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照泉城 明水古城】（51）章丘历代对李格非、李清照的史料考证之研究

金章丘历史文化

李格非与李清照父女作为宋代文坛的璀璨双星，其生平与作品历来受到学界关注。章丘作为李格非的故里及李清照早年生活之地，自宋元至民国，地方文献与文人著述中保存了丰富的考证史料。本文以章丘历代学者对李氏父女的记载与评价为核心，梳理相关文献，考辨其学术价值与文化真义。 明代李清照画像 元代刘敏中《廉先生石阴记》对李格非文坛地位的确认

元代文人刘敏中所撰《廉先生石阴记》（载于《中庵集》卷六）是现存最早系统评价李格非的文章。该文虽以追述隐士廉复为主，但特别提及李格非与廉复的交往，称其“文章高手，名重一时”。刘敏中为元初名臣，其言可信度较高。
《石阴记》载：“济南李格非文叔，方以文章显……尝著《廉先生序》，文高意古，当与《橘颂》并传。”此处将李格非《廉先生序》与屈原《橘颂》相提并论，足见对其文学成就的推崇。值得注意的是，李格非的《廉先生序》为残篇，部分已散佚，而刘敏中的转述成为研究此文的重要线索。
此外，刘敏中在文中强调李格非“非独以文称，其行谊亦卓然”，结合《宋史》所载李格非因不附权贵被贬之事，可知其人格与文风并重的形象在元代已被章丘士人构建。此篇文献为后世确认李格非的籍贯及其与章丘的联系提供了关键依据。

刘敏中画像 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中记载的刘敏中 明代《章丘县志》的官方记载与李氏父女形象定型

明代嘉靖、万历两版《章丘县志》对李格非、李清照的记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刊本《人物志》明确载：“李格非，字文叔，明水人，官至礼部员外郎……女清照，适赵明诚，工诗文，有《漱玉集》传世。”此为首次在地方志中将李清照明确标为章丘人。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重修县志时，新增李格非“元祐党人”身份及李清照“晚节流寓江南”等细节，并引用晁补之《鸡肋集》中“李格非善论文章”之语佐证其文名。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县志对李清照的评价仍侧重“才女”身份，而对其改嫁争议避而不谈，反映当时地方志编纂的伦理倾向。
此外，万历县志收录李格非《历下水记》残篇，虽非全文，但可与《洛阳名园记》对照研究，揭示其散文创作的地域特色。此部分内容后被清代学者田雯转引，成为考据李格非文学思想的重要材料。

明万历《章丘县志》记载的李格非 张光启《访廉处士故宅》与明末清初李格非文风重估

明末清初，张光启《访廉处士故宅》诗：“峻岭村墟在，残碑风雨浸”，以实地寻访佐证廉复故宅与李家故居的地理关联，是明清之际章丘文人重新发现李格非的重要证据。他还写到：“过明水镇，访廉先生旧庐，见李文叔所撰碑刻，字字珠玑，乃知东坡门下真有嗣响者。”
张光启在《章丘文钞》中进一步考证，指出李格非文章“峭拔类半山，而典丽近眉山”，这一评价后被《四库全书总目》采纳。其特别推崇李格非《破墨癖说》，认为该文“以理学破书画之执，开南宋说理小品先声”。此说修正了传统视李格非仅为苏门文人的观点，揭示其思想的独特性。
值得注意的是，张光启通过实地踏查，确认廉复故居碑刻为李格非亲书，并记录碑文内容。此碑清中期已毁，幸赖张氏抄录保存部分文字，为现代学者研究李格非书法提供了唯一实物线索。

清《绣水诗抄》记载的张光启《访廉处士故宅》诗 谢启光对《金石录》的校勘与李清照文学地位的提升

对李清照、赵明诚的著作弥足珍贵，潜心研究的是明末清初章丘名宦、学者谢启光（清顺治年间曾主政户部，人称谢尚书）与其子谢世箕（清顺治年间曾官江苏淮阴）。父子俩对赵明诚的《金石录》和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似乎更加重视。深为其散佚淹没痛心疾首，为搜集、考订、改讹、批注重刻《金石录》，终有顺治谢刻《金石录》版本行世。不幸的是政务繁忙、不辍著述的谢世箕竟因此“薄书劳瘁，一疾长逝”，献出了毕生精力。谢启光老年丧子不胜悲哀，所幸的是“人虽亡而书存”，遂揾泪重阅，并详述了该刻本出版的前后经历，以志纪念。目的在于“以了箕儿生前未竟之志”。的确，为刻是书，谢世箕一如当年清照夫妇金石般的精神与毅力，殚精竭虑，节衣缩食。他在《〈金石录〉序》，《〈金石录〉跋》中曾说：“……蔬水之外，不敢侈糜君禄；磐折之余，闲稍寓兴编摩。”又说：“余刻是书，计字酬直，一出日用节省常俸，丝毫不敢累及梓人。”为何谢氏父子对清照夫妇著作之热爱，能达到如此痴迷、甚至不惜生命的程度？谢启光的回答非常直接、明显，他说其原因在：“易安为余邑人李格非文叔之女云。”
特别指出的是谢启光在崇祯年间校刻的《金石录》，其跋文首次系统评价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谢氏指出：“易安此序，非特纪金石聚散，实写家国沧桑，其文凄怆处不让《哀江南》。”将李清照散文与庾信名作并列，突破传统仅重其词的局限。
谢刻本《金石录》的校勘尤具学术价值。其以明抄本对校当时通行本，纠正讹误37处，并在卷十《汉司隶校尉鲁峻碑》条下注明：“此条赵君原注有阙文，依李易安手校本补入。”虽李清照校本是否真实存在尚有争议，但谢氏的校勘实践首次将李清照纳入《金石录》研究体系。
此外，谢启光在《绣水闲谈》中提出“《金石录》乃赵李合著”之说，认为李清照不仅作后序，更参与全书编订。此观点虽被四库馆臣批评为“臆测”，但启发现代学者重新审视李清照的学术贡献。

