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在记忆深处的故事

白云深处黑云家

流淌在记忆深处的故事

徐庭国

美篇号99947735

　　如果说父亲是昆仑山，子女便是昆仑山上的树，可是，站在父亲的角度，哪个父亲不是树根下的泥土？哪个父亲不是子女的奴隶？父亲——昆仑山上的昆仑奴。

年年清明，今又清明，这几日，思念故人日甚，特别是思念父亲，甚至超过了思念母亲的程度。我退休一年半，写了近400篇约30余万字的文章，其中有相当篇幅专门写了母亲，却没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父亲的，或者，在写母亲的同时，顺便写了父亲，父亲则是母亲的一个细节，一个点缀，往好的说可能是母亲的一个拐杖，却忘了，父亲可能是母亲的昆仑，是家中的顶梁柱。

　　我18岁之前，懵懂无知的我没感到父亲在家中的作用，只是把父亲当作家庭的一个普通成员，如果说家是一个圆圈，母亲则是这个圆圈的中心，而父亲，充其量和他的子女一样，是以母亲为中心的这个圆圈的某段弧度或者是弧度上的一点或者是圆的半径，直到我18岁的那个火热的夏天，我从大港中学参加完高考，父亲步行去接我，在回家的那条坎坎坷坷如蛇行弯延的运河南岸的小路上，父亲背着我的行囊，弯腰驼背，走在离我50米开外的路的前头，我则背着书包跟在离父亲50米开外的后面，一句几乎无话，那条路很长，长到我始终不能与父亲在一条直线上，猛一抬头，父亲佝偻的后背高高隆起，头匆匆的伏向前方，我猛一惊醒，我的父亲老了，那年，我的父亲还不满45岁，即使如我现在己经退休两年的岁月，我也确信比当年那个河岸上匆匆赶路的父亲年轻，那个背影，远比朱自清先生父亲的《背影》沧桑，至今烙在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像一本落满灰尘的线装书，轻易不允许别人触动，更不允许别人冒犯。

　　男主外，女主内；父主外，母主内。这倒不是说母亲负责做家务，父亲负责干农活。在那个村为大集体，队为小集体的年代，生产队的劳动力是有多余的，特别是农闲季节，田间管理以女人为主，男工们好比“大少爷”，可以迟出工，早下工，他们往往扛着洋锹，在地头田边、塘头渠尾巡视，像战士巡边一样，然后，把小队长支开，或者邀约小队长加入游戏，打扑克牌，一分钱二分钱小娱乐，或者干脆赌香烟，玩了一会儿，瞧瞧天上的太阳，一看时间不早了，遂作鸟兽散，各自回家烧饭做家务，在那个一个劳动日只有两三毛钱的年代，一年苦到头，大多数孩子多，劳力少的农户总是免不了成为“缺粮户”，要穷一起穷，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一切靠“票”的年代，也算了上是一种快乐。

　　于是，农闲时节，大多数男工们都选择外出务工。务工要有公社、大队、生产队盖章的三级证明，务工一般选择在本乡本土的单位或者工地，以重体力活为主，诸如工地上挖土方，开挖渔塘，码头上上下贷物，砖瓦厂打土坯，上下砖头，仓库扛包，杂驳队（搬运站）拖板车等，务工人员有一个前提，即“交钱记工”，你每月的酬劳，有相当一部分要交给生产队，以酬劳折抵工分，如果你不同意“交钱记工”，生产队便不会给你出证明材料，更不会给你盖章，后果是：你就无法外出务工，换言之，没有任何一家单位敢用一个没有三级证明的农民。

我的父亲选择了去公社杂驳队，杂驳队的主要工作就是拖板车、码头上上下货物，扛包。父亲种田是老把式，农忙时，生产队耕田耙地，父亲是第一人选，只要是父亲耕、耙、抄、磨的田，平整、均匀、泥土软滑、无“魔鱼”，秧苗沾泥则立，易活棵，不伤手指，妇女们就喜欢在这样的田里插秧。但父亲少小就穷，营养不良，体质不壮，胃常年不好，还因“害痰”开刀，做过手术，显然，杂驳队的活并不适合父亲干，但父亲仍然选择去干了。拖板车，有“头一伸，脚一蹬，黑汗流到屁股根”之说，可见其辛劳。有时活太累太苦，母亲也会替换父亲去干。母亲是个“丢了耙子舞扫帚”的女人，闲不住，干体力活不亚于父亲，记得开挖秦淮河，每户出一人，父亲去开河的，半道上生病，让母亲替换去了，这是我印象中，母亲第一次单独离家“出远门”。

　　父亲年轻时，据说是电力单位的职工，也算是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后来下放了，父亲本来可以重返电力系统的，三级证明都已开好了，徐少元伯伯（后上调至无锡市交通局）鼎力相助，徐伯伯把三级证明交给大队某负责人，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证明交给徐白金，让他准时去报道，那个干部把证明扣下了，压在枕头下面，导致父亲错失了重新工作的权利。多年以后我长大了，见到那个干部，从来不“招呼”他一声。后来，我去无锡学习，专程去拜访徐伯伯，给他叩头谢恩。徐伯伯晚年失子，儿子在太湖游泳时溺水而亡，徐伯伯夫妻见到我，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徐伯伯的妈妈，一个慈祥的老人，就住在我老宅十米外，我去大港上学时，她还给了妈妈五斤全国粮票，这份恩情，没齿难忘。

