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军：山西新军209旅代旅长张韶方

陈延军律师

刘岱峰表侄陈延军律师与刘岱峰之孙刘卓在一起

当代国考文武双进士陈延军律师

陈延军“文武双修”，1995年国家律师资格考试中超越录取线13分通过了国家律师资格考试，2013年11月在首届武术国考中以高分取得“中国武术高段位七段”称号，被称为“当代国考文武双进士”。中国武术高段位七段、国家级段位考评员指导员、国家一级武术裁判，现任中国武协市场开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武协监事。

现任北京律协军民融合专委会副秘书长，现从事山西军史方面研究。

337团（老四团）团歌《我们从来就勇敢》

陈延军：刘岱峰创建“山西政治保卫队”并扩编为山西新军209旅，之后演变为“万岁军”解放军38军113师337团

陈延军：刘岱峰参与创办山西牺盟会

刘岱峰：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山西新军建军

山西新军今何在？

陈延军：参加过山西新军的开国将领

陈延军：山西新军领导权问题

山西抗战历史贡献

牺盟会的历史贡献回顾

陈延军：邓小平亲自决定为山西新军冤假错案的平反

解放军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山西新军》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确定山西“牺盟会”人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决死队”的军龄计算

刘岱峰：牺牲救国同盟会三周年纪念感言

刘岱峰：磨擦・进步・和团结

刘岱峰：如何认识晋西事件

刘岱峰：紧张忙碌地后勤工作

刘岱峰：淮海战役，解放军吃着猪肉抽着香烟，南京则昼夜生产大饼空投前线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山西南下干部张韶方——身经百战，历尽磨难，“文革”中含冤去世

冯秉昭 /文

编者按：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站在此历史节点，回望过去，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重塑了中国的国家命运，更以鲜血和牺牲为全球反法西斯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让我们一道缅怀英雄先烈，追念那些曾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和不屈奋斗的人们！这里编发的是由“南下入川干部史料研究会”顾问冯秉昭最近采写的《山西南下干部张韶方——早年投身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勇赴国难，以铮铮铁骨捍卫家园，身经百战，历尽磨难，“文革”中含冤去世》的文章。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1949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解放全中国的号令，晋绥解放区抽调干部及各类干部学校16000余人，编为五个梯队，加上三个警卫团、医院、临汾留守处等共4万余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后改称西北入川工作团），在贺龙、李井泉等领导下随解放军18兵团、7军19师进军大西南。

张韶方

张韶方，原名张效良，男，汉，1911年4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繁峙县苏家口。 1937参加革命（见四川省委关于张韶方同志死亡结论），中共党员。1922年－1925年6月，在山西繁峙县读书，高小毕业。1925年9月－1929年6月，在山西太原成成中学读书，中学毕业。

三十年代，摄于太原

1929年9月—1935年6月，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读书，大学毕业。其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韶方怀着爱国抗日的情怀，积极参加了北大学生组织的请愿团，赴南京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日活动。在这次斗争中他结识了许多共产党朋友。

1935年7月—1936年，在太原，任行政人员训练所指导员。张韶方1935年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后，经同乡介绍在山西太原行政人员训练所任指导员。阎锡山组织的“主张公道团”成立后，成为“公道团”总部的民众委员会委员。

1936年—1937年6月，在太原，参加“牺盟会”，为总部委员，又任军政训练委员会委员、指导员。1936年，华北危机，中国共产党向阎锡山提出合作抗日的主张，阎锡山召集他的幕僚开会讨论此事，张韶方积极赞成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到会30余人，三分之一反对，三分之一不表态，三分之一赞成）。最终由于全国军民不断高涨的抗日情绪，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随后实际上由薄一波等中共党员控制的“山西民族革命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张韶方担任总部委员。后又在共产党参加领导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中任委员、指导员，自此张韶方同志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薄一波同志曾讲：张韶方同志是我党争取过来的好同志。

