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博物馆‍，‍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青铜器

小老头

1989年9月20日，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的农民在涝背沙丘取土时，意外挖出了一件青铜圆腹鼎，随后陆陆续续又挖出了十几件青铜器，当地政府得知后，立即对现场进行了保护。9月21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县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赶到现场，开始了发掘工作，原来这里是一座商代大墓，大墓出土的珍贵文物，总数达1338件，其中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此外还有石器、骨器等。这些文物种类丰富、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新干大墓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长8.22米、宽4.1米、深约3米，墓底铺有一层厚约10厘米的红烧土垫，其上放置棺木，棺木已腐朽，但残存的朽木和漆皮等痕迹仍清晰可见。棺木位于墓室中部，其周围放置了大量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按照一定的顺序和组合摆放，显示出墓主的身份地位和当时的丧葬习俗。虽然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主人身份至今尚未明确，但根据墓葬的规模显然是权贵的象征。 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及杂器等五大类。这些青铜器造型优美、工艺精湛，纹饰复杂、富有神秘色彩，体现了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 新干大墓的发现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江南地区古代文明的传统认识。此前，江南地区一直被视为“荒蛮之地”，被认为在商代并无高度发达的文明。出土的精美文物表明，在商代晚期，赣江流域已经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其青铜铸造技术和文化水平与中原地区不相上下，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独特的创造和贡献。这一发现将江南地区的文明史提前了1700多年，使江南文明与黄河文明同辉，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伏鸟双尾青铜虎 迄今所见先秦时期最大的青铜虎。器形似虎尊，腹底中空，张口露齿，双尾造型奇特。虎体背伏小鸟，灵动传神。整件器物纹饰繁复精美，工艺精湛。 此件双尾青铜虎将虎的神性和人对虎的崇尚表现到了极致，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同时也是商代青铜艺术的辉煌之作，具有“虎王”之誉，是赣鄱地区独特青铜文化的重要符号。 　　兽面纹羊首青铜罍 高领，宽折肩，高圈足外撇，足底内侧加厚一間。颈体三周凸弦纹.肩饰四组环柱角展体兽面纹，肩腹之间等距离四个立体雕羊首，腹部饰四组浮雕式曲折角兽面纹。 青铜罍最早流行于中原商文化，为酒礼器的一种，在商王初南下扩张过程中传入长江流域。湖北盘龙城、江西新干大基、四川三星准出士的青铜罍将商文化、吴城文化、三星推文化串联，是长江与黄河青铜文明“对话”的生动写照。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罍，与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的背铜罍相似，尚保留着明显的商文化风格。