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武警甘孜支队老战士候积武回忆录

丁熙

候积武回忆录

我叫候积武，于1951年11月由甘孜州康定县金汤区参加康定县公安部队。

我们这支光荣的部队，他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558团二营整建制加上一營机枪连、泸定警卫营一个连编成的，1951年在泸定整编为西南军区公安部队第三团三營。后公安三营驻甘孜州康定，当时康定县中队住在现在州医院上面的民房。每天我们都在紧张的学习、训练。1952年5月份，上级安排我们康定中队押送康定军分区的军犯20名到雅安西康军区军法处，从康定坐车到雅安两天时间，到目的地雅安，在法院审理完毕大约一周时间，这样我们才从雅安回康定县中队。 1952年6月至7月份开始镇压反革命分子大行动。我们甘孜州康定公安部队配合当地公安部门参加三次大行动，康定县金汤区、玉通区，共两个区在镇压反革命分子都达到40至50人左右，如果在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左右，就在康定东关和北门河坝执行镇压，在抓捕过程中由当地公安部门委托公安特派员，我们公安部队积极配合特派员的行动。当时由于地域环境差加至当地情况不明交通不便，来回都是步行，一出门就是一周时间，这样我们与公安特派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相互也比较了解，所以在抓捕行动中长时间与特派员配合，多次完成抓捕和镇压行动，见于上级组识对我们的信任，把艰巨的押送新币任务交给我们完成.由于当时公安部队条件差武器装备落后，但是上级考虑执行押送新币任务艰巨，土匪长期活动频繁，所以在执行任务中，将武器配发给我们。在严格的配枪管理制度下，严格按照上级的规定办事，从未发生过任何枪械事故。

1952年7一8月开始，为肃清和镇压反革命分子,我们县中队对现行反革命分子44名押送原地执行枪决。康定县金汤区、玉通区两区对罪犯执行枪毙，在这两次执行任务中一切都很顺利，因交通原因路途遥远来回将一周时间。我们康定县中队在公审完毕后，在城关镇临时宣判在东关北门就地镇压执行枪决，到了1953年4月，甘孜州组建了公安部队、康定分区公安大队，当时我们中队搬到康定城皇庙，那时公安大队驻在现在甘孜州交际科和一中队执行大队安全任务，我们中队执行保卫康定县委的任务。一中队执行的是州政府和大队保卫任务。我们中队负责子尔坡和地委机关执勤和县政府大门，监狱的任务是我们中队，另外还有到各县押送的任务，都是我们中队完成。从1952年至1954年下半年康定县中队配合当地政府共抓捕镇押200人左右，特别在1953年康定县实行戒严，对赌博吸食鸦片，开设妓院的老板执行大抓捕，充分利用三个月时间戒严共抓捕500至600余人左右，通过镇压戒严三个月.康定的治安一下子就好多了。在抓捕过程中康定金汤区、玉通区的犯人比较多，加之，我是从当地金汤区参加革命的，对当地民俗比较熟悉，上级领导考虑后，我随政府安排一名公安特派员一起执行任务，由于地域环境差，我同特派员从没有坐过车，全是走路。

一直到1955年3月初，康定县中队安排我们班押送新币到雅江银行（包括康南七个县）押送金融新币的任务。第二天中午由康定坐车到新都桥东俄洛乡兵站。从兵站用牦牛驮运到雅江县共12驮，当时从东俄洛兵站要翻高尔寺山走两天，第三天才能到达目的地雅江县银行交给行长，经李行长清点数目12驮确无差错后，李行长开具收据。随后我们全班整装返回康定县银行复命。当我们将收据交到康定县银行行长手中时，行长对我们这次押送任务表示非常满意。这样我们就归队了。

在晚上点名时，张指导员通知我，准备明天同张指导员一块到泸定县执行任务.第二天一早指导员和我一同赶到泸定县沙坝住在天主堂，稳住劲后张指导员才给我讲我们这次任务是训练新兵。同时任命我为三连三排九班任班长。八月初分区王政委来给我们三个新兵连作动员报告，经中央国务院批准，全国各省市县公安部队从1955年8月1日开始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大家经过讨论表明态度，一致服从中央国务院的指示意见，大家一致表示服从分配服从命令。大致1955年8月10号左右，新兵训练完毕，指导员同我带上12名新兵，回到康定县中队，由我们的队长、指导员、分区的三个老兵加上我们共计18人休息一天后，从康定坐车到新都桥东俄洛兵站。第二天从东俄洛兵站出发翻高尔寺山，下山后天已很晚，加之路途遥远浑身疲惫就住下，到了第三天才到雅江县中队，当时就把我分配到了中队三班，班长是罗正淮，我任付班长，这样我们就开始进入角色开始坚持每天学习、训练，因雅江县有一渡口到康南是必经之路，所以是安全要塞通道，所以上级把雅江渡口对康南的六个县生活、吃喝问题重担交给我们县中队负责。

