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风云之《风雨莫高窟》

那年明月

清末，关外敦煌，风卷黄沙，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来到了莫高窟。他是湖北麻城人，在肃州绿营当兵。退役后的王圆箓索性脱下军装换了道袍，出家当了道士；说白了，也是混一碗饭吃。历史的慨叹往往就在于，它会阴差阳错的因某一个人而改变；而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这些能够给历史轮胎放气的人，往往都是一些名不经传的小人物。综上所述，这个貌不惊人，甚至面貌有些猥琐的道士王圆箓；就是来干这个活的。此人文化水平不高，道教知识也很有限，于化缘途中，就来到了佛门圣地莫高窟。也许是已至中年，已经厌倦了西域荒沙的飘零，风餐露宿。也许是天授此人，忽然有了感应，王圆箓眼前一亮，认为此地有栖鹤伏龙之风水，适合自己养生居住。于是，他在在窟区北段清理打扫了几洞佛窟，办起了“三清道观”；至此，他也就坡下驴，名正言顺的成为了一代开山观主。那时的关外民间，佛道不分，反正混同信奉；而王圆箓又曾行走塞外，也算是能说会道，远比当地不通汉语的红教喇嘛，更接地气。所以他的周围很快聚集了一大批的善男信女，香火很旺。有了钱的王道士开始踌躇满志，广修功德；打算在此开宗立派，扩大道场。但可惜自己没有文化，于是就雇人抄写道经，将某些佛像改塑为道教灵官；并打通了洞窟之间的隔墙，修建通道，清理底层洞窟内的积沙等等。但也就是因为王道士的这些广修功德之举，却引发了敦煌乃至中国与世界，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也就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孟夏之交，一个干活的雇工，在休息时用芨芨草引火点燃了一支旱烟，然后不经意的随手，将燃剩的草茎插进了甬缝中。但他却发现这根长长的芨芨草怎么也插不到头！试着敲敲墙壁，似乎里面是空的！ 工人把这个消息报告了王道士。于是当当晚夜深人静，道士带着这个工人，打通了墙壁；开启了密室的封口。而这个密室，就是后来震惊中外的藏经洞。这个窟内堆积码放了数万件的佛经、道经、社会文书、绢画纸画、香炉、法铎等经籍文物；其文化价值，已无法用金钱衡量，不可估量。900年前的僧人，因某种特殊原因，将这些古籍藏于此洞，然后封严洞口，在封闭处抹上了一层泥；并请人在墙壁上重绘了一层壁画，从而把封堵的痕迹，巧妙地掩饰了起来。至王道土发现藏经洞时，这些窟中的无价珍宝安然无恙。他们历经了900多年，其文化价值已成人类的绝品，根本无法用金钱来比肩衡量。但可惜，它碰到了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和一个腐败无能的朝代，他们浑然不知这座宝藏的真正价值，也终于，给这座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带来了厄运。 毫无疑问，没有基础常识的王道士并不知道这座宝藏的价值，和它的重要性。　对于只想化缘广修功德的他来讲，眼里闪过的是，这些古董可以换钱！于是他从中选出了一些精美的绢画和完整的写经，送给了当时的敦煌县令汪宗瀚和安肃道道台廷栋等政府官吏。但同样可悲的是，这些平日里自诩饱读诗书的“文人雅士”们，同样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些经籍文书的学术价值！也是将其视为古董，一再转赠他人。这就使敦煌文物作为一种书法艺术品，在彼时的西北地区不胫而走，而藏经洞发现文物的消息，也四处蔓延。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县令汪宗瀚将几件藏经洞出土的唐碑拓片和绢画写经，送给了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叶昌炽。这一次，算是碰到了识货的人。叶昌炽判明这是唐代古物，连忙建议藩台衙门将藏经洞的古物运往兰州保存。但地方官以筹集不到大车和运费为由，置之不理。仅于光绪三十年三月由汪宗瀚派人做了一次简单调查，责令王道士原地照旧封存。但调查的清单，却由王道士自己保存。这下好，等同于为王道士监守自道，提供了便利。