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西周王畿古国盲盒 探寻那未知的秘密》 ‍ 作者：西安市西周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曹云海

人文秦岭

　　中华毛姓起源地在陕西盩厔（周至）概要导读：

‍ （1）《国语•晋语四》以周邵毕荣连称，可知其为西周王畿内封国。

‍ 郭沫若先生《周公簋释文》以卯簋铭文推定荣国在鄠县西。

‍ 曹云海研究员根据《诗•振鹭》之西雍，即汉赋之西陂，诗唐之渼陂。雍者为泽、为学宫、为雝渠鸟（脊令）。荣伯方鼎铭文始见学宫“宫”，此荣国西雍学宫，周公曾于此与召公宴饮论志，而感言“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血浓于水的“硬道理”，周公即兴作此《常棣》诗，“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召公复歌之。由此锁定西周荣国在今鄠邑渼陂湖附近一带。

‍ 幽王时铜器荣有司爯鬲与宣王时毛公鼎，在兵荒马乱时曾隐藏窖穴在一处，证实荣毛二国存在近邻和亲密关系，又荣毕连称，由此推定毛当在荣、毕二国之西，即今周至县二曲镇，区域半径三十里。

‍ 荣国西雍学宫之地，在秦时为秦萯阳宫所在地。始皇帝囚母处。

‍ （2）根据宋代盩厔（县治在终南镇）出土的西周yan簋，吕大临《考古图》、欧阳修《集古录》皆有著录，但二人皆不知其中人物是谁。

‍ 曹云海研究员根据毕鲜簋、毕段簋铭文与yan簋铭文的对应关系，《汲郡古文》所载：“毕西于丰三十里。”锁定毕国当在今周至终南镇，区域半径为30里。

‍ 此处为秦汉上林苑腹地，长杨宫遗址出土的有类同于秦咸阳城之高等级龙纹空心砖和四神纹瓦当，此与古代重要祭祀场所有关。《括地志》谓周文王墓、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毕原。《史记正义》《元和志》均有相应的记载，“周公薨，成王葬于毕是也。”此条重要地理信息，应当引起重视。

‍ 五柞宫皆为著名宫殿建筑，汉武帝告终于五柞宫。

‍ （3）扶风召陈遗址，即《毛公敦铭》的周邵宫。因有“明堂”这一高等级礼制建筑遗址存在，又有瓦当出土。邵为姓，与召通。召公奭之后也。西周邵国地望当在其地也。

‍ （4）古毛国经考证，当在今周至境内。周至竹峪有西峪宫殿遗址，现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此遗址是周人先祖古公亶父之父泰公庙所在地，此处有以古公亶父之名而得名的姬亶庙村。此处有姬家沟，为周文王诞生地。周厉王十二年㝬（hu）簋铭文有“盩先王宗室”之载，其与《诗•大雅•绵》“作庙翼翼”之载，存在对应关系。周宣王打败猃狁，在京师“西南其户”鄠邑至周至西峪这段南山，修建宗庙宫室“筑室百堵”而有《斯干》这首诗，周至境内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西峪遗址为“盩先王宗室”，在其诗载“筑室百堵”范围之列。并有1977年鄠邑杨家坡村出土的西周宣王时青铜大簋盖铭文为证，证明其与《诗‘斯干》存在大关系。周至西峪遗址，秦人在此“作原盩道”而扩建西垂宫，汉沿用之，是秦承周制，汉继秦业的产物也。

　　建立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中毛姓人物和与之相关人物证据链基本框架坐标系，简称“人物与历史地理对应关系图”，是解决出土文献和历史文献脉络“多元、立体、活化、传承”诸多关系的关键。既是最基本史实铭文史料“地基圈梁”，也是“划分层次”，区别铭文中毛姓人物的“雅阁”称谓及辈份的重要依据。

