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生活记忆（一）

光明

今年2月20日，是我们上山下乡插队50周年的日子。1975年2月20日，这个日子在我们这一批知青心目中，永远难以忘记！光阴似箭，半个世纪过去了，但五十年前离开县城，走向农村，在山乡度过的那段岁月让我们终身难忘！

那是1975年初春，我们离开校园一个多月，就走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锻炼的道路，搭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末班车”，融入到干百万知青队伍之中。春节刚过，下乡的通知就下来了，2月20号这天，下乡知青在县城中心广场集中，广场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潮涌动，好多知青家长前来送行，热闹非凡。知青们乘坐大轿车，被分别送往要去的目的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于地域不同而有所不同。大中城市人口众多，又远离农村，知青下乡就得坐上火车去遥远的农村，或者农场等。而我们身处穷乡僻壤的小县城，离城十几公里就是农村的山山沟沟，这里有东乡、西乡和南乡之分，安置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不成问题。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县上十分重视，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并从县直机关抽调专人到知青安置所在公社带队。我们一百多名知青被安排到县城西乡的营滩公社，距离县城约有二十五公里路程，当汽车送我们到公社所在地时，又是一派热烈欢迎的场景。公社负责人和知青带队的队长衔接以后，一百多人按十人一组，分别安排到营滩、小沟、朱沟、大荒地、右旗、永胜和龙卧大队。我们十人被安排到离公社较远的龙卧大队第一生产队。这天，有知青安置任务的生产队都来人迎接，赶着驴骡来驮运我们的行李。在公社院内简短的欢迎仪式后，我们一行人跟着队长又出发了。离开公社后，我们徒步向龙卧山行进。先沿公路走了一段，之后向南拐进一条山沟，没走多远就开始上山。山路不宽，曲曲弯弯，为阴山路段，时逢早春季节，冬天的积雪开始融化，小道上一片泥泞，行走十分困难。爬行一个时辰，才到了山顶，看到了一个地处阳山坡的小村庄，当地人称之为“张杜崴”，这就是我们插队落户的地方。村庄座落在营滩公社通往韩集公社三大湾的公路边，十几户人家分布在一层一层的台地上，这里山势高耸，从这里鸟瞰，周围数十里的村庄尽收眼底。

我们一溜人马走进村里面，先被邀请到赵吉庆家中。院子内，庄里人出出进进，忙忙碌碌，像是要迎接贵客一般。厨房里热气腾腾，宰了羊，煮了肉，还做了炸油饼，香气扑鼻。队长热情的招呼我们和送行的家长上炕。在山区农村来了客人，先让上炕，因为土炕一年四季都是热的。队长一个劲的给我们敬茶，让我们多吃点肉。此情此景，让我们感动不已。由此可见山区农民的忠厚朴实、待人真诚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张杜葳村只有十几户人家，人口不上百人，大多姓李和姓赵，其他杂姓不多。因知青点还没修建，我们来的知青先安排到三户人家居住，社员把家中最好的房间收拾出来给我们。我和高中同学贺随宁等三个人安排到李三宝家中，两间光线好的阁楼让我们住。赵吉庆和李三宝两人，和我们年龄相仿，都在村小学当社请教员，是村上有文化知识的人。队长安排我们住这两家，是有意识的，认为青年人之间好沟通、好交流，想法周到，用心良苦。我们在村里，社员们都叫我们为“青年”，而不称知识青年，因为“青年”叫着顺口，脱俗而又亲切，而知识青年是官方的叫法。其实，我们只是上过学而已，没有什么知识可言。上学时正值“文革”时期，大量宝贵时间用于学工、学农和学军，真正的书本知识没有学多少。由此看来，社员们对我等这些人的称呼恰如其分。我们龙卧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姓李，叫李全友，浓眉大眼，身材清瘦，是村里精明能干的人，还有一个姓赵的副队长和一个妇女队长，都是村里面有能力、有威信的人选，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开始了难忘的插队生活。

1975年，是我们插队的第一年，大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热情十分高涨，干劲十足。刚到农村一切感到新奇，各种农活都要试一把，像春种抓杠、撒种籽、撒化肥；打麦场上打链架、扬场等，这些都是农村的“技术活”，我们怎么干也干不好。每天出工要记工分，一天要三阶段出工，每天工值10分，一天最少要干10个小时的活。

