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姐辍学了

凌金亮

在阿旺的记忆深处，1962年是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痕，这一年，命运的齿轮无情转动，碾碎了阿姐的求学梦。

阿姐出生于1950年，与大哥相差12岁，两人都属虎。在他们之前，还有几个兄弟姐妹，却因解放前恶劣的生活条件和落后的医疗水平，早早夭折。阿姐小时候，被寄养在萧山二舅家，那里没有子女，能给予她更多照顾。在二舅家，阿姐叫二舅、舅妈为“阿爸，姆妈”，反倒称自己的母亲为“姑妈”，或许这是二舅当初想收养她为养女的一种安排。直到到了上学的年纪，阿姐才回到杭州。

　　阿姐七岁踏入校园，成绩一直处于中上等。她性格温和，中等个子，身材匀称，总是笑意盈盈，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对人和蔼可亲，善于与人交流沟通。那时，家中子女众多，阿姐和小妹之间还有三个子女，年龄都在5 - 9岁。阿旺刚上学，弟妹们还寄养在他人家中。父母都是双职工，家中没有祖辈帮忙照料孩子，经济压力如泰山压顶般沉重。

　　1963年，小妹呱呱坠地，给这个本就艰难的家庭带来新的难题——无人照看。无奈之下，父母做出了一个让阿姐抱憾终身的决定：让尚未小学毕业的阿姐辍学，回家照顾小妹。就这样，13岁的阿姐，被迫告别了心爱的校园，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辍学后的阿姐，迅速成长为一名社会青年，工作由街道安排。倘若她能继续学业，本应成为老三届生，参与文革期间红卫兵的主要活动 。但也正因她过早失学，在文革后期，幸运地避开了上山下乡。

　　阿姐常带着小妹去参加居民区组织的待业青年学习会，偶尔会引来同伴小姐妹的哂笑，可她从不理会，一心照顾好小妹。1967年，17岁的阿姐前往半山的杭州轴承厂上班。那时，交通极为不便，半山如同遥不可及的远方。她下班只能住在厂宿舍，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家一天。阿姐离开后，照顾小妹的任务便落到了阿旺肩上，他每天上学前，都要先背着小妹去幼儿园，然后再匆匆赶去学校。

小时候的阿旺，是阿姐的“跟屁虫”，阿姐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阿姐常去工人文化宫图书室看连环画，阿旺也兴致勃勃地跟着，尽管不识字，看着图画也觉得乐趣无穷。每当家里要洗大件的棉被、床单，他们便会用两个大篮子装进去，挑着前往城北小北门的新开河。在河里洗被子，省去了在井里打水的麻烦，两人一起用力甩开被子，水花四溅，那是他们共同劳作的快乐时光。老房子没有卫生设施，每隔一天，阿旺就和阿姐一前一后抬着大大的马桶，去公厕倒粪处倒掉并清洗，再抬回家。这些琐碎又繁重的家务，让他们的关系愈发紧密。偶尔，阿姐还会带着阿旺去看电影，那是阿旺最开心的时刻，银幕上的光影世界，为他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阿姐谈恋爱时，男朋友常来家里献殷勤、帮忙做家务，在那个小弄堂里，这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弄堂里家家户户白天都敞着门，邻居们对谁家来了客人都一清二楚。邻居文娣伯每天晚餐时，都会在家门口摆个小骨牌凳，炒几个小菜，喝几口老酒，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还会自言自语地发表评论。他曾酒后直言：“鱼么挂臭，猫么喊瘦”，意思是催阿姐早点结婚，这让阿姐十分烦恼，最终很快回绝了男朋友。

　　1975年，阿姐迎来了人生的新起点，她嫁给了现役军人姐夫，姐夫在下城区人武部工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是令人羡慕的婚姻。婚后，阿姐一家的生活渐渐稳定，阿旺一家也跟着享受到了看电影、演出的福利，因为姐夫时常会拿来电影票和戏票。

回首那段岁月，阿姐的失学虽充满无奈与遗憾，却也是那个时代多子女家庭的无奈缩影。父母重男轻女的旧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阿姐的人生轨迹，可她从未抱怨，而是默默承受，用自己的方式为家庭付出。一个人的成长，确实与家庭、社会、时代息息相关，阿姐的经历，便是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