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化根系：地域文化的精神图谱

雪润清韵 梁大智

第三章 文化根系：地域文化的精神图谱

《暗香疏影》词曰：金銮殿试，问盛唐气象，谁开新制？黜陟寒门，桃李春风，惊破九重阊阖。则天笔底波澜阔，更写入、娥眉青史。看后来、剪纸裁云，犹见凤钗遗意。长忆西河旧迹，子夏山月冷，书带凝翠。寄拙园中，万卷星垂，照彻古今胸次。隐唐洞里烟霞老，又叠起、烽台陈事。算而今、鈲子惊雷，唱彻故园新岁。

文水的土地里埋着青铜鼎的铭文。子夏西河设教时留下的竹简，在文峪河的波涛里化作千万条根须，深扎进黄土高原的褶皱。每个村庄的炊烟里都飘着《诗经》的韵脚，连牧童短笛的颤音，都带着春秋笔法的顿挫。

博物馆的展柜里，酒器上的饕餮纹与胡兰纪念馆的党徽交相辉映。文峪河的浪花在青铜器上凝结成三千年的水珠，又在刘胡兰的蓝布衫上化作永恒的星光。这方水土里，儒家的仁厚与革命的刚烈像太极双鱼，在晋西北的棋盘上推演着文明的密码。

老酒坊的瓦缸里沉淀着岁月的年轮。当蒸馏塔的白雾漫过吕梁山脊，酿酒师傅布满老茧的手仍在遵循古法，每个节气都要对着北斗星虔诚叩拜。他们相信，只有把二十四节气的精魂揉进高粱，才能酿出勾连古今的琥珀色时光。

剪纸艺人将红色窗花贴在窗棂，剪刀游走间，刘胡兰的短发与武则天的凤冠在纸屑纷飞中相遇。她们用指尖丈量着历史的经纬，让古老的图腾在新时代的光影里生长出新的枝桠。这些跃动的红，既是烈士热血的颜色，也是婚庆喜帖的底色。

暮色中则天庙，钟声震落了千年银杏的金叶。拾级而上的香客，脚步声惊起檐角风铃，叮咚声里，文水的文化根系正沿着吕梁余脉向远方延伸，在每个春天都会萌发出新的年轮。

第一节 武则天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一、武则天创立殿试制度的目的

武则天创立殿试制度的目的主要有：

1、加强皇权统治。一方面为了削弱旧势力影响，唐朝建立初期，关陇集团等旧势力在朝廷中占据重要地位，对皇权形成一定制约。武则天掌权后，面临着李唐宗室及其支持者等旧势力的反对。通过殿试，她可以直接选拔出忠诚于自己的人才，将他们充实到官僚队伍中，从而削弱旧势力的影响力，加强自己对朝政的掌控。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官员结党营私，在以往的科举制度中，主考官等官员在选拔人才时有较大的权力，容易形成门生故吏等关系，进而结党营私。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皇帝直接决定考生的成绩和录取结果，能够打破这种官员之间的裙带关系，使官员的选拔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强化皇权。

2、选拔优秀人才。一方面可以全面考察人才素质，殿试中，皇帝可以亲自出题，考察考生对国家大事、政治策略等方面的见解和能力，能够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考生的综合素质。相比之前的考试环节，殿试更能选拔出具有真才实学、能够为国家治理出谋划策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可以广纳天下英才，武则天重视人才，希望通过科举制度招揽到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殿试为全国各地的考生提供了直接面见皇帝、展示才华的机会，使得更多有才能的人能够被发现和录用，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支持。

3、树立皇帝权威。一方面彰显皇帝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权威在封建社会，皇帝被视为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殿试是皇帝亲自参与的选拔人才的活动，通过这一过程，皇帝可以向天下臣民展示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智慧，增强皇帝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另一方面笼络士子之心，对于参加科举的考生来说，能够得到皇帝的亲自选拔和认可，是一种极大的荣耀。武则天通过殿试，给予考生们直接向皇帝展示才华的机会，能够笼络广大士子的心，使他们更加忠诚于皇帝和朝廷，增强国家的凝聚力。

4、推动社会阶层流动。一方面为寒门子弟提供晋升机会，在唐代之前，官员的选拔主要依靠门第和出身，寒门子弟很难有机会进入仕途。科举制度的出现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改变命运的途径，而殿试的创立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使选拔过程更加公平、公正。寒门子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殿试中脱颖而出，能够实现阶层的跨越，进入统治阶层，这有助于激发社会的活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打破士族对仕途的垄断，士族在唐朝前期长期占据着官场的重要位置，形成了对仕途的垄断。武则天创立殿试制度，选拔出更多非士族出身的人才，打破了士族对仕途的垄断，使官僚队伍的构成更加多元化，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武则天对科举制度进行的改革与创新

武则天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与创新：

1、扩大制举与增加科目。武则天将原本数年一次的制举改为每年一次，增加了人才参与科举考试的机会，使更多人能够进入仕途。把每次的制举科目从原来的 1-2 科增加到 7-8 科，涵盖了更广泛的知识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为选拔多元化的人才提供了可能。

2、创立殿试制度。载初元年（公元 690 年）二月十四日，武则天亲自在洛城殿对贡士进行面试，标志着殿试制度的创立。殿试制度下，皇帝能够直接参与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提高了科举制度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殿试也成为科举考试中最高级别的考试，其第一名被称为 “状元”，成为后世科举制度中的重要荣誉。

3、设立武举科。武则天晚年创办了武举，以选拔武艺精通、具有将帅才能的人。武举的设立打破了科举制度中文武分途的传统，为军事人才的选拔提供了途径，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武举制度在武则天之后被宋、元、明、清四朝所沿用，成为中国科举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4、开创 “南选” 制度。唐初，边远的五岭及贵州一带文化落后。武则天为开发这些地区，对当地人才选拔给予特别照顾，开创了 “南选” 制度。这一制度使得边远地区的人才也有机会参与到科举考试中，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地区的开发。

5、实行 “密封卷” 制度。为保证科举考试的公正性，武则天实行了 “密封卷” 制度，即考生的姓名在考试过程中被糊上，监考官按答卷优劣定格录取。这一制度有效防止了作弊行为的发生，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武则天的这些举措对科举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不仅提高了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和普及性，还为后世科举制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第二节 儒家文化：文明长河的精神原浆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命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在民族振兴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文化被提倡和重视，儒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以及文化的演变起到关键作用。纵观我国整个文化发展史，儒学具有重要的地位和鲜明的作用，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儒学也必将扮演着关键角色。

