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坐姿

无尘

殷商时期，中原人的坐姿以“箕踞”、“蹲踞”为主。“箕踞”是两脚前伸，“蹲踞”是屈膝下蹲，这样的坐姿，不光今天看来不雅，早在周代就被淘汰了。春秋时期，“箕踞”被视为不合礼法、有失大雅。《论语·宪问》记载：“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那个叫原壤的做了什么，竟把“温、良、恭、俭、让”的孔圣人气到从“幼”骂到“老”，“老不死的”都骂出口了？仅仅因为他“夷俟”。夷，即“箕踞”，“夷俟”就是以两腿张开的姿势迎接孔子，这是无教养、大不敬的表现，难怪孔子大为光火，原壤这厮也因为坐姿恶名昭彰。

“箕踞”之所以被重礼法的儒家所鄙视，不只是姿势不雅，其实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汉代以前的古人是不穿内裤的，仅以“裳”（围裙式下装）遮蔽下半身。直到汉代，才出现“绔”仅有裤腿而无裆部，就是开裆裤，用绳系于腰间。

袴

魏晋时期，受游牧民族服饰影响，合裆裤“裈”（kūn）才开始流行。‌唐宋时期‌，女性常穿“袴”（分裆裤）作为内层衣物，男性则普遍在袍服内穿合裆裤，但仍未形成标准化内裤。‌‌‌明清时期‌，出现“裆裤”或“小衣”，贴身穿着，功能接近现代内裤，但并未普及。‌‌1935年‌，美国Jockey公司发明第一条现代三角内裤，并于同年引入中国，使用至今。

明白了春秋时的穿着，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人那么讨厌“箕踞”。尤其是女性“箕踞”被视为“无德”。《韩诗外传》记载：孟子妻子在卧室，因为是一个人，就以比较放松的“箕踞”休息。孟子没打招呼推门进来，见状大怒，即告母亲要休妻。母问其故，曰：“踞。”母问：“何知之？”曰：“我亲见之。”孟母说：《礼记》云：“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进别人的门，要先问有没有人在；进入隐私场所，要先高声提醒；进别人家，眼睛要向下看，以避窥视之嫌。你进卧室而不出声，是你无礼在先，不是你妻子无礼。孟子因此很自责。这个故事重点是谈古人对隐私的态度，但也可看出“箕踞”的坐姿有多讨人嫌。荆轲刺秦失败后“箕踞以骂”秦王，表达对暴君的蔑视；刘邦接见谋臣丽食其（lì yì jī）时“倨床使两女子洗足，箕踞见食其”，暴露他轻慢知识分子的流氓本性。因此《礼记·曲礼》明令“坐毋箕”。

不能“箕踞”，又该如何坐呢？到了周代，礼法渐备，坐姿也有了很大改变：屋内设席，席由蒲草、竹篾等编织而成，甲骨文中的席字就是编织的纹理：，主宾要“席地而坐”。其实从甲骨文的“坐”字看就知道，当时的坐实为跪，席地而坐其实是席地而“跪”，即两膝着地、臀部贴于脚后跟。这样的坐叫“正坐”，是唯一合礼法的坐姿。其实，这样的“坐”姿，还是与当时的着装有关：因为无内衣，跪下后，前后裙裆可以遮蔽阴私部位。

席

坐字的演变

春秋时期，平民家庭直接在地上铺席。而稍有身份的家庭已经有了床，在床上铺席。只是先秦时期的床普遍低矮，根据出土实物，高度仅约19厘米，床腿短而粗壮。

在席的下层，还有一层粗糙一点直接铺在地上或床上的，叫“筵”，有防潮作用。“铺陈曰筵。藉之曰席。”因为宴请必在“筵席”上，“筵席”就成为宴会的代称。设宴称“肆筵”，“肆筵”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行苇》：“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描述周代宴饮礼仪中铺设筵席、安置几案的场景。“肆筵”一词，如今在晋南地区仍然使用，称婚宴为“肆筵”。‌

在“筵”之上，席的层数也是有讲究的。‌周代规定“天子五重席，诸侯三重席，大夫再重席”。

“入席”的方式有严格的规范，《礼记》规定：“登席不由前”（入席不能从前面上，而是要脱鞋从席后上）。不同身份对应不同材质的席：天子用‌熊席，以熊皮制成；‌贵族士大夫用蒲席（蒲草编织）与次席（竹编）；‌士庶平民用莞席（莞草编）与藻席（染色莞草）。可见，古代的席，不是简单的吃饭、睡觉、小栖的地方，也是地位、身份的象征。

因为古人吃、坐、睡皆在席上，当然不能随便穿着鞋子上去，入席时，必脱其履，既讲卫生，亦示尊重。若是臣见君，不仅脱履，还得脱袜，以示敬意，即跣足为敬。可想见，古人不仅要每日洗脸，还得常洗脚，袜子也得像样儿。不然，一入席就尴尬了。如今在东南亚国家进入寺庙时仍然保留着脱履的礼节。日本人也保留着脱履为敬的习俗。

