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风格与习气

无尘

书法的风格与习气

书法艺术是线性的长期积累过程，在一代一代书写者们的实践、总结、积淀中，形成了书法艺术的美学体系。因此，学习书法必始自临帖。临帖，就是模仿的过程。通过对经典名帖笔法、墨法、结体、章法的模仿，形成肌肉记忆，进而逐渐构建对书法美的认知。临帖的初始目标，就是要像。“察之尚精，拟之贵似”，只有追求形似，才能逐渐领悟到神似。那种所谓“意临”、“不追求形似”的说法，纯属误导，不足为训。

当然，形似不是终极目标。追求形似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神似”，最终形成自己的面目，成就自己的风格。这就是将古人书写中那些美的元素，经过不断的重复，复刻在记忆中，变成自己的艺术基因。这时，就可以将古人的技法变成书写的自觉，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性情，这就进入到“似与不似”的境界。达到这个境界，笔墨中既能看到古人的意韵，又融合了自我的个性特征，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风格是书法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个性化艺术语言‌，兼具技法严谨性与精神意蕴，具有成熟性和辨识度。风格是技法、学养、审美取向与时代精神的综合体现。它既包含对传统的继承，又体现创新突破，最终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艺术特质。

风格，从浅层次上看，是特征，是辨识度。比如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我们从其笔划、结体上，一眼就能认出来，因为它们各自都有极高的辨识度；从深层次上看，风格是一种气质，是内在的精神。如汉隶的拙朴、刚劲、苍凉，魏晋尺牍的洒脱、灵动、萧散，都是通过其特殊的结体、运笔方式形成的。特征，是表象化的，是看得见的；而气质则是精神的，内在的，需要用心去感受。

看魏晋时代的书法，不论是钟繇的楷书，还是二王的行、草，特征并不是那么鲜明，而精神的、气质的东西更多一些。一方面，魏晋时期书法还处在“幼年期”，从篆到隶到章草，再到楷、行、草，各种书体的分界还不太明晰，所以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中，往往是各种书体杂糅，富于变化。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的书法有一种稚拙、古朴之美，有着童稚般的可爱。

唐以后，书体的发展臻于成熟，分界也明晰了，各种书体形成严格的书写规则，这些规则放在讲求礼、法、重视秩序的唐代社会背景下，就形成了“尚法”的书风。法度，加上个性化的表达，就形成书法家鲜明的特征和极高的辨识度。颜、柳、欧、褚诸体，都是一眼就可以识别的。

一般人接受书法，都是从浅层次开始，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个阶段比较敏感的就是特征、辨识度。学习书法，也是从特征的模仿开始的。比如学颜体，只要掌握了挑、折、捺的写法，就有颜体的样子了；写欧体，只要掌握了结体端正均衡，起笔收笔折笔，就有欧体的样子了。这是初学阶段必须经历的。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将特点学到了，却难以进阶？

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提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书法，是精神世界的表达。而书体的特征，只是外化的形式。所以学习书法，一定要对书法家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其性格、品行有一定的了解，如此才能找到外在特征与内在精神间的逻辑关系。而一般人往往是刻意模仿前人的特征，而缺少对书法家内在精神、气质的了解，其结果就是，于别人是风格，而自己学到的，却成了“习气”。

习气‌，是学习书法过程中因长期模仿而形成的‌机械性、程式化书写惯性‌，如行笔时故意抖动，形成斑剥的效果；夸张按、提的变化，形成笔划的粗细对比；字与字间刻意的连笔，显得做作生硬，如此等等。

今人学楷书，多从唐楷入手。一个重要原因是唐楷特征鲜明，容易写得“像”。但也正因如此，多数学唐楷者，永远跳不出唐楷的窠臼。如果看一个人的书法，一眼便能看出他学的什么体，比如从笔划上看出颜、柳的特征，从结体上能看出欧阳的特征，那就说明其尚未“出帖”，学成了“习气”。特征，本来是书法家在长期书写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是书法家精神、气质的外化。但刻意从形式上去模仿这种特征，就成为习气。为什么讲“取法乎上，适得其中；取法乎中，适得其下”，就是因为这种“取法”是形式、特征上的模仿，而未学到精神。

“习气”是技法上的刻板重复，也是审美取向的偏狭，是对传统经典理解不足导致的流俗表现。它是技法未升华、审美未自觉的产物，是突破艺术高度的障碍。但“习气”也是每个学习书法者的必经之路。因此，学习书法的过程，就是通过临帖，达到形似，“入帖”得法度，形成“习气”’；再深度学习，深入传统汲取养分，以当代视角重构表达，学其精神，得“意”而忘“形”，“出帖”显性情，最终达到“有法度而无习气”的境界。

学习书法，贵在博览而深耕，通过笔墨与古人对话。这个过程，也就是风格自然形成的过程。而无须刻意地追求风格。一个书法家，倘若他的作品有极高的辨识度，让人一眼就能认得出，这说明他的取法是单一的，精神世界是贫乏的；如果他的作品时时都能让人耳目一新，总会让人既熟悉，又陌生，常有意料之外的惊喜，这表明他能博采众长，内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就是创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