　　父亲的穷，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当然，三组有两户人家，比我家好不到哪里去）。父亲的穷，不单单是他个体的穷，而是父亲曾经作为儿子，后来父亲作为爸爸的穷，一脉相承，好像就没改变过或者注定父亲改变不了穷，否则，他就不是我的父亲了。父亲和妈妈结婚时，应该就是“骗婚”，只有半间乱砖小瓦不到15平方米的房屋，而且东西山墙是同梁合柱的“花山墙”，结婚搁床的凳子是借的徐伯伯家的，害了徐奶奶不好意思开口要板凳，每天只能坐门槛。父亲穷的时候，连老姜家的狗都盯着父亲咬，老姜是山东汉子，老红军，平时对父亲关照不少，父亲心存感激。记得有一年，老姜家砌房子，父亲去帮工，就被老姜家的狗咬了，那时没有注射狂犬疫苗一说，老姜亲自剪了狗毛，烧成灰，敷在伤口上，幸好无甚大碍。父亲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睡在邻居家，只到十八岁才搬出去，好在这些善良的邻居并没有歧视父亲及他的家人，当然，妈妈更没有看不起父亲，妈妈对我唠叨得最多的话是“穷没有根，人要有志气”。

　　晚年的父亲，一直在江苏大学搞卫生，管理园林绿化，每天步行来回四趟，一趟起码五公里，一次，父亲扛回来一个大花盆，盆边数朵牡丹争奇斗艳，写着“国色天香”四个大字，看了让人甚是喜爱，父亲说是江大不用了，扛回来送我养花，我记得这是父亲几十年来送给我的唯一礼物，后来家中拆迁，我把花盆连同书一起存放在友人处，随知这一存，书少了许多，花盆也没了，很是惋惜。父亲后来学会骑车了，就骑我淘汰下来的自行车，也骑着这辆车，三天两头去五条街、花山湾等地卖菜，总是饱肚子去，饿肚子回，从来舍不得在外面下一碗面条吃。

　　父亲的性格具有双重性，开朗与无言交融并存，开朗是天性，无语则是生活的压力使然，高兴时，父亲也算是个“话痨”，人称“冒不干”，嘴巴闲不住，郁闷时，金口玉言，一句话不说。印象中，难得见父亲笑一笑，偶尔，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间，父亲会莞尔一笑，其实，父亲的笑很灿烂，夹着几分天真，甚至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温柔。见过父亲笑得最开心的一次是，那是个很冷的冬天，临近春节了吧，父亲从上海回来，我放学回家，全家人围着火炉吃晚饭，大冷的天，父亲却挽着袖子，手腕上露出了一块金光闪闪的手表，哇塞，兄妹们争着看父亲的手表，那是上海姑奶奶送给父亲的一块“钟山”牌手表，是我们家迄今为止最值钱的宝贝，那一天父亲笑得很开心，说等我长大了，要送给我作纪念。父亲不负责子女的教育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由妈妈掌管，妈妈的言传身教，是教科书式的，“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怎么做事”，妈妈的一言一行就是最好的表率。而父亲，有时也会主动的教育我们：“上了桌别客气，该吃的吃，拣好的吃，吃饱喝好为止”。每当上了桌，父亲那眼神就会告诉我：“动手吃啊”，而当我够不着，站起来，伸筷子到对面夹菜时，父亲又会用他的筷子狠狠的抽打我的筷子：“没规矩，不好到桌对面夹菜，吃自己面前的”，搞得我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这就是父爱，怕你吃不饱吃不好，又怕你坏了规矩。

父亲没什么嗜好，不喜酒，偶尔累人了，也会喝点，叫做“松松骨”，不如他的两个儿子，曾经也是一斤的量。父亲喜烟，平时抽的都是最孬的，小时候，只要囗袋里没烟了，父亲常常叫我去小叔叔那里借烟，当然是有借无还的那种，小叔叔望着即将空空的烟盒苦笑着说：“又跟我借烟了，我哪里有烟借给你爸呢”？然后将仅剩的一根两根给我回去交差。下雨下雪，过年过节，父亲也会去打个小麻将，用他的话说，都是“赢多输少”，赢了5元说10元，输了5元说2元，如果说娱乐，这便是父亲的娱乐，也是父亲的快乐时光，这一点妈妈心知肚明，从不与父亲计较。

　　想改变父亲穷命的并不只是父亲一人，更有妈妈，当然，他们的子女才是真正“改命”的人，没有子女，一切无从谈起。可是，父亲并没有真正等到“富起来”的那一天，父亲66岁时，因病而逝，穷极一生，几乎没享过一天福。临终前，父亲拉着我的手说：“妈妈就交给你了，你妈妈的生活费这几年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可惜，几年后，妈妈也走了，时年69岁。

　　我的父亲如天下千千万万的父亲一样，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来时鸿雁无声，去时落雪无痕，惊不起一丝波澜，充其量，在子女心中留下一缕思念，思念总被雨打风吹去，有谁，知道他们曾经来过人间？

清明时节雨纷纷，泪也纷纷，每到祭祀日，诸如清明、七月半、冬至，总会梦到父亲，梦中的父亲从不说话，总是边忙边笑。而每到这些节日，我总会早早折好纸钱，多折些，尽量多折些，“纸船明烛思故人”，烧送与父母，清明这一天，必去坟头祭拜，这个规矩绝不变，愿天国均贫富，先人魂安宁。叩拜，再拜！

这正是：

万千垂柳织唁屏

数朵春梅倍思亲

一行雏雁南归去

安得故人抚瑶琴

谨以此文献给哪些故去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