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的蓝翎

傅强

　　

AI制图

记忆中的六十年代，街上骑自行车的不多，那时知晓的自行车品牌也就是“永久”“凤凰”“飞鸽”。我们云南27号院十几户人家也只有两辆车，一辆是王季美家一辆二八大杠“飞鸽”，她父亲王伯伯在家没事时，总是在门前用一块工厂擦车床用的棉纱不停的擦拭那辆已经很光亮的“飞鸽”，就像古玩爱好者在把玩心爱的古董，车身已裹上一层散发着柴油味的包浆。

还有一辆就是我们家那辆挺旧的“蓝翎〞了，车身通体墨蓝，当我初次骑上它的时候是一九六五年放了暑假，哥哥高中毕业“支边”到新疆去了，“蓝翎”有了短暂的休闲期，它静静的停在我们家楼下一隅侯着新主人。我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男生学着别的男孩学骑自行车的模样颇为兴奋地在院子里做着“掏螃蟹”（一种骑车动作，即腿脚伸车的大杠下，上下踩踏）的动作学骑自行车。无师自通，一次过关，然后就骑到大马路上，危险性极大，想想也是后怕，家中父母也没闲功夫管我，一个放养的孩子学什么做什么都挺快！

家中的“蓝翎”出身虽然显贵，听说是英国老品牌，但得到它，却是在南京大学工作的四舅从旧货商行买来的二手货，而此车某些零件还是另配，可见其英国血统并不纯。不管血统纯不纯，那时家庭能有一辆自行车是让人艳羡的。四舅没骑两年，我母亲从教师进修班结业，被安排到南京新庄村小学工作，从云南路27号穿过玄武湖公园，每天来回要走两个多小时，那时还没通公交车，母亲十分辛苦，四舅就把他的“蓝翎”送予我母亲。后来母亲调到中央路小学，离家近些，也就把车给了我上中学的哥哥，此时“蓝翎”就成了他的专驾。

“蓝翎”传到我这儿是很旧很旧，用相声演员马季的话说:除了车铃铛不响，全身上下哪儿都响。而且车身也斑驳掉漆，为了让“蓝翎”体面些，我花了几毛钱买了一小罐油漆，像大姑娘抹胭脂般仔仔细细涂上，并为蓝翎换上好些新钢丝（辐条）。别说，我还真是个天才，“蓝翎”被我这个十一岁的小学生这么一折腾，真是旧貌换新颜，只可惜破费了不少自己珍贵的零花钱！

六十年代，很少有人借车，一般人家里根本没有自行车，也就不会骑，再加上人们的生活圈非常小，用不上。其实我也用不上，上中学时，宁海中学“四分五裂”，被“流放”到江北，散落在浦口的四个公社，变为四个独立中学，我被分配在盘城中学，初中也就滑稽的起始于宁海中学，终结于盘城中学，但我填写履历表还是喜欢写“宁海中学”。

真正同“蓝翎”亲密无间是到苏北农村插队，它伴随着我的命运，成为我忠实的伙伴。





几个生产队的男孩围着我的“蓝翎”，全纬度的打量已无光泽墨蓝的车身，并用手小心触摸东把手，生怕把车摸坏。一个胆大的男孩用手摁了一下车铃铛，“叮呤”一声，把其他几个吓了一跳，埋怨道:“别乱动，弄坏了！”我笑笑说:“没关系，不会的！”听完此话，几个男孩挨个儿摁起铃铛，于是铃声和着笑声在小村庄欢块的飘荡……

其实队里还有一户是有自行车的，他是大队会计陈斯扬，他很少呆在家里，就是回到家里，一般庄里的人不会和他产生多少瓜葛，更不会去触弄他的自行车，其实陈斯扬的那辆自行车也不属于他，是大队干部常到公社开会，或到各个生产队巡查而配备的，相当于现今领导的专属小轿车。