张杜葳村大多是山坡地，也有一部分是“农业学大寨”中新修的梯田，都在村落脚下。在这里，山大沟深，田埂间都是羊肠小道，架子车用不上，更不用说川塬区能用的手扶拖拉机，春种、秋收都是靠肩背。往地里面送粪用“背斗”背，收割的小麦、蚕豆、青稞用绳子捆起来，再背到场中，劳动强度大。

我们刚到村里是初春季节，正值往田间送肥。队上给我们每人一个背斗，先装满肥料过秤，看能装多少重量，运肥时再计次数，由记工员计算你所运肥料总量，用量计工分，运送者体力有差别，所用背斗也就大小不一，重量不同，约在50—100斤之间。现在看来，这也是计件工分制的一种方式。送肥的活大多在早晨进行，有时候天不亮，乘着月色在田埂奔跑。背送的多的是农家肥，也有饲养圈里的牛粪之类，还有一种叫“生灰”的肥料。所谓“生灰”，就是用山坡上的草疤烧制而成。是当地农民发明的一种自制肥料的方法。先把山坡上的草皮用铁锹翻起晒干，再把草皮一块一块磊起来，中间留有空隙，用柴草点燃，草巴夹带着根系，竟然会自燃，最后烧成灰作肥料。现在看来，这种方式损坏了生态，得不偿失。山阴地区土地湿气大，土地易结斑块，“生灰”、草木灰，还有磷肥（工业产品，成本高）的使用，使土壞松软，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把生灰往地里面送是一件苦事，背斗肩上挎，行走在山道上，细灰从背斗缝隙往外窜，装卸时灰尘四扬，来回几趟，人几乎成了土人。几天下来，苦不堪言，深感农村生活的不容易，农民是天下最辛苦的人！

到了1975年夏天，知青点修建开始了，由生产队负责具体用地、用料的筹划，并招来当地的瓦工、木工进行修建，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完工了。选址在村里高处的一块梯田上，占用了耕地，院落后面紧挨着韩家集至营滩公社的乡道，公路之上是队里的饲养圈和打麦场。村里的人家分布在四级台地上，我们知青点成了五级，最高了！知青点院落约有一亩地，院墙用土筑成，足有两米高，修建瓦房十间，两间为一室（一门一窗），三个房间作为宿舍，一间为厨房，另一间没有门窗，作柴草房，门前的台阶用长长的石条铺设，很坚固。在当时农村，我们的新房已经很现代了，里墙和外墙用白石灰粉刷，还有玻璃窗，房间光线很好，像公社的办公室一样。厨房里用土筑了一个很高很大的锅台，支了一口大锅和一块大案板，配备了两个大水缸。

在山区农村，都是土炕，用柴草作燃料四季烧，炕一直是热乎的，当地人称“热炕头”，也是居家之必需。这土炕具有多种作用。除睡觉休息之外，还有饭桌之用。火炕中间放一尺高的小方桌，桌前再放一个小火盆。来了客人先让上炕，在小桌上喝茶吃饭。平日里，家中长辈才能坐在炕上吃喝，其他人随地而坐。

这土炕的制作是一件很显复杂的土工艺，修建中给我们知青点宿舍也打了土炕。炕面用薄薄的石板衬砌，石板上面盖上一层大草泥，然后烧干。炕面积很大，占用了房屋面积的一半，社员们称之为“满间炕”。做土炕用的石板取材于离我们村几十里外的乌龙沟。我们在队长的带领下，用架子车到乌龙沟拉运石材。乌龙沟位于甘青交界的大力加山下，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茂密，一条小河在山间流淌，风景秀丽。沟的深处多是石山，这大自然的造化真是鬼斧神工，有些山石竟是厚度为十公分左右、面积不等的石板，一凿就能剥离，正好用来作火炕面料。石材很重，一个车也装不了几块，架子车由驴骡“打哨”，沿着崎岖的山路运回村里面。

在山区农村生活，离不开牛、骡马等牲畜。村里面养了许多牛、骡马，还有毛驴，春种秋收靠牛马出力。饲养圈舍修的很大，四面高墙，院内三面是圈舍，有牛和驴骡不下二十头，门口的一面是存储饲料和杂物的房子，上面还有一间小阁楼，用于饲养员住宿，还兼放哨之用。配了专职饲养员，由一名哑巴担任，他人虽然身材廋小，不会说话，但很机灵，养牛也有一套方法，并对牲畜爱惜有加。村里各家各户如外出驮运东西，需要驴骡，先得请示队长同意，再去饲养员处领牵。社员到大队部磨面，还有“赶集”的日子，都要驴和骡子载物。我们每个月到公社粮站打粮时，都是牵着毛驴去的。

