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到陕北后从张学良那里获得弹药1100万发，100多万元的支持

士兵

　　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留下了无数令人感叹的篇章，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涌现出无数英雄豪杰，他们为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史诗，而张学良，这位背负着复杂历史评价的少帅，在西安事变前夕，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展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艰难险阻，终于抵达陕北，结束了漫漫长征路，迎接他们的并非安逸与平静，而是更加严峻的生存考验，陕甘宁边区，这片饱经战乱的土地，经济凋敝，资源匮乏，难以承载数万红军的给养需求，加之国民党的严密封锁，红军的物资供应陷入极度困境，缺衣少粮，弹药匮乏，生存状况岌岌可危。

面对如此困境，中国共产党人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他们深知，要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站稳脚跟，必须打开局面，寻求外部支持，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主动出击，尝试与周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接触，希望能够打破封锁，获得喘息之机

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要取得国民党军队的信任和支持谈何容易？为了实现目标，中共中央制定了灵活务实的策略，提出了“经济通商”的合作方案，这一方案并非简单的求援，而是以互利共赢为基础，通过恢复经济往来，缓解红军物资短缺的燃眉之急，同时也能为对方带来实际利益，从而逐步建立互信，为更深层次的合作创造条件。

在这个关键时刻，张学良走进了历史的舞台，作为东北军领袖，他亲身经历了九一八事变的耻辱，心中始终燃烧着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烈火，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张学良深感不满，他渴望找到一条能够真正救亡图存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真诚态度，深深打动了张学良，他意识到，只有国共合作，团结一致，才能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他决定秘密支援红军，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6年初，中共代表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秘密会面，双方就“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等事宜达成一致，张学良同意红军在东北军防区附近采购粮食、日用品等物资，并承诺提供部分军用物资援助。

随着双方接触的深入，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不断加深，对红军的处境也更加同情，他意识到，仅凭“经济通商”远远不能解决红军的燃眉之急，于是决定加大援助力度，秘密向红军提供武器弹药。

据时任第一二九师副官处长的吕伟绩回忆，张学良曾与周恩来达成秘密协议，承诺为红军提供1100万发子弹，这批弹药由东北军第一二九师、第一○八师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负责秘密运送给红军，整个过程严格保密，甚至连许多东北军将士都不知情。

除了提供武器弹药外，张学良还利用个人关系，帮助红军购买无线电设备、医疗器械等急需物资，他还慷慨解囊，将自己的私人财产捐赠给红军，用于改善红军的生活条件，据张学良部粮秣处长张政枋回忆，张学良曾多次指示他秘密将粮食、衣物、药品等物资运送给红军。

张学良的援助，对于当时处境艰难的红军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这些物资极大地缓解了红军的困境，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为红军日后能够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学良之所以如此慷慨地援助红军，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他深知，苏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丰富的战争经验，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依靠力量，而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关系密切，是联苏抗日的关键桥梁。

张学良希望通过援助红军，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进而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他相信，只有联合苏联，才能有效地抗击日本侵略者，最终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为了掩人耳目，张学良对红军的援助始终保持低调，甚至在西安事变前夕，他仍在秘密进行着这项工作，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对红军的援助才逐渐公开化，并最终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铺平了道路。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这段合作，虽然鲜为人知，却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学良以其非凡的勇气和爱国情怀，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义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之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不息！

西安事变的爆发，犹如一道闪电划破了中国上空的阴霾，也照亮了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之路的未来，在这场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中，张学良毅然选择“兵谏”蒋介石，逼迫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其决心之坚定，行动之果断，令世人瞩目，而在这场风暴的中心，张学良对红军的援助，也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国共合作的重要见证。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出，举国震动，中国共产党中央迅速做出反应，一方面积极斡旋，力促和平解决；另也做好了军事斗争的准备，派遣红十五军团南下，以策应张学良、杨虎城。

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张学良没有忘记自己对红军的承诺，12月15日，他派粮秣处长张政枋和秘书孙东垣前往渭北耀县、富平方方向慰问红军，并带去了白金龙香烟、牛肉罐头、饼干等慰问品。

这些物资虽然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这是自国共十年对峙以来，红军首次公开接受国民党军队的物资援助，标志着双方关系的破冰，也预示着未来合作的可能性。

张政枋回到西安后，向张学良详细汇报了红军的现状：战士们衣衫褴褛，缺少冬衣，只能穿着单薄的粗布衣服抵御严寒；食物也十分匮乏，只能以粗粮为主，不少战士因此患上了消化不良的疾病；药品更是紧缺，许多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救治。

听到这些，张学良心中十分难过，他当即决定，调拨东北军库存的旧棉衣、粮食和药品，支援红军，他指示张政枋，尽快将这些物资送到红军手中，以解燃眉之急。

张政枋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他通过张学良的卫队团，将一批批物资秘密运往红军驻地，张学良还下令西安军需处紧急赶制3万套棉衣，限期交付红军。

这项任务交给了时任西安工务科中校科长杨佩珩负责，杨佩珩四处奔走，联系民办工厂加班加点赶制，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这些棉衣，通过红军西安办事处，陆续送到了红军战士手中，为他们送去了温暖。

12月17日，周恩来、李克农、罗瑞卿、张子华等一行，应邀飞赴肤施，与张学良会面，共商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为了表示对中共代表团的欢迎，也为了表达对红军的支持，张学良特意安排自己的专机前往迎接，并派时任红一方面军骑兵团团长的刘鼎，携带大量弹药，作为礼物送给红军。

在肤施机场，当周恩来一行走下飞机，看到满载弹药的卡车时，都深受感动，这一幕，不仅象征着红军与东北军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预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正式建立。

西安事变后，随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张学良对红军的援助也不再需要遮遮掩掩，而是光明正大地进行，东北军将士们纷纷捐款捐物，支持红军抗战。

张学良对红军的慷慨援助，以及他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出的爱国情操，赢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扬，毛泽东曾评价张学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周恩来也称赞他是“中华民族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