‍ 毛国为西周王畿内周文王之子姬叔郑的封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富辰所说，“毛”是“文之昭也”，是周文王之子的封国。享有伯爵地位，史称毛伯郑或毛叔郑。在成王时任司空，因司空为三公之一，故又称其为毛公。毛公的后代世袭伯爵位，并且以国为氏，而有毛氏。

‍ 因其封国在西周王畿内地点不详，而尚无定论。此事成为困惑学界、考古界已达千年之难题。此也是2025年毛公鼎与毛姓起源学术研讨会的核心和要解决的问题。

‍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在此我作为一个把爱好作为信仰的人，对于西周王畿内姬姓封国“文之昭也”，采取“以物说史，以物证史，逐项落实，各个击破，对号入座”之策略，最后按其在周、秦，汉之间，有无传承关系和关联性，文脉是否连续，有无文物来支持，综合研判，最终锁定毛国始封地在周至。在此谈以下“中华毛姓起源地在陕西盩厔”一些基本史实与理由：

‍ 1、荣国地望的确认以及主要依据：

‍ 《国语•晋语四》载胥臣曰：文王“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重之以周、邵、毕、荣”。‍以周、邵、毕、荣连称，可知其为西周王畿内封国。荣，西周王畿内封国。康鼎、敔（yu）簋、辅师嫠簋有荣伯，郭沫若谓即荣夷公。见《辅师嫠簋考释》（《文史论集》第329页）西周中期有荣子旅鼎，此国至春秋时尚存，《春秋》文公五年有其载。郭沫若先生《周公簋释文》以卯簋铭文推定荣在鄠县西（《金文丛考》第305～306页）。曹云海研究员将其荣国地望锁定在今渼陂湖附近一带。

‍ 地名是历史文化的脚步声。曹云海研究员根据《诗经•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雍”之西雍地名，即对应的是汉《上林赋》“日出东沼，入乎西陂”的西陂，郦道元《水经注》中美陂，诗圣杜甫《渼陂行》中渼陂，坡仙苏轼《渼陂鱼》中的渼陂。这里是中国诗赋地理的“什字交叉线”，是中国诗赋地理“黄金矿脉和高光地带。”东沼即对应的是《诗经•大雅•灵台》中的周灵沼，灵沼的性质是西周王朝国家水产养殖繁育基地。《灵台》诗中的丰京辟雍.。即周王朝的国立大学、学宫所在地，其位于古丰水西岸。西雍因其位于丰京辟雍之西古潦（lao）水今涝河畔而谓之西雍。辟雍这一礼制明堂建筑其得名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的典范。辟雍这一礼制建筑周围水环若似玉璧之形状而谓“璧”，辟通“璧”。雍者为泽，为学宫，为雝渠鸟（即脊令鸟）。这里曾是《尚书•甘誓》所载夏启与有扈氏”甘之大战”发生地，成语“飞扬跋扈”故事源于此。史书亦谓之“甘野成甘泽之战”。此地商末为崇国，周原甲骨第15片为”虫伯”，虫伯即崇国（虫国）的国君。商末为崇国虎（崇侯虎），殷纣王营建殷都鹿台的总监工，《史记》所载“谮（zen）西伯于殷纣”者。文王伐崇者是《诗》谓之“崇、崇墉、仇方”，笙《诗》谓之崇丘。成王时封卿士荣伯于此，以氏为国而有荣伯，此处出土的荣仲方鼎铭文中始见学宫之“宫”之载。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青铜器中荣簋即周公簋。

‍ 周公东征平定管、蔡之乱，在“丧乱既平，既安且宁”的情况下，在脊令原荣国西雍学宫，两位历史老人宴饮论志，商讨今后如何治理国家大事，周公有感而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血浓于水的硬道理，发人深省，感人至深。周公即兴赋此《常棣》这首诗，召穆公“重歌之”。此处清代《鄠县志》载有大清理学名儒王丰川墓在脊令原，也是例证。

