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六塘河，是一条河床深切的排涝河，在宿迁县的仰化集北部，与大兴集接壤的那部分村庄，被称为“河北”。仰化，从日伪时期就因为有刘老涧船闸抬高了大运河的水位，有灌溉之利，又有六塘河的深槽在水大之年份排水，形成旱涝保收的格局。</p><p class="ql-block"> 下放干部中南无、海校等中专校的技术教员们，大都下放安排落户在“河北”。一批高薪水的“反动技术权威”来到贫穷落后偏僻的仰化集，成为当地干部和农民群众们津津乐道挂在嘴边的日常话题：谁家月工资收入有多少；操心怎么用得完；与过去的地主老财相比较；来我们这儿白拿工资还不用干活儿，反正想不明白。那时侯农民们心目中最大的官公社书记月薪是54元，而一般的下放干部月工资大部分高于书记。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下放干部们心里的忐忑不安，人和一家老小都被胁迫揎到乡下，都在暗中传说工资只发三年，说不定哪天就突然停掉了，我父母亲和见过大清朝和民国世面的奶奶都默默地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p><p class="ql-block"> “河北”落户的南京海员学校的林树伟老师月薪最高，147元，在仰化集本地干部眼中那是天量收入，他们哪里知道，林老师还曾有过解放后月薪400元的经历。他出生于抗战前的香港，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之后，作为家里的老大带领弟弟妹妹们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流离失所，奔波在大西南的丛山峻岭之中。林老师上过上海交大，毕业后成为民国时期很少的中国远洋商船的大副（职位相当于船长），跑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港口。新中国成立后，爱国的他与同事们一起，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回归建设新中国，将中华民国招商局所属的十多条远洋商船开回大陆交与国家，并加入了中波轮船公司。建设新中国那是当时无数中国青年人心中的目标和梦想。他开着新中国的远洋巨轮到过许多国家，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做出了贡献。中波轮船公司给了他400元的月薪，对于在上海及香港工作过到过世界各地的他也没怎么在意。后来有一次领导找他谈话，说：老林，你的薪水比毛主席还高啊（毛380）这不妥吧？林很诧异，这薪水是你们定的，也不是我要的。于是就减下来了。按照建国前的《共同纲领》和政治协商会议精神，是按照对国家贡献的大小定薪资的，我父亲解放后任教开始也是定93元月薪的。林老师下船后在南京海员学校为国家培养急需的船员水手领航员船长，地处农村的人哪里会想像得到。下放3年后恢复安排工作，林老师被分配在大队“戴帽子”小学教书。性格开朗活泼的林经常被同事们调侃，你拿的工资是我们的10倍（小学民办教师月薪补贴14元），你应该干10倍的活。一般人听了会心里不舒服，但林老师一点也不在乎，照样与年轻人一起打球、搞体能运动，处得火热。</p> <p class="ql-block"> 林树伟老师是个乐天派，任何事情在他眼里都不是个事儿。大概经历和见的世面多了，一点也不在乎。他的弟弟妹妹们都在香港、加拿大和广州，别人有“海外关系”都十分忌讳，尽量不提起不来往，生怕惹火烧身。林老师不管这些，经常有国外的包裹寄来，吃的用的一点不含糊。乡村的猪肉供应虽然不受票证限制，但不找熟人开个后门也很难买到需要和合适的。林老师骑着自行车到供应猪肉的食品站，都能立即拿到最好的。他把境外寄来的瑞士水果糖及点心与屠夫和小刀手、食品站干部分享，当然尽得其利。我经常见到林老师回程的自行车龙头把上和后面书包架上，挂满着老母鸡、小公鸡以及猪肉产品。车铃儿叮叮当当响穿过仰化大集，毫不在意别人会怎样看。而我父母亲则特别怕别人看见或者知道你家漏富吃好穿暖的。</p> <p class="ql-block"> 在1974年到1975年期间，父母都分配了工作，而我们子女都是农村户口，在田里种地，心里特别空虚，前途渺茫。经我的同学郑亦新联络，与“河北”林老师的儿子林仲文相识，这一相识成就了50年往来的朋友。</p><p class="ql-block"> 第一次与郑亦新、黄峰、高允正兄弟等去林仲文家做客，林师母准备好做广东菜“炖生敲”招待我们。我们从未见识或听说过。只见林师母手忙脚乱地把活黄鳝按在钉板上，用利刃小刀划开黄鳝背脊，刮出长条鳝肉片。后来怎么弄的就不知道了，反正满地淌着鲜红鳝血，场面不忍直视。生敲是什么味道记不得，这场景直到现在就如昨天。林师母也是香港人，同在海校当教师，长相酷似著名电影演员王丹凤，今年已经高寿97岁了。</p><p class="ql-block"> 林老师的家虽是土房茅屋，但建在村办小学操场附近。与大多数下放干部新屋不一样，即使是土墙草顶屋，门不开在中间，在右侧；进门后向左一间一间通过去；最后在最左侧再一个门通向偏屋厨房。家里的摆设小玩意精品很多，大概是林老师船游世界各地的纪念品，招待我们这些小客人的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外国食品和糖果。水果糖是瑞士产的，饼干是加拿大的，开了眼界原来生活可以是这样的。</p><p class="ql-block"> 1975年，我们都分配了工作，林仲文高中毕业后分配到宿迁县织布厂，整天围着大染缸搞印染。我去县里时也去找他和其他同伴玩。有一次我要做书架，在县里买了纤维板，是林仲文借了板车帮我拖至轮船站运到刘老涧船闸的，这件事让我很感动。那时他在加紧复习迎接高考。</p><p class="ql-block"> 1977年，林老师去北京探亲遇见一位招商局老同事和领导，才知道他这样的情况是可以通过办理全家探亲手续回香港的。前一年四人帮已经垮台，国家百废待兴，各项政策才开始纠正，但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申请很快获批，搬家前处理家具，“河北”的下放户都知道林老师一家要回香港了，也知道他不会再回宿迁了，都为他庆幸和高兴，但也恋恋不舍。谁也不会想到，仅仅一年之后，在胡耀邦的决策和领导下，大批下放干部、城镇居民以及知青，开始踏上了回城之路。</p> <p class="ql-block"> 荒唐的时代过去了，但留给人们心灵上的伤痕不会抹去。在林老师表面看上去乐天派的性格中，其实隐藏着深深的悲哀和伤痛：他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不是为了金钱，在国外他的技能和职位可以轻易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青年人为国家建设奉献才智和才干的理想，因为1957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以及下放而破灭。林老师后来多次回内地探望同事老友，但林师母一次也不愿意回内地，熄灭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和追求，对人的一生来说，不可以原谅。</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