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文明史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五位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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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我一直在回想，这一次到日本游历，究竟看了什么？想了什么？而自己又打算写点什么？去年秋天，是首次到这家东邻来观光，顺应自己的喜好，着重观览日本的佛教寺庙，还有日本神道教的一些神社。一方面是所好，另一方面也因活动范围在“关西”——京都和奈良，这是日本发祥最早的土地，称为“京畿”。食古好饥的我，追寻所见，多不下唐宋，故归来作文曰：《（日）关西访古录》。大约著文的规律总是“收之愈窄，而思之愈宽”的，写罢反觉：看日本，仅仅关西，无论如何，都算一种“不圆满”的遗憾。于是，便有了今年这一次的旅行。而且，用时也多多的延长了。除了弥补上次关西行“该去而未去者”，便是一通在“关原”和“关东”的畅行。如同饕餮遇美食，一场痛快极至的大快朵颐！名古屋、热田、伊势、富士山、镰仓、东京……山上川下市井田头庙里林间边边角角，正在樱花怒放之时，游人要比去年在京都、宇致、奈良要多很多，有时也竟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不过还好，日本观光目的地的人文质量总是极棒的，日人旅游服务挡次更是无可挑剔的。因此心情一路大好，平素不爱日餐，言其“碎繁小气”，这遭却“吃么么香！”身体作美，精神瞿颖，收获自是滿满了。

说到写点什么？好像说笑话——“想多了！”题材宽泛，反倒惶惶而莫衷一是。访古还想写：东京的浅草寺、镰仓的大佛寺、建长寺、觉圆寺，关原的伊势宫、名古屋的热田宫、东京的东照宫，还有名古屋城、江户古城、歧阜山城，这九处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焉能无记？而大名鼎鼎的富士山，苍冉森森的五十铃川，和浪滔滚滚的江之岛海滨，又怎么舍得丢之脑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冒冒然撞上的东京上野公园樱花节，白天的野餐，夜里的灯游，又是那样的奇特、另类，都在触动人的文兴与诗情。

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想写一点关于日本的思想问题。中国和日本是相隔“一衣帶水”的近邻，是东亚数一数二的两个“大国”、“强国”。还是二战以来，先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两个国家。中日两国有真实文字记载相处的历史有二千多年。其中一千八九百年是友好相处的。两国固然有许许多多“水土异也”的不相同、不相像处，如我在《（日）关西访古录.前言》中写过的：我们是大陆文明，他们是海岛文明；人家是单一民族国家，咱家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朝代更替，优胜而“王”之，而日本则是天照后裔，一以贯之；等等。但是，作为地处东亚同一文化圈中的两个国家，二者之间，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又确有很多的相同、相像、相互关联、相互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如：日本虽是岛国，但也是农耕之国，最早的、主体性的产业，是和我国江淮完全相同的“稻作”农业，而辅助或延伸的物产同样是桑蚕和茶叶。鼓励农耕，是中日两国古史以来传统的产业政策。又如，中国古代以儒、释、道相融合的意识形态为精神国是，日本大体也是如此：佛教的宗派、义理、仪轨出自同一传统，我在日本已参观了近二十座佛教寺庙，其与我同样熟悉的中南半岛南传佛教寺庙作比较，可明显感觉到日本的东传佛教与我们国内中原的汉传佛教更为接近，甚至比藏传佛教也同多异少。日本有自己的“神道”教，“神社”广布，封神拜神极其普遍，这其实也和中国民间的“泛神”现象差不多，相信万物有灵，只是名号不同而己。日本朝廷，天皇一系传千古，这的确与中国相异，但为这个朝廷背书的大体上也是儒家的思想及其“礼制”，“尊王攘夷”的典章精神甚至更加严苛。我说过，在日本朝廷中，虽然相继出现过“摄关制度”、“院体制度”、“幕府制度”，挟制天皇统治，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的历史，但是“君权神授”的权力观和中国一样，一直牢固地统御着万民；等等。所以我认为，立足于东亚，广义的研究这些异同的本质及其来源，洞悉其相互融和的条件与契机，把握其产生异化的规律和前提，这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课题，也是由“亚洲人做好亚州事”，确保亚州安全、和平、发展，进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重大研究课目。

