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反党联盟究竟是怎么回事——读《高岗传》

人在旅途

过去以致现在，社会上一般群众对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内情一直了解不多，许多人甚至还错误的认为它可能也是一件冤假错案，猜测党中央是否应该给高岗饶漱石平反。笔者对这段历史也所知甚少，对高饶反党联盟这个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甚了了。最近阅读由戴茂林、赵晓光二人合著的《高岗传》一书，才对这起案件的内情有了深刻认识，弄明白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对高岗、饶漱石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对他们并没有丝毫冤枉之处。高岗自杀身亡也完全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

作者戴茂林、赵晓光二位都是从事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他们抱着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从研究第一手档案资料入手，深入钻研分析，既客观又公正地作出自己的评价，我以为他们的结论是真实可信的。

这本书被称作“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高岗传记”，阅读这本书，对于读者了解高岗以及高饶反党联盟很有帮助，这是一部十分有价值的著作。不仅如此，这本书对于帮助读者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3年，这段被称作“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政策的制订和执行的实际情况也会很有帮助。

高岗的主要问题在于，居功自傲，导致个人野心急剧膨胀，图谋在党内攫取更大权力，大搞无组织活动，拉拢培植私人势力。中央认为，他的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必然是分裂党，客观上迎合了外部敌对势力的阴谋。饶漱石与高岗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具体行动有所不同罢了。

高岗

新中国成立后，高岗地位十分显赫，他身居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要职，并身兼党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他在东北工作期间，成绩和功劳是十分突出的，主要有两条，一是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与林彪配合默契，林彪在前方指挥作战，高岗在后方为部队当好后勤，因此，高岗和林彪结下深厚友谊。二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高岗主持东北工作，为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提供了极佳的后勤保障，深得彭德怀称赞，因此，彭德怀对高岗很有好感，二人关系也不错。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的班底基本是原华北人民政府的干部，这样，许多重要的高级领导干部并不在中央工作，而是分散在全国的六个中央局。为了加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工作，中央决定，把一大批在地方工作的干部调到党中央和中央政府，这样就有了后来人们热议的所谓“五马进京”和“一马当先”。所谓“五马”是指五位大员，他们是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西南局的邓小平、西北局的习仲勋和中南局的邓子恢。“一马”是指高岗，因为他在五马中地位最高，最突出，最受人注目。

高岗调进北京，是被委以重任的，他被任命的职务是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可别小看了计划委员会，那时的计划委员会和后来作为国务院一个部门的计划委员会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因为学习苏联经验，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有计划，计划工作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计划委员会直属中央政府，它和政务院（后来的国务院）平级，特别是后来把原属于政务院的有关工业的八个部划归计划委员会领导，它的权力就更大了。从中央对高岗的任用，说明当时毛泽东对高岗是十分信任的，也是十分器重的。高岗自然也看出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不过，他没有把这种信任看作是督促自己努力工作的动力，反倒是当做自己向党争取更大权力的资本。

饶漱石被调到中央工作，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的主要问题是针对安子文，安子文长期担任中组部副部长，在正部长缺位的情况下，他主持中组部工作，直接接受刘少奇领导。饶漱石到中组部后，他彻底否定安子文以前的工作，例如他说，安子文敌我不分，工作中失误很多。安子文找刘少奇反映，说饶漱石把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和安子文四个人画成一个小“圈圈”，认为饶漱石攻击安子文就是攻击刘少奇。所以，在针对刘少奇这一点上，饶漱石和高岗是一致的，二人还互通声气，互相支援。饶漱石借“三月名单”事件，认为安子文的后台就是刘少奇，矛头直指刘少奇。

饶漱石

在1953年9月至10月举行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借检查中组部工作之名，又策动对安子文的工作进行攻击，其实矛头依旧是对准刘少奇。配合饶漱石发言的有东北局副书记和组织部长。这次组织工作会议成为饶漱石面目暴露的一个转折点。

