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通信兵的故事（二）——皖南突围中的新四军通信兵

泰安48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发生的皖南事变是震惊中外的重要事件，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对正在北移的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要将叶挺军长送上军事法庭。我党针锋相对，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为了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将南下的八路军部队编入新四军，新四军由原来的6个支队整编为7个师，开辟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

记得2013年，我和真理大姐一起采访过任希文叔叔，皖南事变发生时，他在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电台工作，皖南新四军军部遭到袭击后，就一直联系不上。据他回忆，刘少奇政委在院子里焦急地转来转去，一夜未眠，后来收到了一封电报，但没有密码本，找来了译电员田畴（音），他能背下密码，翻译了电文：军部遭围歼，“情况紧急，密码已烧掉，请党放心，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是抄收到的皖南军部最后一封电报，多么英勇悲壮。

任希文，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原局电台排长、新四军军部二科技术侦察台负责人，新四军一师侦察台副队长，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训练队队长，通联部协理员，第十兵团情报处科长，军委防空军司令部科长，北京电管军基建三处副主任、北京电力建设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等。

真理大姐和温瑾采访任希文叔叔和维克阿姨。

斯简叔叔在《新四军通信简史》中记述了新四军皖南事变时的通信工作。

1940年10月的一天，新四军军部无线电二台收到了三战区转来国民党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致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的一份电报（皓电），强令在一个月内，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撤到黄河以北地区，这是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疯狂标志，皖南新四军部队周围，战云密布，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党中央致电叶挺、项英，决定以朱、彭、叶、项名义回复，对蒋“采取缓和态度……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同时提出要国民党宽限时限，以便妥作准备。

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北移十分关注，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需秘密准备多数过江”。中央军委还及时通报相关形势，通报关于国民党已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新四军等有关情报，指示做好北移的准备。

负责无线电侦察和破译的军部三山办公室（三山办公室是一个代号，意指新四军军部三科设在山上的办公室，是由胡立教科长主持的绝密单位）一直密切监控蒋介石及其军事总部与第三战区，以及第三战区与所属部队的来往电报，发现国民党军频繁调动，归属第三战区统一指挥的军队大大增加，敌情异常。军部决定由曹丹辉任三科副科长兼无线电大队队长，统一管理三科及无线电大队工作，三科科长胡立教则集中精力，抓好无线电侦察与电报破译，并充实了三山办公室，全室增至10余部收信机，30余名工作人员。通过侦察发现，敌军已集中了8万余人，对我形成合围之势，还获悉国民党对我围剿的密电：蒋介石密电三战区顾祝同，对新四军皖南部队“作一网打尽之计，须谋定后行动”，顾祝同指示其第32集团军上官云相“以主力逐步筑碉堡，稳进稳打，摧毁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

新四军军部是我党我军在皖南的大本营，经过两年半的战斗、建设，集中了大批非战斗人员，叶挺、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指出：“这批非战斗人员、资材，既不能参加作战，又增加作战的顾虑，可是，在日常建军工作中是极为可贵而不可少的，必须争取于短期内分批先行转移以应付敌顽之进攻”。军部三科副科长曹丹辉慎重斟酌，确定由无线电训练班主任曹维廉、电台队长温诤组成精悍领导班子，负责将通信科部分人员及资材，随同军部先期转移队伍去苏南。这次转移，军部总计2000余人、1300余担资材，于1940年12月上旬，分批向苏南转移，而后陆续以多种形式转赴苏北。

斯简叔叔编著的《新四军通信简史》，胡立教写的序言。

1940年11月24日，军部无线电大队一台，收到一封中央军委的紧急电报，命令我皖南驻军“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数小时后，又收到一封急电，要求“立即开始分批转移”。一日之内毛泽东两次亲自签署两封电报，可见党中央对皖南局势的关切。

新四军军部接到电报后，经过紧张的准备，于12月28日决定所有皖南部队由云岭出发，绕道茂林，前往苏南根据地，而后伺机北渡苏北。北移路线报中央军委批准后，部队于1941年1月4日起营开拔。