我从日本关西到东关东走了两趟，除了去年秋天写了10多万字的关于“关西访古”的文字之外，还随手作了大的笔记和心得，其中最重要的一块：是关涉到中国之先贤，将大陆文明中被认为是先知先觉、先生先发的东西（包括物质的非物质的）帶到日本来，改变了日本当时的落后现状，推动了日本社会的改善和前进步伐，进而被消化、吸收，以至作为遗产，薪火相传。在三个半小时飞行归国的时间中，我在脑中过滤这部分笔记，疏理出对于日本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五个中华人物来（他们虽然尚不能代表这一问题完整意义，但他们是顶级的，能夠反映真实历史的基本趋向），希望用他们的行为史迹，来说明两千多年中日邦交中最正面的东西。

⚓️关于徐福（卡片）

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及其文化现象是中日两国历史与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涉及神话、历史、民俗和身份认同等多个维度。

一、传说脉络与演变

1⃣中国史籍中的记载：徐福的故事，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其为秦代方士，受始皇帝命，携童男童女数千人出海寻仙山求长生药，后“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司马迁未明确提及徐福抵达日本，但后世文献（如《汉书》《后汉书》）逐渐将“平原广泽”与日本列岛相关联。 徐福故事虽然启发于秦代帝王对永生的执念和海洋探索的野心，以及对东方“蓬莱”仙境的幻思，但故事的本身价值却开辟了东方大陆文明对于太平洋海岛的遠距离幅射。这是一种文化想象。

2⃣日本对徐福的接受与再创作： 日本文献中徐福形象最早见于8世纪的《古事记》《日本书纪》（这是日本最重要的两部正史性质的经典文献），但未有明确的事迹记载。中世以后，徐福的传说在地方志（如《熊野年代记》）、民间信仰中生根并衍生出多种版本： ①技术传播者：传说徐福带来水稻、蚕桑、医药等，成为日本文明启蒙的象征性人物。如和歌山县（位于九州岛）新宫市的“徐福传承地”。②融合入日本神道教：日本部分神社，如金立神社（在本州南部佐贺地区）将徐福奉为农耕神或医药神，与日本本土信仰融为一体。 ③天皇起源说：江户时期学者提出徐福即是“神武天皇”（日本史认定的第一任天皇），这一说法，试图欲构建中日同源特别叙事，但缺乏实证。另日本国内的研究统计，在现今日本有徐福的陵墓5座，祭祀的神社37处，祭祀的节典有50多个，以“秦”或“徐“作为姓氏的有17个。

二、文化现象与象征意义

1⃣中日文化交流的符号。古代徐福传说成为中日共享的文化纽带，尤其在唐宋时期被用作相互沟通和交往的“历史依据”。 近现代徐福则被重塑为和平使者的形象，20世纪80年代中日合拍电影《徐福传说》亦即体现此意。

2⃣地方经济与旅游产业。日本多地（如佐贺县、和歌山县）都以“徐福登陆地”自命，修建公园、纪念碑，举办祭祀活动（如“徐福祭”），现已形成地域性文化品牌。

3⃣文学与艺术创作。 从日本谣曲《徐福》、井上靖小说《蓬莱》，到中国当代影视剧，徐福成为跨越时空的创作母题，承载着对未知、冒险与文明碰撞的多种想象，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三、“真实性”争议与学术考辨

1⃣ 史料与考古的局限性问题。一是中国史料的模糊性：《史记》未提徐福最终去向，后世文献多属推测。 二是日本考古空白：徐福的时代是日本的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虽然开始出现航海技术飞跃，但无直接证据能夠证明秦代向日本列岛移民。

2⃣ 学术观点分歧问题。有肯定派：认为徐福船队可能抵达日本九州，弥生文化中，已出现大陆文明元素，特别是青铜器和水稻，或许与徐福的故事相关。（这是日本学者梅原猛所持的观点）。 当然也不乏否定派：强调徐福故事属后世附会，弥生文化中的大陆因素，更可能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传入日本的（中国学者汪向荣等持有这种观点）。 更有折中论：承认徐福东渡可能基于真实历史事件，但具体细节被神话化（日本学者逵志保）。

