况。原来，晚上狐仙光顾酒坊，品尝黄酒。从此，黄酒有了自己的品牌吉仙居。
吉仙居黄酒以新黍米和三年以上的清香老酒为原料，加酒曲、经过浸米、蒸馏、碾米、拌曲、糖化、氧化、压榨、沉淀等八道工艺，历时六十五天制成。其黄酒芳而不浓，甜而不腻，温润绵长，回味无穷。他们至今还保存着刻有“吉仙居记”的清代酒坊发酵瓮。
民国28年（1939），时任县抗联主任陈华，筹集资金在北齐村女娲宫南开设酒坊，由村里抗日村长刘中秀任掌柜，明为酿酒，实为保存革命力量，成为八路军的地下交通站。一次，有两名地下工作人员被日伪军追进村，刘钟秀把他俩拉进酒坊，换上了酒坊人的衣服。日伪军追进来时，刘钟秀看见他俩的鞋子不像是酒坊人穿的鞋，便使眼色让他俩赶紧去换鞋，自己迎上去机智地掏出娃娃牌香烟，给日伪军分发起来。日伪军盘问了半天，没有发现破绽就撤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刘国辉负责继续开设酒坊。
郑家庄正街路南有个叫侧场的地方，田瑞深、张如海开有酒坊，实际上是八路军的交通站，经常有八路军扮成酒商来酒坊接头，或扮成踩曲人隐蔽在这里。
原西村闹背棍一般是一个后生扛一个小孩，孔团元身材魁梧、剽悍强壮，一个人扛着双背棍，上面站着两个小孩。他经常怀里揣着个酒壶，走累了就喝上一口。
五、曲坊唱出踩曲歌

酿酒离不开制曲，曲坊就离不开踩曲。踩曲是郑家庄的特有技艺，把三成豌豆和七成大麦磨成面，用水和起来，12个人连续作业，要眼疾手快，每个人踩两脚，然后进发酵房。21天后看曲的品质，分为红星曲、五花曲、后火曲。郑家庄踩曲人不仅在本村酒坊踩曲，杏花村的尽善酒和汾酒都是用郑家庄人踩曲。村里踩曲人有弓海山、田锦根、杨瑞荣、田建华、双永和、李发全、李发旺、侯连山、侯海山、郭春富、田克普等，他们大部分为汾酒厂踩曲，有的成为汾酒厂的正式工人。这一带踩曲时会唱《踩曲歌》：“脱鞋喽，丢得儿丢丢得儿丢，丢丢得依得儿丢。手拉手呀臂搭肩，光着咱大脚丫踩曲忙哟。呀得儿丢，呀得儿丢，呀得儿呀得儿呀得儿丢。烧酒美呀烧酒香，光脚臭气拌米糠。……”
当年崖底村北有座龙全胜水磨坊，磨河渠北有三股温泉流入，清澈见底，传说可治百病。磨河渠南深沟内也常年温泉不断，两边长满了花草药材。这些温泉的流入，对龙全胜水磨坊影响很大，这里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制曲坊。将大麦、豌豆等磨成曲面，大锅拌水后装斗，随着号子声踩曲、传递、装仓、翻仓。动作快时，号子声就是嘿呦、嘿呦；动作慢时，号子就变成嘿呦、哎嗨哎嗨呦。搬到曲房的曲胚软硬要适当，大师傅验收后垒好，然后洗刷曲斗，循环进行。民国期间，大师傅是苏家岩的阎师傅。龙全胜水磨坊制作的曲一度专供杏花村，由于品质特好，全国各地都有慕名而来求购者。后来，杏花村汾酒的踩曲师傅很多都是崖底人。苏家岩刘玘勇、刘银生、刘根来、闫福成也是大曲师傅，被聘请到杏花村酒厂制曲踩曲。
南武家坡历史上曾烧制盆盆罐罐等陶器，人们称这里是盆盆武家坡。其实，村里人还善于烧石灰、打地基石和瓮盖石，把石板弄圆了当水瓮盖。杏花村的酒瓮盖子大部分是出自南武家坡。