而与此同时， 　　另一个最先得到的官员廷栋，将他手中的几件经卷送给了当时正任职于嘉峪关税务司的一个比利时人。此人后来于归国途中路过新疆，又将经卷转赠给满人长庚将军和道台潘某。这下，莫高窟发现文物的消息，像刮过南北疆的风一样，人所共知。而王道士偷出来让人估价求售的经籍，也在流散。当秘密不再成为秘密，又并不受政府管控或者重视的情况下，很快就吸引了当时正在新疆中亚一带，考察盗宝的外国探险家们的注意。于是，他们他们像草原上的秃鹫看到腐肉一样，争先恐后地赶往敦煌，骗劫宝物。至此，宝藏的大门毫不设防的轰然打开，致使这一宝藏的四分之三，都流出了国门。 1907年3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从一个乌鲁木齐商人口中得到了消息，迅即赶往莫高窟，却恰好遇到王道士外出化缘。于是斯坦因一边等待，一边带人盗掘了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遗址，大批汉简被他盗掘。5月21日，他再次来到莫高窟。这次他如愿以偿的见到了利欲熏心的王道士。而此刻的王道士正急着到处化缘，广修功德。斯坦因顺着壁窟转了一圈，狂喜不已！他看着墙壁上的《唐僧取经图》，顿时有了灵感。于是哄骗王道士，说自己是玄奘大师的崇拜者，一番巧舌如簧；又以供养的名义给了王道士一些少量的金钱，并且信誓旦旦的承诺严守秘密。于是愚昧的王道士慷慨的给了他24箱写本和5箱绘画、刺绣等艺术品。这些文物按照资助他探险的英国博物馆和印度政府之间的协议，此后进入了英国博物馆、和印度新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 　依次跟上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于1908年2月25日赶至莫高窟。在与王道士一番交涉之中，进入藏经洞。用3周时间，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将尚存洞中的全部文书翻检一遍，选出了数千精华。这个伯希和非比寻常，此人精通汉语和多种中亚语言，具有丰富的中国古文化知识。所以他选出的精品几乎囊括了尚余洞中的全部珍本、孤本，学术价值远远高于上一个盗宝者斯坦因的劫品。拉了十辆卡车，整整1.37万件古籍珍本。1909年5月，伯希和将这些珍宝运抵巴黎之后，再次来到北京。这个时候，中国的著名学者们，至此方知在中国的大西北，出土了大量震惊世界的文物；并已落入外人之手！这个让国人蒙羞，学者痛心疾首的消息引起了震动！于是上书学部，清廷开始重视。电令敦煌地方清点藏经洞文献，严禁卖与外人，并责令新疆巡抚何彦升将剩余古物押运京师。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王道士其实在官府清点之前，私藏了大量经卷。而负责清理押运的官吏也未能恪尽职守，尽职尽责。所以洞中的遗物并没有收拾干净，更为可气的是，在押送途中，又遗失不少。并且押运抵京后，又监守自盗。 　　王道士私藏的经卷，后来流散四方。分两批卖给了日本探险队的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合计数百卷；也有一些下落不明。 另一部分经卷约600卷，于1914年3月送给了第二次来敦煌的斯坦因，藏于英国博物馆。这个斯坦因也是劫走藏经洞文物最多的外国人 藏经洞中剩余的碎片，在1914～1915年被俄国佛教艺术史专家鄂登堡所得，收藏于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除文书之外，鄂登堡还劫走了三四百件绢画、纸画、彩塑等艺术品；绘制了大量的平面图，拍摄了两三千张照片，并临摹了若干壁画。1924 年 1 月，美国人华尔纳也来到了莫高窟，当时藏经洞的遗物已被瓜分殆尽。这让这个美国人懊恼之余极为愤怒！他决心要带走一些东西。于是采用壁画剥离和彩塑搬迁的方法实施行动。他给了王道士一些礼物，获得了揭取壁画的许可。用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了莫高窟 9个洞窟的的唐代壁画精品。并用胶水浸泡布料，再覆于墙上壁画，干燥后实施揭取。这种极其原始粗鲁的方式，导致壁画受到严重受损。