3⃣ 基因研究的挑战问题。 现代基因分析显示，日本人群与东亚大陆存在联系，但无法锁定为秦代移民的直接影响，而更多指向更早的绳文——弥生混血。

四、超越“真实性”文化价值

徐福传说的生命力很大程度在于其超越史实的功能性： ①它是文化认同的载体：中日均通过徐福叙事强化自身文明独特性（如日本强调技术吸收能力，而中国则凸显文化辐射力）。两方面都强调自身的优势，但都依据徐福故事来说事。 ②它是海洋精神的隐喻：徐福东渡象征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与“大航海”精神形成跨文化共鸣。③ 它是和解与对话的桥梁：当代中日以徐福为共同文化遗产，推动民间交流与历史反思。

徐福东渡的“真实性”或许永无定论，但其作为文化符号的多元意义，恰恰揭示了历史记忆如何被不同时代、群体重新诠释。它不仅是中日共享的传说，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对起源、交流与自我认知的永恒追问。仅此其意义已经足够重大而深远了。

⚓️关于王仁（卡片）

一、王仁的记载来源

1⃣主要史料： 日本《古事记》（712年）：记载应神天皇时期（约4世纪末至5世纪初），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古国）派遣学者王仁（和迩吉师）赴日，献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日本书纪》（720年）：进一步补充王仁为“汉高祖后裔”，称其出身于乐浪郡（汉朝在朝鲜半岛的郡县）并改姓王，后归化百济，再被派遣至日本（根据《续日本纪》，王仁可能是313年的乐浪郡灭亡时亡命至百济的乐浪王氏的一员）。

2⃣争议点： 一是身份问题：王仁究竟是汉人移民后裔，还是百济本土学者？传统认为他是汉人，但现代学者多认为他可能是百济的归化汉人（即祖上来自中国）。二是关于《千字文》问题：中国《千字文》为南朝梁代周兴嗣（6世纪）所作，与王仁所处的5世纪时间存在矛盾。可能为后世误记造成，或是指另一部类似启蒙读物。

二、王仁赴日的背景

“渡来人”时代。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日本大和政权（应神天皇）通过朝鲜半岛（百济、新罗）积极吸收中国先进文化和技术。 应神天皇邀请百济派遣学者和技师赴日，王仁是其中之一，主要负责教授汉文和儒家经典。

三、王仁的贡献

1⃣汉字与儒家思想的传播。①教育皇室：王仁担任皇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教授《论语》等儒家典籍，开创日本皇室学习汉文的传统。 ②文字系统奠基：日本此前没有成熟的文字，王仁传入的汉字成为早期日本记录语言（万叶假名）的工具，后来逐渐成为日本语言的基础符号。

2⃣推行儒家政治与伦理观念。儒家“忠孝”“仁政”思想通过《论语》传入，影响日本早期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如圣德太子（574–622）的《十七条宪法》中可见非常明确的儒家思想影响。

3⃣技术关联（存疑）：部分传说称王仁还带去了造纸、纺织技术，但缺乏直接证据，可能与其他“渡来人”的事迹相混淆，至今依然是日本考古的研究课题。

四、王仁的历史地位。

王仁在日本历史上称“文首之祖”。地位非常崇高。 王仁的后裔在日本被称为“西文氏”（或“文氏”），在日本古史中专门负责朝廷文书与外交。成为古代日本重要的文化氏族。 如今大阪府藤井寺市有“王仁神社”，供奉其为学问之神。 王仁在日本文化中所表现的象征意义是非常要害的。 在日本传统叙事之中，王仁象征大陆文明（主要是汉字和儒学）传入的起点，类似徐福传说的“文化启蒙者”角色。