1937年7月—1939年12月，任第二战区随营总校指导员。参与组织山西新军政治保卫队，任政治部主任、代司令员，209旅代旅长，在晋西南地区抗日。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张韶方任第二战区随营总校指导员(实际负责人)。主持集训两期青年学兵8个队，结业后大部分分配到山西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担任主要军事政工干部。

1938年，任山西新军政治保卫队（简称政卫队）政治部主任。政卫队成立后与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直接联系，接受党的领导。政卫队下属三个大队共千余人。临汾失守后移驻汾西县山云镇，集体宣誓参加牺盟会。同年六月，张韶方兼任政卫队代司令员，在晋西南地区积极发动群众，动员青年农民、学生参军，组织成立自卫队，妇女队，儿童团。

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张韶方同志在政卫队内部建立了贯彻抗日救国纲领的政治合法组织“民族革命青年团”临时特别支部，吸收中共党员和青年参加“民族革命青年团”，并安排他们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以巩固部队掌握领导权，开展党的秘密活动。

1938年11月，张韶方任政卫队“民族革命青年团”特别支部书记。“民族革命青年团”在政卫队中建立了6个分支部，21个支部，87个小组，有团员538人。政卫队为加强抗日宣传，先后创办了《民青生活》（周刊），《民族革命》（半月刊），《政工报》（日刊）和前锋剧社。

在党的秘密领导下，经过张韶方等同志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工作，政卫队有了很大的发展，仅一年时间已拥有10个大队，4000余人，参加了对日伪军的大小战斗百余次。

1939年夏，政卫队被整编为209旅，张韶方任代旅长。廖鲁言（中共党员）任政治部主任，9个大队被整编为三个团，儿童大队直属旅部。

1939年12月，阎锡山为实现其对日妥协投降的阴谋，发动了反共的“十二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阎锡山及其反共顽固派，对坚持抗日坚持团结进步的山西新军实行武装进攻，妄图消灭这支部队，他们的企图未能得逞，最后以反共顽固派的失败而告终。“十二月事变”前，张韶方和廖鲁言被困秋林。张韶方不顾个人安危，愤然向阎锡山发电报，反对旧军队对新军决死队、政卫旅的进攻。

“十二月事变”后，209旅仅有少数旧军官离队，整旅4000余人，少数编入决死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大部分与八路军115师晋西支队合并。1940年1月—5月，在延安，和杜心源、狄景襄晋见了毛主席。“12月事变”后，张韶方（时任209旅代旅长）。于1940年1月9日冒险秘密离开秋林，8日晚张韶方给梁化之留下告别信，谎称9日起身绕道赴晋东北，但实际赴宜川。2月4日晨同我党在二战区工作的地下党员杜心源、狄景襄等取小道，逃离险地，2月7日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1940年2月，摄于延安

在延安，他作为民主人士和杜心源、狄景襄同志受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人和交际处同志的欢迎接待。几天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南汉辰的陪同下，张韶方和杜心源、狄景襄一起晋见了毛主席。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们。他们向毛主席汇报了山西阎锡山统治地区的政治军事情况，毛主席高度的赞扬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对山西地区的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阐述了下一步对阎锡山的统战方针。留请他们一同吃便饭。毛主席的谈话使张韶方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对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更加崇敬。

在延安期间，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王世英根据毛主席对阎锡山恢复统战工作的指示，鼓励他们给二战区熟识的朋友写信，作点统战工作，由王带回山西转寄。张韶方同志根据王世英的要求，给他的雁北同乡、牺盟会负责人、曾领导过他的梁化之写了信。信的大意是：希望梁能坚持抗战，抗战到底。他们将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岗位上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共勉。抗战胜利后，后会有期。

1941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原在二战区工作过的同志，联名向阎锡山写信，作“拉”阎一把的工作。晋绥分局委托晋西北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武新宇向在行署作负责工作的张韶方等七人作了布置，他们联名写给阎锡山的信，由秘密党员、尚在阎锡山那里任高级职务的胡仁奎同志带给阎锡山。张韶方到延安后两次给阎方人员的信，都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但在“文革”中，造反派从山西敌伪资料档案馆中搜到了上述两封信，就将张韶方同志污蔑为特务，被迫害致死。家人被牵连，经受政治精神的长期折磨，五个子女四个年幼无工作，生活十分窘迫。这一冤案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1940年5月—1949年10月，在晋绥边区工作。

