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航普渡 西津渡救生会旧址

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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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3月5日，我和先生漫步在西津渡古街的青石板路上，眼前一亮，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映入眼帘．这里是救生会旧址。小楼正门上“救生会”石额尤为醒目，历经风雨侵蚀，却依然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气息。仔细端详，石额上的字迹刚劲有力，笔锋间透着一股坚毅与沉稳，这可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立下的石碑，出自茅以升的爷爷毛谦之手。遥想当年，毛谦挥毫泼墨，写下这三个字的时候，心中或许满怀着对救生事业的期许与担当。

　　镇江西津渡的救生会旧址，是全国唯一的宋代救生会遗址。1999年政府出资整修后恢复原貌，2001年获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亚太地区优秀遗产保护奖，2011年连同考古发现的小码头合并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西津渡救生会在世界救生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专业人命救助机构之一，比美国马萨诸塞州救生组织提前了84年，较英国皇家救生会更是早出188年。这无疑是镇江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智慧与善良的有力见证。

　　救生会旧址现在是中国镇江救生博物馆，进去参观。

江河交汇 慈航普渡 沧海桑田 京口瓜洲一水间

　　古代镇江处于出海口，沧海桑田，至唐时已成为江口，万里长江，至京口交汇运河，回转曲折，积沙成堆．状如瓢瓜，名为瓜洲，又因横亘大江，阻断漕路，而生漂溺之险，唐齐浣于瓜洲开伊娄河，迁漕路于金口，西泾渡——金山——瓜洲渡江航道逐成运河浮梁，漕挽咽喉。

　　春秋战国时期镇扬两地之间还是出海口，隔海相望，逾60里。

　　汉晋时期、瓜洲暗沙已经渐露出水，至南朝梁时成为江中沙洲。

金山救生 慈航长护过江人

　　翰林学士夏竦（985-1051），江州德安人，即今江西九江德安县。少年时随父在通州狼山客居，深知长江水路行舟的险恶。天圣4年（1026），夏竦建言在金山等地设救生船，宋仁宗从之。君臣救生善政，自此惠及天下，世人皆称之为“慈航”

15年后（1041），蔡襄经金山渡江，看救生船护航救生，《题金山寺》诗日：

画梁诗板暗流尘，水石鱼龙万句新。

谁识高僧最深意，慈航长护过江人。

宋仁宗、夏竦在金山、长芦等地设置救生船、位置示意图。

　　此后，金山寺僧救生，成为大江安全的一道生命线。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寺僧们也会在江中暗礁上用木柱做成标识，防止行舟误撞沉溺。

明代金山僧人太虚上人，清代焦山孝愉和尚，都曾向善士募得救生船，开展大江救生。明代宰相中时行赞颂金山太虚上人的诗说：

插貂辞风辇，披衲向龙宫。

………

拯溺慈航设，扶危觉路通。

金焦二山寺僧开展救生活动示意图。

南宋至元明 官设义渡少覆溺

　　南宋花道年间，西津渡的“船肪小而多虞”，时值蔡洸以户部郎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的身份兼任镇江知府，同时他还领了皇命仿钱塘例于西津渡设官渡数只，来解决渡口渡船等一系列渡江安全问题。到任后，他“置巨艘五”，即造了五艘大船，并以“利、涉、大、川、吉”五字为官船命名，制作五色旗帜树立在船头作为标识，并“采昔人遗制”来管理这些渡船，投入渡江运营，从此西津渡码头渡江往来“受有数、发有序”；他还安排轻快的船只负责邮传，使得人、邮分船装载，从此西津渡“鲜有风涛之患”。

　　元代，镇江路总管段延珪添置大船，两岸共20只，每船差设梢工1名，水手9名。与免本户差役。船上置立旗号，书写梢工姓名。每名官支粮米，不许取要渡钱。

　　明正统间，巡抚待郎周忱造巨舰两只，每次最多装载500人；佥水工30多人以济渡，又砌筑石堤30余丈直抵皋，人免病涉。

从避风馆到京口救生会 避风馆

　　京口救生会前身为避风馆，设立于明崇祯年间(约1633年)，位于西津渡报恩寺。避风馆最初的设立目的是为渡江行旅提供庇护；创始人后又募造十只红船专门救护在西津渡、瓜洲和金山覆舟溺水的商贾行旅。避风馆的救生活动一直延续到清康熙年间，并得到康熙皇帝的嘉奖，减免其税赋补贴救生经费。