我们雅江县中队从1956年3月5号接上级通知，正式进入甘孜州雅江县四区平叛。我们中队从雅江出发到雅江四区山上就看见东俄洛区，附近四面都是火光，情况很紧张，叛匪又开始烧、杀、抢、夺了，同时，我们县中队还肩负尖子弯山来回人员和物资押运的安全，所以我们这个班任务很繁重，特别是在那特殊环境下经常和当地各村联系，那时交通通讯都不方便，我常带队给各村联系送信，并在1960年听部队领导讲，公安局在审讯犯人时，犯人交待说县中队他们有个副班长叫侯积武太狡猾了，我们(土匪)前后打过他们17次埋伏都没有打到这支小分队，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就好像候积武是我们土匪肚子里的蛔虫，我们明明看见他从山上穿梭过去，我们埋伏好正准备打他个埋伏袭击一下他，没想到他又从山下在我们鼻子下穿过......

自1956年5月开始大规模进行围剿土匪，在这四次围剿中我们共牺牲干部战土共计十人之多，甘孜州公安处共牺牲8人，其中在记忆中雅江县委有两名交通员，当时身负重伤一人、死亡1人。我们3人将死者安葬后，伤员由我们班3人送到马克中村交给工作组，由工作组将伤员送到雅江县医院。由于我们任务繁重，直接接受部队的新任务到高尔寺山，接收康南部队配发的武器弹药500驮，路途还有70至80里路，要求我们部队必须在天亮前在高尔寺山山顶交接。当时的兵站站长姓王，由于时间长，记忆力减退，暂无法考证。

1959年3月，第一次去普八绒乡，当时县委和公安局点名三班去由侯积武带队，我们当时接受命令后，于1959年3月18号第二次出发，21号到达目的地普八绒乡，一住就是11个月。分别在玉龙村来回靠新龙县下占区，当时我们听当地百姓说还有60多名土匪，这样我们认真摸清当时土匪情况作好群众宣传，特别是省委，州委的四不政策和以实际行动去感化个别土匪家属人员，在加上配合乡政府搞了三次大行动，搜山，这样时间不久有的土匪被感化回来，1960年元月份所有的叛匪全部回归当地政府报到。1961年元月7至8号，乡上通知我们班撤回部队。在这11个月中，我们班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未发生违规违纪现象，在严格的管理执行当中未发生与群众产生任何矛盾，生活上从未叫过苦，同群众打成一片，主食大部分是连麸面、青稞面、糌粑，过上10天8天才吃一次大米.为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经常请示县委和乡上，由于部队离我们住地较远，交通不便所以当地政府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取得当地群众的信任和信赖，以实际行动感化叛匪家属给他们种地，收割，宣传省委州委的四不政策，“不批、不斗、不关、不杀”，我们小分队严格执行外，并常请示乡上，必要时组织群众进行大搜山，大宣传，达到多次以上，不到一月就感化在山地土匪12多人回归当地政府，通过不断宣传感化，陆续三三两两回到当地政府，得到当地政府与群众对我们的一致好评。但是也有个别顽固分子，对个别进步者威胁恐吓，所以一直没有解决和达到当地政府和部队要求，我们小分队再次请求部队和当地政府进行第二次围剿，我们小分队根据上级指示，按照前次的剿匪方案，加大宣传力度。对在山上的叛匪，按照“四不”的政策，加之个别土匪偷偷回家询问家人我们党的政策，家属在党的政策感化下.家属的劝说下回归当地政府，通过大力宣传党的政策.特别是“四不”政策。

