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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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学经历 <p class="ql-block">1947年我5岁,在新宾老家上小学,班主任是我亲叔伯哥。我在一年级连续念了三年不让我升级,原因是说我念了三年只会写一个“国”字。而且语文课本上一个字也没剩,上面都是窟窿。堂兄见后十分脑火,问我书上的字都哪去了?我说:是你让我们把每个字都吃到肚子里,所以我就都给吃了。</p><p class="ql-block">1949年冬来到沈阳父母身边。1950年又开始上小学,这是笫四次上一年级了。校名叫汉口小学,后来是育才小学,听人说校长是高岗老婆。因学校离家有二里地。母亲怕我走丢了,先后找了两个男孩子带我一起上学。</p><p class="ql-block">笫一个孩子叫“糖勺”。这是他的小名,大名不知道。是几十年后在中央党校见到此人。他说是在花名册上看见我的名字,特地來宿舍找到我。经过交谈,得知他也是从乡下來到沈阳,住在伯父伯母家里。伯父是军区的一把手,伯母姓蔡,干什么不知道。后来李蔡二人都在北京去世,我随部长代表部里参加葬礼。临了,和逝者家属一一握手,这家属里面就有“糖勺”。</p><p class="ql-block">另一个男孩子叫杨xx。他当时念四年级,比我大好几岁。他父亲好像是司令部的什么领导。文革时,在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材料上见到他的名字,把我吓了一跳。原因是在他的名字后面写的是“交待”,估计是长大后当兵并和913事件有了瓜葛。此人后来的情况不知道,如果还在的话,应该快九十了。</p><p class="ql-block">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怕万一战争打起来,家属不好办,决定把机关家属疏散到离沈阳较远的地方,就这样,我随东北人民政府疏散家族來到阜新,就读于西山实验小学。校长叫李季,班主任姓郑,美术徐老师,音乐孙老师,体育韩老师。班长叫肖平,是个女生。这个女班长比我们大有七八岁,身高体胖,如果哪个男同学不听话,她用胳膊把他夹住打屁股,所以班里男孩子都怕她。</p><p class="ql-block">小学期间有两件事。</p><p class="ql-block">一是四年级升五年级,我因迷恋篆字,语文算术两门都不及格,成为留级生。</p><p class="ql-block">二是六年级期末复习时,我因上树掉下来,把胳膊摔断不能参加集体复习,原以为初中是考不上了。不曾想,我身上带着医院给弄的石膏架子,一只手免强答卷,发榜时,竟然考上了。</p><p class="ql-block">初中的学校也有“实验”二字,叫实验中学。具体实验何事不知道,只知道初一是男生女生在一起,初二开始男女分班。当时有个情况是57年反右。我们班里有7个学生的家长都被划了进去,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母亲都被定为右派。可能是迫于形势压力,这几个同学尽管在班里不受待见,但是学习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分数最高的前几名肯定都是我们几个。</p><p class="ql-block">初三毕业,这几个同学的经历变化很大。限于篇幅,这里只说一个人。这个同学叫李穆,他妈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被打成右派后,学校让她掏厕所。李穆受不了母亲这样受辱,初二下学期他退学去了黑龙江的小姨家里。小姨当时是省报的记者。他在小姨家自学了初三和高中的全部课程,当别的同学初三毕业时,他竟然考上大学,毕业后成为阜新矿业学院最年轻的一位大学老师。</p><p class="ql-block">而这个在省报当记者的小姨,因丈夫调来煤炭部工作。她也调來部里在煤炭报社当记者。我不知道她在煤炭报社,是她发现我在机关党委工作,特來办公室找我,当我们都认出对方时,小姨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竟然半天说不出话。</p><p class="ql-block">我从小喜欢美术,原打算考沈阳的“鲁美”。郁于当时的情况,美院念不成,只好在煤校测量专业念了四年。四年中专别的事可以不记。因当时家里经济状况极度困难,我做为家中老大必须设法挣钱帮助母亲养活这一家老小。</p><p class="ql-block">先是发现牛奶厂收青草一分钱一斤。每到星期天我都出去割草卖给牛奶厂,一天能挣七八角钱。</p><p class="ql-block">因这个活太累,挣钱又少,改到苗莆当小工,一天工钱是1元5角7分。而冬天这两个活都干不成,就到露天矿抬煤,一天能挣4元钱。</p><p class="ql-block">因抬煤太累了,改推袋车往发电厂运砖。这个活也不轻松,可一天能挣8元钱,这等于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了。</p><p class="ql-block">这种苦力我干了三年。后来发现投稿能挣钱,所以改苦力为投稿。万万想不到,仅靠在报纸上投稿和给商店写牌子,最多时一个月能挣到七八十元钱。而当时的老师一个月也未必能挣这么多钱。</p><p class="ql-block">煤校旁边有个印刷厂。因为离学校比较近,我时常去印刷厂当小工,任务是处理废纸。废纸里面有许多很宽的纸边子。遇到这种纸边子我都拿回来剪裁一下,解决了二十几门功课的作业本问题。当时的大白纸是8分钱一张,如果几年的作业本都靠買白纸自己订,那开销也是不小。</p><p class="ql-block">煤校四年是1959——1963年。这几年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间。当时老百姓最大的问题是肚子里没有油水,饭也吃不饱。当情况最严重时,母亲决定把家中几块手表去街里换回来三只大母兔。配种花了5元钱。几个月后,三只母兔下了18个小兔,其中10个是母的。等到这批小兔长大,10只母兔加上它们的母亲,竟然下了80多只小兔子。因为兔子太多了,为方便它们繁殖,我们兄妹几人在房头的地瓜地里打了两个一人深的竖井,中间开一个平峒,又在一个竖井打了一个斜井直通地面。这回好了,几十个母兔都被放了进去,配种之后,竞然变成几百只,搞得整个住宅到处都是我家的兔子。开始时,买本《养兔学》,研究怎么养兔子;兔子多了又买本《兔肉菜谱》研究怎么吃肉。别人家孩子一个个面黄肌瘦,而我们家,个个红光满面,原因是我们的肚子里有肉。在几年自然災害期间,是这些兔子救了全家的命。</p><p class="ql-block">1963年毕业,先在东北工作三年,1966年去贵州当兵。当时部队里每年都有上大学的指标,我因为已经有个中专学历,这些指标就都给了年轻的小弟兄。直到文革结束,1980年我从师机关调到北京的军部工作时,发现有成人夜大,这才按自己的兴趣报了几个夜大。从基建工程兵撤销之前到转业之后的几年,我一共上了三个夜大。当我拿到毕业证书,干部司说,你这三个夜大都是国家不承认的,所以你等于白念了。后来是干部司找我,说中央党校有个政治經济学专业,毕业后国家承认大本学历,我这又在中央党校念了三年。</p><p class="ql-block">中央党校这三年上得很轻松。原因是刚转业时,部里让我去中央党校集中学了六个月的政治乏經济学,有了这个基础,这三年的课程,几乎没费什么勁,就把证书拿到了。</p><p class="ql-block">就因为有了这个大本证书,不久,被评为高级工程师和高级政工师。干部司说,这个学历是硬指标,没有这个硬指标,你再有能力也是白费。</p><p class="ql-block">干部司说的一点都没错。可此时让我想起那些革命先烈,他们差不多都没有大本学历和什么高级职称,是他们九死一生打天下建立新中国,那,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是不是也都白费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