1940年5月，党中央决定派张韶方到晋西北工作。先后任晋西北行署司法处长、秘书处长（秘书长）、建设处长、银行行长。

　　1942年5月，由晋西北行署党组书记武新宇和张文昂介绍入党，同年11月转正，作为秘密党员，对外以民主人士开展工作，1943年整风审干后经中共晋绥分局决定，才对外公开党员身份。

1945年3月，调任新成立的雁门行署任建设处长。

1946年10月，任五分区副专员。

1946年12月，任二分区专员。

1949年上半年，任晋西北行署秘书长，下半年晋西北行署撤销后调任晋南行署任秘书长。

1949年12月，贺龙、李井泉率18兵团、7军一部、晋绥军区三个警备团在进军四川的路上。

　　站立者左起:张韶方、战斗剧社社长陈播、王定一、苏联摄影师、贺龙、周士第、王维舟、胡耀邦、李井泉、王新亭、张经武蹲者左起:协助的摄影干部、廖志高1949年10月—12月，南下入川。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第二梯队政委（司令李文清，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

　　1950年1月—1968年5月，在川西行署、四川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

五十年代，摄于北京（一排右二）

1949年12月—1961年，历任川西行署财委副主任、四川省财委副主任、四川省副省长并兼任四川财经学院院长。

1961年—1968年5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财贸领导小组组长、财办主任。

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8年5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978年，平反昭雪。

1978年6月14日，中 共四川省委作出了《关于张韶方同志的死亡结论》，结论对张韶方作出了如下评价：张韶方同志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政治历史是清楚的，他忠于党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埋头苦干，忘我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在财贸工作上，坚持原则，执行政策，廉洁奉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他谦虚谨慎，作风正派，团结同志，生活简朴，联系群众，为党为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他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他的一生。在“文革”中受迫害，于1968年5月10日含冤离世。

1978年7月27日，中共四川省委在督院街礼堂举行了庄严肃穆的骨灰安放仪式，沉痛悼念张韶方同志。省级领导和各单位领导、干部数百人出席仪式，敬献花圈。他的老领导、同事和故旧从国务院、中央机关有关各部委、军队和省市发来唁电，送上花圈，寄托哀思。

1979年4月21日，《四川日报》刊发了省财贸组《深切怀念张韶方同志》的纪念文章，深切缅怀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一生的精神。

来源：综合《南下四川》公众号 、南下入川干部史料研究会信息

　　　　山西新军是解放军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在太原山西国民师范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宣布八月一日为新军诞生日。这个日子，正好也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诞生日。

现在,中央军委已把山西新军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写解放军发展史抗日战争阶段,必须从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和山西新军写起,并在编写内容的要求上都是一致的。

决死第二总队的政治保卫队合影

刘岱峰创建“山西政治保卫队”

1937年8月太原沦陷，牺盟总会与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处迁到临汾，驻土门镇涧璧村。

当时的牺盟总会负责人之一，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副主任刘岱峰考虑到适应游击战争和警卫的需要，商得梁化之（牺盟负责人之一，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 阎锡山的亲信）同意，向韩钧要部队。韩钧请示中共山西省委（1938 年5月改为晋西南区党委）军事部部长黄骅同意，决定将二总队的政治保卫队调给。为加强领导，韩钧抽调部分可靠官兵组成政治保卫队，后政卫队被转交给第二战区行营政治处，扩编为山西新军第209旅。

行前将3个分队集中于赵城，合编为一个中队， 约120余人，命名为“山西政治保卫队”。中队长由贾耀祥担任，指导员为戈力。下辖3个分队，李福兴、吴世鸿、唐贵今（唐靖山）分別 担任一、二、三分队分队长。合编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当时该队仅有贾耀祥、戈力、武世鸿3名共产党员，组成秘密党支部。贾耀祥为支部书记，由中共山西省委军事部直接联系。