一、子夏在文水设教讲学

孔子有众多弟子，如子夏、子贡、子路、颜回等，而对文水乃至整个三晋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子夏。子夏（前507—前420年），姓卜名商，字子夏，春秋末期晋国人，与曾子、子张、子游并称为“孔门四杰”，也是“孔门十哲”之一。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后期学生中之佼佼者。他才思敏捷，以文学著称，被孔子许为其“文学”科的高才生。孔子去世之后，孔门弟子们原本就存在着的一些思想分歧开始表面化，并产生了直接的思想交锋，历史上将这一现象称为“儒分为八”。作为一个精于学问的人，子夏也不是为做官而做官，当其思想受到排斥、政治理想难于实现的时候，受到了魏文侯的邀请，于是他便离开鲁国，踏上了西河设教之途,广收门徒。其思想不仅孕育出像荀子这样的鸿儒，而且还成为法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山西素有古代文化摇篮之称，上下五千年，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不知孕育了多少博大精深的文化瑰宝。在这些异彩纷呈的宝贵遗产中，最为耀眼夺目的就是三晋儒学，而三晋儒学正是起源于文水。

文水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设邑于公元前514年，春秋末和战国初隶属魏国西河郡。在西河设教期间，子夏的弟子很多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包括了三晋法家思想的开创者李悝、战国名将吴起、魏国国相段干木、道家学者田子方、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以及战国初期魏国的国主魏文侯等。据说，子夏在西河设教期间，授徒三百，足以说明子夏在当时的影响。子夏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扬光大了孔子学说，创立了儒家西河学派，开启了三晋儒学之先河。三晋儒学注重实际，以“仁”为核心，宣扬“忠孝节义”，认为事君要不惜身，事亲应竭尽全力，择妻应重德不重色，交友要言而有信。提出了“有教无类”“以德育人”“循序渐进”“师者有兼才，博学而笃志”“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等观点。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历史教训，防止臣下篡权；主张做官要先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其效劳。很快，卜子夏便在当地官府、士绅以及村民们的帮助下建起了学堂，设立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开始设坛讲学，有针对性地教授生徒。卜子夏在全面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基础上，又在教育目的、过程、学习和借鉴历史、慎交益友等方面有发展创新。开创魏国百年霸业的魏文侯在治国理政时，也特别注重吸收卜子夏的学说思想以及治国方略。当地乡民们把子夏设坛讲学的这个村庄称为神堂村，又把子夏隐居的石室称为隐堂洞。唐开元十七年(739 年),唐玄宗巡幸此山访古,将这座子夏隐居的山名改称子夏山。今子夏石室及摩崖题刻40余处尚存。

清康熙十二年（1673）《文水县志》记载：“商山，在县西南二十五里,石壁峭立,子夏设教西河,游憩于此,故名商山,又名子夏山。建庙山阳,春秋官祭。山麓有水,而不恒流,又命之曰隐泉山。”因此，子夏山堪称中华儒学圣山。

子夏设教在文水留下了深厚的历史踪迹和文化影响，这里也成为三晋儒学的发祥地。历史上，文水人民对儒学极尽尊崇,对孔子、子夏、孔天胤等拜祭仰望。明清期间，县城西街有座文庙，坐北朝南。庙门两边是两座精致的木制大牌楼，楼门匾上分别雕有“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八个镏金大字。文庙开东西两门，分别为“礼门”与“义门”，中间是一高大照壁，砌有琉璃烧制的二龙戏珠彩色图案，上书“天开文运” 四个大字。进门后有一正门，紧闭不开，据说考取状元的才有资格走此门，所以，人们只能从两旁进出。院中有一石桥，名曰“状元桥”。下面有两个水池，叫“墨池”。两旁长着两棵古柏，意为两支“毛笔”。走进二进门，东西两旁是整齐的厢房，但都隔成小间，原来这就是童生考取秀才时的试场。院中平坦宽敞，北面为正殿，塑有孔子像，七十二贤人排列两旁，平时都有学子或家长前来进香，十分红火。在文庙西是学宫，也叫儒学，宋元符年间建，中为先师庙五楹，堂高三尺。东西分列两庑，各十七楹，前为戟门三楹。明嘉靖年间本县士绅又创建了武陵书院，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文水两等（初等、高等）学堂，民国三年（1914），改为文水县高等小学校。

在文水乡村有许多子夏庙。据清光绪九年（1883）《文水县志》记载：“子夏庙，一在小城南，一在神堂村，一在平陶村，一在乐村。”其实，文水子夏庙有很多，比如中舍、永乐、南贤、孝义等地。还有一座子夏庙就在子夏山东侧，文水县城西南十里。这里修建子夏庙后，四周原来的村子便改名为东夏祠、南夏祠、西夏祠、北夏祠。南夏祠在孝义村北，据说孝义村修堡墙时，北门没有直接通到北，而是通过拐弯街到了北门，就是为了避开南夏祠。后来，南夏祠并入了孝义村。乡人也称子夏为书记爷爷，小孩上学第一天，大人们就会领上小孩去子夏庙叩拜书记爷爷，祈求能有好的学业。

正因为受卜子夏西河设教的影响，两千多年来，文水烙上了儒学文化基因，尊师重教之风久盛不衰，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大量人才。据《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记载，从隋唐到清末，文水所录人数与其他县相比，均名列前茅。同时，涌现出了像卫绾、武平一、同恕、孔天胤等一代代载入国史的硕儒名贤。进入现当代，不少文水籍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院士、学者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