在北移途中，曹丹辉还兼任了军部一台的队长，他曾详细地回忆了军部及他本人的突围经过：

“1941年1月5日凌晨，我们从云岭防地开拔，部队循着羊肠小道，在崇山峻岭中前进，当我军渡过青弋江，进抵泾县茂林地区时，国民党反动派七个师的部队，便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皖南事变的第一枪，由国民党军40师首先打响了。在丕岭我军东进的道路上，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钟，我们随军指挥部登上了丕岭高峰，俯瞰四周围的崇山峻岭，到处是硝烟弥漫，炮火连天。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已封锁了我军东进抗日的一切去路。一座座碉堡的火口，向我们吐射着无耻的枪弹。同志们怒不可遏，激昂愤怒地望着前进的道路，痛骂着蒋介石这个民族的败类。

“ 在丕岭山下一个小茅草房里，叶挺军长草拟了两份电报稿，交给我们迅速发出去。一份给蒋介石和顾祝同，责问他们为何一面命令我军北移，一面调兵围攻我军？要他们立即制止这种无耻的行动。否则，我军当不惜决一死战。另一份电文交发向延安，请求党中央指示。

“次晨，国民党军144师和79师沿着从茂林来的大路，向我军军部进攻。一直打到离军部住的小村只有二、三里路的地方。军直属队全部都组织起来了，不分男女，不分老幼，有枪的拿枪，有手榴弹的拿手榴弹，炊事员也提着菜刀参战了。叶挺军长持着二十响驳壳枪，亲自指挥，激烈的肉搏战一直到天黑。

“外围敌人越集越多，敌我兵力悬殊，要实现原先的突围计划，已经不可能了。晚上，部队全部轻装，冒雨向青弋江方向转移。9日拂晓，到达了石井坑。在这里军部几个负责人会合了。3团、5团和特务团的一部分部队，也会合在一起。我们刚刚把电台架起，耳机里发出了延安的呼号。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来了。电文的大意是：皖南部队的一切军事指挥权，完全由叶挺军长负责。应高度集中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坚决组织突围。遭受损失时，应设法多保存一些干部。……叶挺军长看了电报，激动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信任我们的……’说着，泪珠掉在电报纸上。接下去对大家说：‘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我们要坚决战斗下去。从我起，直到每一个战士、炊事员、饲养员，就是剩下最后的一人一枪，也要与卖国贼打到底……’ 叶军长忠于党、忠于革命的伟大气质，使当时在场的同志都极为激动，……。眼前的处境，考验着领导干部，也考验我们每一个人。同志们都抱定牺牲的决心，在叶挺军长的指挥下，和反动派拚到底。

“反复的争夺战，从9日下午一直延续了整整四天四夜。我们顽强地守卫在石井坑这个小山村的附近。国民党反动派曾别有用心的，公开广播过我军北上的路线，因而，在我军处于包围之中时，日寇的飞机以十二架的大编队，也飞临石井坑上空，为蒋介石罪恶的反共内战助威、喝采。

“13日黄昏，国民党反动派又发起一次总攻。军部指挥所的电话铃声不绝。5团阵地上打来电话：团长徐金树同志与敌人短兵搏斗牺牲，全团只剩下十几个同志，但是，同志们宁死不屈，决心与阵地共存亡。话还没说完，电话就不通了。

“天黑下来之后，敌人的进攻仍没停止。信号弹、曳光弹交织在空中，把石井坑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突然，枪声在离军部二百米处响起。敌人占领了指挥所东边的一座小庙。叶挺军长沉静地向周参谋长说：‘子昆，左侧的小庙必须马上夺回来，不然不但我们指挥所难保，南山上的第三团也要陷入敌人的包围！’