1937年11月初，政卫队奉命调到山西临汾城内，住第六中学，直接归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处领导。调往临汾前，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发给每个队员一支新的德国造自来得手枪，120发子弹。每个人都在左胸前佩带了“山西政治保卫队”的黄缎胸章，颇引人注目。

进入太岳地区后，山西新军决死一纵队保留番号，原山西新军政卫209旅、政卫213旅各一部改编为第25、第38、第42、第57、第59团，划归决死一纵队；

李一天，曾任山西新军209旅参谋主任（相当于参谋长）、代旅长。

山西新军团长勾结日军，突然袭击团部，上级下令秘密处决

　　山西新军今何在 (六) 山西新军政卫二○九旅

导读：阎政权迁往临汾后，刘岱峰随同迁往负责牺盟会总会日常事务工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政治处成立，梁化之、刘岱峰任正副主任，在临汾刘岱峰组织了“政治保卫队”，保卫“牺盟会”总会和“政治处”总部，抵抗日军的骚扰；阎锡山政权转移到吉县，刘岱峰扩大了“政治保卫队”，韩钧抽调部分可靠官兵组成政治保卫队，后政卫队被转交给第二战区行营政治处，扩编为山西新军第209旅（38军前身），刘岱峰先兼司令后代理旅长。209旅的组建与扩大，打击了日军在山西的进犯，扩大了抗日武装。

(政卫旅、二〇九旅)的前身是第二战区随营学校。学校到汾西后扩建成了政卫队。张韶芳任政治部主任，共分为9个支队(相当于营)。秋林会议后改队为209旅（38军前身），刘岱峰先兼司令后代理旅长。张韶芳后任旅长，廖鲁言任政治部主任，廖不在时，由张一琦负责，共辖3个团。

一团团长：郭生彬（郭生财）

二团团长：白鹏年

政治主任：乔明甫

三团团长：贾耀祥

副团长：孙为

政治主任：景人杰

山西政治保卫队(简称政卫队) ，主要由决死二总队政卫队、第二战区随营学校、抗日学生游击队、随营四分校游击队、晋西南各县自卫队和招收广大爱国的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等组成的。

39年4月的时候，政卫队已经发展到了十个大队(第一到第九大队，外加一个儿童大队) ，共4000多人。

39年5月，政卫队改编为第二○九旅(又称政卫旅) ，下辖第五十一团(原政卫队第三、五、六大队分别编为第一、二、三营) ；第五十二团(原政卫队第四、第七、第八大队分别编为第一、第二、第三营) ；第五十三团(原政卫队第一、二、九大队分别编为第一、第二、第三营) ；儿童大队直属旅部。

“十二月事变” 之后，山西新军政卫二○九旅大部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支队合编，部分部队并入决一纵第四十二团、决四纵第四团等等。

晋西支队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东进山东后在晋西留下的部队，开始的时候主要部队是其第三四三旅抗战初期组建的补充团(第六八五团和第六八六团的扩兵骨干以及第六八六团的两个连组成) ，为晋西支队第一团；晋西支队第二团为晋西游击大队编成。新军第二○九旅部队大大充实了晋西支队的两个团，而且还组建了支队的第三团。

晋西支队40年夏天归建山东第三四三旅，将其第三团留在了晋西，后来编入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第五团(见决死第二纵队篇) 。

晋西支队在归建山东第三四三旅的途中，将其第二团留在了鲁西，支队率第一团于40年10月与师部会合。

40年冬，第一一五师进入山东的部队先后被编为七个教导旅，其中教导第二旅第四团由原晋西支队第一团编成。43年3月与教导第五旅第十五团、山东纵队第二旅第五团、教导第二旅直属队各一部合编为滨海第四团，43年9月该团兼滨海军区第二军分区，后滨海第四团与二分区机关分离。45年8月编入山东军区第2师为第四团，赴东北后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直属第二师第四团，46年2月上旬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直属第二十二旅第六十四团，同年3月下旬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属第二师第四团，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第二师第四团、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师第四团、第4野战军第38军第113师第337团，今天的第38集团军第113师第 337团。