二、百金堡出了个孔天胤
从前，一位新上任的汾州知府乡下巡查，突然看到一处祠堂前置高高的旗杆石，房顶上还建有神兽，不禁非常生气，心想谁有如此胆量，竟敢祠堂置神兽，这在当时只有高级职位的官员和得过功名的府邸才允许安置神兽的。知府下轿走进祠堂，院内有两棵高高的古槐，祠堂分两院，主院正房、东房、西房各五间，偏院正房两间，对面建有戏台一座。所建房屋厅堂高大、雕饰精致、用料极其讲究。知府进了主院正房，只见东墙神龛里供着孔天胤的像。知府急忙跪倒在地，叩头参拜。原来这里是百金堡的孔氏宗祠。在孔氏宗祠东南有座魁星楼。据《文水县志》载，百金堡原来叫百金濮，因清乾隆年间遭水淹，便把带水字旁的“濮”，改为堡垒的“堡”。百金堡村有凤凰村之说，村东两井为眼，村东南魁星楼为头，村西虹庙为尾，村南北各一影壁为翅。
有文献表明，百金堡孔姓来自山东曲阜，孔家人之间的称呼，先看辈分，后看年龄，有别于其它姓氏。当年百金堡孔氏宗祠的祭祖活动，使得村里孔氏宗亲血浓于水的亲情更加浓厚。追根溯源、固本茂枝，此乃华夏文明延绵不绝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天下无二孔、孔姓一家亲”，这句不仅孔氏族人明白，而且整个华夏大地家喻户晓的格言，深深地把孔氏宗亲联系在了一起。
从山东曲阜宗亲得知，自明朝起《孔子世家谱》虽有“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的约定，但《孔子世家谱》实际上只修过四次，即：明天启年间、清康熙年间、清乾隆年间和1930年至1937年的民国年间。1998年,全球性的《孔子世家谱》编修工作拉开了帷幕。百金堡村孔氏族人知情后不敢怠慢，随即召开了百金堡村孔氏族人编修家谱筹备会议，组织专人编修了《孔氏汾州支谱》，并纳入《孔子世家总谱》。
百金堡村曾有孔氏宗祠，祠堂里供奉着圣祖后裔孔氏第六十代先祖孔天胤。据《汾州志》记载，孔天胤（1505-1581），字汝锡，号文谷子，又称管山人，文清先生。汾州文同里百金堡人，出生于书香家庭，其父为庆成王府仪宾封奉训大夫。明朝嘉靖十年（1513）省乡试中第六名举人，次年复以进士一甲第二人及第，乡人习称“孔榜眼”。
据史料记载，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先后245年之间，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共244人，南方215人，北方29人，山西仅4人。作为4人之一的孔天胤高中榜眼不仅为孔氏家族争取得荣耀，在当初也实是整个山西读书人的光荣。然而，在乡亲们眼里，以孔天胤的才学，理应殿试夺冠，因此，说起孔天胤中榜眼来，至今民间仍有一段奇妙的传说。
据说嘉靖十年（1531）春，孔天胤进京会试，临行前他的老师冯老李嘱咐他：“此次赴京会试，千万不要忘记你的名字。”孔天胤心想，老师说得真奇怪，我怎能忘记自己的名字。但碍于老师的面子，还是点头称“是”。
到京考试时，孔天胤提前交了试卷。可是当主考官阅卷时，看到他的卷子和一位南方举子的答卷不相上下，主考官犯难了，一时难以确定谁为第一，谁为第二。于是主考官只好奏请嘉靖皇帝定夺。殿试时，皇帝有意出了许多难题让俩人答，结果俩人又都对答无误。皇朝可从来都没有并列状元呀，情急之下，皇帝问他俩：“一人为大，还是二人为大？”孔天胤抢先答：“一人为大。”南方举子却说：“二人为天，再大莫为天大”。皇帝当即点了南方举子状元。孔天胤一字之差，便与状元失之交臂。孔天胤得中榜眼归来，去看望老师，老师责备道：“临行时我怎样嘱咐你来，怎能忘记自己的名字？去吧，不要来见我！”此时，孔榜眼才如梦方醒，连忙跪地叩头认错。
从这则传说中，不难看出父老乡亲在为孔天胤自豪的同时，又流露出些许惋惜。孔天胤历任陕西按察司、右布政使，转河南左布政使。他做官清正廉明，每到一地，都受到人们的称赞。
当年的孔氏宗祠中有孔天胤塑像和神秩，从神秩的布局，年长的老人都知道，百金堡孔家有四个支股，谁属哪个支股都很清楚。每逢过大年或重大祭日，所有孔氏族人都去祠堂祭祖。在仅存的第一支股下街神秩和第二支股手抄本家谱中，记载着孔弘正而后有信甫，信甫子四：克旻、克全、克忠、克仁，从此分为四个支股。
从汾阳北花枝村先祖孔天胤为其父孔麟所立墓碑的捶拓考证，五十九代祖孔麟是百金堡村第四支股克仁之后。先祖孔麟当时被聘为汾州庆成王府仪宾而由百金堡村迁往汾州府。在《阙里志》中查找到孔元孚（字信甫）宋开禧元年（1205）进士、武节大夫，而巧合的是《孔子世家谱》中平阳派二支五十二代先祖孔之孚也为宋开禧元年（1205）进士武节大夫。《平阳历史名人录》，里面记载了孔之孚原名孔元孚，宋开禧元年（1205）进士武节大夫。这样，确定了汾州支孔氏族人系平阳派二支孔之孚先祖之后。
孔天胤以精研理学闻名于世。他的学说继承了宋代儒者的“格物、致知、明辨、笃行”的宗旨，讲求教学者首先要端品励行，其次才是研求文词，教育人要重视反省自己本人，然后才能以自身做为弟子的典范。他爱收藏图书，刊刻图书颇多。晚年致仕回乡后，建藏书楼、刻书坊有“寄拙园”，藏书万卷，其《晒书歌》称“乱简残书次第开，先人遗迹满尘埃”。孔天胤曾与王道行、吕仲和、裴邦奇等组织诗社，以诗倡和，很受当时学者的推崇。他一生著有《孔文谷文集》20集、《孔文谷诗集》14卷，刊刻有《资治通鉴》《后汉书》《适晋稿》《汾州府志》《西京杂记》《文谷子文集》等数千卷。《周易纂》《渔嬉稿》《霞海篇》等被《四库全书》著录。他还编著了《汾州志》8卷。
子夏山的儒学传统深刻影响了文水的教育风气。孔天胤作为当地名士，其学术活动（如设教、藏书、刻书）与子夏的文化精神一脉相承。文水历史上的崇教传统（如明清书院、科举人才辈出）亦是子夏遗风的延续。孔天胤写有《寄题子夏石室》：“道存身退老于斯，石室千年尚可窥。峪水寒流洙泗派，岩条春长杏坛枝。梯云直上心犹壮，带月空回力已疲。自叹为儒还不遇，由来吾党合栖迟。”
孔天胤是一位承前启后的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及诗学理论家、出版家，他的儒学文化建树极大地影响了明中期儒学文化的重要支脉——河汾学的发展。孔天胤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对于当今社会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重要的教育意义。孔天胤纪念馆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以及几千年来久经不衰的孔子思想、儒家文化发出耀眼的光芒。
在中国儒学史上，孔天胤是儒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传承圣学最为突出的孔子后裔之一，当时被誉为“北方学界领袖”。特别是在汾阳、文水一带很有影响，他的事迹和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孔子儒学文化发扬光大，于是，百金堡成立了孔天胤研究会，并建立了孔天胤纪念馆。