不管怎么说，跪得时间长了总是不大舒服的。因此到西汉，总算出现了高一点的坐具，那就是“榻”。“榻”呈长方形，平面四足落地，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小板凳。汉代“榻”的大小仅供一人独坐。但榻不是一般人能坐的，要给尊贵的客人坐。说到“榻”，不能不提及《滕王阁序》中引用过的典故：“徐孺下陈蕃之榻”。说的是东汉名士陈蕃因犯言直谏被贬到豫章任太守。豫章住有一位名士——徐穉（zhì），字孺子，“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有“南州高士”之誉。朝廷多次想启用他，先拜其为太原太守，不就；继“以安车、元鲡、备礼征之”，仍“不至”。原因是他认为东汉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作为一介书生，唯一能做的是恪守“邦无道则隐”的圣训。陈蕃对这样的名士非常敬重，一到豫章，连官衙都没进，就率领僚属直奔徐孺子家拜访，并欲聘请他到府衙任功曹。徐孺子坚辞不就。但出于对陈蕃的敬意，徐孺子还是答应得闲时造访太守府。陈蕃为表达对徐孺子的敬重，专门为他做了一个榻。这榻平时悬于梁上，只有当徐孺子来访时，才把榻放下来伺坐，两个人惺惺相惜，秉烛夜谈；徐孺子走了，再把榻悬于梁上，是徐儒子专用榻。这就是“悬榻留宾”的典故。后来“下榻”一词，也成为尊贵客人入住的代称。

到唐宋，“榻”放大了，演变为简易床，无围栏，可坐可卧。“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宋太祖的“卧榻”，就是这种简易床。

西汉张骞通西域后，将胡人的一种坐具带入中原，被汉人称作“胡床”。胡人以骑马为常态。但偶尔下马，也要小栖片刻，于是就发明了这种坐具，它有靠背，坐着舒适；能折叠，方便携带。

胡床

胡床传入中原地区，作为一种时尚，首先为上层人士所用。《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到南北朝时，这种坐具才在汉人中普遍使用。胡床终于解放了汉人的膝盖，可以平膝而坐了。

隋代，因统治者厌恶胡字，遂根据其交叉的形状，改称交床。又因为在马背携带，呈交叉状，有的称其为马扎、交椅。这种坐具至今还在使用，晋南一带称为“交床”。

胡床（交椅）本是胡人打仗时所携带，当然一般士兵不可能有这个待遇，是将军用于短暂休息用的。因此能使用交椅者必是有一定地位的人。汉人广泛使用交椅后，自然也将“席位”的等级文化应用于交椅，于是“交椅”替代“席位”，成为权力、官阶的象征，梁山泊那帮草寇为排“交椅”座次吵闹不休，“交椅”一词沿用至今。

知道了交床的来历，就容易理解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不可能是躺在床上赏月，因为古时建房出于保暖的需要，窗户一般开得很小，躺在床上不可能方便地看到月亮。这里的“床”是指马扎，坐在院子里的马扎上，才可能方便地“举头望明月”。也能明白《长干行》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诗句，当是骑着竹马绕着坐在马扎上的小女孩，炫耀手里的青梅，而不可能是围着女孩的睡床乱转。

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传入，出现了高足家具，如敦煌壁画中供僧人盘坐修行‌的禅椅（低靠背椅），还有四足方桌。这时坐的姿势渐渐变高了。‌但这时期的桌椅，制作尚粗拙。

随着胡床、禅椅等外来家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中原地区榫卯、雕漆等工艺的发展，如唐代箱式榻采用四面平结构，还有螭龙纹雕刻。唐代社会开放，对坐姿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定，跪坐、盘腿坐、垂足坐并存，家具高、低形态并存。‌

宋代，完成了从“席地跪坐”到“垂足而坐”的转变，为适应人体坐姿高度，出现高型家具（如椅、桌），腿足、座面等关键结构尺寸显著增加，例如椅面高度普遍提升至40-50厘米，与人体小腿长度相匹。还有八仙桌、琴桌等类型家具涌现，制作也越来越精良。厅堂主位设置大型条案与太师椅，尺寸显著大于侧位家具，通过物理尺度差异凸显尊卑等级。坐在太师椅上比席地而跪是要舒服些，但也不可造次：太师椅以“三处直角”（靠背、扶手与座面成90°）为标志性设计，要求坐者腰背挺直、双足平放，强制保持端坐姿态。太师椅多成对陈设于厅堂主位，坐北朝南或面门而置，坐者需保持威严仪态，避免侧倚、翘腿等随意动作，以彰显身份地位‌。圈椅要稍人性化一点，其靠背形如栲栳（圆筐），体现“天圆地方”的哲学理念，S型靠背贴合人体脊椎曲线，扶手与大弧背连为一体，为手臂提供支撑，允许上半身微倾而不失平衡，缓解久坐疲劳。

太师椅 圈椅

到明清时期，桌案制作工艺达到巅峰，紫檀、黄花梨等硬木家具盛行，雕漆、描金等技法融入装饰。明代出现了官帽椅（四出头、南官帽）、玫瑰椅等经典形制，注重线条流畅与人体工学，既具实用性，又注重艺术性，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清代宫廷家具以繁复装饰强化皇权思想。

南官帽 玫瑰椅

中国人在这些硬木家具上“端坐”了几百年，也是累了。1840年，英国人把沙发带入中国。坐沙发不必讲究坐姿，可坐可倚可躺，松软贴身有弹性。中国人发现，原来坐还可以如此舒服。只是当时沙发所用的材料如盘簧、马棕等全靠进口，制作技术仅被少数工匠掌握，价格昂贵，只能是上层人享用的奢侈品。直到民国初期，随着材料的国产化和工艺的普及，沙发才开始在沿海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中流行。

中国人的坐姿从席地而坐到垂足高坐、从低矮几案到高型家具、从单一的生活用具到文化意义的附加，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坐姿在改变，家具的形制与功能也逐渐分化，反映了社会形态与文化的变迁。外来文化的融入（如胡床）、工艺技术的革新（如榫卯结构）及等级制度的渗透（如交椅象征权力），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桌椅的独特美学与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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