教导第三旅由鲁西部队组建，其第八团就是原晋西支队的第二团，以后挺有名的“水东八团” 是也。后来第八团被派到新四军五师的中原军区，中原突围时被编为第一纵队第二旅第四团，突围后第四团编入中原独立旅，后随旅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第十二纵队以后改编为江汉军区，即后来的湖北省军区。

山西新军209旅演变“万岁军”解放军38军113师337团发展沿革图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七团是抗战初期组建的红军血脉浓厚的英雄团队。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歼敌1000余人，给日寇板垣师团以沉重打击，由于战斗激烈，一一五师参战部队也伤亡较大。11月初，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政委杨勇奉命率100多名副排级以上干部到晋东南的襄垣、屯留、武乡、潞城等地扩兵，由于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一个月左右即扩兵3000余人。

1937年12月底，杨勇率扩兵干部和新兵抵达洪洞、赵城地区归建，将一部分新兵补入部队。随后，上级命令以六八六、六八五团扩兵干部和从六八六团抽调的部分班长为骨干，连同全旅补余的2000多名新兵组成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补充团（此即三三七团前身）。六八六团三营营长邓克明任团长，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符竹庭任政委，刘德明任参谋长，杨忠任政治处主任。补充团下辖3个步兵营，每营辖4个步兵连，每连约130人，营部编有工兵排、通讯排。补充团排以上干部均为老红军，许多班长也是老红军（也有资料说副班长以上均是老红军），部队组建后即转入军政训练。

1938年3月午城、井沟战斗后，为加强补充团战斗力，旅抽调六八六团侦察连、特务连编为补充团三连、十二连，六八六团红军时期组建的炮排3个班亦分别编入补充团的3个营部。原六八六团侦察连、特务连均起源于1928年7月平江起义后组建的红五军十三师特务连，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前分别是红一军团四师侦察连和四师十团特务连。

1938年12月，一一五师主力开赴山东，三四三旅参谋长陈士榘奉命组建一一五师独立支队（亦称晋西支队），陈士榘任支队长，下辖两个团，补充团编为第一团，团长杨尚儒，政委刘振球。独立支队组建后，积极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游击战，是晋西吕梁山地区抗日的中坚力量。

1939年7月独立支队一团在郭家掌一带整训期间，赵城游击队第三大队编入一团二营。

1939年12月末，鉴于一团在反顽战斗中伤亡较大，同时为了粉碎阎锡山妄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的阴谋，八路军总部决定将山西新军政治保卫队二O九旅两个团与一一五师独立支队合编。二O九旅五十一团团长贾耀祥、主任王树君率部在山西中阳县金家寨与一团合编，原五十一团领导均降半职编入一团。五十一团一、二营、三营分别与一团一、二、三营合编（五十一团一、二营源自二战区随营总校发展起来的政卫三、五大队，三营主要源自临汾抗日学生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政卫六大队）；五十三团二营一部约160人编为一团教导队（五十三团二营源自以随营总校名义从临汾、晋中等一些县考试录取的小学以上文化水平20岁以下青少年组成的政卫二大队）。

　　1940年10月上旬，晋西支队一团经3000多里长途跋涉抵达鲁南费县与一一五师师部会合，奉命改番号为一一五师教二旅四团，团长蔡正国，政委曾明桃，四、五、十一连调出，组成山东纵队特务营，莱芜独立营和蒙山大队一部编入四团，原十二连改为八连。

1942年1、2月间，四团缩编为二三制小团（辖两个营，每营三个连），同时精简机关，充实连队。一营与三营营部及团部特务连合编，二营与三营各连合编，合编后团下辖一、三营。