京口救生会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镇江蒋元鼐、蒋尚忠、蒋元进邀约本乡朱用载等十五位绅士，创立京口救生会(京口是古代镇江的一个别称)，接手避风馆救生活动，完善组织制度，开启了长江救生的新时代。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京口救生会馆建立，历经六圮七修，它成为世界上建设最早、使用最长的救生建筑遗址，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参观的“中国镇江救生博物馆”。京口救生会蒋氏七代十位义士从事大江救生163年，是中国救生历史最长家族的文化样本。

蒋宝不畏列强保会馆

　　咸丰兵乱，京口救生会馆毁于战火，只剩废墟。蒋宝接任会董后多方筹资，筹建两间房屋临时办公。第二次鸦片战后镇江成为开放口岸，英国侵略者勾结官府决定在云台山建设领事馆，并强占救生会所房屋作领事馆临时办公。官府逾蒋宝领取洋人租金，蒋宝称力保会址，拒领租金。直到光绪2年（1876），英领事馆建成搬迁后，昭关救生会房屋终于得以归还，保住了这块象征大爱大义精神传承的风水宝地。

清 蒋宝拒领洋租保会址。

　　英国人强占京口教生会地基后建的洋房。

只为救生事，状元不做官

　　同治3年（1864），蒋宝年仅41岁竟突然病故。镇江状元李承霖受两江总督曾国藩、李鸿章委托，接手京口救生会的整饬复兴事务，协助郡守周辑瑞举荐赵鋆接替蒋宝继任京口救生会会董，开始了京口救生会的复兴之旅。

李承霖字雨人。江苏镇江府丹徒县人。道光20年（1840）道光帝六旬万寿恩科状元，也是清代镇江唯一的状元。官至广西学政、主考官，后入值上书房，教皇五子读书。咸丰兵乱时丁忧在镇，不复出 。战后皇帝两次诏询，两江总督均以镇江善事复振为由挽留（婉拒）。

李承霖战后振兴京口救生事业，先后20年，主要做了五件事：

首先协同官府“竭力清厘”了会产。经后来查核，只有房产1处、田产6处计451亩。

其次，劝募善款，添造救生船。当时京口救生会一年支出4800元左右。而善款收入达到5500元左右，略有盈余；还争取到金陵木厘分成。

三是修订完善救生会章程，坚持恢复救捞奖励和义冢制度。

四是坚持民选会董，认为民办民选是京口救生会二百年常办常新的根本经验。

五是添置红船，并与焦山救生会协作，以龙窝为界，分段负责江上救生。李承霖得到吴学堦的支持，“复造江船8艘”；“船长约5丈许，每船有船工7人”。这些船专任巡江救险，打捞浮尸等工作。其巡江区城，起自三江口至龙窝为止。红船各守一段：（1）三江口、（2）瓜洲、（3）龙窝、（4） 太古码头、（5） 蒜山、（6）关前、（7）怡和码头”。

光绪2年（1876），英领事馆建成搬迁，京口救生会又回到了原址办公。光绪14年（1888），京口救生会洋楼遭火灾烧毁。

李承霖去世后，他的孙子李寿源于光绪20年（1894）接替会董，光绪21年（1895），在官府的支持下，李寿源等重建了京口救生会馆，他主持救生会直到民国1930年代中期。李氏祖孙二人从事救生达60年之久，是镇江救生史上又一座丰碑。

英国人强占京口救生会地基后建的洋房。

　　救生红船模型，大船载20吨，小船10吨，巡航在世业洲至平政桥江面上。

焦山救生局

　　道光年间，盐商红船改革，盐院每年出资2400千文，镇江府接受盐商红船12只，创焦山救生局。咸丰年间，因战乱停止活动。同治初年，常镇道赵吟蕉重组焦山救生局，租赁焦山印心书屋为局所，恢复活动。后来曾国藩派遣甘泉训导徐国桢接手整顿。同治10年（1871），曾国藩委派五品校官陈任旸主持焦山救生局事务。

