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炊

强哥

　　昵称：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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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炊

很小的时候，我们儿时的伙伴们在家后山的壕坎上玩耍时就时常比拼谁挖的野炊灶好。若互不买帐，都强调自己的灶好，那最好的检验办法便是“脚踩”。大家互相在彼此挖就的灶台上使劲用脚踏，更有甚者直接跳起来以增加踩踏的力度。毕竟是在山地上作业，灶头口径开得大一些的往往处于劣势，一脚踩下去，灶台便稀烂。能坚挺到最后的多是灶头口径小、土质相对较硬的。如此这般下来，谁的没有垮塌便算获胜。

　　谁获胜，谁便是下次野炊的挖灶“师傅”。其他的人，或捡柴，或从家里“顺”出火柴（六、七十年代，两分钱一盒的火柴还是蛮金贵的，加之大人怕小孩子玩火，有的人家便把火柴藏了起来），或从家里带些红薯，或干脆“偷”掰别人家地里的玉米棒子。大家分工完毕后便开始行动。挖灶的挖灶、捡柴的捡柴，顺火柴的顺火柴，我因胆小不敢掰摘人家的玉米，只得乖乖地承诺回家拿红薯。

　　我家的红薯是后山开荒地里的黄土红薯，外表光滑，水份充足，烤熟后软糯、香甜，比邻居俊“爷”（长沙方言“爷”即伢子，是我们对小伙伴的昵称。）家菜地里的红薯好吃很多。大家见我提来不少红薯，干劲倍增，一会儿柴草便堆成了“小山”，灶也进入扫尾的加固工程（撒尿和泥以抹光灶台），“火神”到位后，大家不约而同道“点火”。

于是，邻居满爷便将柴棍折成二、三十公分一段放入灶中并搭成架子，我则从柴草中撸一把枞茅须添置灶底作引火柴，建爷则猫着腰划燃火柴，左手作护火状，右手小心翼翼将一闪一闪眨着眼睛般的火柴从灶台伸进灶中点燃枞茅须，待火焰升起后，两手爬在灶壁上，伸长脖子尽量靠近灶头，憋着腮帮，鼓着嘴，撅着屁股使劲吹火。一时间，风助火势，火遇干柴，雄雄燃烧的柴棍“噼里啪啦”响起来，宛若一首动听的野餐儿歌让我们伙伴们开心不已。俊爷连忙拿起一把大一些的柴棍成井字状搭建在火焰上，我则把玉米快速地置放在柴棍上烧烤。

　　建爷捏像一个火头军，负责掌握着火侯，不时将满爷递过来的柴棍添入灶堂。大家围观着，一边七嘴八舌地品评着架在火上烤着的玉米已经有了几成熟，一边叽哩呱啦地吆喝着火不要太大了，以免烤糊了。

夕阳西下时，火苗和着西边火红的落日，把我们满是稚气的脸庞映衬得绯红。建爷摸了一把汗涔涔的面颊，抬头看向我们“好了”。不知是谁看见建爷一副“三花”脸，率先扑哧一笑，大家见状，一下子雀跃起来，争先恐后地用两根柴棍当作筷子，各得其所地夹住一个烤得黄灿灿的玉米棒子。性急的我，等不及玉米降温冷却，用嘴吹了吹上面的草灰，就着扑鼻的香味轻咬了一口。顷刻间，一股清香和着甜汁沁入心田，我脱口而出“真香”。大家顾自咀嚼着，纷纷发出真香的“嗯嗯”声。

　　不知谁眼尖瞥见了一旁的红薯道“还有红薯呐”。我连忙附和道“这就烤上”。随即扒开尚未熄火的灶堂，将几只“橄榄”形的红薯埋入灰烬中。建爷赶忙履行火头军职责，挑拣一把更加耐烧、火势更加强劲的干柴投入灶堂，然后用一根棍子扒拉了几下余火，火苗“蹭”地一下窜了上来。大家一边擦着留有余香的嘴唇，一边翘首以待正煨着的红薯早些飘出馨香来。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建爷用棍子拨开厚厚的炭灰，扒拉出一只乌黑的红薯戳了戳，见已软柔，便满有把握道“可以了”，然后逐一扒出已经熟透的红薯分给大家。我们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似的将还有些烫手的烤红薯捧着，任灼热的鲜香肆意地钻入鼻腔，下意识地将其反复在两个手掌中倒换，都急于在适合的温度下率先开呷。

此时，收工的大人们回家路过我们的野炊地附近，抑或是闻到了一阵阵诱人的清香，又或是好奇我们聚在一起到底在干什么“勾当”，于是有人径直走过来，想探个究竟。见状，我们不约而同地将拿着烤红薯的手背在身后，吱吱唔唔应付了几声，彼此使了个眼色，然后撩起“飞毛腿”作鸟兽散，只留下一层弥漫在空气中的清香，任其四处飘散。

　　时光荏苒，一晃大几十年过去了。退休后的我们，颇有规律地过着“吃喝玩乐”的舒坦生活，时不时地回想起儿时的一些生活片断，觉得既耐人寻味，又感慨万千。昔日的灶火，如今只剩下记忆的余温。此刻，借用唐.姚合《酬令狐郎中见寄》“昨是儿童今是翁，人间日月急如风。常闻欲向沧江去，除我无人与子同”或是我最贴切不过的心境罢了。

长沙涂强辉乙巳年二月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