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悟石精神与孔子的石以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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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庆芳
中国文化有两条主流，即老子与孔子学说。这两家学说就像长江与黄河两大江河对中国人的滋养一样，是中国人在精神领域里的长江与黄河。“无为”与“作为”在彼此的平衡中，构建起了博大的中国文化的背景。因此，两家之说虽有不同，但又是相互补充的，对于指导人生起着异曲同工的妙用。
中国近代文化的启蒙导师梁启超说:“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理论上的偏重点不同和价值观念不同。老子的价值观以自然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质朴之性和内心的宁静和谐，主张超越世俗、听任自然。孔子的价值观以人本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投身社会事业。老子崇道，孔子尚仁。这两方面都对人们认知石文化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果说《山海经》在如实记录石资源方面是一部百科全书，那么老子与孔子学说则是先秦石文化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石文化的理论之源。

一、道家的以石悟道
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间。《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老子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即周朝国家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他是中国人熟知的一位古代伟大思想家，留传至今的《道德经》开创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同样也开创了中国古代美学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说，不但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甚至稍后一些的孔子也曾向他请教过儒学的核心问题“礼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思想对指导中国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继承和发扬老子道学的是庄子。庄子名周，生于公元前328年，卒于公元前286年，略晚于老子，他的著作《庄子》一书被道教名为《南华真经》。道家美学思想中的“见素抱朴”、“道法自然”、“恬淡为上”、“气韵生动”对雅石的鉴赏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道家美学的重要特征是强调了审美的超功能性或超功利性，即与天道相和的“天和”。它要求审美情感必须是一种内向的精神观照。老子的美学核心是“自然无为”，突出了个体生命寻求自由的要求，并在矛盾的对立和转化中观察美与艺术的问题，讲究无为而无不为，总体上趋于冷静的思考。继承老子学说的庄子则强调追求无限和自由、强调“天然"。“重生”、“养生”、“保生”将人的生命价值抬升到整个宇宙，达到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因此，在看来是玩世的生活态度后面包含着对人生的热爱，使人的生活达到一种自由的独立境界，及要求人去顺应自然、师法自然的理念。
在艺术追求上，道家强调人与外界对象的审美关系，是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是艺术创造的非认识性的规律。

《老子》第二十五章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还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石为天工造化，属自然之物，自然之石自身载道。以石悟道是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赏石观的具体体现，是受老子思想影响而形成的赏石指导思想。
在这一主导思想的影响下，几乎中国所有的造型艺术门类都受到了积极的影响，“师法自然”成为赏石的境界和评价的方法。唐代家务躁有一句在造型艺术中的不朽名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人个字同样概括了赏石的目的与意义。通过对自然奇石的观察，人们从中体会出人生意义、人生情趣的哲理，悟出万物演绎的共有之道。客观的自然奇石是道的根本，悟是赏石者的修养、阅历所形成的审美过程。能在道之石上悟出感人之道就进入了艺术领域，自然奇石就成了艺术雅石了。

二、儒家的以石载道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色(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牛羊的“乘田”，且虚心好学、学无常师。30岁时，他收徒授业、创办私立学校，开中国私塾之先河。35岁时奔齐，为齐高昭子的家臣,51岁时，任鲁国中都宰。由于为政有方，“一年，四方皆则之”，后由中都宰提升为鲁国司空、大司寇。55岁时，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公元前484年，季康子派人把他从卫国接回。他先后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同时也形成自己的一整套“仁学”思想理论。他的学说经孟轲的发展，特别是汉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独尊儒术后位居中国文化正统地位两千多年。孔子的后学们把他的言行语录辑录在一起编成了一部《论语》，随后儒家另一位集大成者孟轲有《孟子》一书传世，这两本书再加上《礼记》中的《中庸》和《大学》两篇，构成了中国式教育的四书，是古时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之书。
儒家美学的基本特征是反复论述美与善的一致性，要求美善统一，高度重视美与艺术的陶冶、协和，以提高人们伦理道德情感的心理功能，强调艺术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积极作用，并充分地、明确地、自觉地从人的内在要求出发，而不是从外在信仰出发去考察审美和艺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儒家美学突出了美的自然形式包含有社会内容这一观点。这使得儒家美学具有崇高的道德精神，但同时又使美等同于善，漠视了美不同于善的独立价值，继而使得人们对于自然美的欣赏常常偏离到某种狭隘的、道德比附的说教上，要求自然附会和符合人世的现实规范与秩序，从而束缚了对自然的正确理解和观赏。