陈任旸，字寅谷，号耐叟，江苏宜兴人，清代秀才。他自30岁左右起在焦山办理红船救生40年，沿滴归公，得到公众信任，在他的主导下，焦山救生局有了很大的扩展：“上自运河口外龙窝以东起，下至江都界三江营。双江口北，其红船16号分段巡救，设丹徒、谏壁、圖山、三江营分局四处，又于龙窝地方与京口救生会，合设公所1处，瓦相稽查。后因经费不敷减3船、现额设13号。”

这样，京口救生会李承霖、焦山救生局陈任旸主持的镇江救生事业，在同治光绪年间达到鼎盛时期。上至世业洲，下至三江营近百里江面，共有25只救生红船，形成密集的巡航救生网络。据海关统计，仅1889年至1891年3年，镇江两个救生会（局）共救活2281人，打捞尸体148具，其中焦山救生局救活1561人，打捞尸体76具；京口救生会救活720人，打捞尸体72具。

清 僧宣照《新置焦山玉峰庵救生红船检埋枯骨记》，现藏焦山碑林博物馆。

　　光绪年间京口救生会、焦山救生局救生船分布巡守示意图（底图为瓜洲与孟河营讯图拼接合成）。

　　救生会博物馆内，那面黑色的底板静静伫立，宛如一位沉默的历史见证者，在柔和灯光下，金色的文字散发出一种神秘而庄重的光辉，这是一篇冯詠所写的《京口救生会叙》。文字的每一笔每一划都像是被赋予了生命，承载着往昔故事的文字宛如要从黑色的背景中跃然而出，跨越时空，向每一位驻足凝视的参观者娓娓道来，让人们沉浸在往昔的岁月长河中，感受着救生会曾经的辉煌与担当 。

京口义渡与大江救生 魏昌寿创设京口义渡局

　　白古以来，镇江至瓜洲渡，乃是南北要津，行旅商贾必经之道。镇江西门外大小码头即西津渡大码头、小码头与北岸瓜洲六、七濠口为主要通江渡口，素来江面风波险恶，渡江船只本来就有极大风险，经常发生倾覆事件。咸丰兵燹之后，京口至瓜洲渡口乱象丛生。水陆各军裁撤归农，道所必由。归不能农则购一小艇以谋生，所谋不足以生则杀越，于是人财并失，无可查辑。

浙江余姚客商魏昌寿，他长期在镇江做生意，深感不忍，而生怜悯之心、发愿要捐设义渡。同治10年（1871），他召集寓镇同乡严宗廷、族侄魏铭，以及上虞经元善、归安沈春辉“义者五君子”商议，决定共同出资，建造大号渡船，开设义渡，以利行人。这一善举得到常镇道宪沈秉成、镇江府宪赵佑宸赞成和支持。同治11年（1872）4月船只造成。魏昌寿试办义渡获得成功。在道府支持下，确定采取轮值（经数包干）制：钱铺、杂货、绸缎、洋药、洋行五业各自认捐，每业承作一月，五月一轮，周而复始。全年经费6000缗，公议有镇江绅士和盐栈各筹一半，两江总督张树声更改拨白银3000两资助。

魏昌寿还劝募善款，建普渡阁于江滨码头。不幸遭火烧毁，他又四方筹措，于光绪初年重修普渡阁，那自撰《京口创设义渡碑记》立于码头，公开制度，便于社会各界监督。

魏昌寿《京口创设义渡碑记》碑，现藏于焦山碑林博物馆。

于氏父子护航大江义渡

　　同治12年（1873）魏昌寿请辞会董专注普渡阁及其两岸码头工程。五业公推洋药行业董事于学源（字百川）接替魏昌寿担任义渡局董事，总理大局。自此之后，于百川和他的侄儿于树滋、儿子于小川三人先后相继接管瓜镇义渡局近80年直到1950年于小川因病去世。“于氏三杰”在大江两岸近百里江面上谱写了一曲义渡救生的大善之歌。

于家世居瓜洲，镇江开埠后，常镇道许道身听闻于学源在南北客商中很有影响，力邀他来镇兴商，“为倡五都之市”。这样、于学源就从瓜洲移居镇江，奉谕襄理镇江的商务，此后因兴商有功，不仅自家富甲一方，还“援例得府通判，以蠲振劳，进阶至三品”。大富大贵之后的于学源处处恭俭，“好施与，乐善不倦，老而弥笃”。