五、现代研究与争议。

1⃣国籍与身份争议： 朝鲜半岛学者认为王仁是百济人，强调其归属朝鲜文化圈；日本传统则倾向强调其“汉人”身份，以凸显中日之间直接的文化交流。

2⃣ 《千字文》之真伪：多数学者认为《日本书纪》将后世《千字文》附会到王仁名下，可能是为了彰显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悠久性。

3⃣《论语》考古佐证缺失 ：目前日本尚未发现公元5世纪日本使用《论语》的实物证据，但6世纪后日本贵族墓中出土的汉字文物间接支持王仁传说。

六、王仁的纪念与影响。

1⃣王仁神社：位于大阪府藤井寺市，每年4月举行“王仁祭”，纪念其对日本文化的贡献。

2⃣ 学术研究：在日本教科书中，王仁被作为汉字传入的关键性人物。尽管在细节问题上存疑，但明确承认其所承担的象征意义。

3⃣流行文化：在动漫、小说中，王仁偶尔作为“文明传播者”形象出现（如《漫画日本史》）。

我的感受是：王仁在日本是介于历史与传说之间的人物，其事迹反映了日本通过朝鲜半岛吸收中华文明的过程。尽管具体细节（如《千字文》问题）存在矛盾，但他在日本文化记忆中被牢固塑造为“汉字与儒学之祖”，象征着古代东亚文明交流的客观存在，以及形成的深远影响。

⚓️关于僧旻（卡片）

隋唐时期居日学问僧僧旻（生卒年不详，活跃于7世纪）是日本飞鸟时代的政治改革和文化转型中的关键性人物。

一、僧旻的生平与事迹

1⃣出生与赴唐留学。僧旻是日本飞鸟时代的归化人（渡来人）后裔，可能具有汉人或汉代朝鲜半岛移民血统，属于早期旅居日本的知识精英阶层。 据《日本书纪》记载，僧旻于608年随小野妹子（第二次遣隋使）赴中国，入隋朝学习佛法与典章制度，后滞留至唐初，长达24年（一说至632年才回到日本）。僧旻在长安潜心研究佛教经典（尤其是法相宗）、儒家典籍及唐朝律令制度，与玄奘等唐代高僧可能有过交集。

2⃣在日的政治与宗教活动。日推古朝改革时期，僧旻成为圣德太子（574–622）和推古天皇（592–628在位）的重要顾问，参与制定《十七条宪法》（604年），其中融合了儒家“以和为贵”、佛教“笃敬三宝”等思想。僧旻与高向玄理（另一位归化学者）同为“国博士”，在645年的大化改新中，协助孝德天皇推行“班田收授法”“租庸调制”等政策，直接模仿唐朝均田制和律令制。 作为佛教僧侣，僧旻推动建立法隆寺、法起寺等早期佛教寺院，并参与佛经翻译与讲学，为日本佛教的体系化奠定基础。

二、对日本文化的深远影响

1⃣政治制度转型。 僧旻将唐朝的律令制度（如《贞观律令》）引入日本，为大化改新后建立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提供了模板，直接影响和改造了日本官僚体系、税制和法律。主导制定了《十七条宪法》， 该文献虽非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但确立了“君权神授”“以民为本”等观念，成为日本政治伦理的基石，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僧旻对儒佛思想的整合。

2⃣推动佛教的本土化。僧旻将唐代法相宗（即唯识宗，唐三藏法师玄奘创立）思想传入日本，成为南都六宗之一，影响了奈良时代的佛教哲学。他在寺院中开设讲席，培养僧侣与贵族子弟，促进佛学与汉学的结合，为日本佛教教育体系开创先河。

3⃣僧旻高度重视汉文经典的普及。 通过教授《论语》《孝经》等典籍，推动日本贵族阶层对汉文的掌握，为平安时代汉文学繁荣（如《怀风藻》）埋下伏笔。 同时推动日本的史书编撰， 强调“以史为鉴”的理念，可能直接影响了后来《日本书纪》（720年）的编撰规划及写作方针。