三、文水儒学圣地隐唐洞

文水城西南十二公里就是那座高峻挺拔、骨脊分明的子夏山。山上陡峭崖壁之上，突见一洞悬生，距地约数百米，山陡壁立，时而直梯攀高，时而窄路踽步。恍惚间，透过蓊郁荫翳的树林，缕缕白云缀在蓝天，一幅雅趣盎然的淡墨山水画。在悬崖峭壁上，只能身贴岩体，一个脚找到踏处，再小心翼翼移动另一个脚，身后便是百丈悬崖，好在先人已凿出手抠的小槽，让人可以攀岩而上，惊险之处难以言表。
这个天然石灰岩洞，高10米，深20米。洞口上方有佛教火焰图，洞壁刻有浮雕佛像，洞旁凿有两孔石室，门上刻一副对联：将勤补拙，以俭助贫。横批：中和。进入洞内，有一上斜的倒插窝，直通洞外，人称“南天门”。从主洞到南天门，攀岩而上，步步惊险，真需要有点飞墙走壁的功夫。南天门洞口直下有一石室，也有洞口通外。我曾攀登到隐唐洞，而后上到南天门，站在南天门的这个洞口，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川田野。
《永乐大典》载：“隐堂洞，在山西太原府文水县西南三十里，隐泉山上，即子夏退老所居之石窟室焉。”明成化版《山西通志》记载：“隐泉山在文水西南二十五里，汾州西北四十里。山壁峭立，有泉隐没不恒流，因以名山，一名陶山，一名汤泉山。卜子夏退老西河之上，即此地，又名子夏山，一名商山。山有石窟号隐堂洞，亦子夏室，其东有马跑泉。”清乾隆十二年《文水县志》记载：“隐唐洞，在隐泉山隈。去地百余丈，蹑石栈而上，最险峻。其洞深四丈许，高三丈余，洞内一窟，方广丈余，俗传通陕西路，未有深入者。又曰子夏室。”
隐唐洞是文水儒学的滥觞所出，因而寻求儒学原始察终离不开隐唐洞。这里有唐玄宗、虞世南造访隐堂洞留下历史踪迹；有明前“隐唐祠增修碑记”的残碑，记载着“文阳郡之西……重山叠翠”；这里也留下了孔天胤的足迹。孔天胤深受子夏学说思想和道德品行的浸润，他不仅官至左布政史，而且在为政、文学、出版、教育、修志方面都很有建树，他所秉持的教育理念，继承了子夏的“实用”思想，从而成就了其辉煌的人生。孔天胤追寻子夏足迹，攀登子夏山隐唐洞，写下了寄题子夏石室诗二首。
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回顾历史文化传统，更需要我们形成“文化自觉”。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孔天胤研究会的成立和孔天胤纪念馆的建成，成为文水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文旅胜地，宣传儒学启迪教育后人的阵地，青少年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研学的基地，也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
儒家思想具有深厚的土壤、绵延的历史、众多的流派，从而构成了极为丰富和庞杂的思想文化体系。从发展上看，儒家哲学历经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理论形态，“爱人”“尊礼”“重教”“尚中”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儒家思想主张互敬互信、仁而有序、微言大义、重义轻利。“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是儒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形成及发展有其深远影响，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质品质。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为历朝历代所倡导。由此可见，儒家重视的是和谐、秩序、道德、团结、稳定。
文化传承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只有通过创造地继承，和有继承地创造，才能在文化的发展中使文化连续性和创新性得到统一。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加以研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实现“创造性转化”。与此同时，进一步去挖掘阐发中华优秀文化的时代意义，充分体现中华优秀文化的时代价值。

第三节 崇教尚学：文明火种的永续传递

文水的子夏山因孔子“七十二贤”之一的卜子夏曾在这里“设教授徒”而得名。相传身为孔子高徒、魏文侯之师的卜子夏,曾在这里退隐设教四十多年。子夏设教在文水留下了深厚的历史踪迹和文化影响，这里也成为三晋儒学的发祥地。历史上，文水人民对子夏极尽尊崇,拜祭仰望,于是，建起了许多子夏庙，形成了重视文化教育的风尚。

一、科举制度下人才辈出
文水古凤凰城上四道城门顶上和城墙四隅均建有重檐高楼,这8座楼与城壁上的64座堞楼正好为72座,意为孔子的七十二贤人，城墙的3000个垛口象征着孔子的三千弟子。相传,每到夜晚堞楼里便亮起灯光,传出琅琅读书声。有人说这是孔子的七十二贤人在读书，也有人说这是吉祥之兆,表明文水县城人杰地灵。也许因此,文水明清两代所出进士、举人比周边县份都多。
历史上，文水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据清光绪九年（1883）《文水县志》记载，文水进士唐代有4人，宋代有56人（其中有53人旧志记载存疑），元代有22人（其中有15人旧志记载存疑），明代有8人，清代（截至清光绪九年）有33人；文水乡举元代有42人（旧志存疑），明代有38人，清代（截至清光绪九年）有127人；明清期间，副榜33人，拔贡35人，优贡3人，岁贡280人；文水武进士明代有2人，清代有8人；明清期间文水有武举人146人。
孔天胤从小聪颖过人，嘉靖十年（1531），乡试中举，第二年，又以一甲第二名的成绩进士及第，当地的人称他为孔榜眼。武元衡之子武翊黄字坤舆，才学惊人。曾三试独占鳌头，人称“武三头”。在中国的科举史上，如果连续考中乡试解元、会试会元、殿试状元的，即属三级连跳，均为第一名，被称为“连中三元”， 在1300多年的科举史上也只有17人如此辉煌过，武翊黄是其中之一。武翊黄入仕后于大和年间官至大理卿。

文水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文脉，不断孕育出了新的文化成果，这也引起一些人的嫉妒。据相关记载及民间传说，清乾隆年间文水县知县顾学海嫉怕文水人才辈出，于是拆毁了城墙的堞楼。相传他一次半夜巡城时，见每个堞楼的小亭都有灯光和朗朗读书声，由此心生嫉恨，为破坏文水“风水”，便将六十四座堞楼拆毁，并用砖堵塞堞眼。《文水县志》载“乾隆间，知县顾学海拆毁蝶楼六十四，砖砌间塞蝶眼，自此科名顿衰，十数科无售者”，此举被认为破坏了文水“风水”，导致当地科举运势骤衰，连续数十科考试无人中榜。后来乡绅将雉堞整修如旧，拆开堞眼，当科即有两人中举，这也反映了时人认为此举影响文水文运。当然，这一说法带有民间传说色彩，更多体现了当时人们对风水与文运关联的认知。