“‘哪里来部队呢？’周参谋长焦急地说。

“‘让我去吧！’突然特务团团长刘别生同志大步跨上前说。然而，这时刘团长手下只有4名通信员了。这位还不满25岁的团长，曾经是坚持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英勇的红色战士，如今虽然手下只4个人了，他仍是不灰心，不气馁，斗志昂扬。接受任务后，率领4名通信员，猛扑小庙，仅十几分钟，便把小庙从敌人手里夺下来。但是，由于他有五个昼夜没合眼了，打进小庙里后，倒下便睡着了。4个通信员推叫不醒，直到外面咣咣响了两炮，他才猛地跳起来，叫着：‘通信员，打！’看看没有敌人，又倒头睡着了。

“小庙夺回后，指挥所的威胁解除。我们刚刚松下一口气，对面的南山和西面的敌人，又发起了猛攻。电话中传来3团一位参谋的报告：第三支队张正坤副司令负了重伤，血流不止，他坚决不肯下火线，正亲自抱着一挺机枪向敌人猛扫。那边只剩下二十几个战士了。电话刚放下不一会，耳机里又传来那位参谋悲痛的声音：“张副司令牺牲了！”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没有眼泪！只有对国民党反动派无比的仇恨！在我们各部阵地上，同志们无不以一敌十，和反动派决死地战斗。子弹打光了用刺刀，用石头，用血肉和万恶的敌人作惊天动地的搏斗！直到反动军队进攻石井坑，指挥所才向后山撤去。

“第二天早晨，一些被冲散的同志又三三两两聚集起来。在一个杂树丛中，我遇到了参谋周绍坤、秘书陈烙痕同志。我们一面走，一面叫：‘同志们随我们上山去！’隐蔽在密林里的同志，顺着我们的呼声，一个个跑上山来。这时山下到处是敌人，到处插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旗。教导总队一个同志，把随身带着的一面红色的讯号旗打起来，在空中挥舞着，激动地呼喊着：‘我们的红旗，是永不会倒的!同志们挺起胸来!继续战斗！’我们的红旗恰似大海里的帆，在风浪中高高飘扬，许多被冲散隐蔽起来的同志，看到红旗，又挺起胸，握紧枪，顺着红旗飘动的方向，奔上山来。

“很快，我们三个人的战斗小组，扩大成了一支50多人、40多支枪的队伍。在四面都是敌人的枪炮声中，我们召开了一个党员会议，选举了党小组长，把全体人员整编成5个战斗班，又继续战斗了。这支50多人的队伍里，军部、第一团、新一团、第三团、新三团、第五团、特务团、教导总队等，哪个单位的人都有。虽然同志们互不认识，但都象一个妈妈的孩子，相互帮助，相互鼓励，人人听从指挥，服从命令。只有高度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才能有这样的组织性纪律性啊!在一个山头上，我们坚持了一整天。敌人冲上来，我们反下去，一直到天黑。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当晚在突围中，我们这支临时组成的队伍，又被敌人冲散了。

“从包围中冲出来，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忍饥耐饿，不停地向前走。逃过反动派的搜捕，一天黄昏，来到了一座山下的小村旁。出人意外的高兴，在这儿碰上了机要秘书顾雪卿同志。两个人悲喜交加，拥抱在一块，几乎是同声地说：‘到江北去！’我们手扯着手，摸到一家茅草屋门口，轻轻地拍了几下门。

“‘这里没有新四军！’一个老大爷的声音，‘保长刚刚来查过，你们又来干什么？’

“‘我们不是查夜的！’我轻声地说，‘老大爷，开开门吧！我们是从山上下来的！我们是自己人……’

“房门开了，老大爷披着件破棉袄，端着盏小油灯，从上到下把我们照了一遍，惊讶地叫了一声：‘新四军同志，你们……’话没出口，叹了口气，拉我们坐到铺上。

“老人家听我们说几天没吃饭了，一面叫他睡在床上的儿子起来弄饭，一面又耽心地说：‘同志，你们快点吃了饭走吧，刚才保长带了三个人，提着马灯挨门挨户查，还说见到新四军要向他们报告。’说着指指他儿子端出的饭莱：一盘包米做的大饼，一盘霉豆付，说：‘唉!这个年头，没有好吃的，你们委屈些吧！’