三、现代意义与遗产

1⃣僧旻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他是早期中日“文化桥梁”的代表人物。 僧旻作为跨越隋唐与日本的学者，体现了古代东亚以佛教和儒学为纽带的文化共通性，他的生涯是中日千年交流史的缩影。 其成功融合中华文化与日本需求的经验，为现代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历史参照，例如如何将外来制度（如唐朝律令）适配日本社会。

2⃣历史记忆与学术研究：现代学者对僧旻的具体作用存在分歧。部分研究者认为其贡献被《日本书纪》夸大，以凸显“天皇中心史观”；但也有实证研究表明，他的法律思想确实是日本律令制源头之一。 奈良平城京遗址出土的8世纪木简中，出现与唐律令相似的术语，间接支持僧旻等人的制度移植。

3⃣文化纪念与教育 。法隆寺等古刹仍保留与僧旻相关的文物，部分大学（如京都大学）在研究中日交流史时将其作为关键个案。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普遍提及僧旻与高向玄理作为“大化改新的推动者”，强调其留唐背景对日本现代化的意义。

尔山评：僧旻是日本从部落联盟转向皇权国家的关键人物，其通过引入唐朝制度与思想，深刻塑造了日本的政治结构、佛教文化和学术传统。尽管历史细节因年代久远而模糊，但他象征了古代东亚文明通过“人的流动”实现的深度融合。在当代，僧旻的遗产提醒我们：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开放与借鉴，而成功的文化移植需以本土化为前提——这一历史经验对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互动仍具启示意义。

⚓️关于鉴真（卡片）

鉴真东渡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其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深远，相关研究也揭示了东亚文明互鉴的深层逻辑。这一点恰是我两次赴日学考的重要内容。

一、历史背景的多重维度

1⃣日本佛教律宗制度的迫切需求：奈良时代日本佛教发展面临戒律体系缺失的困境，虽有《僧尼令》却无具足戒传承。圣武天皇天平五年（733）第九次遣唐使的核心使命即寻求律学高僧，这直接促成了荣睿、普照（日遣唐使团的成员）的求法之行。

2⃣ 唐朝宗教政策的微妙转变：开元年间唐玄宗强化度牒制度，天宝年间对私度僧惩处加重至流刑。《唐律疏议》卷三的严苛规定，导致鉴真弟子“密具舟楫”的东渡行为成为违规，因而具有制度突破性。扬州都督府的干预也折射出了中央集权对宗教流动的干预和管控。

3⃣ 东亚海域的交通网络成熟：

8世纪东海航路形成南北两线【北线：从中国山东半岛登州（今蓬莱）或楚州（今淮安）出发，沿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经百济故地（今韩国西南部），穿越对马海峡，抵达日本筑紫大津浦（今福冈博多港）。南线：从长江口明州（今宁波）或扬州出发，直接横跨东海，经阿儿奈波岛（当时的疏球今冲绳）或值嘉岛（今五岛列岛）中转，最终到达日本难波津（今大阪）或平城京（今奈良）】鉴真团队六次航行尝试（743-753）涉及不同航线选择。第六次成功借道阿儿奈波岛，印证了《唐大和上（尚）东征传》记载的季风规律认知水平。【尔山注：这点文字另文使用】

二、文化传播的范式创新

1⃣ 知识迁移的系统性：鉴真团队携带物品清单显示，除佛经法器外，尚有《王右军真迹行书》等书法珍品，天台三大部典籍，以及《鉴上人秘方》为代表的医药知识。这种系统移植超越了单纯的宗教传播。

2⃣建筑技术的范式转移：唐招提寺（见本人《（日）关西访古录—唐招提寺》）金堂采用的单檐庑殿顶样式，鸱尾形制与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相似性，证明其直接移植了盛唐建筑范式。讲堂基坛的版筑工艺与大明宫麟德殿遗址技术同源。

3⃣ 制度文明的深层影响：鉴真创立的“三师七证”授戒体系，使日本形成“官度僧”与“私度僧”的区分制度。天平宝字三年（759）设立的戒坛院，标志着日本律宗制度与官僚体系的深度嵌合。

