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胡适“我情愿亡国”的来龙去脉，还胡适先生一个清白。

宋大毛

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断章取义，进而引发广泛的误解和争议。胡适先生的名言“我情愿亡国”在当代社会经常被误读，甚至被用来攻击他的人格和爱国情怀。然而，真相往往比表象更为复杂。在探讨胡适先生的争议性言论“我情愿亡国”时，了解其言论背后的历史背景至关重要。这一背景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胡适的原意，还能揭示他言论中的深层含义和爱国情怀。胡适生活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这是一个国家动荡、社会剧变的时代。清朝末年的衰落、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随后的军阀混战，使得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不稳定状态。外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剧，国家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内部，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民众生活困苦，国家未来的道路充满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作为一位深受西方教育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改革路径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提倡“文学革命”，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推动文化的普及和思想的解放。胡适还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事务，主张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来改善国家状况，而非激进的革命手段。胡适的这句“我情愿亡国”最初出现在他对民国时期人物董时进的回应中。董时进曾表示，在必要时刻可以利用百姓的弱点，通过榨取他们的财富和劳动力来支持战争。面对这种冷漠无情的态度，胡适情绪激动地回应道：“如果这叫作战，我情愿亡国，也不主张对日作战。”可见，胡适此言并非表达对国家的放弃，而是对那种不顾人民死活、滥用人力的战争方式的强烈反对。 胡适的这种思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长期的社会观察和思考形成的。早在1916年，胡适在给好友许怡荪的信中就曾写道：“适近来劝人不但勿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虑。”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该灭亡，那么无论是内部的动乱还是外部的威胁都不会使其灭亡。反之，如果国家注定要灭亡，那么无论多么努力也无力回天。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并非罕见，梁启超、陈独秀甚至鲁迅等人都曾在不同时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理解胡适的言论，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语境。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胡适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怀。他所反对的，并非是国家本身，而是在国家名义下对人民的无情压榨和牺牲。因此，当我们重新审视胡适的“我情愿亡国”时，应当超越简单的字面意义，去理解他背后深刻的爱国情怀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我们应当还胡适先生一个清白，认识到他是一位深思熟虑、热爱国家的知识分子，他的言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激愤之辞，而非对国家的背叛。胡适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对民众苦难的同情。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他提到：“我们不肯学人家，不肯彻底改革，所以落到这步田地。”这句话反映了胡适对国家落后现状的深刻反思，他认为国家的困境源于自身的保守与不足，而非简单地归咎于外敌入侵。在谈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时，胡适在《致许怡荪书》中曾写道：“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这里，他强调了教育对于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体现了他对国家长远利益的深切关怀。 胡适在回应董时进的观点时，完整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如果这叫作战，我情愿亡国，也不主张对日作战。因为这种作战，只是浪费国人的生命和财富，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段原话清晰地表明，胡适反对的是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盲目而无效的战争方式，而非对国家的放弃。胡适还曾在其他场合多次强调，他并非不爱国，而是希望通过改革和教育来振兴国家。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他指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他鼓励人们以批判和开放的心态面对国家的困境，寻求改革和发展的道路。因此，当我们引用并分析胡适的这些原话时，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他的“我情愿亡国”的言论，是在特定情境下对不当战争方式的强烈抗议，而非对国家的背叛或放弃。胡适的言论背后，是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忧虑和对民众苦难的同情。他是一位具有深刻洞察力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其爱国情怀不容置疑。我们应当基于全面的历史资料和语境，公正地评价胡适的思想和贡献，为他正名，并从中汲取对国家发展的有益启示。 因此，胡适的这句言论，是在对国家未来深感忧虑，对当时流行的某些政策和观点强烈不满的情况下发出的。他的言论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批判精神和对国家长远利益的考量，而非简单的对国家命运的悲观或放弃。胡适的其他言论和行动也表明，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他通过教育、文化改革和思想启蒙，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他的思想和言论，虽然在当时引起了争议，但对我们今天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知识分子心态，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综上所述，胡适的“我情愿亡国”言论，应被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他的言论不仅是对当时政策的一种批判，更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胡适的爱国情怀和改革精神，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公正评价。图/网络文/宋大毛美篇号:3739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