最后梁队长宣布候积武同志在1959年度，在雅江县，因乡配合工作组工作积极，经县委批准为县的先进工作者。由于当时年轻总觉的共产党给了我们从新生存的机会。随后我们小分队接到县委和乡政府的通知，1960年元月7至8号回到雅江县中队接受新的任务，但在这两次剿匪中，我们小分队负责上半乡(三个村)，县上，乡上对我们这次剿匪中特别满意，县上乡上领导，也对我们小分队给予高度评价，部队与地方紧密联系，小分队与当地乡政府密切配合在执行任务中，由于情况复杂加上地域环境特殊，经常向当地政府请示汇报，这样得到了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同时被评为先进集体。这个事情是我们小分队完成任务后回到县中队，中队长和指导员通知我，由于当时受部队纪律约束，凡是什么事情，我们基层一般都不过问，上级机关知道就行了。最后才知道1958年5月份.雅江县三区有一个班，由于在剿匪过程中不落实政策，不按上级要求，所以出了落实政策事故，由县委和乡上点名由我们一排三班去换回那个班，当时我们去换回那个班时，组织领导交代我们一定要注意政策要与群众密切联系，搞好群众关系. 1958年6月份.梁队长说，侯积武你们班由公安局确定由你负责到雅江三区孜合乡，把二班换回来，因为他们与当地群众关系紧张，乡上的意见加上出去打埋伏.把李远祥给打伤了，没有打到敌人反而把自己人给打了，群众意见很大。当时情况复杂，从县里去，交通不便，敌情严重，从雅江县坐车到营官寨站下车，第二天从营官寨雇上马把粮油副食驮上，由营官寨到康定沙德区过河走了3天，才到孜河乡，近一月时间老百姓还不接近我们，我们走了几家，有一次机会给我们遇上了一户一个老人家藏族人生病了，我就带上一名藏族战士给买了一斤饼干和一些零食去看望这位藏族老阿妈，老阿妈也感到了共产党给他们了温暖，也很感动，这样，经过相互沟通，我们给她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老阿妈就这样给我和藏族战士反映了一些情况，为我们开展下步剿匪工作奠定了基础，这样我们的工作一天一天开展起来，每天接触的人也多了，反映情况的人也多了，工作刚开展一个多月时间，中队又派了一个班长，把我换回中队。回队第二天，梁队长给我说，康定大队通知我1958年8月5日.到康定大队报到.工作开展不久雅江县中队把我又调回到康定大队学习。

1959年元月成都军区和总队首长军区司令员贺炳炎，总队长赵梁才，政委秦传厚，要求甘孜大队抽调年轻素质高超的代表以及各县中队代表到康定甘孜大队集中训练参加军区军政检阅。甘孜大队参加检阅的40名代表取得了全军区第三名的比赛成绩。军区组识的检阅全面体现了甘孜州武装警察队是一支过硬的队伍，得到了成都军区、公安总队首长的高度赞誉。当时我们甘孜40名参加比赛人员，在1959年元月15日离开成都回到了甘孜州康定县，在下车后遇见了我们中队的很多战友来迎接我们40名参加军区检阅人员的胜利归来。

1961年过春节，当时，情况复杂，中队派我和县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局长姚定宽出差，到雅江县四区、五区检查工作达到40多天，到各个乡住乡检查到3月初才回到中队。当我归队后第三天组织安排中队通知叫我到雅江县政府对民改人员办学习班，起到教育训化，感到共产党是为广大劳众服务的，是解放人类的，是消灭农双制和剥削阶级的，由于当时，很多老百姓不了解共产党是为解放人类的，对我们在解释过程中起到相当大的困难，这波未息那波又起，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我们这个班由于工作突出，对我们特别重视，为培养优秀干部经常安排我们学习培训。

1961年7月中旬公安武装警察大队又将我调回大队。没几天大队安排让我同古继州同志去成都接新兵，时间大约40天左右，新兵回来训练2月至3月，训练完后，就分到各个中队去了当时把我分到康定县一中队，由于当时我已带家属，将家属安排在康定安觉寺内，我们中队也住在安觉寺内培训学习、训练，当时表现突出组织信任.宣布我为代理排长，在这过程中，指导员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对我任命代理排长，第二天工作安排程序如何考验。由于当时在安排工作中有很多东西不懂。就请示了指导员，当时指导员作出指示，如果天不下雨全队正常按时集中集合统一安排，如果天要下雨集中学习。明早开饭时.吃完饭听哨音集合，结果吃完饭后.雨水停了.我安排.当时我们排长就给我讲其他人员都已上山了，最后有几个二排三排的战土.，二排的人来了几个战士，因为他们排是康定一中队的不管他们的，隔了不长时间，又来了几个给二排长说不上去了，也不管他们了，打死话该.说着说着山上就吼开了，打死人了，当时上面死伤两人.打伤的是一个三排的老兵，死的这个是二排的新兵，当时二排长就地给乡政府打电话，给中队部队52医院打电话，当时医院高度重视派了两辆救护车，当时现场抢救新兵，没有抢救过来。没过几天.大队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首先由副指导员袁福祥介绍当时工作安排，随后:由我亲自发言，因我是代理排长本周又是我值班，这次事故责任由我负担。经过讨论分析.大队李秋景处长宣布，这次事故不应该发生，但是代理排长侯积武当天是按正规程序进行了工作安排，听哨子集合，统一行动，但当时按天气下雨，在家学习，如不下雨!听哨子集合。当值周代理排长吹响哨子的时候，二排三排都离开了中队，无组织无纪律，不听从值班周领导的安排，在背后还讲不管他们的，打死话该，李秋景处长正式宣布，这次事故，由贺世国负责，贺世国本人应写出书面深刻的检查，不然撤了你的职、查了你的办。后由于思想压力大.不到一周时间，大队干部科张科长，通知我到大队来一趟与我谈话，当时张科长给我谈话时说，侯积武这次上山砍柴火事故与你无关，望你放下包袱，安心工作。