‍ 这里涉及与毛公鼎出土地陕西岐山董家村相关的一条重要线索。前辈史学大家是依据宋代罗泌《路史》说毛伯簋是宋代刘敞得于扶风，又根据清代陈介祺《毛公鼎拓本题记》毛公鼎是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岐山，而作出的预判：毛国当在陕西扶风和岐山县之间，初步预判毛国地点在岐山县东南。

‍ 曹云海研究员认为前辈史学大家是在新的证据未出现之前，是依据宋代罗泌《路史》和陈老《毛公鼎拓本题记》撰述作出的预判，这些证据不是史学研究方法中的真正“史源”，也就是说，要证此事与之毛国存在大关系，得有其毛叔郑州及后裔所处西周时代相应的出土文献和历史文献来证明。再则，文物出土地有墓藏和窖穴之区别。以毛公鼎出土地点陕西岐山县董家村为例，在毛公鼎出土的132年后的同一地点，“1975年2月，陕西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窑穴又出士有荣有司爯（称）鬲（li），可知荣国确为封国，设有官职，因有‘有司’之称。”杨宽著（《古史探微•西周列国考》第182页。）

‍ 曹云海研究员认为：此荣有司爯鬲为西周幽王时期铜器，爯为荣公手下之家臣。能将器物藏于此，与西周末年当时动荡的社会大环境有关，兵荒马乱之时，毛国和荣国贵族们，在情急又私密的情况下，能就近集中将铜器存放在一起，说明两国关系非同一般，地域上存在连言关系。从考古调查情况看，有些铜器埋藏深度甚至距地面不足50厘米.，当时形势紧迫可见一斑。

‍ 2、毕国地望的确认及主要依据：

‍ 宋代京兆蓝田人吕大临著录有《考古图》，“考古”一词始见于此《考古图》，其书载有一件yan簋出土于风翔府盩厔县（县治在今周至县终南镇），自宋代出土以来，皆不知其中人物是谁。曹云海研究员根据西周毕蓋簋（毕鲜簋）铭文中记载：“毕鲜乍（作）皇祖益公尊簋”，才知道今周至县终南为西周毕国之地。《尚书•顾命》记周成王临终出命，“乃同诏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公、毛公”等。毕公即毕公高。《史记•魏世家》称：“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汉书•刘向传》颜注引臣瓒曰：“汲郡古文》毕西于丰三十里。”西周时毕有两地，一在万年县西南，另一在咸阳县北。《尚书•毕命》

‍ 盩厔宋代出土文献yan簋铭文、与毕蓋簋（毕鲜簋）、毕段簋铭文、历史性文献记载之间形成证据链关系西周毕国始封地当在盩厔（今终南镇，尚村镇、集贤镇、九峰乡和鄠邑甘河镇一带，这里是秦汉上林苑的长杨宫、五柞宫。长扬宫龙纹空心砖与秦咸阳城龙纹砖一致。四神瓦当等规格等的较高，宫殿与祭祀宗庙有一定的关联性。长杨宫和鄠邑坳子出土的禁圃瓦当，当为禁圃官署所在地。五柞宫为汉武帝长期居住和告终之地。东汉张衡《西京赋》中“掩长杨而联五柞，绕黄山而款牛首。”唐人苏珽诗句：“翠辇红旗出帝京，长杨鄠杜昔知名。”可证。