二、文水文庙
据《文水县志》记载，光绪八年文庙因倾颓严重，知县杨恩溥劝捐重修，邑绅刘师亮等主持其事，于光绪九年竣工，刘师亮题写“敬敷五教”牌匾。1934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对其进行考察，称赞其“建筑宏大出人意外”，壮丽较之都邑文庙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水文庙建筑规模宏大，布局严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等主要建筑。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建筑，殿前有月台，殿内供奉着孔子及诸贤的牌位。文庙整体建筑风格庄重古朴，飞檐斗拱，雕梁画栋，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精湛技艺。从流传下来在文庙内拍摄的学生毕业照看，文庙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学生，至今象征两支毛笔的柏树还耸立在县市政广场。
文水文庙是古代文人墨客的精神圣地，承载着当地的文化教育功能，见证了文水地区的文化传承和教育发展。同时，它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和建筑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清康熙十二年（1673）《文水县志》艺文志中有弘治十年（1497）岁舍于巳二月二十一日工部侍郎张颐撰写的《重修儒学记》、崇祯七年（1634）正月上旬儒学训导严一诚撰写的《善治坊西街文庙碑记》、翰林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郝忠恕撰写的《重修庙学记》以及状元康海修撰的《重修庙学记》等。
网上有狄一思《文水文庙赋》，现录于此：
汾川旧邑，文水新府。星分参井，地接吕梁。襟霍岳而带汾流，控并州而引晋阳。物华天宝，紫气腾于阙里；人杰地灵，青衿聚于泮宫。文峰耸翠，映千年之礼乐；武后遗风，振百代之弦歌。儒宗圣地，圣教渊薮，余尝三沐三熏，今以辞赋颂之。
时维仲秋，序属三献。金风涤尘于阶前，玉露凝香于殿角。访圣迹而登高阁，谒先师以仰宫墙。但见棂星曜日，泮水涵虚。大成殿宇，承昊天之巍峨；明伦堂阶，接坤舆之肃穆。丹楹刻桷，起鸾凤之翔集；藻井云楣，隐龙蛇之气象。七十二贤侍立如生，二十八宿环列若拱。
观夫文运昌明，肇自周礼。尼山降圣，泗水传经。杏坛设教，开六艺之渊薮；麟笔修书，定千秋之纲常。此地虽僻处河汾，然文脉绵延：卜子夏西河讲学，温彦博辅政贞观，狄怀英持衡武周，俱是圣门苗裔。更兼武氏代唐，虽非儒道所倡，亦见文水地灵。
嗟乎！世有兴替，道无显晦。昔者秦皇焚简，岂绝诗书？汉武尊经，终成礼乐。今观文庙重光，黉门再启：稚子执卷而吟风雅，耆老扶杖而论春秋。金声玉振，虽经百代而愈新；礼器法服，纵历兵燹而复现。
呜呼！胜地长存，斯文不朽。槛外汾水长流，应记取泗河弦歌；檐角文星永耀，莫辜负尼山月色。敢竭鄙怀，恭疏短引：
汾水汤汤圣迹存，宫墙万仞启人文。麟经已化千家雨，杏萼犹沾九陌尘。礼乐重光新俎豆，弦歌不绝旧经纶。今朝再拜大成殿，欲借东风扫俗氛。

三、私塾和学堂的兴起

宋元符年间，由知县薛昌建起县学，因设于文庙，所以又叫学宫、庙学。内设儒学教谕、训导各1名，管理全县生员、童生考试及祭祀事宜。童生考中生员(秀才)，就成为县学的学生，所以考中秀才叫进学。
明嘉靖年间，本县士绅在县城西街文庙西创建了文水武陵书院，清康熙、道光、咸丰、光绪年间均募款对书院进行过修缮。学生有生员，也有童生。
据清光绪九年(1883)《文水县志》记载：明代，境内城乡一些社头、族长、延师曾举办社学；明末清初，县城及南徐、北徐村一带举办过义学；清末，私塾迅速发展，几乎遍及各大村庄。光绪三十二年，学堂虽兴，私塾未废。至民国5年(1916)，私塾达208所。私塾学童学业达到一定程度，便可应童试，童试考中为生员(秀才)，即有资格入县学深造。清末民初，县内名望较高塾师有西旧村温鹤年、温云村刘大怀、下曲村王廷念、西城村王其宽等人。清代下曲的王钟健、王道立两位进士建有枣香书院。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武陵书院改为“文水两等学堂”，首任校长武占魁；民国三年(1914)，改为文水县高等小学校；民国六年（1917），又改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同年，在城内北街大关庙建立女子高等小学。民国九年（1920），下曲、南庄分建县立第二、第三高等小学校，大部分村庄陆续建立了国民学校。民国十年（1021）开栅建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校。民国十八年，在东街娘娘庙建文水县模范小学；将北街二郎庙国民学校更名为文水县第二模范学校；西街花园国民学校更名为文水县第三模范小学；南街简子庙国民学校更名为文水县第五模范小学。同年，在城内潘家庙西巷成立女子模范小学、并增设简易平民识字班1个，免费收纳贫苦人家子女和失学儿童就读。民国十八年(1929)，城内实验小学及北街、南街模范小学各附设幼稚班1个。

