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闻枣子坡上槐花香

伍旭东

　　用深情温润一枚花开，用心灵孕育一份情怀，在槐花疏影间演绎人间清欢，用含笑的淡然书写着春意盎然。之所以在文字里想念，只因岁月已经无法回到从前……

—— 题 记

2025年，作者作品登上母校溆浦一中校园文化墙。

大约是十年前，家乡同学群群主委托我，让我给同学群取个稍文艺点的群名。 我几乎想都没想，回复道：《犹闻枣子坡上槐花香》。

马上，同学群里有人回应：“这个名字好！提到枣子坡，好像闻到了 槐花香……”

是啊，我也好些年没去过枣子坡了。心里一直在想：古槐梢头，那些白色的精灵还好吗？碧水池塘，那些青春的记忆还在吗?

70年代时溆浦一中校门。

一

溆浦一中是我中学时代的母校，建在县城东郊约四五里地一个名叫枣子坡的地方。当时，那里属桥江区新坪公社管辖。

1975 年，中国社会正处于“文革”后期，按照毛主席“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的指示精神，中学学制改为四年，初中、高中各两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与同厂几个小伙伴挑着铺盖卷，背着生活用具，从 30 多里外那家山区老厂来到这里，成为一名在校寄宿生。

作为大山里长大的厂矿子弟，初来乍到，感觉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新鲜， 那么美好。

整个校园绿树掩映、错落有致。建筑以灰砖黛瓦为主，无论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还是图书馆、礼堂、食堂，基本上都是这种风格。

此外，操场四周还有果园、菜地、池塘、水井等，每当仲夏之夜，空中萤火飞舞，四处一片蛙鸣，颇具田园特色。

那时，校园内的环形长廊还在。这种长廊极其简朴，上为青瓦，下为木柱， 约两米来宽，三米多高，既无雕梁画栋，也无盆景绿植。因南方多雨，它的主要作用， 是将学校各栋建筑连接起来，以帮助师生躲避风雨侵袭。

站在楼顶往外看，环形的灰色长廊就像一条巨龙，盘卧在校园里，气度不凡。这使人想起母校的“前世”——湖南省立九中，好像只有这样的气度，才配得上它的出身。

1975年9月，同时进入溆浦一中求学的三个发小。

我一直觉得奇怪，这个地方既然叫枣子坡，一定是因枣树而得名。但我们却很少见到枣树，倒是每年春天，学校四周那满树雪白、槐花飘香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初入校那半年，是一段寂寞的时光。小小年纪，在校寄宿，想家想父母，加上性格内向，朋友不多，一个人无聊的时候，便会钻进校门外山坡 下那片槐树林，呆坐半天。

正是暮春时节，槐树林里坠着一簇簇雪白的槐花，掩映在一片嫩绿之中。密密匝匝的树枝向天空延伸着，好像就快划破天际。可怜的阳光穿过树隙投射到这里，早已所剩无几。但这寥寥无几的阳光却格外的灿烂，格外的暖和，温暖着我这个孤独少年的心。

槐花的花朵很特别，还未开放时，小小的白色花苞扁扁的，如一串串令人馋涎欲滴的水晶葡萄，让人好想摘下来送进嘴里，细细嚼一嚼。

槐花的花蕊是浅黄色的，很不起眼地点缀在里面。盛开的时候，就像有人给它讲了个笑话， 它笑得咧开了嘴，花蕊就露了出来。浅黄色的花蕊搭配雪白的槐花，显得格外漂亮。

每当瞧见槐花咧嘴傻笑的模样，我仿佛也受到了感染，很快变得开心起来。

弹指间，一恍岁月的阳光已深深烙印在时光的轨道中，洒下簇簇温暖柔和，妩媚地倒映着片片残落的微凉。岁月行如流水，只记得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遇见一群阳光明媚的少男少女，许诺一场阳光明媚的青春……

1977年，初二（3）班班委会成员合影。

二

可能是营养不良的缘故，那时的我又瘦又小，一阵风就能把我吹跑了。 第二学期开学时，班委会改选，我被选为卫生委员，从此成为“班子”成员。班主任是郭建梅老师，她是一名军嫂，爱人是空军机场的军官。

