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我生在旧社会，却长在红旗下。我父母是海外归侨，大哥还在国外谋生。解放后一度侨汇断绝，家庭生活陷人困难，我是靠着人民助学金、奖学金读完厦门一中和厦门师范的。毕业那年正值农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需要大批青年教师，学校领导号召毕业生服从分配,到农村到边远山区去开发教育园地。当时我父亲刚病逝不久，我母亲又因过度悲伤而摔倒，大腿股骨骨折躺在家里，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身边极需有人照顾。但当时我没有强调个人困难，坚决响应号召，主动报名到农村当一名乡村女教师。</p><p class="ql-block"> 在农村，我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还要到几里路外的小村庄给当地的农民上夜校“扫盲”教农民识字，教唱革命歌曲，读报纸，讲时事。夜晚我们常一手拿着手电筒(农村没有电灯)，手拿着竹棍(当时农村野狗很多，怕被狗咬)摸黑到村里去上课,去家访，动员村民来上夜校，动员孩子来上学(当时农村小孩在家干农活，不读书，辍学较严重)。</p><p class="ql-block"> 在全民大炼钢铁年代，我们老师白天上课，晚上还要烧炉、炼钢,常常干到深夜甚至天亮，早上照旧走进教室给孩子上课。记得有一次深夜烧炉后，我手、脸都是黑灰，提着一桶水准备到宿舍洗洗,可是一靠床我就睡着了，早上醒来水桶还在地上，手脸还是那么脏，连鞋都没有脱。</p><p class="ql-block"> 1958年，我在前线公社小学任教期间,遇上“八二三”金门炮战,农村的民房、耕地、学校被炸，社员与师生奉命内迁到灌口三社村安置，学生寄读在三社小学。老师们白天上课，晚上教夜校，读报纸讲形势，安抚内迁的社员群众，关照他们的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后来形势较稳定，我们又回到前线公社，因为农舍、学校被炸，学校就迁到较为后方的坂上小学,学生从一年级至六年级全部寄宿,借群众民房当教室,白天上课,晚上把课桌并起来当床，教室就是师生的宿舍，门外放两个农民挑来的尿桶就是“厕所”。孩子自带大米地瓜、小芋头来蒸饭,咸菜、萝卜干、豆豉就是他们的菜。在这样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老师和同学们无论教还是学都很认真，各科目都没有落下。老师和学生一起睡,为他们盖被子,为他们熬草药。当时很多小孩经常闹肚子和牙痛(现在想来可能是缺乏营养和消化不良),我还学会了一点针灸和按摩的常识来帮助他们解决疼痛。</p><p class="ql-block">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结婚、生孩子，可是长期以来我们一家总是“四地”分居,母亲、孩子、丈夫和我各居一方,只有节假日才能短暂相聚。一段时间，我两个孩子先后得了肝炎、猩红热等严重疾病,分别住院治疗，可我在农村无法前往照顾,只好托亲戚帮忙看护。</p><p class="ql-block">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真正尝到了人生道路上的酸甜苦辣，也锻炼了自己克服重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为今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p><p class="ql-block"> 我在农村工作18年,先后当过人民教师、文教科幼教辅导员，也兼职做过广播站播音员、通讯报道员，参加过社教工作队、农村普查工作队，支援“五夏”“三秋”和兴修水利工作，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p><p class="ql-block"> 1975年,我调到思明区工作，先后担任小学教师、区幼教办主任，负责全区的幼教工作，十几年来我带领全区幼儿教师开展了一系列的教学科研，大胆改革创新。1992年,思明区被评为福建省先进幼教区。</p><p class="ql-block"> 从事教育工作37年来，我多次被评为省、市、区先进教育工作者，1989年“教师节”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获颁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奖章和荣誉证书。</p><p class="ql-block"> 回望自己成长的道路，我坚信人生的价值在于对人民无私奉献。有了这个信念，才能经得起各种困难和挫折的考验，成为生活中的强者，感谢党、感谢人民!</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注：此文刊登在《厦门晚报》2021年10月1日，这天刚好是纪丽珍老师的生日。此文在“忆激情岁月 话流光芳华”厦门市老年人征文比赛中荣获:“创作奖”</p><p class="ql-block"> 作者：纪丽珍（厦门市思明区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退休前系厦门市思明区教育局幼教办公室主任）</p><p class="ql-block"> 美篇制作：阿吕</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