儒家美学还与社会生活、政治状态紧密相关联，所谓“礼之用，和为贵”。作为其重要美学原则的“和”，本身就包含了合乎规律性与合乎目的性的统一，其着眼点更多地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它强调对立面的相互渗透与协调，而不是相互排斥与冲突;强调情理结合、情感中潜藏着智慧以得到实现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强调的是情感的优美和壮美，而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
从儒家哲学的整体来看，其讲求内修为外治服务。其心路历程就是我们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此相似，儒家美学在艺术上也是以伦理、道德、责任为标尺，要求美的方面必须诉之于感官愉快并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必须与伦理性的社会情感相联系，从而与现实政治有关。这就是中国艺术审美十分注重主题思想性的重要传统依据。
在《孝经•至圣》中，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知自贵于物”，指出了人的主观活动在赏石中的中心地位。在《论语•雍也》中，孔子也说道:“知者乐(yào) 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一直为历代爱石人所标榜。

在赏石方面，孔子在《论语•泰伯》中的一句话:“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也是值得深思的。
在孔子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对石头的美丑有了一种以人为本的主观能动性。即自然之石的美，只有人去欣赏它才称其为美。如:前面所说的宋之愚人和周之商贾所看的同是一枚燕石，前者视如至宝，后者鄙若瓦甓。孔子的学说讲究人化自然，即用人的学识来审视事物,石头也不例外。欣赏自然的石头要能够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要对人的思想有益，赏石活动是应寓仁于石的;如果石不载道就没有意义了，甚至是玩物丧志、君子不为的事情。只有以石载道，品石才能成为雅事。中国古代的赏石人很多都是以此为指导。
前面提到过，中国石文化中出现了宝、玉、石分离的现象。而玉与石的分离也是受到孔子思想影响的。在孔子所订的《礼记•玉藻》中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在儒家正统的教育体制下,《礼记》与《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并为五经，成为知识分子人任的考试指定用书。在这种强大的功利趋势下，重“玉”成为不可回避的主流文化，而雅石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走向看重石质的主流。

三、道家赏石美学和儒家赏石美学的关系
道、儒两种学说是对立的统一体。之所以说是两家，就在于说明两者一定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恰恰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两种学说的不同在于儒、道两种学说一个主张出世，一个主张人世。既可“独善其身”又能“兼济天下”，在人生旅途中是最难能可贵的，道家突出的是“大美不言”的自然规律，儒家强调的是人为的发现以及主题内容的发掘。二者的互补为中国艺术发展提供了新鲜、立体而丰富的动力。道家强调“天人合一”的“天和”，对自然界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使审美的态度充满了感情的光辉；儒家则强调“和为贵”的“人和”，强调社会道德伦理前提下的价值。
道、儒两家的学说也是相互交融的。道家的庄子激烈地提出要反束缚、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儒家学说之中也有。儒家美学思想很多时候又是以道家美学为寄寓和归结的，因此当“道不行”、“邦无道”或离沦乱世时，道家的“道与冥同”的“天地境界”便成为儒家寻求抚慰、远慕的精神归宿了。
无论是老子的天道观还是孔子的人道观，实际上是中国石文化理论发展上的两个方面。儒、道两家思想，一个刚健有为，一个柔顺因循;一个人世进取，一个潜隐退守，这是它们达到相通和互补的真正前提。所以，许多中国古代文人才能人世为儒、出世为道，或者熔儒道于一炉，张弛相济、进退自如。一个通过赏石来加强自身修养，一个通过赏石来从自然中寻找一条自我拯救的人生道路。二者相映才能有赏石情趣，且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一直沿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