清光绪年间京口义渡局码头老照片。

　　于百川会董义渡局，重点是广开财路。添置资产。义渡局先后在扬州、镇江购买了门面房14处；购买沙洲芦滩数万亩，种植芦苇，生息收租。先后添置船至10艘，“以4船泊南岸总局码头，6船泊北岸各分局码头，由总局挨号轮派对渡，不得擅泊他所。每日黎明开行，上灯止渡。每年惟12月21日起至除夕止，应准夜渡，平时不准黑夜开行，以示限制。”光绪九年（1893），义渡船只扩大到20只，其中瓜洲一镇江11只船，大港一三江营5只船，天福洲、荷花池义渡4只船。义渡船实行限渡限载等安全措施；鼓励渡船顺道救生，并按救生会标准予以奖赏。

于百川去世后，五业公推他的侄儿于树滋接于义渡局。于树滋在任三年，清理善产，官府登记造册，并立碑公示。他请陈任旸撰《瓜镇义渡局记》，叙述始末，立石江干。三年后，于树滋辞去局董，专注《瓜洲志》的修纂刻印。

1907年于树滋辞董后不久，五业董事公推于小川主持瓜镇义渡局事务，义救实行轮值制度，民国初又兼任京口救生会董事，从事义渡救生40余年，义渡拯溺，积善甚巨。镇江解放后，于小川以民主人士身份，两度出席苏南各界人民代表。

陈任旸撰《瓜镇义渡局记》拓片影印件（现藏西津渡文旅公司）。

全面抗战中的守渡人一何宇池

　　何宇池，原是民国时期政府普通职员。民国26年（1937）冬天瓜镇义渡局前主任徐师竹邀请帮办义渡局事宜。镇江遭日机轰炸后，义渡局公私财物没有来得及搬运转移，损失惨重。徐师竹感到责任重大，有负地方委托，民国27年（1938）5月投于河塘自杀，为义渡局殉难。何宇池在徐师竹殉难后就开始主持义渡局的具体事务，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枵腹从公，分文不领一年有余”。

何宇池首先着手恢复义渡，他与京口、焦山两救生会（局）商量，将没有被毁坏的救生红船集中起来，维持水陆交通，酌收五分至一角的船资，作为船工的伙食费。后来救生红船遭伪自治会拦截并没收，义渡再度中止。

何宇池开始与伪政权打交道，力争发还义渡局相关船只等资产。经过反复交涉，伪内政部于民国28年（1939）8月发还义渡局部分船只，但多有损坏，不堪使用。何宇池报告旅居上海的于小川等董事，筹集款项

1700元，民国30年、31年先后拆开修理两只义渡船，并再次得到上海旅居善士筹款拨付5000元救急应用，开始恢复部分渡船义渡。由于小火轮的使用，抗战期间过江渡客还是以轮船为主。但是仅有的5只义渡船为战争中的难民和底层贫苦百姓免费乘坐提供了起码的援助。正是由于何宇池的坚守，旅沪镇江善士的支持，瓜镇义渡局的义渡船才成为穷苦百姓南来北往的安全通道。

值得称道的是，何宇池公私分明、分毫不沾。全面抗战胜利后，何况宇池关于《镇江私立瓜镇义渡局之二十七年至三十五年九年收支报告书（附渡船存毁表并财产状况及十年整理事略）》就是明证。

1947年，何宇池当选为瓜镇义渡局董事兼主任，他的义渡救生生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2月结束。

何宇池关于《镇江私立瓜镇义渡局之二十七年至三十五年九年收支报告书（附渡船存毁表并财产状况及十年整理事略）》

京口红船扬帆天下 阮元对红船传播的贡献

　　阮元，字伯元，号云台。出身于扬州世家。乾隆54年（1789）进士，为嘉道名臣，又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官尊三初、造福四方，被尊为一代文宗。