“我们边吃边向老人说，反动派查得很紧，要求老人家帮我们换两套便衣。老人沉思了半天，为难地说，他家各人的衣裳全部穿在身上，实在没有多余的。我看他有两个儿子，个儿和我们差不多，就说：‘把你家这两位老弟的衣服脱给我们，我们留给你一些钱，明天烦你老人家出去再替他们买两套衣服吧！’

“老人思谋了片刻，也认为眼前只有这条办法了。可是他又耽心地说：‘保长天天叫去出差，明天一早要叫出差去不好办啊！’是啊，这又怎么办呢?正在为难，只听老汉的大儿子说：‘爸爸，我们还是把衣服脱给这两位同志，要不，他们一步也走不出去。明天不定有差出，真的出要差，我们就躺在床上装病。’这青年人说着坐到铺上，把衣服脱给了我。他弟弟也仿照这个办法，拉起那床破被子裹着身子，把上衣、裤子全给了顾雪卿同志。

“我们掏出足够买四套衣服的钱，给了老汉。老人说什么也不收这么多。我们塞给他，换了衣服，说了声：‘大爷，我们永远忘不了你们！’然后向门外走去。只听那兄弟俩在铺上说；‘同志，我们不能送了，你们要小心!’

“走出老汉的家，我们俩心情都很激动，虽然彼此没说出口，两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人民群众和我们一条心，我们依靠群众，一定能冲出重围，找到党，找到自己的队伍。”

“ 不幸的是，走到青弋江一条支流过渡的时候，碰上一群国民党军队，我和顾雪卿同志又被冲散了。接连跑了三个村庄，也没找到他。 青弋江两岸，国民党军队警戒森严，没法通过。我辗转到了泾县二十里铺，小街上挤满着国民党军。我在街外一个小摊前停住，想买些麻饼之类的食物。卖东西的青年妇女，仔细地打量我一番，低声说：‘快，到屋里去。’我随她进了草房，她闩住门，对我说：‘从这里到泾县一带，都是52师的宪兵队和便衣，现在到处封锁，寸步难行，快从我这房子后面的稻田向北走，那里有只小船。’我又惊又喜地问：‘你是组织上布置的？’她不答复，塞给我一筒麻饼和一瓢花生，又催了一句：‘快走！保重！不必多问了。’我接了东西，扔了十块钱在她桌上，顺她指给的路，迅速地向北走去。

“快到渡口了，路旁歇着一个挑担子的人，突然向我叫了一声；‘这不是曹科长吗？’抢上来拉住我的手。我立刻认出来，是小岭造宣纸的工人张大哥。我们在云岭驻防时，他常到那里收买稻草，元旦那天还和我们一块吃过饭。现在他正挑着两捆稻草，要过江去。他看我谈吐不大自然，拍拍胸口说：‘科长，你还信不过我吗，请放心，渡口上没了反动派，走，我们一起走。’说着挑起稻草挑子，同我一块向渡口走去。他走着，气愤地骂着：‘顽固军该死，该死，他们有种去打日本，为什么丧尽天良打我们新四军！’直到我提醒他小点声，他才缓了口气，低声说：‘新四军的同志从这里渡过去很多。大前天晚上，傅司令（指傅秋涛同志）带了几百人从这里过去，还在对面山上打了一仗，把一群反动派全打坍了！’ 听他说有很多同志过去了，心里一阵温暖，立刻就想到顾雪卿同志。他也过去了吗?他现在哪儿？真真的巧，一到渡口，在许多等船的人中，突然看见老顾了。他笑逐颜开地‘嗳’了一声，怕被旁人发觉，又把头低下去了。一天来我心里象吊着一块石头，总算放下了。