饶漱石的其它问题还有，1943年敌后斗争时期，他与陈毅的矛盾。特别是1949年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时，他不等中央任命，以华东局名义推荐自己当主任。毛泽东原来是准备让陈毅当主任的，后来看饶漱石这样，也就同意他当了主任。全国六个大区，除华东外，其它都是由军区司令员当主任，由此可见，饶漱石要官的心情有多么迫切。

不可否认，在对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解上，当时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与自己有分歧，认为他们的认识跟不上自己的思路，所以对他们的工作表现出一些不满情绪。毛泽东的情绪被高岗捕捉到了。

1952年发生的最突出的一件大事是关于税制改革。中央财经委主持的这次税制改革，事先没有报告党中央，就由政务院颁布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并且造成了经济活动的混乱，引起社会各界不满。毛泽东接到各方反映后，对此极为不满，他说自己是从报纸上才知道税制改革这件事的。后来追究起来，大家认为责任主要应由财经委副主任薄一波来负，为此开了许多次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判。在批判中，有人不断上纲上线，搞得会议无法结束，最后还是由陈云和邓小平出马，才算平息下去。毛泽东认为，这次税制改革的主要问题是，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同等对待，实际上是在打击国有企业，鼓励私营企业，站在了资本家那一边，属于“右倾”错误。出现这样错误的根子在于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解有问题。

1953年财经会议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经济工作会议，但这次普通的经济工作会议在高岗的一生中，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所谓的“高饶事件”，一般而言就应当从这次会议讲起。

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财政经济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出现了21.5万亿元的赤字。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财政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会议从6月13日一直开到8月13日，足足开了两个月。

薄一波

批评新税制逐渐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批评意见也自然集中到了负责新税制实施的中财委副主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身上。批评的调子居高不下，而且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了刘少奇。

在经过精心准备后，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做了“指桑骂槐”的长篇发言。

高岗在发言中指责薄一波在农村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薄一波的主张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

高岗还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摆错了位置、对党不老实的态度、不民主的作风和行会主义的情绪”。

据高岗的秘书回忆说：高岗在财经会上的发言稿，是我们几个人参加起草的。高岗说，讲话要站得高些，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薄一波。财经会的第二天，毛主席在报告中讲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讲了要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我们在起草高岗的讲话时，注意到了与毛主席讲话的一致性，有的话确实不是单纯批薄，而是批刘少奇右倾。这个稿子拿出来后，毛主席、周总理看后都是同意的，毛主席还在“右倾”之前添了“资产阶级”四个字。（笔者1999年2月2日访问赵家梁同志谈话记录）

高岗在后来写的《我的反省》中也承认说：我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

陈云于8月6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新税制的结果是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很多工作，尽管有许多是事务性的，但如果没有人做这些工作，中财委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中个别不同意见是有的，但不能说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的问题。

刘少奇

邓小平于8月3日回京后，也在会议上发言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本来毛泽东搬来的“兵”起到了预定的效果，会议气氛起了变化，高岗也应当有所收敛。但在8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岗仍然对薄一波进行指责。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周恩来的会议结论稿。会上，毛泽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薄一波表示他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此时高岗站起来批评薄一波态度不好，毛泽东则打断高岗的话说：你的态度也不好。

税制改革风波过后，毛泽东规定，以后政府的重要决定，出台的重要政策必须事先报告党中央，就此削减了政务院的权限，周恩来只负责外交方面工作，并把八个与工业有关的部交给高岗的计划委员会领导。

高岗的问题是，他错误的理解了毛泽东的意思，误以为毛对刘、周已失去信任，毛对他的信任这时已经超过了刘和周。于是，高岗蠢蠢欲动起来。他不知道，毛对刘和周的不满，仅属于具体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并不是根本原则上的分歧。