所谓卫生委员，就是专管教室和环境卫生的，自然没有班长和学习委员那么风光。不过，那时的劳动委员，才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身上的担子，比学习委员要重得多。

我们班劳动委员叫刘长刚，城郊长乐方人，为人憨厚，身强力壮，个子比我们同龄的孩子高出一大截，无疑是劳动委员最合适的人选。

按照正常思维理解，工人的主业是做工，农民的主业是种田，学生的主业应该是学习。但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我们的主业只能是学工学农，以致整个中学时代，相对于学习而言，我对劳动的记忆更为深刻。

印象中，我们曾坐着火车，去当时的花桥公社（现改为双井镇）灯塔大队帮农民插秧。有的女同学刚一下田，就被叮在小腿上的蚂蝗吓晕过去了，顿时，秧田里鬼哭狼嚎，乱成一片。回头再看我们插的稻秧，也是东倒西歪，参差不齐，如同随意丢弃一般，不知能否成活。很多年后，每每想起当年我们白吃了农民伯伯一头猪，心里依然感到很愧疚。

还记得，那年盛夏，我和同学们顶着酷暑，挽着裤腿，提着鞋子，徒步穿越几段河流，去十几里外的水东公社银湖大队支农，帮着收割小麦。如今，麦芒扎进胳膊的刺痛，镰刀留在指间的伤痕，早就随风而去淡忘了，唯独大家围成 一堆，以柳树枝当筷子，从农家自制的杉木洗澡盆里抢捞凉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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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北侧紧挨围墙，有两家县属工厂，一家农机厂，一家罐头厂。

我们那时学工，主要在罐头厂。因为罐头厂主打产品是橘子罐头，而做橘子罐头第一道工序是剥橘子，这个活儿既轻松又简单，还能趁人不注意偷吃几瓣橘子，所以罐头厂对我们这些学生伢儿来说，更是充满了诱惑力。

橘子全身都是宝，除了它酸甜的果肉可食，橘皮、包裹橘瓣的丝绒，都是极好的中药材。因此，我们剥橘子时特别小心，生怕落下一根丝绒，让橘子的价值打了折扣。

那时电力供应紧张，经常停电。每当这时，整个车间一片漆黑，领班的工人师傅慌里慌张去找手电。趁这个空隙，我们抓起剥好的橘子就往嘴里塞。等工人师傅找到手电，或等电灯重新亮起，我们已经一两斤橘子下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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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从1976 年开始，在离枣子坡二十多里一个叫溪口的地方建分校。按现在的说法，应该叫劳动生产基地，专门让学生磨皮出汗的。

后来才知道，之所以选择在溪口建分校，是因为溪口与溆浦一中有着很深的渊源。

先来回顾一段历史。

1939年9月21日，原湖南省立沅陵中学遭日机轰炸，主楼被毁。经请示省府教育厅，同年11月，学校迁至离溆浦县城十余里的溪口。1941年2月，省立沅陵中学改为省立第九中学，初中部迁至溆浦城里圆通阁和普化寺。1944年，省府批准在溆浦县城东郊枣子坡修建永久性校舍。同年9月，省立九中高中部从溪口迁入枣子坡。1947年，初中部由圆通阁和普化寺迁入枣子坡。1949年9月19日溆浦解放，溆浦县人民政府随即接管省立九中。 1952年，省立九中改名为溆浦一中。

由此可以推算出，在溆浦一中87载辉煌而厚重的历史中，有5年是在溪口这个地方书写的。

作者初中同学合影。

记得第一年去溪口分校，校舍还未完全建好，我们借居在山脚下一个生产队的公屋楼顶，上面除了几根柱子，四面无遮无拦，白天风吹雨打，晚上蚊子肆虐，让人难以入眠。

尽管很苦，但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依然忘不了当年乡村之夜那种月朗风清、鸡犬相闻的幽静，忘不了那种流水潺潺、渔火点点的恬美。

校舍建好后，大家便开始在山顶烧草开荒，平整土地，准备栽种红薯。但原始山林土壤板结严重，无法直接耕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从山下河沟里取出淤泥，一担一担挑到山上去，用它来改良土壤。