“下了渡船，我向工人老张点了下头，表示再见，然后和老顾一前一后，走向一个岔路，看看四周没人了，他才一下抓住我的手，说了一句：‘我们又在一起了！’ 两个人道了一番分手后的经历，便决定到前面小岭街上找些东西吃。于是，我们俩大模大样地走进了一个茶馆。一个小跑堂的，问我们要什么。我说要两碗汤面，有什么莱炒两个也可以。他又问要不要烧卖，我说不要。小跑堂的大概发现我们不象吃客，翻起眼皮直打量我们。老顾怕他识破，就摆出吃客的样子说：‘有烧卖吗？拿来吧！’两盘烧卖端上来，我刚吃了一个，小跑堂的进来，低声说：‘你们快走，泾县县长带着二十几个人进街来了。前门出不去了，我给开后门。’他生怕我们不了解他，又急促地说了句：‘我认得出，你们是新四军同志，快，快……’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们只向这个小同志说了声谢谢，就走出了茶馆的后门。登上山顶，只见一群穿黄军装的反动军进了小岭街。老顾感慨地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茶馆的小鬼！’是的，我们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突围以来一路上帮助我们、掩护我们的人民群众。

“走一关，又一关，翻一山，又一山。我们俩象鱼儿游入大海，在群众的掩护下，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山村。摸黑又拍开了一家房门。小草房里，住着老两口。我们想问一下突围同志走的去向，可是那老汉一字不吐，总是摇头说不知道。当我们说是新四军时，老汉、老妈妈说话的口气变了。把家里仅有的一块腊肉，拿出来炖给我们吃。老汉怕我们不是新四军，仍闭口不谈新四军的行动方向，只是老妈妈忍不住吐露了一句，说她女婿和儿子都当新四军。新四军在哪里，她望望老汉，又不肯说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告别二位老人出门的时候，老汉送到门口，才指指一架山说：‘孩子，你们从那里爬山，翻过山去就好了！’老人最后这两句话，给了我们希望，我们揣摸着这两句话，飞快地向山顶上跑去。

“到达山顶，只是滔滔长江，象飘带一样环绕在山下十余里的丘陵中。我们俩高兴地呼叫起来：长江，长江!只要渡过长江，就回到我们部队了。我们新四军挺进游击纵队，就在巢县、无为一带。

“怎么能渡过江去呢？决定先到山下小山村里侦察一番。来到村边，我叫老顾隐蔽在村外，一个人悄悄向村里走去。突然，一个背枪的士兵走出来。糟糕，又碰上敌人了。跑已经来不及啦，我迅速躲到一堆小树丛里。那个士兵走着，走着，轻轻唱起歌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歌声，立时象电流一般，透入了我的身心。‘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这样叫着，不顾一切冲出小树丛，高声地接着那个同志的歌声唱起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哪一部分的?’那个背枪同志向我问了一句。

“‘ 军部的！你们是哪部分?’

“‘3团！’

“3团，我们的3团。我高兴得眼泪直流，转过身去向村外大声叫起来；‘老顾！顾雪卿同志，快来啊！3团，我们的3团……’老顾连跑带跳扑进村来!

“那个战士引着我们来到了营部。营长不是别人，正是袁大鹏同志。1938年4月，我们是一同从延安调到新四军来的。老战友在患难中重逢，格外亲呢。他告诉我们说，特务团也有一个营突出来了，团政治委员张闯初同志，就住在前面一个村里。当我们吃过饭，走进特务团同志们的驻村时，村里又传出了熟悉的歌声；‘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当晚，我们几个团营干部在一块开了会，决定暂在长江南岸铜陵、繁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继续收容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相机渡长江北上，到皖中与挺进游击纵队会合。我们两个营4个多连，在日伪顽三面夹击中，坚持斗争了一个月，终于胜利地渡过了长江。在无为县境遇到了曾希圣同志和我军挺进纵队的孙仲德司令。当时军部指派曾希圣同志负责收容皖南突围的部队及零星人员，并筹划组建新四军第七师。我们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新的工作。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日寇也在长江沿岸加紧配合，进行封江。然而，他们的梦想没有实现。许许多多突围出来的同志，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江北。我们的部队一天天在扩大。为了很快和江北指挥部取得联络，我们把突围出来的十几个电台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利用收音机零件，日夜赶制出一部电台，同志们兴奋地说：‘我们就要和上级取得联系了！’‘哎呀，哪里有密码和呼号呢？’一个同志发愁地问。这个我早已心中有数了。当皖南突围那天，电台全部破坏的时候，我就把延安和陈毅、张云逸两个指挥部的电台呼号等通信联络规定，用笔写在两条大腿上和衬衣袖筒里了。经过许多天的奔波，大腿上的字迹虽然磨光了，可是写在衬衣袖筒里的还在。同时我们脑子里还有一本密码，它更是不会丢失的。电台架起来，很快就叫通了。