周恩来

以下内容摘录自赵晓光、戴茂林著作《高岗传》。

高岗还不顾毛泽东的禁令，在这次财经会议和后来的南下休假期间，传播“三月名单”。关于神秘的“三月名单”事件的由来，有着不同的传说版本。

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中写道：“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毛泽东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是安子文擅自做主还是谁指使安子文拟定的名单，目前仍是谜团。但高岗显然认为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拟定的名单。他在《我的反省》中说：我主观地以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而且他也承认对林彪说过：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然而，不管名单是如何产生的，高岗确实是看到了这份名单，而且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播。因此，在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中央组织部部长）突然质问，“三月名单”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刘少奇、周恩来都表示事前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份名单，感到震惊，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

安子文在会上承认了确有此事，在会后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认为安子文私拟名单确实违背了党的纪律，于7月末给予其党内当面警告处分。毛泽东也宣布：此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

陈云

本来事情到此可以终止了，但高岗竟然不顾毛泽东“不许扩散”的禁令，在财经会议和后来的南下休假期间，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传播了这份名单。高岗这种行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内的混乱，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和高度警觉。

高岗于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的南方之行，可谓其人生旅途的最后风光。

高岗来杭州休假时，林彪正住在西子湖畔一处环境幽雅的二层小洋楼中养病。高岗与林彪进行了多次交谈。

林彪是高岗的老领导，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二人就配合默契，关系亲密。新中国成立后，高岗坐镇东北，林彪镇守中南，一直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

据后来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所揭发，高岗在一个月的休假期间，“向那里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捏造散布所谓‘军党论，说中国共产党里有‘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以及‘白区的党’两个部分，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还说现在党中央和国家机关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彻底改组，由他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并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

高岗的言行使毛泽东认识到解决高岗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

据《陈云年谱》记载：1953年12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决定派陈云沿着高岗外出的路线，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毛泽东要陈云转告在杭州养病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林彪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向与会者点出了高岗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同凡响地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毛泽东的论述大大出乎高岗的预料，打得高岗晕头转向，使高岗终于明白，毛泽东对自己是极端不满的……

进入1954年，毛泽东也确实加快了解决高饶问题的步伐。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中，暗示中国共产党内将要出现大的问题，而且说问题的性质是“有人要打倒我”　

在毛泽东向苏联人吹风之前，刘少奇已经根据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提议，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派人送往杭州，请毛泽东审定。

毛泽东极为重视，亲自修改，并决心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定。对于即将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虽然不打算回京参加，但他对于会议议程以及刘少奇在会上报告的内容，都做了详细认真的交代，甚至一些比较细微的环节，都做了精心的布置。　　四处打探消息的高岗乱了阵脚。思前想后，高岗决定亲自向毛泽东检讨。于是，高岗于1月1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到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检讨的愿望。高岗还同时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要杨尚昆派专人将他致毛泽东的信送杭州呈毛泽东。

毛泽东

杨尚昆接到高岗的信后，首先将信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阅后找来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协商对高岗信的处理办法。

协商中大家提出了四种处理方案：

一是让高岗去杭州与主席面谈，但结果是不好处理；

二是请主席回来，结果是同样不好处理；

三是由主席指定书记处成员与高岗谈话，结果还是不好处理；

四是由主席指定刘少奇与周恩来与高岗谈话，邓小平可以参加，但陈云以不参加为好。这种方法可能较为妥当。

会议最后决定，如果毛主席同意第四方案，就请主席电告刘少奇，高岗不必来杭，由主席委托人与其交谈。

毛泽东果然采纳了第四种方案。

高岗见到毛泽东不愿面谈的电报后十分沮丧，也更加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但此时的高岗尚未绝望，认为自己如果有个姿态也许能够过关。于是，他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检讨和解释。

1月25日和2月5日，刘少奇按照事先与毛泽东的商定，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两次找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帮助。曾经与高岗长期在一起共事的张闻天也来高岗处对其进行帮助。