四、高级班与中学的发展

民国二十一年(1932)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石永、西城、西石侯国民学校中分别增设高级班，改称两级学校。民国二十六年（1937）全县有国民学校145所，学校3所，高等小学5所，初小课程设国语、算术、公民、唱歌、体育、劳作;高小除以上课程外加设历史和地理课程。是年，在校高小学生624 名，初小学生11524名，约占学龄儿童总数的36%。翌年2月，日军侵占文水，全县小学大多停办。民国二十七年(1938)秋，抗日游击区各学校陆续复学，教材由抗日民主政府统编印，并结合边区建设，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徐家镇、石家堡、南辛店等10个村在北辛店联办“民族革命高等学校”，首任校长吴守华，有教师8名，学生140余名。同年，下曲、石永等村小学附设过两届幼稚班。
民国三十年(1941)春，日军在“强化治安”中频繁进行“清乡扫荡”“文化清剿”，北辛店民族革命高小被迫停办，全县各村初小转为“两面”学校，名义上为日伪“新民学校”，实际仍实行抗日救国教育。
民国三十四年(1945)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下由、信贤、开栅、西石侯均为县立完全小学。全县有高小班8个，初小148所，在校学生11548 名。民国三十五年（1946）阎锡山政权“水漫平川”，各村小学教育基本趋于瘫痪状态。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县境解放，全县学校相继复学。1949年2月，全县恢复完小建制，城内西街高小为县立第一完小，北街女子高小为城关完小，下曲高小为县立第二完小，南庄高小为县立第三完小，西石侯镇高小为县立第四完小，全县有初小142所，教职工302人，在校学生14526名。初小课程设有语文、算术、音乐、美术、体育5科;高小设有语文、算术、自然、地理、历史、音乐、美术、体育8科。1952年，全县完小增至11所，初小152所，在校学生达22270人。
民国二十年(1931)，文水县创立了第一所初级中学，校址在城内东街马王庙处，校长武占魁，教师有康焕文、权廷璠等6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底,因学校经费不足，并遭日军飞机轰炸，被迫停办。前后毕业四届四班近200名学生。
民国三十三年(1944)8月,日伪县公署借文水县一高校址恢复文水县立初级中学。招收3个班120余名学生。民国三十四年（1945）9月5日，文水中学、第一高小和女子高小的百余名学生，在革命教育的影响下，随贺龙部队前往离石。是年,阎锡山军队占领县城,文水中学2年级原有3个班合编为第1班，1年级2个班合编为第2班。1952年6月,省教育厅拨款5万元,占用城内大关庙和北街完校旧址，并购置四邻民宅,因陋就简,重新建立文水中学。9月，招收4个班200名学生正式开学，有专任教师8人。1956年9月,在刘胡兰陵园西侧,成立刘胡兰中学，在南庄镇兴建文水南庄初级中学，在下曲镇兴建文水下曲初级中学。1958年，创办了开栅、西城、南齐、孝义、南武、南安、马西、城关8所初级中学。1969年文水中学停办初中,改设为高级中学。1970年,刘胡兰中学停办初中，改设为高级中学，为文水教育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四节 清廉文化：山水的清廉隐喻


隐泉不隐，照见古今——隐泉出水从岩层渗出，历经砂石过滤方得清冽。刘胡兰烈士纪念馆的竹林里，新竹破土时必遭石压：“竹有千节，不改青翠——这是文水人的廉洁风骨。”文峪河从文水穿境而过，冲积出“文峪河清廉文化带”。河长日志写着：“治河如治吏，既要清淤疏浚，更要涵养水源——廉洁的生态，始于每个源头的澄澈。”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家都知道雷锋、刘胡兰、焦裕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当年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不可否认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几年,于成龙几乎成了吕梁清廉的代名词，这些都体现了榜样的力量。

一、“天下清官第一”与“天下清廉第二人”

文水历史上也曾有过于成龙式的清官，一个是嘉靖二十八年(1549)，本县举人严三省出任陕西泾阳知县，因断案细微准实，县人称服；敕旌 “天下清官第一”为其悬匾家门，死后葬于县城西郊，称“严知州墓地”。二是万历八年(1580)，知县姜一鸣，布衣蔬食，为官清廉。清丈田土，执法不枉。后入觐朝廷，敕旌“天下清廉第二人”，并晋升河南府通判。
其实，文水古代有政绩得民心的官很多，有曾任江西道掌印给事中的进士王钟健，直言敢谏，不畏权势所屈；有御赐葬文曰:“惟尔名高节钺,功著抚绥,方期宣力于岩疆,忽焉息身于丘陇”的湖广总督胡全才；有“河湖涨溢,高家堰堤决,公率兵弁日夜露处”的总兵成元震；有因路遇宰相刘墉未下马施礼而被贬职的稿房主人李如松；以及明朝郭廷冕、王在台、陈三接、郭应泰、王希鸿、蔚三德等，清朝武懋德、李敦原、武仲英、陈所志等。

二、“济贫助困”是文水乡贤的基本品德

在文水民间，也有很多清廉典型。清末民初，闫家社闫兴福连续担任了近40年村长，他有三个儿子,长子闫世增是掌柜,主要打理商铺，次子闫世玮主要负责种地，三子闫世珠在天津开粮店。闫兴福开明大义,济贫助困,谁家揭不开锅就向他家借粮，向他家借粮一般是不用还的。村里浇地费和大部分村里的开支都是自己支付。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他年老退位时，把三个儿子叫在一起说，我当村长期间,村里还欠不少债务，我年老了，担子要交出去了,但债务不能交出去,所以和你们商量把地卖了,以还清村里的债务。儿子们知道父亲的为人，也理解父亲的心思。于是,闫家的土地基本上都卖出去了,还清了村里的外债。土堂村的绅士贾世鹏祖上在北京经商发迹，据说是和皇家做生意，经常出入故宫、颐和园等地。他把自己的马拉轿车、毛驴及石磨、石碾让村里人免费使用；每逢春节给穷人发红包，让他们过得起年。光绪三年至四年，山西、河南等华北诸省爆发了30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根据干支纪年，这两年分别属丁丑、戊寅，因此后世称之为“丁戊奇荒”。树皮、草根已经被吃光，老百姓只能挖观音土填肚子。这时，土堂村的一方富商贾世鹏支起大灶救济村民。
民国六年（1917）王家堡村里遭受洪灾，几乎全村人都到王锡嘏的高台院避难。院主王锡嘏是祁县商务会会长，虽富贵显荣,但随缘乐助,平常就好助人为乐。看到自己村里遭灾，每天在祁县县城蒸好馒头，用船运回村来救济村民，先后近一个月。船只路径的地方遇到灾民，他也要送一些馒头。
明朝万历年间,中舍村周锦的妹妹被选入宫,成了万历皇帝的妃子。皇家让周出去做官,他觉得自己没有文化,就谢绝了做官。万历二十六年(1598)周锦去世后,葬在村西南盘龙山下,皇家给建了一座墓塔。有据可查的是万历皇帝的妃嫔里面真有个周端妃。
文水在晋商文化中有其特殊的“掌柜现象”，而掌柜的形成离不开“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团结互助，经营有方”的品质，这也正是清廉文化在文水晋商中的体现。 三、“清廉文化”是家风家训的重要内容

