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时代的记忆 四、开门办学

一叶小草（拒私聊）

七四年，升入村初中。在“学黄帅，反潮流”；“反师道尊严”；“批林批孔”等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恢复一年多的学习秩序，很快烟消云散。学校开始“开门办学”。平时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农忙时全天参加生产队的“抢收抢种”。我也转变得很快，心再也不往学习上用，开始沉迷于看小说。

（一）、沉迷《小说》

那时，凡能看到的、换到的、借到的长短篇小说，我都囫囵吞枣、没明没夜地看。上课或者晚上在油灯下看小说成了家常便饭。

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艳阳天》。是父亲在写字台靠窗用两块铁夹板夹着的一排书中的两本。后来从父亲让我背到“废品收购站”去买的一小背蒌旧书中偷偷藏下了《红岩》。从屋角的破木板箱里搜寻出了《迎春花》、《苦菜花》、《人望幸福树望春》、《青春之歌》等好几本小说。有了这些小说做交换，我几乎看遍了全村所有的小说。

当时，我母亲教初中的数学，她是个很认真且有点固知的人。不管别人怎么说：“学习无用”，学生怎么给她起难听的外号轻蔑她，她讲课还是非常非常认真。木质的大三角板、大量角器、大圆规，很顺溜地在黑板上画出很规正很漂亮的图形。代数、几何……初中数学包含的所有内容，她都尽可能在被挤压的时间里，讲得细致入微，一丝不苟。我那时的心全在小说上，她讲得再好也没心思听。有时，实在控制不住，在她的课堂上也低头看小说。母亲气得眼晴冒火，嘴角下抽，我依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

回到家，母亲强忍着怒火没有发作。吃完晚饭，我惹无其事地钻进自己的小屋，点着煤油灯埋头又看了起来。母亲忍无可忍，怒火中烧，愤怒地一脚踢开木板门，抓起煤油灯就往我头上砸。我头一偏，煤油灯“哐啷”一声，摔碎到身后的土地上。

煤油灯是在墨水瓶盖上开了个小孔，中间穿了数根棉线灯芯做成的。母亲这一砸，并没多少损失，却对我的震慑作用很大。此后，我再也不敢在课堂上，或晚上在灯下看小说。白天一有时间，我还是背着母亲沉迷于小说之中。

　　（二）、劳动

农村学校所谓的“开门办学”，就是在田间地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我们村从六二、三年开始，人口爆发式增长。每对夫妻大都生五、六个孩子，有的甚至十多个。原有的土地已远远解决不了一下子多出了几千张口的吃饭问题。

为了多产粮食，减少饥荒，村民们绞尽脑汁想尽了办法。祖祖辈辈“植树安陵”的后山，修了梯田，种了粮食。原有的河堤和河岸之间还可以再挤挤，开垦种地。村里着手“与河争地”，修第二道河堤。新修的河堤比原有的第一道河堤向河沿推进了二十多米，与河多争了几十亩河滩地。

即使这样，每一寸土地“精耕细作”，粮食缺口还是很大。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娃”，没有哪个生产队敢放手让我们去“学习”。后来，大队统一分配我们往正在修建的河堤上抬石头。

河堤靠河床的一面要砌石头，然后用水泥钩填石块之间的缝隙。村后的“安林山”，靠村子的一面是黄土，与村子垂直的一面是片石。村里有专人负责用雷管炸石头，炸裂的石块“轰隆隆”铺满半山坡。从下往上看，爆裂的石块仿佛就要从头顶砸下来。我们俩人一组，挑出能抬动的石块，用粗绳拴好，抬到修河堤的工地上。

有次弯腰弓背与同学抬着成百斤的大石头走过通向火车站的官道，俩个四、五十岁的外地人唏嘘着说：“我们小时候也没做过这么繁重危险的活。”

农忙时节，我们也会和社员们一起“抢收抢种”。收麦子时，我们将割倒的麦件，一件一件抱到地头，归拢到一起，方便社员们往打麦场拉。收高梁时，跟在社员后面，将收了“红樱子”的高梁杆一根根用镰刀砍倒。春播秋种时，常常是往田间地头担粪，或将堆到地头的粪土，一笼一笼提到划好的间隔地点，方便有经验的社员，均匀地扬洒到地里……

参加“抢收抢种”，在每一个生产队的劳动结束后，队里通常会烧一大锅“醋拌汤”或”浆水拌汤”犒劳我们。那时，一个个都是泥土和着汗水的“大花脸”，小手脏脏的，捧着粗瓷碗，狼吞虎咽喝着拌汤的滑稽相。

后来，在学校的强烈要求下，终于有生产队同意我们参加“稳产高产”试验项目：“栽小麦”。

麦子收后，留几块肥沃的土地，平地、整修、施肥……到秋播时节，播上稠密的麦种。第二年开春，将长得密不透风半尺高的麦苗一块一块挖出，间种在休息了一个冬季的田地里。据说得到休养生息的土地，产量会提高很多。

生产队怕我们“毛手毛脚”，影响试验结果，只允许我们参加了为数不多的几次。

这一试验项目，也因不适合我们当地的气候土壤，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