新干大墓出士的青铜罍，器形发生了变化，颈部的两道弦纹变成了三道，肩部加上了羊首，成为吴城文化的一部分。三星推遗址出土的青铜罍也是三道弦纹、肩部有羊首，反映出吴城文化与三星维文化的交流互鉴。 　　兽面纹青铜方鼎 　　三足提梁青铜卣 　　兽面纹贯耳青铜壶 　　兽面纹青铜鼎 　　兽面纹虎耳青铜方鼎 　　新干赣江东岸的考古发掘，唤醒了一位已沉睡三千年的王。王的随葬品极为丰富，尽显奢华。其中一对青铜大钺，彰显着至高无上的王权。沙土虽然模糊了王的容颜，却掩盖不住王昔日的尊贵与权势。 王者归来，威仪犹在。 　　钺是王权的象征。三千年前汉字中的“王”字，就是钺的象形。 新干大墓出士了两件青铜大钺，四件青铜小钺。商代同一墓葬出土成对青铜大钺的，只有河南安阳殷墟的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墓、山东益都苏埠屯的某方国国王“亚醜”墓。类比可知，新干大墓的墓主应该是赣水流域某方国的国王。 　　目雷纹青铜大钺 中部开口露齿，环饰燕尾纹一周。肩下及周边装饰目雷纹。 　　双面齿云雷纹青铜大钺 中部开口，双面露齿，环饰燕尾纹一周。肩下及两侧装饰云雷纹，纹中凹线处有错成红铜的痕迹。此钺是目前所见商代青铜钺中最重的一件，象征着持有者地位高贵与权力显赫。 　　方内青铜钺 此组小型方肉钺与大型钺外形基本一致，唯器小体薄，状若短体阔斧。新干大墓共出土大小青铜钺6件，单体遗存中出士商代青铜钺数量仅次于河南安阳殷墟亚长墓。 　　兽面纹双系带銎青铜钺 乌黑光充，刃部锋利。銎管两面装饰焦叶纹，内有卷云纹和燕尾纹。钺体装饰以云雷纹组成的变体兽面纹，左右双系似虎耳。这件器物出土于棺内，且在六件青铜钺中极具地方特色。 　　乳丁纹虎耳青铜大方鼎 斜折沿，圆拱形外槽式立耳，耳上伏虎，方腹平底，柱足中空。腹四壁除中间素面外，两侧和下部饰成排乳钉纹，上部饰带状展体兽面纹，转角处饰省体兽面，足饰高浮雕羊角兽面。外底有烟炱痕迹。形体高大，壁薄规整，铸造难度大，系多次铸接成形，将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分铸和浑铸技术完美结合。 此鼎是新干大墓出士三十件各式鼎中体型最大者。其整体造型与纹饰风格属于典型中原商文化，形制介于郑州商城出土杜岭方鼎与安阳殷墟出土后母戊方鼎之间，耳上装饰伏虎则彰显了本土青铜文化风格，是反映三千年前南北文化交融的青铜重器。 青铜大方鼎是商代特有的大型礼器，是王室贵族的祭祀重器。以其作为国家的象征和王权的代表，体现了当时赣鄱地区深受商王朝礼制的影响。 　　兽面纹虎耳方形青铜鼎 此鼎纹饰满布，繁缛华丽，具有殷墟中晚期的风貌。耳上卧虎和作为辅助纹饰的燕尾纹极富地方特色，体现赣鄱先民对中原青铜器风格的吸收与改造，属于典型的融合式青铜器。 　　燕尾纹折肩青铜鬲 此鬲形制独特，不见于其他地区，新干大墓也仅此一件，其折肩风格和肩、足上的连珠纹、燕尾纹应是模仿吴城文化陶器制造，是土著式青铜器的典型代表。 土著式器类、造型和纹样均是南方土著民族的独特创造，不见于中原地区。代表器类有青铜礼器、兵器、工具以及陶瓷器等，其中青铜兵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器类复杂、形式多样。 　　圆涡纹柱足青铜鼎 柱足圆鼎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广泛流行于殷墟时期。圆涡纹亦始见于商代中期，有观点称之为火纹，具有太阳和火神崇拜的双重意义。 此鼎造型与山西平陆前庄出土的兽面纹鼎类似，为商代中期器形；纹饰与河南安阳小屯商代晚期墓M18出土的一件圆涡纹柱足圆鼎的纹饰极为相似，其铸造年代可能介于二者之间，无论从器型还是纹饰均属中原商文化的典型风格。 新干大墓出土遗物的文化属性大致分力四类：殷商式、融合式、先周式、土著式，其中融合式与土著式占多数，青铜礼器受到了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兵器和工具则更多地保留自身传统式样，反映出浓郁的本土风格。 　　虎首形杖首 圆雕虎头造型，半开口，锐尖齿，乳钉目，旋孔鼻，双立耳。制作精致，线条流畅。 　　虎首曲内青铜戈 戈内部弯曲为张口、圆眼的虎首形状。圆眼中原本镶嵌的绿松石已脱落。 　　虎首曲内青铜戈与圆形玉𤨕 新干大墓共出土三件虎首青铜戈。