在民间的家谱中，都有着清廉典型人物，并把清廉文化纳入家风家训。文倚村郝家保存着一本《郝氏家谱》,该家谱写于民国十三年(1924),抄写于民国十六年(1927)。家谱记载:“郝景昌,字子耀,晋阳中学堂毕业奖给岁贡生,升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法律本科毕业。充天镇县管狱员,众囚赠缎匾一方,曰‘德重恩深’。充吉县承审员,邑民赠木匾一方，曰‘政简刑清’。调署阳城县承审员，又调署稷山县承审员,省长传令嘉奖三次,加俸二级,记功一次,奖给三等桐叶章一枚,司法部奖给二等银质章一枚。邑民赠缎匾一方,曰‘德惠均沾’,又赠大旗两对。”又记载:“郝晃昌,字君亮,阳兴中学毕业奖给拔贡。充清源县第二区行政长兼警佐,省长传令嘉奖二次。调任祁县第四区行政长兼警佐，省长记大功一次,加俸一级,邑民赠‘勤慎和缓’大旗一对。复调委介休县第四区行政长兼警佐,省长记大功一次,加俸二级,又记功二次。历任成绩均异常卓著,故商民俱颂声载道。”
西旧村温氏家谱记录了温鹤年先生雄才大略，博古通今。清朝后期，文水县境内名望最高的私塾师就数温鹤年先生，培养了许多人才，被称为秀才模子。大象村李氏家谱中以“碧血丹心·铮铮铁骨”为题记录了在解放战争中视死如归的我地下交通员李村旺烈士的英雄事迹。土堂村张氏族谱中记录着乐善好施，德艺双馨的武林翘楚张芳华。
堡子村吴氏家谱中的家风是：“耕读传承，忠孝为本。做人本分，遵纪守法。克勤克俭，和睦乡邻。积极进取，诚信为本。热爱祖国，尽职尽责。尊老爱幼，谦让和睦。长尊幼贤，传承美德。文明进步，福寿齐昌。”
从这些家谱中可以看出，民间是非常注重家风教育，清廉典型成为家族学习的榜样。典型在清廉文化的传播中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一是具有导向作用，进而提升思想境界；二是具有凝聚作用，从而形成共同理念；三是具有带动作用，以致产生辐射效应。
在我们的清廉文化创建中要注重挖掘典型，充分发挥典型在清廉文化中的引领作用。不断创新形式，增强典型的感染力和渗透力；不断拓宽领域，扩大典型的辐射面；努力塑造具有真实性、可读性、传承性、教育性与一体清廉文学作品。

第五节 女性觉醒：从“她力量”到“共生文明”