山路弯弯，台阶重重，我们这些十几岁大的孩子，每天挑着四五十斤重的担子，在这条路上往返十几次，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那真是一滴汗珠摔八瓣，一行脚印一行泪。

作者初中时班主任郭建梅老师。

后来，班主任郭建梅老师见我个子小，身体单薄，怕我吃不消，就不让我担淤泥了，给我分配了个既轻松又“有权”的活儿——记数。

为什么说“有权”呢？因为当时每个人都有额定任务，完不成不能休息。 我的职责就是坐在路边，给他们记数，挑来一担，画上一笔。

这活儿看似轻松，心却很累。一些要好的同学央求我手下留情，给他多画几笔，让我左右为难。有心帮忙，却又不敢，怕这样辜负了老师的信任。为此，我曾得罪了一些朋友，至今想起来仍有些愧疚。

除了记数，郭老师还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帮她看护孩子。因她自己每天也是山上山下来回跑，根本顾不上这个孩子。

记得郭老师的儿子名叫湘洲，当时两三岁大，又好动又调皮，不好管。

这天下午，我让湘洲去路旁草丛里拉屎，突然，他像踩到了蛇似的， 大叫起来。我赶紧跑过去，只见他半提着裤子，屁股后面伸出一截红乎乎 的东西，吓得我不知所措。

好在郭老师及时赶过来了，她不慌不忙地抱起湘洲，帮他褪去裤子， 然后伸出右手，三揉两揉，就将那截红乎乎的东西塞了回去。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种常见病，叫脱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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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劳动，当年就有了收获，我们每人都分到一小筐红薯。但因为山上石头太多，红薯长得怪模怪样，丑陋无比。

带回家后，母亲要把它们扔掉，我死活不让，坚持要用它们蒸一锅红薯饭。

不知为什么，从小讨厌红薯的我，这次竟吃得津津有味，特别香甜。

或许，这正是劳动带来的快乐。但快乐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几年， 我们上山除虫害，毛毛虫没抓到几只，身上反倒被蜇红了一大片，只好跑到医院看急诊；去煤矿体验矿工生活，有的同学被矿灯溢出的强硫酸烧伤；更有甚者，一名同学在从分校劳动结束回家的路上，因扒货车摔倒而丢了性命……

这样的事如果搁在现在，随便挑一件就能让学校吃官司。但那时只是被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一笑而过，并没人去深究。这让我感到很迷茫：到底是我们那代人命太贱，还是如今的家长和孩子太矫情?

仔细想想，这何尝不是成长的代价。青春的岁月，就如同美丽的玫瑰，它的鲜艳夺目往往使人忘了扎手之痛；又像一杯浓浓的咖啡，尝到微微苦涩后，才能品出甘甜之味。

其实，成长的过程就是破茧为蝶。我们挣扎着褪掉所有的青涩和丑陋，在阳光下抖动轻盈美丽的翅膀，幸福地颤抖。

80年代时溆浦一中校门。

三

所谓青春，一半明媚，一半忧伤；一半纯真，一半荒唐。它本是一部惊心动魄、耐人寻味的书，而年少的我们，却往往读得过于匆忙。

回忆四年在校寄宿生活，不得不提校园西侧坡下那口水井。它呈四方形，被一片菜地包围，只有两条泥泞的小路通向这里。虽然那时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但不少老师仍喜欢用井水煮饭，故经常来此地取水。

南方夏天闷热潮湿，整天汗水淋淋，睡觉前不冲个澡，身子没法往床上躺。学校澡堂是有的，但极其简陋，又脏又破，很少有人光顾。每天下晚自习后，我们喜欢邀上几个同学，拎着提桶，去井边打水冲澡。

有天晚上，也不知我们脑子里哪根筋搭错了，有人提出，这样冲澡不痛快，还不如直接下井去洗。我们想都没想，跟着就往下跳，把水井当成了浴池，又是搓泥，又是打香皂，清澈的井水瞬间变成了混浊的泥汤。

第二天一早，来井边打水的老师见此情景，欲哭无泪，赶紧向学校报告。很快，学校派人来调查，我们都被吓坏了，谁也不敢承认，只能咬牙硬扛。最后，这事虽然不了了之，但从此再不敢去井里撒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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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洗澡的小河已几近干涸。图片右侧上方的红楼，就是溆浦一中现在的校区。