‍ 3、邵国地望的确认以及主要依据：

‍ 《风俗通义•姓氏》记载：“毛氏系周文王第八子叔郑封于毛，即。周大夫毛伯其后代以国为氏。”欧阳修《集古录》中《毛伯敦铭》名下有云：宋代薛尚功释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宫，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内门立中廷佑祝郑。王呼内史上册命弁阝，王曰：‘弁阝，昔先王既命汝乍邑，继五邑祝。今余惟愿曈京东，乃命锡汝赤芾彤冕齐黄銮旗用事。’弁阝拜稽首。敢对杨天子休命，弁阝其眉寿，万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右《毛伯古敦铭》。嘉祐中，原父以翰林学士侍读出为永兴军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读古文铭识，考知其人事迹。而长安，秦汉故都。时时发掘所得，原父悉购而藏之，以予方集录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摹其铭以见遗。此敦，原父得其盖于扶风县而有此铭。原文为予考按其事云：“《史记》武王克商，尚父牵牲，毛叔郑奉明水。则此铭谓郑者，毛叔郑也。铭称伯者爵也，史称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时器也。”盖余《集古录》最后得此铭，当作《录目序》时间，但有《伯冏铭》“吉日葵巳”字最远，故叙言自周穆王以来叙已刻石，始得斯铭，乃武王时器也，其后二铭，一得盩厔，曰龚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风，曰：“伯庶父乍舟姜尊敦。”皆不知为何人也，三器铭文皆完不识。”

‍ 宋代吕大临《考古图》中収录二器“弁阝簋”，与欧阳修《集古录》中所载《毛公敦铭》同款同铭。此“邵宫”即周康昭宫。

‍ 刘正著《金文学术史》第243页：“《国语•周语》中有所谓“宣王在邵公之宫”一语，这里的‘邵公’非‘昭公’，则‘邵公之宫’即是指‘邵公宫’。”

‍ 陕西扶风县召陈遗址宫殿性质及召公始封地邵国的确定：

‍ 召陈遗址：1976年，在扶风召陈村发现大量的西周宫殿建筑群，共有西周建筑基址15座，面积6375平方米，均系高台建筑。召陈建筑群基址的规模比凤雏建筑群更加宏伟壮观，在遗址东面还发现了一座独立殿堂——明堂。明堂是周天子听政和布政的地方，是王权的象征，它由“中央太室”和“四旁两夹”组成，也是宫室建筑中规格和等级最高的。遗址两面的建筑应是周王居住的房屋。被称为“东宫”、“西宫”，两座建筑遗址无不显示出周人高越的建筑水平。（录自翟慧萍编著《金石铭周秦——中华石鼓园解读》三秦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P36～37。）

‍ 根据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召陈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3期所载，早在西周，西周人就已开始在建筑上使用瓦当这一实证记载。此处又有“明堂”这一高级礼制建筑基址存在。又有宋代出土文献毛公敦铭》”王在周邵宫”铭文记载相对应，其证据间是一种锁链关系。曹云海研究员据此判断：扶风县召陈遗址的性质，即《毛公敦铭》中的“周邵宫”，当是可信的。并由此可知邵国地望当在今陕西扶风县召陈一带，邵，即表封邑，又为姓，与“召”通，召公奭之后也。

‍ 一、用史料搭建人物与历史地理对应关系“四梁八柱模型图”，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将其置入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量，文物见证史实而对象化，人物精准鲜活而故事化。

‍ “史学研究积于史料，没有史料则无史学。”毛公曾为周成王、康王的辅助佐大臣，见于《尚书•顾命》和《逸国书•克殷篇》，又见于《穆天子传》和《班簋》铭文以及《毛伯簋》、《毛公鼎》等。《毛公旅车鼎》、《班簋》为穆王时铜器，由《班簋》铭文可知毛伯班历经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时期，为第五代。记载共王时期史实的铜器有《师毛父簋》，记载宣王时期史实的铜器有：《毛公鼎》和《此鼎》。

‍ 2008年冬，北京大学文博学院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岐山周公庙地区联合考古发掘中出土有卜甲7651片，其中有字者688片，共约1600字。目前可辨认的甲骨文中除了有“王季、文王、周公、毕公、召公”等外，还发现一枚“叔郑”甲骨文片。这表明3000多年前周王室内“叔郑”其人实际存在。