六、酒桌上的助兴游戏

在社交中有的人爱喝酒且特能喝，一般地说，特能喝的人酒量起码在一斤白酒以上，人们简称“王二斤”或“刘二斤”。爱喝酒且特能喝的人都有雅称，喝完酒脸不红心不跳，不多言不多语，该干啥还干啥，人送雅号“酒圣”；平时内向的不多言不多语的，喝多了就言多了，可虽然言多却从来不说过头话，说得话句句在理，让人佩服，人称“酒仙”；喝完酒就两眼皮打架，只有睡觉的本事了，呼噜打得特高且有节奏，人称“酒壶”(呼)；只要喝酒就要称强，酒桌上灌了东家灌西家，你不喝也不行，他会揪住你的耳朵灌你喝下去，人称“酒霸”；一喝就醉了，开始是连说带唱，大吹大擂，随后是又哭又笑，呼天喊地，谁都不得离开，谁都得听他说唱，听他哭笑，直到把喝进去的都吐出来，人称“酒徒”(吐)；喝多了就醉，醉了还不承认自己醉，谁劝就连打带骂，抓住别人不放，甚至躺到桌子下，人称“酒鬼”。
诗人有诗人的酒文化，文水人也有文水人的酒文化，盛产酒的地方有自己的饮酒习俗。村里过时过节，红白喜事都离不开酒席，备酒、邀酒、劝酒、敬酒、赌酒、斗酒都有讲究。借酒吟诗猜拳行令,酒兴大发直至酩酊大醉，或尽兴而归，或不欢而散。在以前,饮酒方式强调礼仪，有“酒美人和”之说，主人谦恭待客，举杯敬酒，宾客也谦恭致谢，相互谦恭，礼仪为先。开始是不能随便吃菜的，每举一次杯，只用嘴唇轻轻沾一下酒，或稍饮一点，俗称抿一口，然后用筷子夹一点菜送到嘴里。其后，要把筷子放在桌子上停歇一会儿，敬酒谢酒，温文尔雅，曾有这样的记载：“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不得醉焉。”
在酒桌上主人要显得盛情好客，客人也要表现出相互赠敬。有时为了活跃气氛，人们就有了划拳这种游戏，烘托宴席间的气氛。两人对划，每人伸一只手，五指随心而出，二人总共出十个指头，从一至五自由伸出，嘴中喊口令，各猜双方所出指头之和，猜对者为赢，如猜不准继续来，直至猜准。这样划拳的可猜数即是十以下的自然数，共11个数码，在猜拳中不说本数，都喊数字的代名词，一般情况是：0：包一对、宝一对、没有；1：一枝梅、一尊佛、榜首；2：二度梅、鸳鸯鸟、俩相好、哥俩好、爷俩好啊；3：三桃园、战吕布、顾茅庐；4：四季财、四季、四喜财、四如意；5：五魁、五魁首、五谷丰；6：六六顺、六六、六个六个、有出路；7：七巧、七个巧、七巧梅、七仙女；8：八马、八大仙、八骏马；9：九连灯、九连环、九仙女；10：全来到、全到、满堂红。在五指的运动中也很有讲究，以雅、敬、尊为原则，出1时只能出拇指；出2时出拇指和食指或出拇指和小指；出3时出拇指、食指、中指，或出拇指、无名指、小指；出4时或不出小指，或不出无名指；出5时五指全出，手心要向侧面。在猜拳中，所猜数目是两人同时所出指头数之和，猜对者为赢，输方罚酒。如果两人同时都猜对了，或同时都猜错了，那为平拳，继续往下划。
在猜拳中有一忌讳叫作赊枚，是指自己的指头数和对方的指头数加起来之和不可能出现你所猜的数目，这就又形成了一条规定，在猜6时自己最少出一个指头,猜7时自己最少出两个指头，猜8时自己最少出三个指头，猜9时自己最少出四个指头，猜10时自己最少出五个指头。猜拳分快慢两种划法,一般年轻人采用快划法,老一些的人或妇女采用慢划法。在猜拳时每输赢一回，罚酒一次，罚酒多少,自由决定，事先公布，有罚一杯者，也有罚三杯五杯者。
猜拳的方式可两人对划,也可闯关，即全部通过关口，所以有打通关之说。在每桌中推选一人能喝善辩者，从首席开始，逐人猜一次拳，多为三拳两胜法，或以推选出之人胜后再转下一个人。在通关中如有人提出不与闯关者对垒，那你必须认输吃罚酒，再进行下一个。闯关者一直往下轮战，直至席桌上最后一人。一轮闯关完毕后可再开一轮。其实喝酒的游戏很多，比如打杠子、数数、击鼓传花等。
酒是表达心意、寄托情感的媒介。林语堂在《生活的享受·酒令》一节中写道：“中国人对于酒的态度和酒席上的行为，在我的心目中，一部分是难于了解应该斥责的，而一部分则是可加赞美的。应该斥责的部分就是:强行劝酒以取乐。这类事我在西方的社交中似乎没有看见过。在席的人，凡是稍能饮酒者，必以酒量自豪，而总以为别人不如他自己。于是即有强行劝酒，希望灌醉别人的举动。但劝酒时，总是出之以欢乐友谊的精神，其结果即引起许多大笑声和哄闹声。但也使这次欢会增出不少的兴趣。宴席到了这种时候，情形极为有趣。客人好似都已忘形：有的高声唤添酒，有的走来走去和别人调换位，所有的人到了这时都已浸沉于狂欢之中，甚至也无所谓主客之别了。这种宴席到了后来，必以划拳行令斗酒为归宿。各人都必用尽心机以能胜对方为荣，并且还须时时防对方的取巧作弊。其中的快乐，大约即在这种竞争精神当中。中国的食酒方式当中，可以赞美的部分就在声音的喧哗。在一家中国菜馆中吃饭，有时使人觉得好像是置身于一次足球比赛中。这些具有美妙韵节如同足球比赛时助威呐喊一般的嘈杂声音，究竟是因何而发的呢？其答语就是划拳。划拳的方法是：两人同时伸出几个手指，一面即各由口中高声喊猜两方手指加起来的总数，猜着者为胜。所喊的一二三四等数字，都有极雅致的代表名词：如‘七巧’‘八马’或‘八仙过海’之类。划拳伸指时，双方必须在快慢上和谐合拍，因之嘴里的喊声也随之而生出高低快慢，顿挫抑扬的韵调，如音乐中的节拍一般。还有些人并在上下句喊声的中间插入一种如音乐的过门一般的句子。所以这种划喊声可以连续的有节拍的接下去。……”