有时，我们也去河里洗澡。每天一到傍晚，波光潋滟的溆水河似一条银色飘带，从枣子坡脚下蜿蜒而过，河堤边，浅滩旁，哪里能落脚，哪里就成了我们的天然浴场。

这段河流以罐头厂排污口为界，上游比较干净，下游比较混浊。男生因为水性好，早早就占据了上游深水区，这样既能游泳，又能扎猛子，在水里追逐打闹。女生则只好绕到下游，站在齐腰深的浅水里洗濯。

河里洗澡，更衣是个问题。男生还好一些，随便找个避人的地方，一脱了之，甚至赤条条的就敢往下跳。女生因为在光秃秃的浅滩上，即便百米之外，也能一览无余。后来，她们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每次洗澡自带凉席，浴后用它围成移动的更衣室。

从男生浴场到女生浴场，直线距离并不远，彼此依稀可见。当时，我们大多是十四五岁的孩子，正处在青春期，心中常常有一种莫名的躁动。坐在岸边，我们用一种游离的目光盯着远方模糊的身影，就像痴痴地凝望着一只远去的风筝，发着呆，做着梦。

1977年，初二（1）班班委会成员合影。

上高中时，我有两个比较要好的同学，一个叫煜伢，一个叫莲子。他们有个亲戚，是校团委书记李传湘老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出入校办公楼“红专楼”的机会多一些。

记得有年夏天，他俩不知从哪儿弄来几条又瘦又小的泥鳅，撩得我心里直痒痒。当时大家都吃不饱，我们一商量，决定把泥鳅炸着吃。

说干就干。我们在红专楼顶层一个僻静处，架起煤油炉子，倒下半锅菜仔油，然后将炉子点燃，就等着吃那香喷喷的炸泥鳅。

可是，点把钟过去了，我们满脸被煤油烟熏得黑乎乎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却见那泥鳅虽然在油锅里煮烂了，却连颜色都没怎么变，更别提什么馋涎欲滴的香酥味了。

后来才知道，炸泥鳅过程中，我们不仅少了一个重要环节：将泥鳅裹上面粉；更犯了致命的“程序”错误：我们是将泥鳅和生油同时下锅，怎么可能把鱼炸酥。结果，面对那一锅早烂成了泥的泥鳅，我们只得空着肚子，悻悻而散。

1977年，校团委书记、政治老师李传湘。

那时候，社会上流行手抄本，如《一只绣花鞋》《梅花党》《绿色尸体》等，大多是惊悚小说。就连后来被拍成电影的《第二次握手》，最初也是以手抄本形式出现的。

当然，最有名的还是《少女之心》。 这个手抄本传到我这里时，至少经过了百人之手，纸张泛黄，边角卷起，有的甚至快要脱落了，但这并不妨碍我的好奇和期待。因后面同学催得紧，我一个人躲在蚊帐里，打着手电，不到一个小时就翻完了。

说老实话，在那个年代，以我当时的年纪，突然读到这样一本专门描写性的禁书，的确有一种血脉贲张、浑身燥热的感觉。但读过之后，又好像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回过头来看，这本小说中的性描写，无疑是直白的、粗劣的、缺乏美感的，与《金瓶梅》《肉蒲团》无法相提并论。它之所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是因为在那个禁锢的年代，它无意间充当了少年性心理科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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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不久，一部名叫《望乡》的日本电影开始在县城播映，搅得我们 心神不宁。据说，电影演的是一名日本妓女的故事，这让我们产生了种种丰富的联想。

一天晚上，我们十几个同学按照约定，提前离开了自习室，然后翻墙溜出学校，直奔县城电影院而去。

令人失望的是，影片从头至尾，并未出现我们期待的画面。后来才知道，进口国外电影要经过严格审查。我们期待的那些画面，其实早就被剪掉了。

就因为这点好奇心，我们最终付出了惨重代价。第二天全校师生大会，我们偷看电影的十几个人被“请”上台，集体做检查。

那次“亮相”，是我这辈子最难堪、最丟人的人生经历。几十年来，它就像一根带钩的刺，扎进了我的记忆深处，永远也拔不出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代人，除了经历了生活的艰辛，人生的磨难，同样也有过自卑，有过懦弱，有过顽劣，有过荒唐，有过青春的躁动，有过灵魂的挣扎，这是人生成长的必然过程，不足为奇。