一般短途出行派个毛驴，如果出远门就给派个骡子。记得是1976年夏天，临夏县组织各公社的人力在吹麻滩公社进行“治滩造地”的大会战，我们村上也抽了不少人。这天早晨天蒙蒙亮，我和村上的两名社员赶着骡子，驮着面粉和洋芋，送往吹麻滩会战工地。走公路比较远，有三十多公里路程，社员认得捷路，我们抄近道翻山而行，也就二十公里路。走了五个多小时，晌午时分我们才到了吹麻滩工地。参加会战的人都住帐篷，外面搭个灶台自己做饭，正是风餐露宿。工地上高音喇叭在指挥，会战场面十分紧张、火热！我们在帐篷吃了些干粮，稍作休息又打道回府了。回程还好，可以骑骡子而行，走了一段山路，到甘藏沟时天已黑，我们走了公路，是县城通往大河家的县乡公路。公路比山路好走，但也有风险，走着走着，对面一辆汽车开了过来，开着大灯，十分耀眼，骡子一惊奔跑起来，我差点从骡子背上摔下来，让人出了一身冷汗！

每年春耕结束到夏收前的这段时间，牛基本上闲着，村上又把牛赶到离村十几里的官滩沟放牧，那里有山有林，水草肥美，适宜放牧。知青贺随宁陪一位年龄大的社员两个人去放牧，吃住在当地农民一间土棚里，白天吆喝着牛到林地、山坡吃草，傍晚赶回“营地”。

张杜崴村离县城也不过三十公里路程，但许多社员竟然没去过城里面，县城好像是遥不可及的地方，出行最远也就是“逢集”时，去十几里地的韩家集一趟。他们整天在田间辛勤劳作，粗茶淡饭，很少吃白面，大多是青稞面和豆面，在生活水平处于低下。在当时物资相当匮乏的年代，一些副食品城里面也是凭证定量供应，在农村没有副食品供应，食用碱、红糖、茶叶等十分奇缺。人们穿着上也十分简单，夏天一件布衫，到了冬天再加一件棉袄，腰带一扎如此简单，逢年过节也没见谁穿过新衣服。我们又时候回家，返村时给房东带点碱面、茶叶等，他们视为稀罕，高兴至极。

插队期间，我们这些“青年”学会了抽烟喝酒。在上学时学校老师管，回家时父母又管，不敢抽烟喝酒。到了农村知青点，好像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有点放肆起来，开始抽烟，还时不时的喝两杯。记得当年，年纪大的男社员在出工时，一个“羊角巴”始终装在口袋里。“羊角巴”为抽烟的工具，类似烟斗，用羊的小腿骨头制作而成，羊腿骨是空心的，大的一头装上烟嘴，小头用嘴巴吸。另外，还用羊皮做一个小袋子，用来装烟丝。不抽烟时，把烟斗也装进袋子，用细绳绕扎起来。在田间地头歇一歇的时间，老社员总会把“羊角巴”拿出来抽上两口解乏。我们也凑热闹拿过来吸几口，烟嘴装上黄烟渣子，用火点燃，刚吸两口，只呛得咳嗽不止。

那个年代，烟酒为紧俏商品，城市居民凭票供应，而农村农民没有这个享受。起初我们用报纸卷上烟斗丝抽，后来供销社售有低价位包装香烟，记得“经济”牌，为5分钱，“双羊”牌才一角钱，像“燎原”、“兰州”牌香烟很难买到。至于白酒也都是廉价的，那时候很少用粮食酿酒，大多用红薯干、甜菜等代食品。我们初出茅庐，不会喝酒，不知道白酒的厉害，也没有什么下酒菜，所以一喝就醉，往往是空腹喝酒，一喝就吐，没东西吐，直吐白沫，第二天舌苔全是黑的。

2015年春，当年的插队知青申炜、陈嘉辉、甄生海、我等人，重返张杜葳村，和老队长李全友父子在田间合影留念。

2023年8月，从永靖县退休的知青陈嘉辉重返临夏县，和当年的老队长合影留念，队长时年82高龄，精神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