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

渔歌子

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2018年出版，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以京杭大运河为叙事核心，通过跨越时空的多线结构，串联起历史与当下、个体命运与民族文化的复杂关系。这部作品既是对大运河这一文化遗产的文学致敬，也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与当代社会转型的深刻反思。以下从主题、叙事结构和文化隐喻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运河：作为历史与文化的隐喻空间**

大运河在小说中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个承载着流动性与断裂性的文化符号。徐则臣以运河为轴心，将1901年意大利旅行家保罗·迪马克（小波罗）沿运河北上的考察与2014年其后代谢平遥等人的寻根之旅交织，构建起一个跨越百年的对话场域。

1. **流动的文明史观**

运河的南北贯通象征着中华文明内部的文化交融。小波罗的视角（西方凝视下的东方想象）与船民、文人、革命者等本土群体的生存状态形成对照，揭示出晚清社会在现代化冲击下的文化裂变。例如，意大利摄影师费德尔镜头中的运河影像，既是对东方主义的解构，也暗含对文明交流中权力关系的反思。

2. **断裂中的记忆重构**

当代叙事线中，考古学家胡念之对沉船“绝响号”的发掘，隐喻着被遮蔽的历史碎片的重新打捞。运河沿岸的申遗工程与城市化进程形成张力，指向全球化语境下文化遗产的困境——当运河从“活的历史”变为博物馆化的景观，如何延续其精神血脉成为核心追问。

二、**复调叙事：时空折叠中的命运交响**

小说采用双线并行、多重视角的叙事策略，打破线性时间的禁锢，形成历史与现实的互文性。

1. **1901年的“北上”与2014年的“南下”**

小波罗的北上之旅（从杭州至通州）与谢平遥等人的南下考察形成镜像结构。这种逆向运动暗示着历史并非单向进化，而是需要不断回溯的循环。如马福德与孙过程的后代在当代重逢，血缘的偶然相遇揭示出历史偶然性对个体命运的塑造。

2. **物件的叙事功能**

怀表、书信、相机等物质载体成为勾连时空的关键线索。例如小波罗遗留的笔记本被不同世代的人物反复解读，每次阅读都衍生出新的意义层，暗示历史真相的不可抵达性与阐释的多元性。

三、**身份困境：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小说通过跨国、跨代的人物群像，探讨了在文化碰撞与历史断层中如何确立自我身份的问题。

1. **异乡人的精神漂泊**

意大利兄弟小波罗与费德尔、日本学者羽田等外来者视角，构成对中华文明的“他者化”观察。而当代人物如谢平遥（中意混血）的文化身份焦虑，则折射出全球化时代个体在多重文化坐标中的迷失。这种“无根性”恰与运河的绵延性形成悖论。

2. **民间记忆的抵抗性书写**

船民邵常来、说书人周海阔等底层人物构成另一重叙事声部。他们的生活智慧与口头传统（如运河号子、民间故事）成为对抗官方历史叙事的微观力量。徐则臣通过这种“去中心化”的历史书写，暗示文化真正的生命力存在于日常生活的褶皱之中。

四、**争议与局限：历史重述的边界**

尽管《北上》在文学性与思想性上取得突破，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 **历史真实与虚构的平衡**：部分学者指出，小说对义和团运动等历史事件的文学化处理可能弱化了复杂的历史语境；

- **人物符号化倾向**：当代线中的年轻一代形象（如电视台导演邵星池）略显单薄，未能完全承载起历史反思的深度。

结语：作为方法论的运河

《北上》的终极意义或许在于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独特路径——通过一条河流的“慢历史”，抵抗现代性的速度暴力。徐则臣以文学重构运河时空体的尝试，不仅为当代中国小说开拓了新的地理诗学维度，更启示我们：在历史的断裂处，唯有持续对话才能唤醒文化的记忆基因。正如小说结尾处运河申遗成功的场景，这并非终点，而是新一轮文化自觉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