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旋歌：母亲严金萱与贵阳筑光音乐会

紫百合

　　筑光音乐会原名筑光音乐研究会，成立于1937年4月，抗战爆发后不久，贵阳地下党组织为了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动员部分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筑光音乐会，以便运用音乐这个富于感染力的武器，在贵阳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937年8月，就读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常学墉从上海回到贵阳，任贵阳高中、正谊、达德等校的音乐教师，他在学校教唱抗日歌曲，得到师生们的好评。

　　在1937 - 1938年间，在中共贵州地下党的引领下，进步教师与学生组建了《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以及《筑光音乐会》，母亲严金萱有幸参与了这两个意义非凡的组织。

《筑光音乐会》初建之时，只是音乐爱好者聚集的音乐团体。然而，随着抗战的爆发，为了更为广泛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众多共产党员与进步学生共计五、六十人投身到“筑光”的活动当中。母亲严金萱与女中的聂奇慧、朱瑞珍 ，“贵中”的朱启德，“女师”的黄奇鑫，“男师”的汪禄晋，“达德”的聂奇婉、刘蓉蓉等人，都是“筑光”里最为活跃的成员。“筑光”的音乐指导常学慵老师，是一位极为敬业且品德高尚的人，他对这些青年耐心指导，从识谱、音乐知识，到抗战的深刻道理，乃至生活上的点点滴滴，都关怀备至。有时学生们排练至深夜，他便会邀请大家到家中用餐，因此学生们都亲切地尊称他为“常大哥”。

　　“筑光”唱响的第一首歌便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由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创作于1935年春的歌曲，是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影片描绘了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后，又步步进逼华北，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统治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苦闷、彷徨中寻求光明，毅然走向革命道路的故事。1935年5月，影片《风云儿女》在上海上映后，《义勇军进行曲》宛如一声震撼人心的春雷，迅速响彻祖国大地。

　　《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千百万不愿做奴隶之人的心声，成为召唤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嘹亮号角。无数革命先烈，冲锋陷阵时高唱着它，在阴暗潮湿的监狱中哼唱着它，走向敌人刑场时也坚定地唱着它。《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响彻全中国，更传遍了世界各国。1947年7月17日，我国云南《正义报》曾有这样的记载：美国著名广播音乐指挥伏尔希斯向美国国务院提议，在联合国胜利之日，电台应安排预定的音乐节目广播。于是，国务院文化关系科科长皮格特拟定的节目演奏单中，便有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美国黑人歌王四处演唱这首歌曲，还灌制了唱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广播电台每天五次对华广播，都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前奏曲。在英美各大广播电台，也常常能听到这首雄壮的歌曲。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同样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

由此可见，在全国解放之前，《义勇军进行曲》就已然作为中国人民不甘压迫奴役、不愿做奴隶的伟大精神象征，传遍了全世界，后来更是成为了我国的国歌。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在平型关取得首战大捷。这一喜讯传来，人心振奋。然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贵阳，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却依然遭受着重重限制。寒假期间，国民党省党部忌惮“学联”、“筑光”利用寒假开展宣传活动，便先行一步，妄图控制学生活动，下令各中学组织寒假工作团下乡宣传。党组织迅速在高家花园召开会议，制定了与国民党斗争的策略。各工作团推选出品学兼优、在学生中极具威信的同学担任团长，从而成功掌握了主动权，打破了国民党阻止抗日宣传的阴谋。

　　1938年2月19日，贵阳学联成员于蕴、王栻、聂奇慧（又名聂静涵）、周树楹、李德邦、方为策、饶元祚被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特务室逮捕。当晚，省工委成员黄大陆、李策在文笔街高家花园召集各校党支部负责人和“学联”骨干开会，决定次日组织各校同学请愿游行，并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和学生家长设法营救被捕学生。21日，黄大陆、李策以及省工委机要员严金甡（五舅）等人又被国民党特务强行以“托派”、“汉奸”的罪名逮捕。这就是贵阳“二.一九”学联事件。

事后，中共党组织把大批“学联”成员转入筑光音乐会，先后有聂奇慧、刘家祥、严金萱、聂奇婉等50 余名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加入筑光音乐会进行活动。

　　各个学校在团长的带领下，每日积极练歌、排戏、演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而每次活动的第一首歌，必定是《义勇军进行曲》，它极大地鼓舞着每一位同学的斗志。下乡宣传时，学生们走家串户，声势浩大，吸引了众多群众。所到之处，他们都积极教群众唱《义勇军进行曲》，与群众一同高歌。这一举动让国民党惊恐万分，随即展开了残酷镇压。1938年8月，他们逮捕了寒假工作团的八位团长，于蕴、聂奇慧、王拭等均在其中，并对这些同学施以严刑拷打。于蕴同学头上、脸上、身上鲜血直流，却依旧挺起胸膛，高声歌唱：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其他同学也纷纷跟唱，吓得国民党头子尖声叫嚷：“不许唱！不许唱！把他们给我推出去，关得远远的！”