‍ 张亚初先生（1936～2002），江苏江阴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一生致力于全文基础资料的编纂与研究。该书稿属于未竟之作，但运用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来考证中国姓氏起源，得出大量异于传统观点的新论，是对姓氏学的有益补充。根据张亚初先生遗稿《商周金文姓氏通考》选取金文中的姓氏用字，涉及毛姓氏的用字有：“毛公、毛公（“广+音”）歆、毛公旅、司徒毛叔、文考毛叔、毛仲姬、毛伯、毛伯“口+翌”（“口+昱”）父、毛叔、毛浔“臼+寸”（上下结构合体字）、日毛。金文毛氏始见于西周，是西周主要姓氏之一。”（详见中华书局2016年4月北京第1版第188页）

　　二、毛公鼎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性质和历史文化价值评价

‍ 毛公鼎详细记载了周宣王汲取周厉王因实行“专利”而且引起“国人暴动”的教训，毛公鼎是目前已知铭文最多的一件铜器，共有500个字。具有珍贵史料价值，早已被国内外学术界所熟知。铭文记载宣王要求臣下处理政务时，要广开言路，不得壅累庶民，必须使下情上达；同时，宣王还警告他们在征收赋税时，不得贪污中饱私囊，从中鱼肉百姓；还要求他们对其僚属平时要严加管束，不准那些人沉醉于酒等等。很显然毛公鼎铭文记载的是宣王所发布的各项禁令，都是针对厉王时的政纪和官纪败坏等往事而发的。

由于周宣王的励志励精图治，使得国内石各种矛盾有所缓和，一些诸候也纷纷来到宗周朝见宣王，周王朝的威望逐渐又有所提高。宣王在努力整饬国政的同时，还不断对西北和南方一些不服从统治的少数民族部落大举用兵。西北一带的猃犺和西戎部落，他们以游牧为生，战斗力相当强，经常性对周朝进行了袭扰。特别是自懿王以后，随着西周王朝国力的衰弱，他们的骚扰活动也愈益频繁，直接威胁着首都镐京安全。

‍ 公元前825年，宣王首先任命召穆公为相，秦仲为大夫，进行大规模的反击戎人的战争，这年大旱不雨，宣王迷信地认为是战争不利的预兆，急得他连忙向群神祈祷。也真是凑巧，就在宣王祈祷后不久，果然下起了大雨。虽然如此，在与戎人战斗的过程中，秦仲还是兵见父被杀。但宣王并不甘心失败，继续选用了秦仲的儿子庄公为将，又给他7000人马，让他征伐西戎，终于取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宣王还没发动了对猃抁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猃扮族被赶到了北部很远的地方，减轻了北部边境的威胁。在与猃狁交战中，最出名的英雄是南仲和尹吉甫。南仲曾受到宣王之命驻守朔方，使这一带成为周王朝北部的重要屏障。《诗经•小雅•出车》是这样赞美他的战功的。

《诗》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

宣王命南仲，驻守朔方城。战车真是多，战旗色鲜明。天子命南仲，坚守朔方堆。赫赫英名震，猃狁被战胜。

另一名大将是尹吉甫，他率领大军攻伐猃狁。一直打到他的根据地太原。《诗经•小雅•六月》赞扬他说：“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此句诗意思是说：英勇杀敌逐猃狁，直取敌巢捣太原。文武全才尹吉甫，天下万国好则是宪。

宣王还从823年开始，对南方的荆山蛮和东南的淮夷发动了战争。他曾命令方叔带兵攻打荆蛮、召虎带兵攻伐淮夷、尹吉甫征伐徐戎。直到公元前810年，很过了多年艰苦激烈的的战斗，周宣王把这些新征服的地区赏赐给召虎、申伯、仲山甫等有功之臣，申伯也被加封，仲山甫被封往东方。

宣王时期，经过连年对外征战，不仅“复先王之境土，夺回了在周王期中期以后因国力衰弱而被迫一些少数民族占去的土地，而且还使周王朝的版图比以前有所扩大。边疆一些少数民族又像从前一样，恢复了同周王朝的联系。这与周王朝自恭王以来的那种门庭冷落的局面适成明显的对照。因此，历史上把宣王对外战争的胜利称为“宣王中兴”。