镇江〈嘉定镇江府志》和《至顺镇江志》，均来自阮元私藏捐献。救生红船发源于镇江，嘉道年迅速传播到沿江各地，成为长江救生的标志，阮元当为首功。嘉庆10年（1805）前，阮元就造两只红船，一在扬州到僧道桥的湖上载人往来；一在瓜洲、仪征一带江上义渡救生，这只红船，名为“宗肪”。他专门作《宗肪》诗一首记录了他在光湖、江西、湖北等地推广红船的新事迹。

嘉庆19年（1813）阮元任江西巡抚，他在南昌仿造瓜洲红船开展救生活动，而自己出行乘坐的官船，也是瓜洲红船，快捷如马。

清 阮元画像。

镇扬商绅武汉劝办敦本堂

　　湖北的长江民间救生活动，大概始于嘉道之间。镇江盐商包氏包时若和包学斋、江都盐商胡氏胡哓岚和胡元等人参与了武汉敦本堂救生局的创建活动。

镇江包氏是包公后裔，从事红船救生事业也是一个家族传统，包氏在京口就有创设救生船的善举，他们生意做到哪里，善举就做到哪里。汉阳是长江与汉水交汇处，往来帆樯如织，每遇暴风骤雨，就生覆溺之患，官设救生船只数量少，而江面辽阔不能遍及。

嘉道年间，包氏兄弟与江都盐商胡氏父子在武汉经销食盐，他们对家乡红船救生非常熟悉，而且心意相通 ，包氏兄弟随即相银240两，并由胡晓岚牵头集资筹备民间救生善堂一事。汉阳知府沈葆祥亦奉湖广总督宪示，劝募地方善士人等组建救生善堂，汉阳商绅姚必达等积极参与，又得正二品的资政大夫、汉阳盐官、镇江人支丰宜的襄助，道光3年（1823），继包时若一族捐资之后，胡晓岚亦带头捐资，并命其子胡元与姚必达、冯国恩、丁光灿、支丰宜、常道普、冯明本、丁奎元、丁煜等9位客寓及地方商钟共同发起，联名禀请汉阳知府沈葆祥批准，在汉阳码头高埠处睛川阁左侧创办敦本堂救生局，胡元为局董，并于道光3年（1823）7月26日开局，捐造4只红船开始救生。官府立《敦本堂提名碑》纪念首创23位善义士钟。

接着敦本堂又成立了江夏金口淮山分局。此后16年间，救生捞水死11000多人。在敦本堂的激励下，湖北沿江民间救生组织如雨后春笋，救生红船遍布大江。

湖北各地同善堂、自新堂、敦实堂，江夏救生局、阳逻培心堂等相继诞生。许多社会善堂，也备有救生红船开展救生活动，如济生堂、永安堂、普化堂等等。

据记载，他们的武汉成式红船长3丈8尺，宽度为8尺2寸。船桅上都悬挂着绣有“敦本堂救生”字样的三角黄旗，若江上有风浪，敦本堂即派红船在江面上往来巡逻，随时救助翻沉船只和溺水人员，功德无量。

敦本堂提名碑现存晴川阁旧址，字迹已模糊。

　　武汉敦本堂（老照片）。

引进武汉红船

　　光绪初年（1875），山东巡抚丁宝桢船过三峡，目击覆舟伤慘情形，深为悯念。故在山东募捐廉银一万两，以六千交四川、以四千交湖北，函商川鄂督抚制造救生红船以资拯救。此举开启了光绪初年峡江救生的新局面。

湖广总督命罗缙绅为宜昌镇总兵，兼领水师、长江缉私，负责组建峡江救生船局，罗缙绅成为清政府任命的第一位红船将军。光绪2年（1876）正月初五，罗缙绅即深入峡江亲自勘察，10天后提出湖北境内400里峡江勘察报告，4个月后新造15只救生红船竣工下水。各船均系工料坚固、各项配套设施，如绳索篙桨、风篷雨椰、并秀油修饰、号衣旗帜等件一应俱全。

其中仿照武汉成式红船2只，长3丈8尺、宽8尺2寸，每船造价268串500文；蜀中船式红船13只，长3丈、宽5尺3寸，每船造价98串500文；同时“添设巡防炮船触板3只并准改造四板船5只”，派遣清军沿江“各哨弁妥为照料，如有过滩失事船只务须立时救援，”归并峡江旧红船2只，列入编制，以准军事化管理的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峡江救生的组织化程度。丁宝祯再次倡捐4780两银，成立并建造峡江救生局。

