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敦逸厚船长

　　一、历史背景与出处

北宋时期“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核心表述，出自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文彦博与宋神宗的对话。当时王安石变法触及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宋神宗以“变法对百姓有利”为由试图推进改革，文彦博则反驳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一言论揭示了北宋政治的本质：皇权与士大夫阶层形成利益共同体，士大夫不仅是政策的执行者，更是决策的参与者。

二、北宋“共治”体制的利弊分析

利：政治活力与社会整合

1. 科举制度革新：北宋大幅扩大科举取士规模，寒门士子比例显著上升（两宋进士半数以上为平民出身），打破了门阀垄断，形成“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

2. 权力制衡与法治意识

：通过分权设计（如参知政事分割相权、枢密院掌军权）、法律约束（如《宋刑统》），士大夫与皇权形成制衡，甚至出现“宰相副署诏令”的惯例，皇帝无法独断专行。

3. 思想与议政自由：士大夫以儒家“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参与政治，台谏制度赋予其纠弹皇帝的权力。例如，宋神宗因“多出亲批”遭群臣批评“致乱之道”，宋孝宗亦被劝谏“勿与臣争权”。

弊：利益固化与改革困境

1. 士大夫阶层特权膨胀：恩荫制度导致冗官问题，官员后代“未离襁褓，已列簪绅”，加剧财政负担（如包拯批评“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

2. 党争与政策短视：士大夫群体因利益分歧形成派系（如新旧党争），改革常因触及既得利益集团而夭折。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士大夫阶层的集体抵制。

3. 军事弱化与权力失衡：过度依赖文官（如枢密使由文臣担任）导致军事决策迟缓，武将地位边缘化，埋下“积弱”隐患。

三、辩证影响：后世的政治遗产与反思

积极遗产

1. 文官制度典范：北宋的科举与官僚体系为明清所继承，形成“士人治国”传统。明代虽打压士大夫，但科举取士仍为核心。

2. 政治文化基因：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如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影响深远。

消极反思

1. 权力博弈的局限性：南宋朱熹批评“陛下独断”破坏共治传统，但明代朱元璋以“士大夫不为君用则诛”的极端手段反制，暴露共治理想的脆弱性。

2. 阶层固化与改革阻力：元代士大夫地位骤降，清代则沦为“奴才”，部分源于对宋代士大夫权力膨胀的警惕。近代梁启超亦指出，宋代文治过度导致“民气萎靡”。

四、总结

北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本质是皇权与知识精英的利益联盟。其通过科举整合社会、以制度制衡权力，为古代政治注入活力；但特权固化与改革阻力也暴露了精英政治的局限。这一模式既为后世提供了“文治”范本，也成为专制集权与阶层矛盾演变的镜鉴。其核心矛盾——如何在精英共治与民本诉求间平衡——至今仍具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