　　歌声如汹涌爆发的山洪，响彻大街小巷。这时，许多围观群众也纷纷加入筑光音乐会人员的队伍，几百人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了上千人。直到天色渐暗，省府官员生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不得不派人前来谈判，答应了抗日救亡歌咏队伍释放被捕同学的要求。

　　队伍在“学联”几位领导人的带领下，由两位同学高举“要求释放爱国同学”的横幅，一路上高唱《救国军歌》：

“枪口对外，

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我们是铁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

学生们沿途高喊口号：“要求释放无辜被捕学生！”“团结一致！抗日救国！”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激昂愤慨，引发了沿途众多群众的强烈共鸣，街道都被堵塞得水泄不通。学生的示威游行，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倒行逆施的罪行，群众对此深表同情，纷纷议论：“抗日救国，何罪之有？！”

队伍抵达省府后，省长吴鼎昌却拒而不见。学生们忍受着饥饿，下定决心不达目的绝不离开省府。歌声、口号声持续不断，周围的群众也越来越多。突然，警笛疯狂呼啸起来，在警笛愈发逼近的狂啸声中，陶信慵目光炯炯地扫视了全体同学和人群，随后几步迈向省府门前的高台阶上，大声说道：“同学们！父老乡亲们！大家睁开眼睛看看，国民党血腥的罪行吧！我们早就料到他们会来这一手。同学们，不要慌乱，我们手挽手，排好队伍冲出去，冲到大街上继续游行！......”

就在此时，大批军警将学生们重重包围，企图驱散队伍，破坏示威游行。陶信慵机智勇敢地指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家手挽手，冲破了国民党军警的包围，转移到各处继续示威游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传来，为配合民众的庆祝活动，筑光组织了百人大合唱，演唱了《流亡三部曲》《慰劳歌》《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歌八百壮士》等歌曲。

 1938年12月，中苏文协贵州分会成立，成立大会上，筑光音乐会演唱了当时的苏联国歌暨无产阶级的国际战歌《国际歌》。筑光音乐会还多次与其他音乐团体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用音乐鼓舞民众的抗日救亡斗志，用歌声唤起民众的抗日救亡意识。

　　“筑光”举办过众多音乐会，除了演唱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外，还演唱冼星海的《祖国的孩子们》，严述诗的《五月的鲜花》，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孙慎的《救亡进行曲》等等。此外，还有《光明赞》《囚徒歌》等。学生们还创作了山歌剧《送郎打日本》。这些歌曲，有的如同进军号角，振奋人心；有的以沉郁悲壮的曲调，倾诉着人民心中的愤恨；有的雄壮有力，激昂愤慨；有的以铿锵的歌词，表达着奋起的决心；有的以欢乐跳跃的节奏，展现着战士的生活；有的以绵长的旋律，寄托着对英烈的缅怀。在演唱这些歌曲时，母亲严金萱总感觉有一种神奇的魅力扑面而来，心中仿佛燃起熊熊烈火，闪耀出熠熠光芒，照亮了她之后在音乐艺术道路上前行的方向。

　　五舅 严金甡（1921——1941.1.19），又名今生，贵阳市人。

1937年就读省立贵阳高级中学。1936年参加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贵州省工委机要员。1941年1月英勇就义，是贵州省年轻的革命烈士。

　　1938年五舅严金牲被捕入狱后 ，1939年八路军办事处将母亲严金萱送往革命圣地延安，是网络流传的三个小八路之一。

以上是著名军事摄影家沙飞为她拍摄的照片。

　　说明：

母亲严金萱，1924年出生于贵阳市。 13岁参加革命工作和救亡歌咏活动，是贵阳筑光音乐会骨干成员。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贵州省工委交通员。1939年赴延安，先后进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在冲锋剧社、中央管弦乐团等单位任作曲、演员和研究员。1946年与父亲孟波结为夫妇。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培养她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先后担任天津、广州歌舞团、文化部音乐舞蹈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上海越剧院和上海舞蹈学校的领导工作。创作了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音乐和交响组曲《白毛女》及音乐剧、五百多首歌曲，是在音乐创作体裁、风格、题材比较丰富并有突出成就的人民音乐家家。

文 字

严金萱之女孟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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