青春如酒，成长正酣。少年时代，所有美好的都将被分享，所有小错误都可以被原谅，所有不够成熟的，都可以慢慢等待。

曾几何时，我们对谁都看不惯，给 80 后贴上“自私”“自我”“娇惯” 的标签。转眼间，不少 80 后已经年届不惑，他们大多成了社会的中坚、单位的骨干、家庭的顶梁柱。

曾几何时，我们恨铁不成钢，把 90 后称作“垮掉的一代”。转眼间，多数90 后已过了而立之年，这时我们发现，不仅他们自己没有垮，这个地球还在照常转。

曾几何时，我们非常担忧：“谁来保卫 21 世纪的中国?”转眼间，最早的一批 00 后已经25岁，他们成了军队最富有朝气的一个群体。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放不放心，保卫明天的中国，不靠他们，还能靠谁?

我常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作为父母长辈，把年轻人扶上马再送一程，是责任也是义务。但如果紧紧攥着马尾巴不愿松手，在儿女看来讨嫌，在别人看来可怜，在自己看来犯贱，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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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斜日更穿帘幕，微凉渐入梧桐。”

我对于枣子坡的记忆，除了校门外的老槐树，池塘四周的垂柳，还有一种印象深刻的植物，那就是校办公楼（当时称“红专楼”）前面两排高大苍劲、冠如巨伞的法国梧桐。

或许是古人描写梧桐的诗句，总喜欢跟秋天联系在一起。所以，提到梧桐树，我就会想起道路两旁那扫不尽的落叶，继而想起校园里那日复一日或清脆或悠扬的钟声。

学校所谓的钟，实际上是半截钢轨，挂在办公楼前一棵梧桐树的枝丫上，离地约一人高，由一名年轻校工用铁锤定时敲打。

上世纪 80 年代初，风靡一时的校园歌曲《童年》，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相距不久。我们当时的心情，正如罗大佑在歌里描述的那样：“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儿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唧唧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每当听到下课钟声响起，同学们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冲出教室，冲向球场，冲向操场，冲向草地……学生时代的我们，真的是盼望着下课，盼望着放假，盼望着长大。

所以，那时我很羡慕敲钟的校工，觉得全校数他最帅，就像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作者高中同学合影。

从初中开始，我语文成绩尚可，英语成绩最差。每回考试，始终在三四十分上下徘徊，很少及格。英语老师朱传劲（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任溆浦一中校长），上海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长得英俊帅气，很有男人味。加上排球打得好，是不少女同学心目中的男神。

那时老师不兴䃼课，学生有疑问，可主动去请教。我曾找朱老师请教过三四回，开始还比较热情，后来大概觉得我这人杇木难雕，便表现得有些不冷不热，我也就彻底放弃了。

老师一般只能记住两种学生：一种是学习成绩好的，一种是调皮捣蛋的。像我这种情况，估计朱老师早把我忘得干干净净。

有意思的是，我们班英语成绩最好的同学，名叫郑忠，他是我发小，也是我小学同学。我们两个在一起，正好形成鲜明对比。

郑忠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同学们再未见过他。之于其中原因，有的说他遭遇车祸，早已不在人世；有的说他身份特殊，不便回国。究竟真相如何，至今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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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虽说五音不全，但对唐英文老师的音乐课却比较喜欢，曾学过五线谱，吹过口琴，拉过手风琴，当然后来都不了了之。

记得有一年，学校排演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因为这点爱好，我被选去参加合唱团，就是在舞台后面跟着“啊、啊”的那种。

没想到，我还真进入了角色。这部剧前后排练两个多月，我在礼堂跟了60 多天，几乎一天未落。“韩英”在前面唱，我在后面哼，结果“韩英”的所有唱段，我都能唱下来。

直到今天，虽然整部《洪湖赤卫队》的歌词有些记不全了，但只要那熟悉的旋律响起，就像一部老式播放机摁下了回放键，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出 40多年前，一群青涩的少男少女站在舞台上激情高歌的模样。

