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汪先生的骨子里有一种大智若愚的散漫，家书也写得最不象家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的文章，带有极强的社会背景，也有迫不得已的应景表态站边之作，例如写武训那篇。</p><p class="ql-block"> 家书和书信这体裁，是过去全民族提高表达能力，联络情感的重要渠道，现在被手机替代了，从八零后开始，不会写信了，许多人看完三百字的耐心都没有了，无论亲情、爱情、友情、乡情等，在缺少书信的条件下，都显得单簿乏味而潦草，交流在手机上变得极其简单露骨而功利，亲情就是转帐，爱情就是开房，友情就是约酒，多一点的婉约和文学的渲染都不会了，“家书”已经走进了历史的古纸堆里去了。</p><p class="ql-block"> ——老桃树</p><p class="ql-block"> 您说的对极了。过去的“为艺术而艺术”，现在的“纯文学”，怎么可能那么纯粹呢。人生活在社会中，都有倾向性，文学作为个人的抒发也必然带走倾向性。何况人并不能完全地随心所欲地自由地书写，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一些特定的时期，作家是被裹挟着前进的，模子早设定好了，不能出格，哪怕是操作过程中从模子边缘撒出去一点点也不可以。这多么像现在的Ai写作，无论怎么堆砌词藻，还是一些无生命力的东西。</p><p class="ql-block"> 汪曾祺的写作有清晰的脉络。先是故乡高邮的记忆和西南联大的岁月，后来是解放后的歌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日子，剧团编剧的所见所闻，然后是那十年过后重新回归到文学上来。</p><p class="ql-block"> 有些文章是政治任务，是不能不写的。除了您提到的《武训的错误》，还有《一个邮件的复活》等等。</p><p class="ql-block"> 家书没有了，作为一个文学体裁的家书也会消失的。“家书抵万金”成了旧日的神话。“速食”的时代，人已经没有了“细嚼慢咽”的耐心，谈恋爱已经名不副实因为懒得“谈”，共白头不敢期望因为只相信缘分而不相信月老的红绳了。电话代替了书信，快递小哥代替了邮递员，哪儿还有“只怕没有邮递员来传情”？</p><p class="ql-block"> 从前慢，现在是被“风”追赶着。</p><p class="ql-block"> ——铁丁</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