化学胶水使许多精美壁画永久性毁灭，即使剩下未能粘走的壁画，也彻底被毁。光是这个美国人从千佛洞用胶布粘去和损毁的初盛唐壁画就有 26 方，32006 平方米，这个破坏是无法弥补，让人痛心疾首的。至今，破坏留下的残迹依旧清晰可见。就连同样有盗取之心的日本学者；看了以后，也为之痛心不已！1925 年，华尔纳再次来到敦煌。这次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并组织了一个更为专业的团队，分工明确，准备动手。但让他失望的是，这次他的阴谋没有得逞。当地的百姓和学者的联合反对，而此地的杨县长也颇有保护意识。不许他们留宿千佛洞，百姓对外国列强盗取壁画的行为坚决抵制！村民们自发地专门监视这伙考察团的一举一动。美国人华尔纳最终灰溜溜的打道回府。用他的话说，这次敦煌的之行是“一场惨败”当这些珍宝被押运到北京后，负责押运的甘肃布政使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后来被大部分卖给了日本人。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藏经洞文物本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但一经发现便惨遭劫难！如今，分藏于英、法、中、俄、日、韩、印等十来个国家的数十个机构及个人手中；有些甚至不知去向。这也是中华文明史上极为不幸，让人扼腕叹息的一页。就如同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所说：“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地处甘、青、新三省交汇处。 东邻瓜州，南与肃北和阿克塞相邻，西与新疆若羌县相邻，北与新疆哈密接壤。而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传说沙门乐尊，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十方万佛；乐尊法师似心有所感，遂在此挖掘了第一个洞窟。后禅师法良又开凿了第二个，历经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等朝代的不断修建开凿；至元代结束，开始凋零。 敦煌莫高窟蒙尘受辱的岁月里，一些地方官员的愚昧无知更是加剧了这座文化宝库的衰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批沙皇时代的旧军人不甘心失败，与新政权展开了殊死的较量。在苏联红军的强力征剿下，白军节节败退，只好越境进入中国。而这一事件，直接导致西北地区狼烟滚滚，白匪攻城略地，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其中，由白俄将军阿连阔夫统率的4000多白匪，装备精良，建制齐全；而且都是参加过一战的老兵，战斗经验非常丰富。他们啸聚新疆，占据边城伊犁.横行无忌；仍然把这个地方当成了他们的大本营，根本不把中国政府放在眼中。彼时的新疆督军是杨增新。这个人，但凡熟悉西北近代史的，都有印象；这是一个非常富有谋略的封疆大吏。这个杨老将军当时在新疆实行的是降低地方税负，与民生息。所以当时新疆真正成建制.能打硬仗的边军屈指可数。所以面对这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白匪，他并没有正面硬杠.激化矛盾，而是怀柔智取。通过杨增新的反复交涉，新成立的苏俄政府允许白军官兵缴械投降，回国谋生。此后有3500多人陆续撤出。但这个阿连阔夫和他的500多死硬分子，却始终冥顽至极.拒绝回国；靠抢掠新疆地方，维持其军队开销。甚至于1920年10月，兵临新疆省会迪化！一度搞得边疆地区人心惶惶，不得安宁。杨增新意识到长此下去，必成大患！他以提供给养为诱饵，让阿连阔夫带所部移师奇台；然后秘密调兵于战略要地孚远，监控白匪动向。1921年1月6日，白俄陆军总司令谢米诺夫从外蒙给阿连阔夫发来一封电报，命其率部前往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集结待命。杨增新派大量马车，送白军经甘肃转道，前往外蒙。但每天只能送一队，每队五十人，五辆马车，一个马车坐十人。