大约是1976年秋天，学校从各年级挑选了10名学生，去参加全县中学生作文比赛，正在读初二的我也荣幸入选。

比赛前，学校为了给我们鼓劲，晚餐的时候，给每个参赛者赠送一份酸辣椒炒牛肉干。我感觉，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菜，现在想起来仍然满口生津、回味无穷。

那天，我放开肚皮，4两一钵的米饭连吃了三钵，把自己撑得连弯腰都很困难。

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学校只送菜不送饭。当时，城镇居民都是按粮本供应粮食，我的供应标准是每月 28 斤。

也就是说，我一顿饭就吃了自己一天半的口粮，接下来的日子又该挨饿了。

巧的是，那次作文比赛题目就叫《校园里的钟声》，按说，我是能够写好的。但可能是之前吃得太撑，以致浊气上升，脑子糊涂了，结果发挥得并不好，作文未能获奖。

为此，我曾沮丧郁闷了半年......

1998年，溆浦一中校园远景。

2023年，溆浦一中校园全景。

五

看到这里，一些朋友可能会产生误解，以为我天生对文字感兴趣。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从小就特别怵也特别烦写作文。

那个年代，所谓的作文不是抄报纸，就是编瞎话。写扶老奶奶过马路，就想起了毛主席语录：“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写自己遇到了什么困难，就想起了毛主席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上初中后，对作文的厌倦情绪有所改变。因为我发现，越是真情实感的东西，越容易得到老师认可。

那时，我奶奶大腿骨折加上有风湿性心脏病，无法手术，瘫痪在床两年多。父母天天上班，作为长孙的我，自然要帮父母分担些家务。

一到夏天，奶奶在屋里待不住，喜欢去屋外的竹床上乘凉，每次都是我把她背进背出。为此，奶奶逢人就夸：“我焕儿长大了，都背得动我了！”

记得有一次，我把这事儿写进作文里，结果作文被老师画满了小红圈，让我颇为得意。

1978年，时任溆浦一中校长易贤扬在作高考动员。

真正对写作文感兴趣，是在高中以后，得益于我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他复姓欧阳名可，“文革”前湖南师大毕业的高材生。

有年暑假前，欧阳老师布置了一篇暑假作文，没定题目，让学生自由发挥。

父母单位在离县城30里地的山区里，厂区背后有座山，叫鸭毛山。虽然以前进山里玩过，但却从未上过它的顶峰，对它既好奇又神往。我想正好，利用暑假登上鸭毛山顶峰，顺便把作文完成了。

清楚记得，开学返校后，我第一个把作文交给欧阳老师，题目很直白，就叫《登鸭毛山》。

没想到，欧阳老师对这篇作文大加赞赏，不仅把它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读，事后还建议我，把作文题目稍改一下，作为文学稿投寄给《湘江文艺》，这是当时湖南唯一的省级文学期刊。

那时的我刚16岁，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我把作文稍微改了改，题目改成《远眺》，再从图书馆找到《湘江文艺》的通联地址，就直接寄走了。

结果可想而知，几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份铅印的退稿通知单……

尽管如此，从那以后，我依旧迷上了写作。老师布置一篇作文，我都要写两篇甚至三篇。

1979年6月，溆浦一中高48届（一）班毕业合影。

作者高中时班主任欧阳可老师。

高中毕业入伍后，我一直没有丢掉写作这个爱好，时常有“豆腐块”见诸报端。凭着这些成绩，我顺利考入原北京军区新闻干部教导队，毕业后成为第二炮兵某师级单位的新闻干事。

1985年9月10日，我国第一个教师节，我特意写了篇题为《母校的老槐树》的散文，以表达对老师的感恩和敬意。

第一次回家探亲，我带着刊稿剪报本去探望欧阳老师，老师非常高兴，留我在家吃饭，席间说了许多叮咛、鼓励的话语……

后来，我考上了素有中国军事记者摇篮之誉的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元旦前，我给欧阳老师寄去一张贺年卡，报告喜讯。