第一个来借自行车的是民兵排长宋立贤，是个心直口快的年轻人，他要去公社一趟为生产队办事。我的“蓝翎”得到生产队干部的青睐，颇觉荣光。队里没有一辆自行车，不知民兵排长宋立贤是何时学会骑车的，问之，才知道是几年前一位驻村干部有一辆自行车，近水楼台先得月，几个生产队干部逮住这个机会学会骑自行车。

生产队长陈福君很少借我的“蓝翎”，只记得借了一次，会计马银芝也只借了一次（因他骑车技术不佳，路上人多不敢骑），倒是民兵排长宋立贤借车是常事，一次雨后地未干，他干脆将前轮挡泥板卸了（因粘湿的黄泥将前轱辘粘满，无法骑），亏他想的出，我的“蓝翎”也就“残疾〞了。也别说，无挡泥板的自行车在农村雨季粘湿的泥路上确实好骑，脚蹬前轮还方便刹车（车刹坏了后，只好用脚蹬前轮来刹车），只要观察一下，当时泥泞的乡村路上旧自行车都无挡泥板，新自行车只会出现在县城的柏油马路上。

我的“蓝翎”最荣光的一次经历是队长的妹妹陈福安出嫁，来接亲的是用骑自行车，可少来一辆自行车，陪嫁的“姊妹团”（相当于现在送亲的伴娘）就无法送亲，队长陈福君就把此“活儿〞交给了我和我的“蓝翎”，此趟送亲，我也就成了娘家人，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遇上喜事，也是第一次吃酒宴。

五六十里送亲路，我的“蓝翎”没有“掉键子”，虽然，后车架上坐着的“伴娘”并不漂亮，没有成为我骑行的动力，好在是小巧型的，为我和“蓝翎”省了不少气力！



七十年代，农村没有修自行车的摊位，我的“蓝翎”车况越来越差，外胎破损严重，已露出橘红色的内胎，多打一点气，内胎就会鼓出，几乎无法载重物了。我用麻绳将破损处饶几圈牢牢的系住，民兵排长宋立贤也不来借车了。记得那是一个赶大集的日子，我在“蓝翎”后架上捆上一袋玉米准备卖了，然后买点大米。相邻六七里地的集市叫“埠子”，是宿迁县（当时还不是市）的一个集镇，当地种水稻产大米，我所在的公社属泗洪县（现划归宿迁市），因到所在公社赶集要过一条河，乘船不方便，且我们公社不种水稻，所以买大米必去宿迁的“埠子”集市。

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正逢大集，一条长百十米的长街，人头攒动，好不热闹，有卖玉米的，有卖大米的，有高粱或山芋干的；当然还有家里养的鸡，河里摸的鱼、王八啥的。赶集的多为大老爷们儿，也有姑娘小媳妇，守着一小篮鸡蛋，卖了后换点儿针头线脑。

我将“蓝翎”停靠在一旁，守着我一袋三十四斤的玉米等候买主。我卖玉米挺简单，低于市价几分钱就出手，卖不掉还得驮回去。正琢磨着，一个声音问道:“这自行车卖多少钱？”我怔了一下，一中年男子指着我的“蓝翎”问话。我看了一眼我的“蓝翎”，只见车把上挂着一根芦苇，想着刚刚一辆装满芦苇的大车经过，应是刮带到“蓝翎”留下的。我们看过的老电影，解放前穷人卖孩子，头上插一草标，卖牲口亦如此。

我的小心脏一通乱跳，回问:“你要买？”

“多少钱？”中年男子目光坚定。

我慌忙应答:“我得先将玉米卖了，不然要扛回去！”

“玉米我也买了！”男子态度坚决。

不知咋的，我要价三十块，男子出价二十五决，痛痛快快就成交了。看着中年男子推着我的（现在是他的）“蓝翎”融入熙熙攘攘的人群，心中突然涌现出一种莫名的怅然若失。手里紧紧攒着卖车和卖玉米的钱，原想买点什么，可什么也没买，一路迷迷糊糊回到家。院子放自行车的一隅空了，我的心也空了，哦，我的“蓝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