光绪8年（1882），湖南提督鲍超乘船路经峡江回奉节老家，不幸遭遇风浪，所乘船只覆溺，他的两个儿子被淹死。鲍超本人经红船奋力救起，捡了一命。鲍超感到，峡江红船太少，体量太小，上奏廷建议增加红船数量，改变船小而少救济不力的情形。时任湖广总督涂宗瀛，立即捐廉450两增造6只红船，加强布置。光绪13年（1887）后添设“泽惠红船”2只，罗缙绅又按照水师标准，提高红船水手的报酬，例如舵工每月口食钱从原来的4200文增加到清军士兵的标准即饷银每月4.5两，按时价折算，增长了六七成，大大增强了水手救捞积极性。光绪18年（1892），罗缙绅再次奏请“添设救生红船15号并四板船3号以保行旅，”峡江救生红船和巡船总数达到47只。

正当罗缙绅的峡江救生船事业走向最顶峰的时候，他却在同年8月24日冒着酷暑巡江时不幸中风而不治，令人扼腕痛惜。他的红船精神，永垂不朽！

峡江救生船局图。

　　清末宜昌峡江红船和炮船明信片。

　　清末明信片上的峡江红船。

京口红船杨帆天下 西洋冒险家与中国红船

　　西洋官商了解中国红船，最早是在镇江。1864年英国人强占京口救生会作为英国领事馆办公用地。1892年，中国旧海关大型调研报告《中国救生船》中，镇江英领事馆赫尔斯（F.HIRTH）关于镇江救生红船的报告长达17页，是其中最长最丰富的报告。2004年。英国皇家救生艇协会的官员对中国交通部官员表示，中国镇江的京口救生会的历史比他们的协会早一二百年。

中国旧海关《中国救生船》大型报告扉页与镇江篇首页。

　　2008年4月29日宋家慧陪同国际海上救助联盟秘书长杰瑞·科林考察镇江救生博物馆。

　　而洋人关注最多是峡江红船。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第一位院士毕晓普（J.F.Bish-op）说“长江上游（峡江）是中华帝国最富裕的省份—重庆巨额贸易的唯一通道”，“我们希望在这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城市（重庆），取得支配性的优势。”但是，峡江安全就成为列强进入西部地区谋取财富的最大障碍。

由红船护航进入川江的第一艘外国轮船“利川号”。

　　利特尔夫妇照片。

　　1900年12月27日，一艘德国船只“瑞生号”（S.S.Suihsiang）满载上百名旅客，从宜昌启航开往重庆。由于洋船长不熟悉峡江水情导致覆溺，幸好当时附近的4只红船立即展开抢救，洋人除船长淹死之外，其余34名外国人全部获救。这次事件引起中外震动，特别是洋官，洋商开始密切关注并资助救生红船。

新任重庆英国领事韦礼敦，就是瑞生号乘客之一，在被红船救助生还后，敏感地认识到峡江红船对于航行安全的重要性，他将遇难获救的情况报告给英国驻京大臣，并在获救的西方各国的官员和商人中募捐白银300两，用来感谢红船水勇和推广红船的费用。此后洋官洋商就兴起了一个捐款资助红船的热潮。当时《北华捷报》专门列出了捐资500美元的西方团体和个人的名单，其中有西方的各种传教会团，有英国人J.W.威尔逊和RJ.陶维新等当时在中国的知名西方人士，英海部大臣因傅延臣派红船护送其兵船通过峡江，捐款英洋20磅，并承诺每年8月都会专款捐助。洋人的捐赠合计折合白银620多两。

新任宜昌镇总兵、第二位红船将军傅廷臣提出，这些钱可以添造1只“英惠红船”，余款息金可以作为红船常年经费。

此后，峡船航行，雇用救生红船护航以保证洋人峡江航行安全逐渐成为一个扭曲的惯例。官府认为，“红船系中国要举，凡各国来游者分应照约保护”，甚至要为闯入峡江的外国宾舰护航。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列强对西部地区的掠夺，背先是从掠夺峡江地区稀缺的救生船资源开始的，这就需要添造更多红船来满足护航需求。