结果，每一队走到孚远，即遭杨部提前布好的马队，收缴枪支，拦截扣留。等阿连阔夫抵达时，才知道上了当！但这个时候，失去了武器，他没有一点办法。杨增新智取白匪，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也得到了彼时北京政府的支持。甘肃省长派出专员吕季贤、翻译陆春林、肃防支队司令杜清楷前往敦煌，处理相关事务。1921年6月11日，阿连阔夫所部白军，在新疆督军杨增新派出的118名骑兵押送下，抵达敦煌。但巨大的疏漏也就从这儿开始了。这三个甘肃省部的官员与敦煌县知事陆恩泰商议，竟作出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决定，将所有白军全部安置在距县城50里的莫高窟中，以免威胁敦煌的治安。至此，莫高窟成了白军残部的收容所。新疆派来押送的一百多名骑兵，与杜清楷所部一营步兵，就近驻扎，轮流监视白军。尽管通告要求白军官兵，不得损坏莫高窟文物等要求，但其实，根本无法落实。这儿，成了白匪残部的大本营，安安心心的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5个月。而这，才是莫高窟灭顶之灾的开始。 这些背井离乡.连年征战的白俄匪兵，心理极度扭曲。他们将洞窟和寺院中的木质门窗、匾对尽行拆卸，刀砍斧劈，当成烧火的木柴。毫不顾惜地在洞窟内架锅、生火、做饭，使很多壁画被烟熏火燎，面目全非。更令人愤怒的是，这些已是丧家之犬的白俄，将潦倒绝望、几近疯狂的变态全部发泄在壁画与塑像上；对大量的泥塑断手凿目，挖心掏腹。对壁画胡乱涂抹，肆意破坏，给这些绝世珍宝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耻辱痕迹。1921年11月，甘肃公署实在无奈，只能自筹资金，将盘踞在莫高窟的白俄分批遣送出境。但还有一些，赖着不走，去了上海、天津，兰州等地。这个时候的阿连阔夫，已经成了光杆司令。但即使如此，这哥们也是贼心不死，明里暗里的串联旧部，准备随时卷土重来。他在兰州阿干镇羊寨村的居所里，每日准时行操锻炼，依旧保持职业军人的作息日常。对这个顽固透顶的老毛子，甘肃省署毫无办法。 解铃还须系铃人，最终还得杨增新出面。他派外交专员张绍伯乘坐新疆督军的专属座驾，也是全疆地区唯一的一辆福特牌轿车，专程来接阿连阔夫，前往迪化“叙旧”。 这个面子算是给足了，总督大人亲自派专员前来邀请！阿连阔夫尽管对这个举手投足.满脸真诚的老头子，还是充满着戒备，心里七上八下。但这个面子，不给看样子是不行的。到了首府迪化，阿连阔夫就被送往衙门，软禁了起来。这个时候，阿连阔夫才知道自己这是自投罗网，中了那个督军大人的圈套。于是开始大吵大闹，鸡犬不宁。等属下把这个消息报告杨增新时，他沉吟片刻，想出了一个“美人计”。让亲信张家魁找了两个迪化城里的名妓，一个叫杨筱红，另一个叫杜金贵；让她们轮番上阵，消磨这个健壮的北极熊。可让杨增新吃惊的是，这个行伍出身的老毛子竟然坐怀不乱，愣是看着两个如花似玉的娘们在眼前晃来晃去，就算是使尽了百般手段，可他就是不上钩。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局，直接导致两个花魁，砸了招牌，此后偃旗息鼓，就此退出了迪化城。就连派去监视的张家魁也说：“这老毛子太厉害了，软硬不吃，他的部队都不在了，这哥们一个人，照样起操；而且每日五更，准时准点！”连杨增新，也感觉稀奇，不过办法，总是有的，而且是层出不穷的。屋里踱了几步，又有了灵感。他让张家魁每天给阿连阔夫泡茶时，先在茶叶中掺些大烟灰，让他慢慢喝，不要急，慢慢来，不怕他不上瘾。等上瘾以后，再加大剂量，熬点大烟膏子，弄到茶叶里，慢工出细活，不怕他硬，就怕他不软！此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两三个月下来，阿连阔夫萎靡不振，精神和身体，已经不是北极熊，成了一只病猫。 1927年，阿连阔夫在中国的逍遥日子走到了最后。他被引渡回国，接受了苏联军事法庭的审判，执行枪决。 但这，却无法抵去他和他的手下白匪，对敦煌莫高窟的毁坏。也就在1873年，从嘉峪关大草沟逃窜的白彦虎，也到了安西.敦煌一带。 而这一次，也是莫高窟的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