一直到1962年过了春节没过几天，大概是三月初.中队决定由我带一个排1至3个班到甘孜州道孚县中队生产队住扎安营瓦日区王光桥生产队，同三中队付中队长，许开厚付队去他也带了一个排.支队司务长郑福阳主管部队和我们的生活，许付队长全面负责，我（候积武)协助许付队长把这支重组部队的生产训练学习任务承担下来。当时要求任务很紧上级要求我们这支组建的生产队要在半年内保障供应所有甘孜公安部队的生活疏菜和肉食，并要求对部队的各种会议.学习.训练不受影响。当时在道孚县生产队早已安排了一个班在那里养的猪，种的有各种疏菜，但我们在天不下雨.在开荒过程中土地坚硬，无法向前进，个别同志从来没有种过土地，一天连一米都开垦不下来，加之当时生活困难，给我们的定量生活标准，一个月45斤连麸面全是粗粮，交通又不便，离道孚县城将就有40多里地来回都8小时，这样我们生产队一星期要去县城买粮购副食品，两个战士拉一辆架子车，早上6点出发到晚上8点回到生产队部瓦日区.当时瓦日区的社会治安复杂，老百姓思想落后，同时还有土匪来骚扰。到了七月份支队又把我从生产队调回中队搞战备，对中印战争边界紧张作准备， 在1962年12月中旬，中印边境战况紧张，一直到参与中印边境战备结束，当我回到道孚县时，在甘孜州新都桥汽车站购汽车票时我在售票窗口又见到了那位雅江县委交通员女伤员。由于当时环境，加上在外经常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当时这位女伤员也没有认出我们就是救了她的人，在闲谈中才知当她被救后，由交通员改调至护理工作队，返回康定时在雅江马克中上面一公里处，碰到被追剿的残余土匪，正准备对我们护理工作队进行袭击，我们及时发现并阻止这帮残余土匪，当护理工作队离土匪很远的时候，我们派了2名有经验的战士去保驾护航。一直到了1962年12月底支队又通知我返回支队生产队搞战备后勤。1963年3月份支队召开政工军训会议，许付队长参加当时宣布，从白玉县调到生产队任命为中队长.侯积武任生产队副队长，军衔为中尉。到了1963年5月份，支队长赵环来生产队住20多天，督促部队搞好生产战备.临走时他对我交待，你们生产队的生产训练部队的管理，党员的教育都抓的很好，等我回到支队后向支队作全面汇报，不到两个月支队组织部突然来调令命令我到少武农场三中队代理队长.不到两周.赵环支队长到少武农场检查工作看见我问侯积武你怎么在少武农场，我回答说首长我也不知道是干部科下的调令.当时赵支队长说，候积武你还是回道孚中队，赵支队长说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干部科，你现在做好准备把这里的手续办了(交接手续)第二天支队干部科下令，通知候积武回道孚县中队任副队长，当时1963年8月13日返回道孚中队，8月18日就带了一个班去了道孚县.玉珂区.七美乡，10月16日我们刚到七美乡上从收音机内收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爆炸的消息向全世界发布的了公告，没过几天我又带了一个班去玉柯区牛场剿匪大概有一天的路程，在剿匪时不到20天左右又通知我返回中队把剿匪任务交给班长，安排好后给班长亲自交待清楚。第二天赶回中队当时指导员通知我说支队通知1963年11月5日到支队报到去参加总队绵阳搞大比武，总队组识训练天数40多天大概一月之多，基本到了快过春节了，当训练参加大比武结束，我回到康定支队过的春节，回到支队后支队安排回中队自己组织训练。根据总队要求把所学的课目毫无保留地在中队进行汇报。1964年5月份支队又把我抽到分区组织的军队社教团，军队社教团又把我分到九龙县工作队。九龙县委华书记为组长，九龙县银行马行长任付组长.公安部队候积武任副组长，当时华书记马行长我们三人开始分工，开头我带部队住在上半村以剿匪为主，因那时四清运动规模很大，当时，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部队连续围剿扩大范围，对长期居住在村里的土匪加大宣传感化，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因我们部队纪律严明，加之，当地群众不太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大多数土匪见到我们部队就转移跑到没有部队的村落里跟我们周游，过了一周.华书记.马行长我们开会商量，请示县中队队部要求把部队撤回这样我将部队带回中队整顿学习，第三天我们正式到工作组展开工作按照党的政策宣传和部队的活动，开头几天我们这个班不分白天与晚上常在外活动，土匪也感到无路可退只好投降归顺政府，在加上我们组识村干部学习，四清运动政策，第一次马行长去.带队去搞了一个村调，当时所有干部连楼都没下，搞了三周.认真学习:四清政策完毕后各村干部回村，第二次华书记安排让我带队去.