不久，我收到老师回信。信中写道：“收到你的明信片，真是喜出望外。我衷心祝贺你能进入新闻行列，能用自己的笔为社会主义建设效力。”并鼓励我说：“你的语文根基比较厚实，写作是你的特长。希望你在高等学校进一步深造，发挥你的特长，成为一名出色的新闻人才。”

欧阳可老师给学生（作者）的回信。

印象中，欧阳老师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讲课的时候经常手扶腹部。所以我曾写信问过他的身体状况。他在信中轻描淡写地说：“我，还是老样子，身体没什么大毛病，一餐能吃四两饭。”

写这封信时，老师才55岁，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七八岁。我以为，老师还年轻，身体不会有什么大碍。后来通信，便再未提及此事。

几年后，一位老同学来京，聊天时顺便问起欧阳老师。他一脸的吃惊：“怎么，你还不知道？欧阳老师半年前就去世了……”

我顿时愣住了！怎么，怎么会这样？！他才刚刚退休呀！

老同学告诉我，其实，欧阳老师早就疾病缠身，他是不愿放弃自己心爱的事业，才一直坚守在三尺讲台，用生命兑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诺言。

听到这里，我的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心里面除了酸酸的悲，更有刺刺的痛……

老师啊，又是好些年过去了，学生没有辜负您的期望：38岁走上新闻处长岗位，40岁成长为一名师职领导干部，并有多部新闻文学著作出版……可是，学生再也没机会向您汇报了……

2019年4月，作者在母亲陪同下回到母校溆浦一中。

2019年，作者将自己的部分作品赠送母校。

2007年秋，作者应邀回家乡参加溆浦首届屈原文化节期间，与央视著名主持人刘璐合影。

自1979年毕业后，我曾三次回过母校。第一次是1984年春天，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前往母校探望恩师。第二次是2007年10月，应邀回家乡参加首届屈原文化节，在母校大操场观看大型文艺演出。第三次是2019年4月，在80多岁老母亲的陪伴下，我将自己新出版的散文集《天堂里的眼睛》《今生，最美的遇见》赠送给母校校史馆，作为自己毕业40周年的献礼。

这些年，母校的变化天翻地覆，令人欣喜。但每次回母校，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究竟少了什么呢？哦，是槐花。当年，为了扩建学校大门和整修道路，路旁那片槐树林被砍光，梦中满树繁花、遍地飘香的景象早已不复存在，让人难免有些遗憾和惆怅。

不过，温馨的记忆还在。因为这些记忆，让我有机会留下一些文字，用深情温润一枚花开，用心灵孕育一份情怀，在槐花疏影间演绎人间清欢，用含笑的淡然书写春意盎然。

我知道，之所以在文字里想念，只因岁月已经无法回到从前……

(作于2017年12月，修改于2025年3月)

2000年后的溆浦一中大门。

2022年11月，作者作品《犹闻枣子坡上槐花香》，被溆浦一中校刊全文刊登。

《溆浦一中的前世今生》

溆浦一中的前身是湖南省立九中，省立九中的前身是湖南省立沅陵中学。抗战时期，国军与日军长沙会战失败后，长沙沦陷，沅陵成为湖南省临时省会。而省立沅陵中学正是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直接督办下，于1938年创建的。1939年农历9月21日，沅陵中学被日军轰炸，主楼被毁。经请示省府，考虑到溆浦没有任何工业基础，不会遭到轰炸，加上时任沅陵中学校长是溆浦人，故于当年将沅陵中学整体迁往溆浦溪口。本部设贺国太大院，初中部设溪口塘湾，租赁祠堂和民房为校舍。 1941年，沅陵中学改为省立九中（当时溆浦属湖南省第九行政区管辖），初中部从溪口迁至溆浦城内圆通阁和普化寺。 1944年，省府批准在溆浦县城东郊枣子坡给省立九中修建永久校舍。同年9月，乐山楼建成，高中部从溪口迁入。1947年，云山楼建成，初中部从圆通阁、普化寺迁入。自此，省立九中初、高中部合办一处。1949年9月19日，溆浦解放。11月16日，溆浦县人民政府接管省立九中。1952年12月，省立九中更名为湖南省溆浦第一中学。1969年，溆浦一中与溆浦二中合并，易名为湖南省溆浦县直属中学。1972 年3月恢复湖南省溆浦第一中学名称，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