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会议。

在全会上，刘少奇受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说：

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

刘少奇严厉地指出：

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邓小平

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高岗和饶漱石在会上都做了检讨发言。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做了结论，并就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参加七届四中全会的同志在发言中，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做了揭发和批判。虽然这些发言没有公开点名批评高岗和饶漱石，很多人在发言中也做了自我检讨，但对于从做完检讨后就一直默默坐在会场上静听的高岗而言，每个人的发言都犹如一支支利剑，直插心中。

也许到这时为止，高岗才真的感到大势已去了。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严重问题。并决定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

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从2月15日下午到25日下午，共开了7次，有43人发言。曾经与高岗长期共事的陈云做了重要发言。在发言中，他揭发批判了高岗反对刘少奇、企图当党中央副主席的言行：“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一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当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习仲勋

在15日和16日的座谈会上，高岗对与会者的揭发批判也进行了一些辩解，然而，不管高岗作何辩解，他在座谈会上都是极端孤立的。参加完16日的座谈会后，高岗回到了东交民巷8号。他草草地吃了一点晚饭，便将秘书赵家梁叫到了自己的卧室。

高岗神情严肃地对秘书说：给你一个政治任务，你要拿党性来保证，绝不能传出去。

然后，由他口授，秘书速记，起草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密信。信中既有高岗的个人检讨，也有对一些问题的辩解，还有他与别人在一起议论刘少奇等的情况汇报。高岗在赵家梁抄写完致毛泽东的信离开卧室后，先是把致毛泽东的信放到了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下了刘少奇收。然后，又自己动笔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的信。

书写完这两封信后，已经临近午夜，一直郁闷不乐的高岗显得有些兴奋。他又把妻子李力群叫到自己的身边，述说座谈会上许多人都揭发他反对刘少奇、反对周恩来，说自己即使真的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也不会傻到同时伸开两个拳头打人，并表示要给毛主席写信，要找毛主席面谈。

第二天高岗起得很晚，在洗完脸刮胡子时，不慎将脸划破了一个小口子。对于这点小伤口并不在意的高岗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血迹，顺势就将手上的鲜血在昨晚刚刚写完的信封上擦了一下。上午，他先是叫来了交通员，让其把两封信直接送给刘少奇和周恩来。然后，又喊来了警卫员，让警卫员把自己佩带的手枪交给了他。

警卫员虽然不得不把手枪交给高岗，但感到平时并不带枪的高岗今天突然要枪，有些蹊跷，立即打电话将高岗要枪的反常行为向卫士长和秘书赵家梁、董文彬以及高岗的妻子李力群做了汇报。正在国家计委开会的赵家梁接电话后立即赶回东交民巷8号，与董文彬、李力群紧急磋商。

高岗一家人

赵家梁回来后，交通员也将高岗授意送走的两封信拿了过来。赵家梁、董文彬和李力群一看信封上有血，感到情况不对，决定把信拆开看看。打开一看，给刘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写的致毛泽东的信，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岗，日期是2月17日。给周恩来的信主要是拜托周恩来在他不在时照顾他的妻子儿女。

看了信后，赵家梁、李力群、董文彬才知道高岗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便决定先稳住高岗，采取软的办法，争取把枪要下来。于是，赵家梁来到高岗所在的客厅，一边哭着一边对高岗说：我犯了错误，打开了你给中央领导的信，请你原谅。但你不能这样想不开。李力群也上来边痛哭边劝说。看着痛哭流涕劝说自己的妻子和部下，神情黯然的高岗挥了挥手说：“好吧！不了！不了！把信烧掉吧。”