事先我给每个村干部交待你们在学习过程中要好心听讲“四清”运动的政策，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的谈问题，有什么谈什么不要乱讲乱说，有多少谈多少，这样下来不到一周时间.8个村的后进人员全部下楼，重新选举村长，平协主席民兵队长、妇女主任，党团组长，报队部批复正式宣布新的领导班子后九龙县工作队人员全部撤离，九龙县接受其它县的任务去了，当时就把我留下收尾工作，过了半个月队部通知我归队，当时分区工作队和九龙县工作队华书记马行长村干部对我们这支部队都很满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又进入了1965年.当时我们这次公安部队主要以训练学习.贯彻“五七”指示和部队整编，在这当中原支队主管从1965年5月1日由道孚县武装部主管县中队，当时我们队长身体健康，出现问题住院治疗.只有指导员张锦瑞和我司务长白温泉主持道孚县中队工作.指导员张锦瑞全面负责主持中队工作.大致时间是1965年4月28、29日，为贯彻落实五七指示和部队整编，调防中队安排要把道孚县委县政府，以及县各部门的领导请到中队来开一次坐谈会.参加武装部与县中队交接仪式，顺便与大家见见面，便于以后开展工作，当时会议结束，我把武装部的李政委.罗付部长送走后，我到中队食堂检查工作，准备次日的接待工作。顺便到监狱查看哨兵工作，督促提高警惕。完了回到宿舍准备休息。我去取枪，发现枪不在了，只剩枪套。我立即找指导员询问是否枪借出执行任务了。指导员说他不知道，我就去2公里外武装部找到李政委报告枪丢失了。李政委答复你先回去，我明早上来，第二天李政委向分区报告，11点左右，分区郑干事就到达中队。李政委和郑干事商量召开了紧急会议，抽到了部分精英组成专案组，由武装部李政委牵头郑干事指导员及几名战士组成的专案组，开会分组从各种渠道寻找，包括厕所、水井等地方进行打捞。一周后，叫我组织安排上山打柴，搞了不到2星期，康定分区司令员郭全政来中队视察工作，指导员见司令员后，话没说完就给司令员跪下说，我对不住副队长，我把枪扔到河里去了。中队组织战士到河里打捞，打捞了4、5次都没找到。过了几天，把我从山上调回来，次日午饭后，郑干事叫我和指导员去河里钓鱼，我们带了几个水性好的战士一起去，他们又下河去找枪。一个战士用了一小时左右，用脚发现了枪，弯腰摸出来了，郑干事问我枪里有几发子弹，我说有8发，他验证后无误。郑干事拿着枪顺河回了13团（藏民团）团部。我和指导员及战士一起回到了中队。郑干事从团部回来，给指导员作了工作，指导员承认是其扔到河里的。2周后，指导员被调回武装部。分区司令员找我谈话，问我对这个事有何感想，我说责任都是我的，我自己承担我应付的全部责任。请求组织对我的处理。郭司令员对我说要我安心工作，把工作干好。把部队带好。这次事件你没错，是指导员的错。1966年文革开始了，中队的战士为我丢枪这件事对指导员张锦瑞进行了2次批斗。（参加批斗的有全光大、林道云、李大地、张建富）1965年下半年继续贯彻毛主席的“5.7”指示的重大意义，及部队整编的重要性。当时部队情况复杂，加上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时毛主席给全国贫下中农的一封信。由我带一个班在大寨乡12个村进行宣传教育半月时间。要让贫下中农知道党和毛主席对他们的关怀，部队必须要保护地方工、农、商的正常运转，加上我们部队是保护地方政权维护党的意义，为巩固当地政府政权的稳定。这些工作，都是由我本人用藏语语言与他们沟通，因我本人是随母，藏族血统也懂得藏语相互构通比效方便。这样我一致给土匪们宣传，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宣传不到三天所有叛匪就回归当地政府。把他们的滔天罪行全部给当地政府交待清清楚楚。由于工作突出，上级认可，加之及时汇报部队和当地政府。由于特殊情况，由李政委对下步工作安排，为服从命令，下级服从上级，最后报中队明天大会发言多向地方当地政府学习，由于特殊环境当地政府李政委亲自安排道孚中队，小分队回中队报到另有工作安排，先整顿，当时谁都不清楚是咋回事。就这样在地方政府学习班学习整顿，作好调防工作中物质交接安排到1968年11月28日离开道孚县，29日晚上到义敦县中队当时环境复杂粮油什么都没有，义敦县周边村庄什么生产队人民公社都没有组建，县委县政府都不管，找武装部协调到粮食局找到粮食局局长是个陕北人说情，当时范队长有病身体欠佳我把司务长白文泉带上找到粮食局局长谈到很长时间，到了中午，我与粮食局局长都是陕西人，粮食局局长是陕北人，我是关中人，谈到都是陕西老乡，就这样我同司务长白温泉才把粮油副食搞到，这样我们中队才开始做饭，中队才正式走上正规里程，换防才走上正常运作.由于范廉祥队长身体欠佳，加之长期与敌作斗争，在他的心中只想奋勇杀敌。正是有这些老英雄的奉献，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由于当时地域环境差，高原反应严重，组织上考虑范队长身边无人照顾，经征求本人意见，本人同意回道孚县他爱人家中进行疗养。由于长时间在道孚县他爱人家中，公安武装警察部队总队考虑范队长是个老革命，经征求本人意见，本人要求转业回地方工作。经组织联系，1968年12月中旬，宣布范队长专业回山西省，随总队宣布义敦县中队以后的工作由侯积武全面负责，具体工作同司务长白温泉一起研究，当时义敦县处在无政府状态，加上文化大革命派系严重，社会治安混乱，当时根本无法正常工作。