周宣王时期与北方、西方、南方、东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在铜器铭文中也有记载。宣王五年的“兮（Xi）甲盘”，就记载了兮甲曾在随从周宣王出战北方的猃狁，砍下不少人头和捉了许多俘虏。此后又受王之介去征伐南淮夷，向他征收布帛、冠服和奴隶。这个兮甲，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尹吉甫。尹是他官名，兮是他的氏，甲为他的名，吉甫是他的字,；另一件是宣王六年的铜器“召伯虎簋”，记载了召伯虎伐谁夷取得胜利后回到丰家，宣王为他举行献俘报捷的“告庆”礼。这个召伯虎，就是《诗经•江汉》里出现的名将召虎；此外，还有一件宣王时期的铜器“师㝨簋”记载了师㝨也曾受宣王之命征伐淮夷，他在战争过程中老成持重，指挥得当，斩获了不少敌人和抓到了一批俘虏，立下了战功。据学者研究，这个与召伯虎同时出征的大将师㝨，就是《诗经•小雅•采芑》中提到的老将方叔。师是他的官职，㝨是他的名，而方是他的字。如此等等。

虽然周王朝在与周围一些少数民族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周宣王朝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都早已十分虚弱，“宣王中兴”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没过几年，周宣王在与外族的继续斗争中连吃败仗。周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很快就处在灭亡的前夜了。

　　毛公鼎铭的性质及历史价值评价：

‍ 郭沫若先生《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序文》中有云：铭文之长有几及五百字者，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夫彝铭之可贵在以征史。考证中用诸多史料对铭文中记载史实加以旁证，如《尚书•顾命》与班簋铭文中都出现了毛叔郑事迹之记载，相互印证了此事此人的真实性。

‍ 曹云海研究员认为毛公鼎铭是周宣王时期，实施新政，与民更始，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文献。因厉王时“国人暴动”而导致“迹迹四方，大从丕静”，此语出自毛公鼎铭文，社会动荡危机四伏。是周宣王励精图治改革下的产物。毛公鼎铭是篇典型的、写实的诰命体史料。从毛公鼎铭来看，毛公应为百官之首，当有着“元辅‘的政治地位，发挥和引领着政治核心作用。

‍ 三、诗史中国行：中国文物与《诗经》地理关系学考古调查论证“点对点”，周宣王时期青铜铭文与《诗》《书》等历史文献记载的相互关系疏证：

‍ 宣王在位（公元前827～前782）46年。即位后在召公和周公辅佐之下，一面恢复周王朝自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以来的好传统，一方面继续革除厉王时的各种弊政，使周朝在政治上有了一番新气象。大胆任用新人，委以重任，毛公鼎当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由于周宣王励精图治，国内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一些诸侯也纷纷朝见宣王。周王朝的威望日渐提高。在整治国政的同时，不忘对西北和南方一些不服从统治的少数民族部落大举用兵。

‍ 公元前825年宣王首先任命召穆公为相，秦仲为大夫进行大规模反击戎人的战争。《竹书纪年》：“四年，使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王国维案：“王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

‍ 与此同时宣王发动对猃狁的战争并取得胜利。猃狁族被赶到了北部很远地方，减轻了对北部边境的威胁。在与猃狁交战中最出名的英雄是南仲和尹吉甫。南仲曾受宣王之命驻守朔方，使这一带成为周王朝北部的重要，王命南仲，驻守朔方城，战车真是多，战族色鲜明。天子命南仲，坚守朔方城.。赫赫英名震，猃狁被战胜。

‍ 在《诗经•小雅•六月》中，还提及另一名大将是尹吉甫。他率领大军.攻伐猃狁，一直打到他们根据地大原（今甘肃平凉）诗载其事曰： “薄伐猃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这句诗的意思是说：英勇杀敌逐猃狁，直取敌巢捣太原。文武全才尹吉甫，天下万国好榜样。