1943年3月奉上级命令整编，四团与教五旅十五团3个连、山东纵队二旅五团4个连以及滨海军分区、教二旅直属队一部合编为滨海军区四团。教五旅十五团合编部队分别编为一、九连和三连三排；山东纵队二旅五团编为二营（二旅五团源自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四支队六大队）。教五旅政委罗华生任团长，吴岱仍任团政委（继任张雄），原四团团长贺健改任团参谋长。教五旅十四团团长江燮元任一营长，十五团政委晏成山任一营教导员；山东纵队二旅五团团长毛会义任二营长，五团政治处主任谢永胜任二营教导员；教五旅十五团副团长郭庭万任三营长，教二旅四团政治处副主任钟生栋任三营教导员，教五旅十五团总支书记于敬山任三营副教导员。

1945年8月，滨海军区四团、二十三团和独立一团合编为山东军区第二师，滨海四团编为第二师四团。

1945年9月，四团参加解放临沂战斗后将一连与临沭独立团四连（连长王作新，指导员孙玉山）对调。

1945年10月，四团随二师渡海挺进东北。

从以上沿革可以看出，三三七团前身充分发挥红军血脉的重要作用，并成建制地吸收融入其他抗日部队，使之能够前赴后继地奋战夺胜蓬勃发展，尤以与山西新军政卫二O九旅主力的合编和山东纵队二旅五团的编入最为突出，这些部队在编入三三七团前身的前后在英勇对敌战斗中牺牲了很多将士，也锻炼成长出一大批出色的领导干部。《山西新军政卫二O九旅》（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北京第1版）介绍与晋西支队一团合编的政卫二O九旅五十一团，“很多同志后来成了各级领导骨干，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幸存的同志中有省军级干部12名，地师级干部21名，县团级干部5名。”同样，与晋西支队一团合编的政卫二O九旅五十三团二营一部，也走出了郝士忠（曾任38军副军长）等一批军师团领导骨干。源自1938年3月建立的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艰苦奋战，几经演变，于1940年9月发展成为地方主力部队的山东纵队二旅五团。这支部队在发展中先后有吴瑞林、刘涌、徐斌洲、刘仲华、李振邦、毛会义等6位领导人成为开国将军，也从基层走出李连秀、李怀德两位大军区副职领导干部。这些部队的光荣历史应该载入三三七团的史册。

解放战争时期，二师四团番号变化如下：

1945年11月，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师四团。

1946年1月，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师四团。

1946年2月，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吉辽军区二十二旅六十四团。

1946年4月，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师四团。

1946年8月，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二师四团。

1948年1月，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二师四团。

1948年11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七团。

　　1971年4月，38军欢送王猛、朱家礼赴任新职，到会的军首长（前排左起）：宫本胜、裴飞正、郝士忠（209旅战士，时任38军副军长）、李宝贵、王志远、朱月华、朱家礼、刘海清、王猛、邢泽、王丕礼、李连秀、李士杰、苗敬芬、姜国政。

红三连钢八连红军时期历史沿革

红三连和钢八连是两支历史悠久、满载荣誉的老红军连队，均源自于1928年7月24日组建的红五军十三师特务连（含一个侦察排），9月，改为红五军特务大队。后经多次改编，1929年7月在井冈山，改为红四军第五纵队特务大队，9月改为红五军特务大队。1933年6月江西乐安大湖坪整编，分别改编为红三军团四师侦察队和四师十团特务队。1935年2月长征途中在云南扎西整编，四师番号撤销，分别改为红三军团侦察队和红三军团十团特务队。1935年7月过草地前在毛儿盖，改为红三军侦察队和红三军十团特务队。1935年9月哈达铺整编，改为红军陕甘支队二纵队侦察队和二纵队十大队特务队。1935年11月到达陕北后，改为红一军团四师侦察连和四师十团特务连。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分别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侦察连和特务连。1938年3月，六八六团侦察连和特务连编入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补充团为三连、十二连。此后，三连一直未变，十二连于1940年10月改为八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