为了解决附近周边村队走集体路线，我们中队与武装部取得联系，当时武装部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思路很支持，这样我把中队工作给各班安排好，我带了一个班到县城周边附近几个公社去摸底，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政策，目前不走集体路线是不行的，集体路线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单干是行不通的，大家好好想一想，能不能把原入了公社的农具、粮食、油归还给生产队，你们生产队的队长组长带头，民兵、妇女主任都带个头，归还集体生产队的东西，就这样经过走了群众路线，不到半个月时间，这个乡全部恢复了生产。

到了1970年文化大革命派系严重，两派就集中批斗，县上比较坚持原则，县委副书记刘登华这派批了那派接着批。人已经都休克了，家属也没办法。最后来中队找到我要求部队救人，我问人在哪里派了2名战士给我弄过来，我一看情况危险，叫卫生员先救治当时卫生员也分2派，我说你先抢救，有问题我负责。在现场话都不说了。我一听这种情况就赶紧救人，这位刘副书记被救治过来了。一周左右后，身体逐渐恢复，不到半月接到州革委会通知命令我们把刘副书记送回州里。我到车站找了个负责的司机连夜把人送回州革委会。我派一个班从中队后面下到河坝，顺河隐蔽地将这位书记送到义敦县汽车站。交给汽车站谢站长并嘱咐一定要安全把书记送至州委。到2000年我回康定时，他已退休。到家里看望了他们一家人。这些情况，他的2位子女都清楚。（大女儿刘淑云，儿子刘平 ）

72年8月,我在义敦县委武装部指派到玉龙沟社教帮助那里的老乡搞秋收时.只要天气好.白天未收完的粮食.晚上接着帮助老乡收割青稞.我们的行为感动了老百姓.他们对我们的评价；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兵啊.是河里的石头.水流走了，石头还在.到了年底，我们武警县中队在恢复社会主义教育整顿工作中及南北区三个乡被评为先进工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