见高岗似乎已经回心转意，李力群和董文彬急忙找来火柴将信点燃。但就在此时，坐在沙发上的高岗突然用右手从裤袋里掏出手枪，举向头部。当时和高岗同坐在沙发上的赵家梁见状，急忙挥起右手向高岗握枪的手击去。就在赵家梁的右手与高岗的右手接触的一刹那，枪声响了，子弹打在了客厅右侧的墙上，手枪也应声掉在了地下。高岗见开枪不中，急忙去抢被击落在地的手枪，赵家梁也死死地抱住高岗，不让他拿到手枪。然而，赵家梁这位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秀才哪里是行伍出身的高岗的对手，身高力壮的高岗很快就把赵家梁压在了身下，并拿到了手枪。好在这时被刚才的枪声吓呆了的李力群、董文彬以及警卫们都冲了过来，夺下了高岗握在手里的枪，才使高岗这次真枪实弹的自杀未遂。

中央书记处得到这一消息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岗的紧急处置办法，决定立即对高岗实施管教，让其停职反省。

高岗于2月17日自杀未遂后，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只是在当天停开，18日、19日、20日继续举行。21日是星期日，休会一天，22日、23日、25日，又开了三天。在这八个半天的座谈会上，共有43人发言，揭发批判了高岗以及饶漱石的“罪行”。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为高岗的错误定了性。

高岗和妻子李力群

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3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的材料。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

高饶问题被揭露以后，毛泽东一直还想挽救他们。毛泽东让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想让他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但是话还没来得及谈，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我把这事报告毛泽东时，从他的表情看，他对此事感到厌恶。他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

自杀不成功，又被管教，高岗的情绪极度低落。特别是看到周总理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后，高岗的情绪波动很大。但是，在昔日的战友及管教人员的耐心开导下，高岗开始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错误。4月3日，高岗给周总理并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保证：过去犯过的可耻的叛党自杀行为决不再犯，也决不会杀人，决不逃跑。在中央决定管教期间，我一定坚决服从，遵守一切管教措施。

中央对被管教期间的高岗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他在老实交待的基础上，写出深刻的反省材料。管教组的成员可以帮助他，为他代笔，但他自己一定要认真反省，如实交待。在整个4月间，高岗基本上就是在东郊民巷8号写反省材料。

4月28日，高岗的交待材料《我的反省》终于写出。此时已变得比较谨慎的高岗决定还是在送交中央审查之前，先让老战友习仲勋看看，征求征求老战友的意见。于是，29日，他让秘书赵家梁将《我的反省》送到习仲勋处。

习仲勋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参加人之一，他非常清楚在座谈会上很多人的发言都说高饶问题的要害是“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因此，看完《我的反省》后，习仲勋立即派人将《我的反省》送回，并打电话给赵家梁说：

要害问题，只字未提。

高岗听赵家梁传达完习仲勋的意见后，情绪激动，几近失控。他用双手左右拍打着自己的脑袋说：

送走，送走，就这样了。

不过，在秘书的劝说下，高岗逐渐冷静下来，对秘书说：“那就写上吧。”

于是，赵家梁提笔在《我的反省》上加写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然而，第二天早上，赵家梁见高岗又把“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句话中的“国家”二字勾掉了。赵家梁不解，向高岗询问，高岗则解释说：“我已经是国家副主席，还要当什么国家主席？就这样送走吧。”

高岗在东北局时合影

8月16日，是高岗开枪自杀未遂的半周年。这天晚间，高岗显得特别兴奋，与妻子李力群唠得很晚。身体疲倦的李力群与高岗说完话后，便与小女儿一道，在高岗的房间睡下了。

据当天晚间值班的警卫回忆，17日凌晨3时20分，高岗出来要水喝，警卫员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早上8点多钟，李力群起床后开始梳洗，见高岗仍未起床，便让小女儿喊爸爸起来。一会儿，女儿告诉她说：“爸爸不理我。”李力群急忙跑过去看，才知大事不好，急忙喊来了秘书和警卫。大家赶紧向医院和有关部门打电话汇报。9时30分左右，北京医院的医生们来到了现场，并立即在高岗的床上开始抢救。

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医生抢救到上午10时17分，宣布高岗已经死亡。

晚10时多，医生向大家宣读了检验结果：

“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至此，49岁的高岗走完了曲折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