‍ 公元前823年，宣王对南方荆蛮和东南淮夷发动战争。方叔打荆蛮、召虎伐淮夷，尹吉甫伐徐戎。 直到公元前810年经过了多年艰苦激烈的战斗，终于把这些部落征服，江汉徐谁一带才正式纳入了西周的版图。周宣王把这些新征服地区赏赐给召虎、申伯、仲山甫等有功臣，申伯也被加封。仲山甫被封往东方。

‍ 成书较晚的今本《竹书纪年》记载这次征伐淮夷的战争说：“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王帅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王归自伐徐”。

‍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宣王时期“复先王之境土”，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历史上称”宣王中兴。”周宣王时期与北方、西方、南方、东南方各小数民族的战争在青铜铭文中也有记载。

‍ 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的兮甲盘，记载了兮甲曾跟随周宣王出战北方猃狁，消灭和俘虏情况。此后又受宣王之命征战南淮夷，向他们征收布帛、冠服和奴隶。兮甲盘铭文中的兮甲就是尹吉甫，尹为官名，兮为氏，甲为名，吉甫是他的字。今湖北十堰市房县尹吉甫镇（原名榔口乡，2012年更名）是尹吉甫的故里。

‍ 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铜器召伯虎簋，记载了召伯虎伐淮夷取得胜利后回到丰京，宣王为他举行献俘报捷的“告庆”曲礼。铭文中召伯虎，即召伯，名虎，谥穆公即《诗经•大雅•江汉》中出现的名将召虎。《诗》载其事曰:“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

‍ 【曹云海研究员按语】《诗•江汉》中“作召公考”，此句是说召公制作了答谢周宣王的铜簋。考，郭沫若《青铜器时代•周代彝器进化观》认为“考”为“簋”之假借字。簋为古代食器。曹云海研究员认为此簋即传世至今的周宣王六年铜器召伯虎簋铭文所记录之事，其与诗史相合也。

‍ 宣王时期的铜器师㝨簋，记载了师㝨也曾受宣王之命征伐淮夷，他在战争中镇定自若，指挥得当，南征北战，老当益壮，斩获不少敌人，抓到一批俘虏，立下战功。

‍ 这亇与召伯虎同时出征的大将师㝨，就是《诗经•小雅•采芑（qi）》中提到的老将方叔。《诗》中三次重复“方叔莅止⋯方叔率止”，显允方叔⋯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这里“蛮荆来威”即“威服蛮荆”之意。师是他的官职，㝨是他的名，而方是他的字。

‍ 宣王十八年（公元前810年）铜器驹父盨，1974年在陕西武功出土，现仅存须盖。盖内有铭文82字。铭文中的王即周宣王，而南中邦父，即《诗经•大雅•常武》中提到的南仲。而驹父是南仲属下的一个臣僚。高父为人名，为周臣属。　

　　四、铭文裘卫家族发迹史及数代之后两家族联姻：与毛成通婚。旅伯妻子为毛仲姬。

‍ 1975年2月在陕西岐山县董家村窖藏出土的裘卫家族屡代制作的铜器，（图例5、6）裘卫是第一代，根据铭文中提及的不少皮件，当是西周中晚期掌管制皮作裘的小官。裘卫一族以司裘小官起家，数代之后，竟然能与毛成通婚，其地位之高，可以想见。【许倬云《西周史》增补二版第322～325页（周瑗，1976：49；杜正胜，1979：586～587页）】属于裘卫的四器大约在共王、懿王时代。