三、研究范式的当代转型

1⃣考古发现重构认知。2016年奈良出土的8世纪木简出现“鉴真”“和上（尚）”字样，证实其参与寺院经济管理。CT扫描技术还原鉴真干漆像（鉴真弟子制作）内部结构，发现唐代苎麻织物与日本和纸的混合使用。

2⃣医疗史研究新视角。《鉴真秘方》中记载的“奇效丸”配方，经光谱分析显示含有唐传入的波斯硇砂成分，印证了丝路药物知识的东传路径。正仓院藏药的物质文化研究揭示和印证了鉴真团队的药学贡献。

3⃣记忆构建的史学解构。对比《续日本纪》与《唐大和上（尚）东征传》，发现前者刻意淡化日本僧侣的主动邀请，后者则突出鉴真的悲愿形象。这种同一历史事件的叙事差异，反映了9世纪中日政治关系的微妙变化。

四、文明互鉴的当代启示

1⃣文化传播的“转译”机制。鉴真将“天台止观”与“南山律学”融合创新，形成适合日本社会的“行事钞”体系。这种文化转译能力对当代跨文明对话具有方法论意义。

2⃣技术传播的适应性改造。唐招提寺建筑在保持唐风基础上，逐步采用本土的素木构造技法，小屋组梁架结构等，体现了日本在文化接受中的主体性选择。这种“创造性转化”模式值得“一带一路”建设借鉴。

3⃣ 宗教精英的现代性困境。对比鉴真东渡与利玛窦来华，可见前现代宗教传播者兼具科学家、外交家、教育家的多重身份。成了那个时代重要的进步因素，值得后人念念不忘。当代宗教人士如何维系这种知识复合性，成为值得思考的命题。

当代研究更注重物质文化、知识考古和记忆建构的多维互动，鉴真东渡已超越历史事件本身，成为解构东亚文明演进的重要切入点。其展现的文化韧性、技术适应性和制度创新力，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提供历史性参照。

⚓️关于朱舜水（卡片）

朱舜水在日本的活动与其儒学思想对明治维新前政治思想的影响及意义——尔山

一、朱舜水在日本的活动

1⃣流亡背景与初期活动：朱舜水（1600–1682）本名朱之瑜，明末浙江余姚人。明亡后参与抗清活动，失败后于1659年流亡日本，終生未归。初至长崎时，因日本锁国政策限制外国人居留，得学者安東省庵等协助，获德川幕府特许而定居。

2⃣与水戶藩之渊源：1665年，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水戶黃門）仰慕其学识，聘為“宾师”，朱舜水移居江戶（今东京），成为水戶藩学术顾问。在水戶藩设讲席，传授儒家经典、史学及礼制，参与编撰《大日本史》（水戶学核心文献），强調“尊王攘夷”与“大义名分”。

3⃣ 文化传播與与实践：他注重实用知识，传授农耕、水利、建筑等技术，提倡“经世致用”，反對对空谈心性。 他为水戶藩设计祭孔仪式、修订礼仪制度，影响日本儒学使之仪式化。

二、朱舜水儒学思想的核心

1⃣“实理实学”的经世思想：朱舜水批判宋明理学，反对朱熹“理气二元论”的抽象思辨，主张“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强调知识需解決现实问题。 主张“礼”與“用”結合：认为儒学应体现于社会制度与日常生活，在《朱舜水集》中多论及政治改革与技术应用。

2⃣ “尊王”与“正统论”建构：他以《春秋》“尊王”思想为基础，主张政权合法性源于文化道统，间接为日本天皇权威提供理论依据。他还批判“易姓革命”，否定中国式的王朝更替，强调“君臣之义不可废”，契合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

3⃣兼容中日文化的实用主义：

朱舜水主张因地制宜地吸收中国文化，提出中国文化须适应日本国情。如建议德川光圀“取汉土之长，补神国之短。 他还融合日本的神道思想，默认神道信仰与儒学並存，为后世水戶学“神儒一致论”奠定基础。

三、对明治维新前政治思想的影响

1⃣水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朱舜水参与并指导了《大日本史》的编撰。以“尊王斥霸”为主轴，确立天皇为政治正統，成为水戶学思想之根基。 坚持“大义名分论”：强调君臣名分与忠诚，幕末的尊王攘夷派（如吉田松阴）据此批判幕府“僭越”，为倒幕提供意识形态武器。