此件虎首戈出土时，下阑处垂直放置一件圆形玉嘞，应为戈柲装饰物。 　　虎耳虎形扁足青铜圆鼎 扁足修长，腹部纹带分成三组，每组由直线隔成三段，左右为三角云纹，中间为菱形目雷纹。线条粗宽，纹饰清晰。此件圆鼎腹部纹饰完全不同于其他虎耳虎足圆鼎。 　　虎形扁足青铜圆鼎 　　虎耳虎形扁足青铜圆鼎 　　虎耳虎形扁足青铜圆鼎 器物汇聚五只虎的形象。双耳伏虎，三扁足为虎形，虎口侈张，托起鼎腹，虎尾上卷，龙耳与虎足相映成趣。双耳外侧各饰龙纹一对。 新干大墓共出土虎形虎足青铜鼎九件，以此鼎形体最为高大，气度恢宏，纹饰精美、这类装饰虎形象的青铜鼎仅见于江西，是商代江西本土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之一。 　　虎耳虎形扁足青铜圆鼎 　　虎形扁足青铜圆鼎 圆腹略深，腹部饰三组环柱状兽面纹，鼻棱细直，圆乳钉目，体型较其他虎足圆鼎稍矮小。 　　虎耳虎形扁足青铜鼎 新干大墓出土虎形扁足鼎九件，在该墓青铜礼器组合中占据主导地位。另在赣江西侧樟树横塘（今刘公庙镇），也出土两件虎形扁足鼎。独特的鼎足造型，有别于中原商王朝以锥足鼎和柱足鼎为主的特点，体现了当时江西与中原青铜文化的显著差异。 　　兽面纹柱足青铜鼎 柱足圆鼎出现于商早期，广泛流行于商晚期，较锥足鼎更为稳重、大方，体现了铸造工艺的进步。 此鼎腹饰三组展体兽面纹，是外侧饰省体兽面纹，出士时腹上部一侧有砸击圆洞。器物外底满布烟炱，内底残留污垢，曾用于烹煮大型肉食。 　　兽面纹柱足青铜鼎 柱足中空，与鼎腹相通。外壁饰六组兽面纹。足饰浅浮雕省体兽面纹，高扉棱鼻。出土时下腹近底部粘有席痕，外底及足部有烟炱，内底残留污垢。 新干大墓出士青铜圆鼎二十一件，此鼎是其中最大的一件，其腹部有人为砸击的破洞，或与长江流域多见的碎器葬俗有关。 　　兽面纹锥足青铜鼎 锥足圆鼎是最早出现的青铜鼎造型，流行于商代早中期。此鼎腹饰三组展体兽面纹，并以省体兽面为间隔。口沿的燕尾纹，作为辅助纹饰在该地青铜器上十分常见，极富地方特色。 　　双面神人青铜头像 迄今所见商代唯一的双面造型青铜神人形象。突目圆睁，肥鼻突起，张口露齿，双角外卷，竖耳上尖。头顶圆管可插羽冠，颌下方銎可安木柄。整体形象神秘诡异威严摄人。 此器或为墓主生前执掌的权杖，或为立于祭坛前的圣物，其形象融合人、兽特征，是用于神灵崇拜的偶像或“神主”，充当人与神沟通的媒介。 　　兽面纹立耳方形青铜鼎 腹部饰上下两层展体兽面纹。柱足中空与腹通，足上饰高浮雕省体兽面纹。器形小巧，纹饰精美，铸工极佳。 　　目雷纹扁足青铜鼎 夔形扁足，腹部饰斜角目雷纹，宽尾，以连珠纹为边栏，器形小巧精致。有人据其足尖着地的特征认为，此鼎当是中原文化影响下长江流域早期扁足鼎的代表。 　　鱼形扁足青铜鼎 扁足呈鱼形，张口露齿，两面满饰鳞片纹。鱼形扁足青铜鼎为新干所独有，类似造型陶鼎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崧泽、良渚文化遗址中曾出士。 　　素面三足青铜甗 上部为甑，下部为鬲，甑鬲连体，连接处内收，可置箅。使用时，足下生火，鬲内盛水，甑内放置食物，以蒸汽蒸煮，作用相当于现代的蒸锅。 此甗器体较薄，通体素面。出土时底部烟炱甚厚，甑部有砸击痕，器表包裹织物印痕。 　　兽面纹分裆青铜鬲 分裆，三袋足肥大，足跟呈圆锥形。肩颈部饰一周斜角目雷纹，腹部饰三组省体兽面纹。出士时，腹足部遍布烟炱，口沿及足部有编织席包裹印痕。 青铜鬲始见于商早期，至晚期较为常见，并成为重要的礼器。新干大墓共田土五件青铜鬲，可分为分裆鬲和联裆鬲两种。 　　兽面纹假腹青铜豆 青铜豆始见于商晚期。 该豆腹饰三组内卷角兽面纹，内底中央阴刻涡纹，内壁饰一周斜角目雷纹。其假腹、盘壁外折及圈足饰十字形镂孔的特征与吴城遗址假腹陶豆一致，应是仿自吴城文化同类型陶器。 　　鱼龙纹青铜匕 柄首饰省体兽面纹，柄身饰展体龙纹，龙身以菱形几何纹装饰，匙内刻鱼纹，纹样精美。 新干大墓出土十件铜匕，仅此件柄部饰龙纹。这些铜匕出土时均被折断叠于一堆，有的匕上残留漆皮，下葬时疑似用漆匣盛装。 　　兽面纹环耳假腹青铜簋 双鋬状环耳，表面高浮雕羊角兽面纹。腹部和圈足满布四组展体兽面纹，纹带上下界以连珠纹，内底中央阴刻龟纹，龟背中心饰涡纹，形象生动写实。 青铜簋是盛放黍、稷、稻、菽等饭食的器具，始见于早商，晚商时大量出现。