七、由来帝乡是酒乡

武则天与酒文化有割舍不断渊源。武则天与女儿太平公主一起游九龙潭时写了一首《游九龙潭》：“山窗游玉女，涧户对琼峰。岩顶翔双凤，潭心倒九龙。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故验家山赏，惟有风入松。”好一个“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竹叶美酒，芙蓉玉杯，皆是华美之物，将皇室的高贵和奢靡尽显在小小的杯酒中。
文水作为则天故里，女皇文化成为文水酒文化的主线。在历史上彰显着帝乡的荣耀和晋商故里的繁荣，形成了特有的文水酒文化。文水人喜欢把酒文化与武则天联系起来，出现了与女皇有关的则天故里、泌水神泉、宗酒、武后乡、曌酒、女皇酒、贡酒、御酒、武士彟、则天井等品牌。
山西酒都杏花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就坐落于杨乐堡工业园区，公司秉承“崇德、尚义、笃诚、求新”的宗旨，遵循“安全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的理念，与北京牛栏山酒厂开展了近40年的合作。2019年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牛栏山酒厂山西吕梁生产基地正式挂牌，标志着牛栏山酒厂正式落户文水，成为牛栏山酒厂全国三大生产基地之一。宗酒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吉仙居黄酒和龙泉酒被列入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水境内杏花乡、宗酒、兰花青、中孚、汾溪、杏花迎宾汾等一批初具规模的酒业正在坚持良心酿造、诚信经营，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的发展战略，他们正在书写帝乡酒业的传奇。
酒始终是人类文明的多棱镜。它既承载着农耕时代的敬畏与狂欢，也折射出数字时代的焦虑与突围。当我们端起酒杯，触碰的不仅是液体的温度，更是文明的厚度与人性的深度。

文水老巷的晨光里，算盘珠子仍在老掌柜的掌心打转。指尖跃动的不只是传统的斤两，还有智能终端投射的全息账本。六百年前驼队踏出的商道，此刻正被不锈钢冷链车碾出新的辙印——那些裹着真空包装的酱牛肉，正沿着“一带一路”续写晋商的舌尖传奇。
在山西杏花乡酒业的窖池里，沉睡的微生物正与智能温控系统共舞。蒸馏塔吞吐着传承千年的酒香，质检台上的气相色谱仪，将“清字当头”的祖训译成精密的分子图谱。当 年轻的酿酒师用区块链技术给每坛酒上链时，酒窖穹顶的老匾“得造花香”正被激光雕刻出新的年轮，凝练出老酒的魂魄。
文水鑫源昌钢结构车间，机械臂挥舞着比驼队更壮观的方阵。质检工程师眼镜片后的AR眼镜，将老掌柜“钉是钉铆是铆”的严苛，化作3D建模里的微米级公差。那些印着“文水制造”的特种钢结构和钢模板材，正在港珠澳大桥的钢索里吟唱，在火星探测器的外壳上刻写新的晋商密码。
夜幕降临，城内街上的灯笼与霓虹灯交织成河。老字号门前的电子屏滚动着“掌柜日记”，年轻CEO用区块链记录着“童叟无欺”的现代注脚。我忽然感到：晋商精神从未老去，它只是把驼铃换成了数据洪流，将秤杆化作了精密仪器，在时代的棋盘上，永远跳动着创新与诚信的二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