2⃣使尊王思想的理论化。朱舜水的“正統论”将天皇权威的神圣化，被水戶学者发展为日本“国体论”，主張天皇是“天壤无穷之神敕”，直接影响明治維新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意识形态。 还有对外思想的激进化，水戶学后期结合“攘夷”主张，成為幕末“尊王攘夷”运动的重要理论源头之一（如藤田东湖《正气歌》）。

3⃣实学思想与近代化启蒙。朱舜水倡导“技術與制度並重”的实学精神，启发后世学者关注西方科技。如佐久间象山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成为明治“和魂洋才”的政策前身。朱舜水还主张“教育为改革之先声”，强調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間接推动了藩校（如松下村塾）重视经世之学，培养维新人才（如高杉晉作）。

4⃣ 对“国学派”也具有潜在影响 。日本国学派本居宣長虽然排斥儒学，但却强调日本的主体性與朱舜水的“因地制宜”思想有隐性共鸣，共同塑造了日本幕末的民族主义思潮。

四、歷史意義與現代反思

1⃣跨文化转译的典范。朱舜水將中国儒学转化为符合日本政治需求的意识形态，证明思想移植需与本土语境结合，此经验对全球化时代文化对话具有启示意义。

2⃣朱舜水的思想，在日本明治维新前，架设了传统与变革之间的桥梁，为日本在保持传统框架下吸收外來文明提供了范例，预示明治维新“王政复古”与“文明开化”的並行策略。

3⃣之外，朱舜水的思想遗产，证明知识分子可以通过与体制內合作（如辅佐藩主）来推动社会变革，此模式在幕末由下級武士与学者继承，形成了日本“维新志士”的政治参与传统。 現代日本对于朱舜水的思想一般地给予了“正面评价”。被视为中日友好的象征，日茨城县建立了朱舜水纪念馆。彰显其文化贡献。

朱舜水以流亡之身，成就了中日思想交汇的关键性枢纽。其儒学思想经水戶学派淬炼，为明治維新提供“尊王”正統性与“实学”方法论，是传统东亚文明向近代转型的重要精神资源。然而，其遗产亦警示后人：思想的力量既可推动历史進步，亦可能被权力收编——理解朱舜水，既是回溯历史，亦是反思當当下。

结语：上文可见，此案仅是随行所作之“卡片”式的梳理。虽然只历历可数五人，但背后却代表着一个庞大的“文明”系统。涉及了日本从弥生时代直到明治前夕两千年，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从纵向上讲，这些前贤哲人的行为轨迹，直接影响到了日本文明的发韧，历次重大改革：圣德太子改革、大化学唐改新、明治维新改革等，影响至重至深；从横向上看，涵盖了哲学、政治制度学、经济制度学、儒学、佛学、民族学、社会学，以及文字、文学和艺术……等等，对日本文化实具建造之功。面对这样的主题，坦率讲，以笔者的学养和写作水平，只能从历史学的视角做起，完成一种平顺的梳理，让读者领略到其基本的架构，而无能力做成深刻的剖析和价值意义的解读。因此，只能说一声“抱愧”！同时提醒：上列五位，属于顶级层面，他们仅仅是千万在中日邦交中优秀国人的杰出代表。

我的老同学杨晓宁，为这篇文章，在微信朋友圈给我发贴，他说：“日本的文明在进步过程中，不光吸取中华文明的精髓，而且吸取世界名国文明精华，同时能通过扬弃，建立个体与社会的自我转化的机制，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和成长。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改革开放是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问题。”看来，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很通透的。在历史的国家之间的交往中，幅射与吸收其实是一组最具普遍性的矛盾，作为输出方，是否真正带给了对方文明和进步，这是问题的一方面，而作为吸收方，能否做到根据自已的国情，通过扬弃，建立自我的转换机制，真正获得人类共同文明之精华，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中日历史缘渊深远，在这两个方面上，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题。

2025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