直而浅的假腹为中原铜簋所未见。 　　青铜羊角兽面 兽面羊角外卷，“臣”字目，大而凸出，造型独特，应为面具。 青铜面具在商代颇为盛行，有人面型和兽面型之分，是主祭巫师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用于沟通天地和阴阳两界的重要法器。墓主生前可能戴此面具，作力神灵的化身“率民以事神”。 　　兽面纹贯耳青铜壶 青铜壶始见于商代中期。 该壶扁圆体，腹部饰展体兽面纹，双角外卷，身尾细长，两贯耳饰蝉纹。 　　云雷纹青铜瓒 器体为杯形，腹足交接处斜出圭状尖首柄，表面饰目雷式云纹。 瓒本是一种以玉为柄的裸（guan）酒器。祭祀时，主祭人用瓒从罍等大型贮酒器中挹取鬯酒并注于地上，以祭享祖先，此为裸礼。 此器为目前所见唯一一件商代青铜瓒。 　　兽面纹立鸟青铜鎛 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青铜鎛，为确立鎛起源于南方之说提供了依据。 　　兽面纹六边形腔青铜铙 铙腔横截面呈六边形，长甬中空与腔通。钲两侧饰卷云纹构成的简体兽面纹，巨目凸出。 青铜铙是最早使用的打击乐器之一。南方铜铙一般体型硕大，装饰华丽，通常单件埋藏于丘陵冈阜，推测为当时进行山川祭祀的礼器，地方特色显著。中原商王朝常见的铜铙体量较小，纹饰简略，多以三件或五件组合使用，甲骨文称之为“奏铺”。 新干大墓出士的青铜铙，属于典型的南方青铜大铙。三件青铜铙大小相似，形制和纹饰各不相同，并非严格成套器物。但是三件同出，或受中原商文化“奏镛”“三件成套”理念的影响。 　　卷云紋青铜铙 　　勾连雷纹青铜铙 　　虎纹青铜箕形器 方銎中空，内有朽木。銎部上端有一圆穿，可用于固定木柄。銎三面有纹饰：上面为浅浮雕牛首纹；两侧为粗线条阴刻虎纹，作侧身行走状；銎口饰燕尾纹一周。 此类器物未见自名，因其形如簸箕，故称“箕形器”。多见于殷墟高等级贵族墓，与青铜礼器伴出。该器是目前所见商代同类器中器型最大、铸工最精的一件，有人推测为量器，同时具有礼器性质。 　　兽面纹青铜胄 头部护具。正面中部起脊，直通顶部圆管，圆管用以安插缨饰。正面饰高浮雕兽面纹，威严神武。壁厚仅0.3厘米，戴之轻巧，不觉笨重。 除新干大墓外，商代铜胄还见于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商王陵M1004大墓、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山西柳林高红商代大墓，其中M1004出土140多件，相当一部分的形制与新干铜胄基本一致。 　　宽体青铜剑 剑身一面起脊，一面有尖尾鱼状浅平血槽、此剑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不见于其他地区。 　　兽面纹青铜犁铧 近等腰三角形，两侧刃薄，中间拱起，三角形銎内可安装木柄。前后装饰简体兽面纹，或为行农耕祭礼时所用礼器。 新干大墓出土的两件犁铧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青铜犁铧，这一发现将青铜犁铧的出现年代由战国提前到了商代中期，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兽面鱼纹鬲形青铜鼎 颈部一周饰十二条鱼纹，头尾相续，线形排列。腹部饰曲折角省体兽面纹。 　　鱼纹瓿形青铜鼎 鼎上腹部纹饰带内有14条鱼纹成线形排列，鱼纹之间填以云雷纹。鼎底残留一周凸沿，推测原系圈足瓿，三足及双耳后接。瓿形鼎仅见于新干大墓，其器形、纹饰与中原勾连雷纹瓿类似，鱼纹装饰极具地域特色。 　　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甗 上部为甑下部为鬲，两耳分别站立一只小鹿回首相顾。甑腹饰四组环柱角兽面纹，鬲体饰四组浮雕牛角兽面纹，神秘肃穆。 此青铜颇是新干大墓出土青铜器中体型最庞大者，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大青铜甗，有“甗王”之誉。它采用四足取代常见的三足，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是所见最早的四足甗。