为此，傅将军又亲自捐廉添造2只红船；湖广总督端方拨款1000两，添造红船6只。四板炮船1只，才能解决救生护航之急需。光绪30年（1904）8月，宜昌税务司转英国人把持的总税务司意见，决定今后每年捐银200两。傅延臣以此款合并原来洋捐项下余存经费再行添造“英惠红船” 1只。1907年，法国海军大臣认为：“宜昌至重庆的红船既为各国官商有益，味堪嘉奖，今本部定每年赏给救生红船625法郎，为酬照料法兵轮之劳。”

飘着美国国旗的中国兵船及红色保甲船。

　　西洋探险家，旅行家在川江的旅行出版了多种游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红船护航的文字和图片。如利特尔《扁舟过三峡》、莫理循《中国风情》、盖洛《扬子江上的美国人》、塔玛拉·魏司《巴蜀老照片—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等等。

为盖洛乘坐的兵船拉纤的纤夫，辑自盖洛《扬子江上的美国人》。

　　美国人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nm Edgar Gcil）是十世纪初西方负有盛名的美国旅行家。1902 年圣诞节前到达宜昌。他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一书中描述了他乘坐宜昌官府派遣的舢板船（兵船）并由救生红船护送入川的航行过程。

1911年魏司拍摄的红船照片。

　　在外国人的文献中对红船和红船水手的感激、尊敬溢于言表，“积功积德”、“以颂其功”、“功劳远播海外”、“效力甚佳”、“勇敢强壮的人”、“敢死党”、“英勇行为”、实为一大壮举”等溢美之词屡见于外国文献之中”。但是许多中国学者含蓄地批评说：外国人对中国红船的关注并非完全出于善举慈心，更多考虑的是他们的切身利益。

唐纳德．曼尼拍摄三峡红船照片。

　　镇江救生红船，从北宋天圣四年（1026）始创，经南宋、元、明、清、民国各代近千年的发展，至清乾隆年间已经形成了两岸四地（西津渡、瓜洲渡、金山和焦山）百里江岸线救生巡防救护网络。镇江救生红船的影响经过江苏官员那苏图、阮元，镇扬客商如包氏兄弟、胡氏父子等良吏善士，传播到两湖，传播到峡江、重庆，成就了一幅《万里长江救生图》，成为优秀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它集中承载的大仁大爱、大义大勇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是我们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走进庭院，看着院中的红船模型，浮想联翩。西津渡救生会的救生船被漆成红色，红色光的光波容易穿过水层和雨雾，方便人们在恶劣天气下老远就能看见，以便有效避让、求救和施救。

一旦长江上有事故发生或者有人溺水，救生红船会第一时间出动抢救。红船船头刻有虎头，挂有康熙皇帝御赐的虎头金牌。起锚救生时，船夫会敲起大铜锣，示意所有船只让开，所有关口打开。红船凭借其醒目的颜色和快捷的速度，迅速抵达事发水域实施救援。西津渡救生红船见证了我国水上救生事业的发展历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庭院中一座古意盎然的亭子映入眼帘，亭中竖立着几位古人塑像，让人仿若穿越回那个时代。其中一位正坐在鼓形凳子上，微微皱眉，眼神深邃而专注，仿佛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无意识地在石桌上轻轻敲击，似乎在权衡着救生会事务中的种种利弊。旁边一位则手持折扇，身姿优雅地站立着，正款款而谈。他面带微笑，神情自信，想必是在阐述着对于救生会发展的独到见解。此时此刻，整个亭子仿佛被时间凝固，这些栩栩如生的古人仿佛拥有了生命，他们的神态、动作，无一不让人感受到救生会曾经在这里运筹帷幄、为守护生命全力以赴的辉煌过往 。

　　岁月悠悠，共渡慈航，救生会见证了镇江的历史变迁。一代又一代的镇江人，秉持着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在这里奉献，无数个日夜，不顾自身安危，在波涛汹涌的江面上奋力救援，他们的善举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历史的天空。

从曾经的繁华渡口，到如今的旅游胜地，救生会始终静静地矗立在那里，目睹着城市的兴衰荣辱。作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它被悉心呵护着，每一块砖瓦、每一道梁枋，都承载着过去的故事，向每一位到访者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文中展板图片和部分文字介绍为展馆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