“次日下午，我们收到了一份电报，是江北指挥部转来的刘少奇和陈毅两位首长从苏北盐城新军部发来的慰勉电。电稿从这个干部手里，传到那个干部手里。曾希圣同志并把电文传达给每个突围出来的同志。它鼓舞着大家，激励着大家，使我们更加坚强地站立起来，投入了新的伟大的敌后斗争。

“不久以后，我们的新四军又编起了七个师，在新军部的领导下，沿着党中央毛主席规定的正确路线，继续战斗在江、淮、河、汉广大的土地上了。”

曹丹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历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报务员，红十二军电台报务主任，红一军团报务主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电台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部第三科科长兼无线电总队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通信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邮电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长途电信总局局长，中央军委通信部副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通信兵教研室主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副院长。

新四军时期曹丹辉（左）和黄荣。

曹丹辉纪念文集《丹心永辉》。

军部三科被冲散后，各自突围。三科科长胡立教率三山办公室人员，顽强奋战，攀登陡峭山峦，从顽敌密集搜捕间隙中，向苏南方向突出重围，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找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罗忠毅、廖海涛的部队，绝处逢生，受到苏南部队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胡立教到达以后第一件事，就是通过罗、廖的电台，向华中总指挥部刘少奇、陈毅报告我军英勇突围的情况，随后，根据刘少奇指示，胡立教突围到苏南后渡江北上，抵达盐城新四军新军部。当时在“三山办公室”工作的朱诚基被国民党顽军俘虏，在押送前往上饶集中营的途中，和“三山办公室”破译组长尹耕莘、张本清、熊永龄在黄花岭山道上乘敌不备，机智逃脱，一路乞讨到了上海。朱诚基是上海人，经与赵朴初联系，于同年3月上旬回到新四军部队。（朱诚基后来担任了华东野战军情报处处长）

2014年，曹丹辉的女儿曹琳（左三）、温诤的女儿温建中（左一）来家看望我母亲，他们的父亲都是从皖南突围出来的通信兵。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遭到重大损失，9000余人的队伍，2000余人牺牲，3000余人被俘，一部分被打散，少数突围后在原地打游击，另有2000余人冲出重围到达皖中、苏南地区。

军部及皖南部队的通信兵，同时遭受惨重损失，无线电人员牺牲、被俘、失踪达39人，其中报务员35人，机务员4人，袁德钧、汪琪光、廖希贤、陈贤臣、汪斌等一批无线电通信老骨干壮烈牺牲。电话人员、简易通信、徒步通信人员的损失、难以数计。有线电器材全部损失，损失电台10部，收信机5部，电台文件、密码全部毁损。报务人员17人突围归队，他们后来都成为新四军通信兵的中坚骨干力量。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皖南事变令亲者痛仇者快，那些壮烈牺牲的将士没能战死在抗日的沙场，却倒在了背后的黑枪。周恩来为揭露事变的真相，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题词。皖南突围中及被俘后牺牲的新四军战士是为抗日捐躯的英烈，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周恩来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题词。

1979年，粟裕为皖南事变牺牲的烈士们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