除耳上双鹿外，整个器物一次浑铸成形，纹饰精美，是青铜范铸工艺的杰出代表。 　　兽面纹青铜温鼎 腹部隔层，上层放置食物，下层横开一门，可送灰火人内。门有轴，插于钮状插销内，上下开合灵活。腹四壁与柱足上装饰兽面纹、目纹和弦纹 这件青铜鼎两次铸接成形，活门先铸，鼎体浑铸。整个器物造型奇特之处在于夹层，这在青铜鼎中比较少见，对工艺要求也更高。 　　三足提梁青铜卣 敛口，带盖。龙首提梁，提梁一侧有钮，与盖面套环相链接。器身满布细线条兽面纹，辅以连珠纹。盖饰宽线条变体龟纹，与器身纹样风格迥异，应系后配。 卣作为礼器，在祭祀等重大场合用于盛装由黑黍酿成的鬯（chang）酒。殷墟铜卣一般为椭圆形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新干大墓共出三件铜卣，两件三足圆卣，一件方腹卣。此件三足提梁铜卣，卣外底残留圈足，三足应为改铸，造型有别于中原圈足卣，形象独特，体现了本地居民对中原文化的创新性改造。 　　兽面纹提粱方腹青铜卣 盖上有蛇形钩钮，蛇首口衔圆环，可插入销子使蛇形钩钮固定于盖上，蛇尾卷成钩形，与提梁内侧环钮扣合。肩部两侧铸半环钮，与提梁相扣。提梁两端作倒置的兽首。方腹中央铸方槽形成十字形管道，便于放置炭火或浸入沸水热酒。盖面、颈部、腹部满饰兽面纹与云雷纹，口沿下方饰共目䕫纹，提梁上饰类鳞片纹，圈足有镂空花纹。 这件青铜卤采用分铸法，盖、提梁、蛇形环钮分别铸造，器体浑铸，然后通过销子等铸接于一体，器型罕见、纹饰精美、构思巧妙、工艺复杂，是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 　　新干大墓的发现是中国南方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它为考古学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丰富的研究材料。通过对新干大墓的发掘和研究，考古学家们对商代晚期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进一步完善了中国考古学的文化谱系，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新干大墓的出土文物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这些文物的展示和传播，增强了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为我们揭开了商代晚期赣江流域青铜文明的神秘面纱，还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证据，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 三星堆、殷墟和新干大洋洲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三大重要遗址，它们各自代表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青铜文化，具有独特的意义。 三星堆展现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和神秘性，是早期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殷墟是商代晚期文明的典型代表，反映了商代晚期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和礼制文化；新干大洋洲展现了南方地区青铜文明的独特魅力，反映了商代晚期南方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 这三处遗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认识，展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性和一体性。 　　图文清茶一杯小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