《金石录》书影 田雯《古欢堂集》对李清照生平考证的突破

卜居章丘的清初诗人田雯引元人于钦《齐乘》的记载，结合泉畔碑刻，证实李氏旧居方位。田雯最大贡献在于考辨李清照晚年行迹。他依据陆游《夫人孙氏墓志》中“少日喜诵李易安词”的记载，结合金代《章丘驿壁题诗》，推测李清照晚年可能北归。此说虽无确证，但启发了后世对《永遇乐·元宵》创作背景的再探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田雯首次提出“易安体”包含章丘方言元素，并举《声声慢》中“怎生得黑”为例，认为“生”字为齐鲁方言助词。

田雯著《古欢堂集》书影 李廷棨以《易安居士故里诗》的文学想象激活历史空间

李廷棨对李清照的推崇，集中体现在其诗作《易安居士故里诗》中。
　

闺秀钟灵处，停车落日时。溪光留宝镜，山色想峨嵋。九日黄话语，千秋幼归辞。自随兵舫去，谁更续江蓠。

在李廷棨看来，是钟灵毓秀的百脉泉水养育了一代才女，宝镜般明净的溪水中曾留下过才女李清照的姣好面容，落日映照下的小峨眉山上的山色也在回想着才女徽蹙蛾眉寻词探句的样子。在这里，少女时代的李清照，于九月黄花盛开的秋天里，创作了留传千古的绝妙好辞……。
此诗以李清照故里为切入点，通过描绘章丘的自然风物与历史遗迹，追溯其文学灵感的源泉。
民间还传有李廷棨诗作：“绣江潺潺漱玉声，百脉泉边忆婉卿”。此句巧妙化用李清照《漱玉词》之名，既暗合其词集来源，又以“婉卿”之称彰显其婉约词风。《易安居士故里诗》将李清照的文学成就与其故里文化相联系，构建了“地灵人杰”的学术阐释框架。
此外，李廷棨还潜心研究李清照之父李格非，称其“苏门遗风育清才”，强调李格非作为苏轼门生的学术背景对李清照的深远影响。这一评价与宋代史料中李格非“工于词章”“藏书甚富”的记载相呼应，揭示了李清照文学启蒙的家庭环境。

周恩来恩师高盘之的“李氏里籍考辨”与学术转型

周恩来的老师高盘之（1881-1941，字亦吾）在1933年发表《李清照故里考》，运用现代考据学方法解决两大问题：首先，通过分析元好问《济南行记》的记载，结合水文变迁资料，确证明水镇为李清照出生地；其次，查考《廉氏宗谱》发现李格非母系出自章丘廉氏，揭示李清照与章丘的双重血缘联系。（另文撰述）
高氏突破性在于采用三重证据法：以《宋会要辑稿》证李格非官职；以明水镇出土金代地券证其地名沿革；以语音学分析“绣江”与“漱玉”的音转关系。这种跨学科研究标志着李清照研究从传统诗文评点向现代学术转型。
其论文附录《章丘李氏世系表》虽存在缺漏，但首次系统梳理李格非家族脉络，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高亦吾像 周总理与高肇甫一家合影 菅菊人倡导建设“李清照纪念祠”的文化意义

1936年，章丘名士菅菊人（1890-1952）致信当时县长冯云和，并在《齐鲁学报》发表《建立李清照纪念祠议》，从三方面论证必要性：其一，章丘存有李清照祖居遗址；其二，明代已有“漱玉亭”祭祀传统（有些文章认为“漱玉”之泉、诗、文皆溯源于济南的“漱玉泉”，当不妥。）；其三，同时期辛弃疾纪念祠的示范效应。该提案最显著的特点是提出“纪念祠当兼具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功能”，建议设立金石拓片库收藏《金石录》相关文物，并定期举办词学研讨。虽因抗战爆发未能实施，但其规划方案直接影响了后来李清照纪念馆的建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菅氏将李清照定位为“民族精神象征”，在提案中强调“其词中家国之痛，尤合今日救亡之需”。这种对李清照的现代诠释，体现了民国知识分子将文化遗产与时代需求结合的文化自觉。

《齐鲁学报》书影 从元代刘敏中到民国菅菊人，章丘学者对李格非、李清照的研究呈现出清晰的学术脉络：早期侧重文风品评与事迹记录；明清时期转向文本校勘与地理考证；至民国完成方法论转型。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不仅补充了正史记载之缺失，更构建起李氏父女与章丘地缘之文化纽带。 （文/图：翟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