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村官之困——艰难的“五收”

善良人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我国农村，全面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经营体。此时农村干部承担着一项极为艰巨且关键的任务——“五收”，即收公粮、收农业税、收提留款、收统筹款、收计划生育超生罚款 。这“五收”工作，犹如五座大山，压在农村干部的肩头。我当时是生产大队的大队长，难忘那段充满艰辛与无奈的工作。

　　公粮征收，是“五收”工作的重要一环。每到收获季节，农村干部便开始忙碌起来。要挨家挨户宣传公粮征收政策，确保农民清楚上缴公粮的数量和质量要求。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那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有限，农民们靠天吃饭，遇上自然灾害年份，粮食减产，交足公粮就成了难题。有的农户粮食不够，只能东拼西凑，干部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又不得不按照政策执行。第三生产队的张殿忠家里四个孩子，生活贫困，当年种的几亩庄稼被大雨冲的几乎绝产。可公粮任务是按土地面积摊派的，我们多次上门，耐心解释政策，同时帮忙想办法，联系其他有余粮的农户调剂，最终才解决了他家的公粮问题。但像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我们常常去农民家做辛耐心而艰难的工作，协调各户，只为完成公粮征收任务。

　　公粮征收后，接着就是农业税的征收。对于完成公粮任务的农户非常简单，在结算粮食款的时候扣除。虽然说依法纳税，可未完成公粮任务的户和贫困户没钱可扣,就得上门去收。每年的农业税完成都是有时限的，收不上来大队干部只能想法挪借的资金交上，回头自己再慢慢的收。

　　“五收”钱数最多、也是与农民利益关联最直接的是提留和统筹费。按照每户承包土地的面积征收，这是用于农村集体事务的开支，比如村里学校修缮、道路维护等。但农民们往往只看到自己的付出，难以理解这些费用带来的长远益处，交钱时极不情愿。为了让大家明白，我们挨家挨户地跑，反复宣传费用的用途和重要性，让农民知晓这是为了改善整个村子的生活条件。有时候，为了几十块钱的提留款，我们要跑上好几趟，即便遭遇农民的不理解，听到一些难听的话语，甚至被骂，也只能默默忍受，依旧继续做工作。

第五生产队有一户“屯高草”，在屯中杨言“我就不交，能把我咋地？”本屯八九十户都攀比着他谁也不肯先交，我们多次去他家，他不但不说正经的，还出言不逊骂我们。那时全公社这种情况多了，我们汇报时书记回复的非常干脆，“自己做梦自己圆，自己任务自己完”！回来我们经过研究，当晚去了十几个人强行把他家的几袋子黄豆拉走丁替了提留统筹费用。第二天用屯里的大喇叭里向全屯社员通告了这件事，不到两天，这个屯的提留统筹款完成了任务。

　　“五收”最让我们挠头的是计划生育超生罚款的收取。在那个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的年代，多子多福的思想依然盛行。许多农民为了生儿子，不惜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农村干部作为政策的执行者，需要对超生家庭征收罚款。这一工作触动了农民的家庭利益，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有的家庭因为交不起罚款，与干部发生激烈争吵；有的甚至对干部进行人身威胁。有一次我们在对一户超生家庭征收罚款时，遭到了这家人的围攻和辱骂。但我们没有退缩，一边安抚他们的情绪，一边耐心讲解计划生育政策的意义和好处，这些办法不行，还能有啥招儿？只能强行搬走她家里的一台缝纫机，作价抵丁罚款(那时候就是这样)，不足部分限定时间，下次来收。当时我们被那家的女主人骂得无地自容，一位走在后边的大队民兵连长还被她踢了一脚。我们走出了她家很远，她还站在她家的大门外骂个不停。说实在的，她家超生两个孩子，应该交罚款两千多元，已经没有什么物件可顶钱了，说下次再来收也只是一个坚持原则、给我们自己下台阶的借口而已。

　　我们这些村官当时自己调侃：从中央到省到县到公社到大队，才差五级，工作咋就这么难？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完善、惠农政策不断出台，“五收”取消了。

　　八十年代初期的“五收”是因为政策没有完善，加上农民负担过重所以异常艰难。这段充满苦与盼的经历，不仅是八十年代农村干部工作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农村发展历程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见证了农村改革发展道路上的艰难探索与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