女性文化是一个跨越历史、地域与社会结构的动态概念，它既是对女性群体独特经验的表达，也是对性别权力关系的重构。从母系氏族的平等传统到当代社交媒体的女性发声，从文学艺术中的女性书写到科技领域的性别突破，这一文化现象始终在多元维度中演进。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中指出：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女性文化自觉就是内在地认同女性经验的方式、策略和本质并思考女性群体的发展道路。
中国文化原始意义中就带有一种性文化基因和根脉。提倡新时代女性文化发展，发掘优秀女性精神在文化自信中的脉搏，探索如何更好的发挥女性角色在文化中的参与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水被称作中国“女都”，是“女杰之乡”，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很有影响力的女性。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第二任王后吴娃(?-前301年)就是大陵（文水）人。赵武灵王十六年(公元前310年)，赵武灵王游大陵，一天他梦见一个少女鼓琴而歌。大臣吴广听说后，觉得赵武灵王说的少女太象自己的女儿孟姚了。于是就把孟姚献给了赵武灵王。赵武灵王非常宠爱孟姚，赵人称之为吴娃。孟姚作了赵武灵王的王后，没过几年，就为赵武灵王生下了公子何，即日后的赵惠文王。吴娃死后谥号惠，也称惠后。
武则天（624年－705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十四岁入后宫为唐太宗的才人，唐太宗赐号媚娘，唐高宗时初为昭仪，后为皇后，尊号为天后。后自立为皇帝，定洛阳为都，改称神都，建立武周王朝，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笃。唐中宗遵武氏遗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改谥号为则天皇后，天宝八载（749年），加谥则天顺圣皇后。武则天善于治国、重视延揽人才，首创科举考试的“殿试”制度，而且知人善任。她主政期间，政策稳当、兵略妥善、文化复兴、百姓富裕，故有“贞观遗风”的美誉，亦为其孙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打下了长治久安的基础，武则天对历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由此可见，女性文化自觉是女性自身解放的内在要求。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成为女性主体意识。它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
武顺(623年—665年)，字明则，武则天同母姐姐，母为荣国夫人杨氏。武顺早年嫁给豫州参军贺兰安石，育有儿子贺兰敏之，女儿魏国夫人贺兰氏。经常出入宫禁，陪伴妹妹武则天，得到唐高宗李治尊宠，受封韩国夫人，去世后追赠郑国夫人。武则天称帝后，追赠长公主，陪葬于顺陵。
武惠妃 (699年-737年)，唐玄宗李隆基宠妃，武则天的侄孙女，绛州刺史武攸止的女儿，母为郑国夫人杨氏。父亲早逝，养于宫中，得到武则天庇荫。亭亭玉立、娇俏可人，性情乖巧，善于逢迎。唐玄宗即位后，初封婕妤，晋封惠妃，礼节等同皇后。先后生下夏悼王李一、怀哀王李敏、寿王李瑁、盛王李琦，女儿上仙公主、咸宜公主、太华公主。开元二十五年去世，年仅四十岁，追赠皇后，安葬于敬陵，谥号贞顺。
北宋名将狄青的品行和武功在当时闻名中外，而狄青的美貌也朝野皆知。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讲的：当朝公主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大臣问宋仁宗该选啥样的驸马？宋仁宗随口说，就像狄青那样子就行。从此，狄青就有了“人样子”的美称。狄青之子狄咏的千金也是生得花容月貌，人见人爱。高太后更是喜欢的不得了，欲立为皇后，终因社会关系复杂而作罢。后来，嫁给了宋徽宗的弟弟，人称狄王妃。
在文水广泛流传着麻衣仙姑的故事。传说，灵巧乃龙女转世，投生于桑村一任姓农家，因不堪忍受继母虐待和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婚出走，由麻子地里骑一麻杆腾空而去，飞至汾阳石室山黄芦岭灵泉洞修炼成仙，世称“麻衣仙姑”。仙姑广施甘霖，造福桑梓，家乡百姓为其筑庙塑像，世代供奉。从此以后，每遇天旱，桑村一带群众，便举行接仙姑求雨活动，而且接仙姑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传遍文水西半县。每逢仙姑寿辰或遇旱灾，文水人便“斋洁易服”，集18村的民间艺术精品，前往灵泉洞“求圣水，肩圣像而来”。
女性主体意识觉醒首先要从个体的自尊、自信、自立，最终走向女性群体的自强、自为。女性文化自觉是当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清代著名女画家岳筠，字绿春，从汪梅鼎学画兰，出笔俊郎具秀逸之致。民国才女萧碧梧又名萧增萃，国学基础渊深，擅写诗词歌赋。毕业于山西女子师范学校高师科,入山西女子国文专门学校深造后,任教于太原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民国十四年(1925)考入北京女子大学，著有《泪眼看云集》。
当代社会转型期，女性主体意识较之以前任何时期自觉性更强，内涵更丰富。民国二十八年(1939)1月，文水县90多名女教师，在麻家堡开会，通过协商决定成立文水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大家推举王永昶(又名王竹林)、武凤义、袁月英、李淑仙、武银仙、吕雪梅等10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3月，在南安村召开了有各区、村妇女代表60余人参加的大会，会议宣布正式成立文水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妇救会)。武银仙当选为秘书，李淑仙、武凤义分别当选为宣传、组织委员。妇救会起初由牺盟县分会领导，民国二十九（1940）年5月文水县抗联成立后，改由县抗联领导，县妇救会领导人的职务称秘书。在抗日战争中，先后担任县妇救会秘书的有武慧卿(又名武银仙)、黄波(又名王玉芝)。县妇救会下属有7个区妇救会，各区秘书分别是一区王竹林、李仲英，二区郭花仙、吕雪梅，三区武慧卿、李淑仙（又名钱苏），四区武凤义，五区吕雪梅，六区李玉莲（又名史君子），七区武慧卿。后又成立交西县第二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秘书李仲英、白玉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文水县委为加强全县妇女工作，指示县抗联和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培训妇女干部。民国三十五年（1946）1月，妇女干部训练班在贯家堡举办，云周西村的刘胡兰参加了培训。结业后，这些学员参加了县委在大象镇进行的土改试点工作，经受了实际工作的锻炼和考验。训练班结束时，召开了有县、区和重点村妇女干部参加的大会，宣布成立文水县民主妇女联合会，选举吕雪梅为联合会妇女部长。这些学员分别担任了区、村妇救会的干事、秘书等职务。各区妇救会秘书有赵玉祥、李光明、梁杰、王月英等。同年10月，阎军集结重兵，“水漫”晋中平川，大举进攻文水解放区。中共文水县委为保存革命力量，保护妇女干部，决定把县、区妇女干部首批转移到山区。
民国三十六年（1947）1月12日，没有来得及转移的刘胡兰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毫不畏惧、视死如归，牺牲在铡刀之下，年仅15岁。刘胡兰，原名刘富兰，民国二十一年（1932）10月8日出生于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抗日战争期间，10岁的刘胡兰加入儿童团，民国三十四年（1945）底担任村妇救会秘书，民国三十五年（1946）成为候补党员。刘胡兰的事迹经《晋绥日报》和《解放日报》报道后，很快传遍解放区。毛泽东专门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革命战争期间，文水县涌现出了刘胡兰、李仲英、常马英、田麦子、李光明、韩桂英、张芳仙、李桂莲、赵玉芳等许许多多女英烈。
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文水县解放后，县委设妇女工作委员会(简称妇委会)，筹建妇联会组织。民国三十八年(1949)1月18-21日，在文水县委驻地西城村召开全县妇女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5人。大会选出文水县妇女联合会委员11人，选举县委委员文政兼县妇委书记，冀英为妇联会主席，郝玉珍、郭芝林、冀英、蔡瑞芝（晓丁）、吕云仙为常委。全县八个区相继成立了区妇联会。妇联会成立初，在带领全县妇女与封建礼教作斗争，争取男女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广大妇女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1964年12月24日，刘胡兰民兵班由山西省军区正式命名并授旗成立，英雄刘胡兰的妹妹刘芳兰为刘胡兰民兵班的第一位举旗人、第一任班长；1997年7月,山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重新命名为“刘胡兰英雄民兵班”，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民兵基层建设标兵单位。
刘胡兰烈士的高尚品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模范。2009年9月，刘胡兰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新时期胡兰精神概括来讲就是：坚定信念、不屈不挠、敢于担当、勇于奉献。
走进了新时代的妇女地位、作用日益显著，更有大作为。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文水女杰层出不穷，气象专家师春香，晋剧表演艺术家冀美莲、郭彩萍，著名画家王木兰、郝润仙，著名导演武珍年，导弹专家成丽蓉等，都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楷模。
自觉的女性文化的生成既是以女性在过去及当代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财富为客观基础，也需要借助这种广义的生产活动不断地创造和发展自身文化，体现女性自身对自由、超越和创造性的追求女性文化自觉是文化继承和文化创造的统一。文水女性身上存在着胆大、勤奋、仗义、倔强、豁达、刚毅的特殊魅力和无限博大的巾帼之魂，经过历史长期积淀、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地域精神：“勤劳智慧、慈善仁爱、明辨是非、柔中有刚、无所畏惧、敢做敢担。”这也是准确地评价文水女性的性格特征。
女性文化并非单一叙事，而是一部充满抗争与创造的历史。从母系氏族的平等传统到数字时代的创业浪潮，从文学艺术的自我表达至科技领域的突破，女性始终在重塑社会价值体系。未来，性别平等的实现不仅需要政策支持，更依赖于文化观念的根本转变——当“女性文化”不再是被标签化的 “他者”，而是成为人类文明共生的基石，真正的性别平等才可能到来。
一个国家不仅需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需要道德文化素养和理论思维素质的提高。中国当代的先进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女性文化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路径。

武则天庙内的石狮子在月光下梳理鬃毛，龙纹柱础上的青苔正以年轮的方式生长。一千三百年前，那个从这里走出的女子将文水的水土揉进盛唐气象，如今她的无字碑依然在文峪河的倒影里续写着天地文章。

子夏祠的青砖缝里渗着春秋的墨香。当年西河设教的讲坛已化作麦田，但《诗经》的韵律仍在老农的吆喝声里流转。牧童用柳枝在沙地上画卦，牛蹄印里盛满了《周易》的智慧，这些被儒学浸润千年的土地，连蚯蚓松土的轨迹都带着思辨的弧度。
刘胡兰纪念馆的玻璃柜里，蓝布衫的褶皱里藏着另一种风暴。当年轻讲解员说起刑场上的从容，窗外树林的沙沙声突然变成了历史的回响。这些在血色中绽放的信仰之花，与廉政广场的雕塑群在晨光里投下的青铜色影子交相辉映，共同构成文水精神。当孩子们把“清廉”二字拓印在宣纸上时，汾河的浪花正漫过岸边的《水经注》碑刻，将古今的风骨气韵连成一片波光粼粼的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