‍ 公臣大约为第二代，可能与裘卫世代相接。公臣是虢仲手下“司联百工”的大总管。而虢仲正是厉王时代的执政。

‍ 旅伯、旅仲和（亻+月+眷）是第三代。旅伯的官位是旅邑人的膳夫，当是旅地的地方官员。如果是王室的膳夫，则更是出内王命的内廷高官。

‍旅仲是其兄弟，他们的时代是宣王时。旅伯鼎铭文中旅伯的妻子是毛仲姬。裘卫的曾孙女（或孙女）浸嬴嫁给成伯孙父（成伯孙父鬲）。毛伯与成伯，都是西周姬姓的头等世家。许倬云《西周史》第322页：“这个家族，由其嫁女媵（ying)器铭文判断，属于嬴姓。秦赵的先祖都是嬴姓，这一姓族，可能是由东方调来防边的部族，与畜牧事业有相当关系。制作皮裘，也就很可能是嬴姓畜牧工作的一个部门（周瑶，1976：45～46）。”

‍ （亻+月+眷）匜（yi）中的伯扬父也是西周晚期人物。

‍ 卫盉铭文中的矩伯，是周室贵族，号为邦君，又有“矩内史友”，足见是周室的重要大臣。这位矩伯穷得必须向裘卫家借贷。卫盉铭文大意是：周王建旗大典上，矩伯必须到场，矩伯用田地向裘卫家换来了必须用的瑾璋和几件虎皮、鹿皮的皮饰，向周王送礼。这些物品显然很贵重。

‍ 此批铜器时代最晚的是荣有司爯鬲（li）（图例7、8），则在幽王时期。

‍ 荣有司爯则是荣公手下的家臣。《国语》中的荣夷公，是厉王极为信任的大臣。【许倬云《西周史》增补二版第322～325页（周瑗，1976：45～46，48）】

　　五、眉县境内出土文物和相关事项的说明：

‍ 欧阳修《毛公敦铭》名下所提到的得于扶风的“伯庶父乍舟姜尊。”1981年3月眉县青化乡油坊堡村曾出土有两件青铜鼎，其中一鼎内有铭文：“王乍（作）中（仲）姜宝鼎。”此与《诗经•大雅•菘高》存在对应关系。《诗》曰“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士。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䢋（ji）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

‍ 《诗》中地名“郿”，是今之眉县之名前身，地名“郿”字始见于历史文献。申伯是宣王的大舅，《诗》载“王之元舅，文武是宪。”宣王对他极为宠信，增加他的封地。派人为他建筑谢城的宗庙，又派人帮他迁到谢城（今河南唐河南）。临行前赐予他车马介圭，并亲自到郿（今眉县），为他饯行。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为此作了这首诗。诗中还提及到召伯（召虎）即召穆公。

‍ 申国为姜姓，与姬姓的周王室世代联姻，故厉王妻子称申姜。这些为姜姓女子所作铜器，为我们探索西周时期这一地区的族属与古国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 1954年3月在眉县眉站乡李家村，农民李喜娃（大名李含章），在村北挖苜蓿时，挖出驹尊、方尊、方彝、驹尊盖等5件青铜器，其中，驹尊为马驹站立状，昂首、竖耳、瞪眼，一时传言挖出了个“金马驹，”。

‍ 1957年李喜娃侄子李琨将驹尊等物上缴陕西省博物馆。经考证这批窖藏出土物的主人名盠（li）。其中有两2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器铭9行94字，蓋铭3行11字；另一件只存蓋，又称马尊。

‍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单氏家族铜器27件，其中盘铭366字。历述单氏八代及周文、武王至宣王功德。铭中提到“惠仲（盠li）文”活动在昭穆时期，曾践伐楚荆。则此器属穆王时器。（王辉《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33页）“盠为单氏家族的第四代祖先，也称为“惠中盠（li）父”，曾辅佐西周昭王、穆王。铭文中记载周王参加“执驹”典礼，和《周礼》、《礼记•月令》、《大戴礼记•夏小正》等文献记载相吻合。”（刘宏斌著《凤鸣歧山：西周王朝的发祥足迹》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144页。）

　　六、《诗经》地理盩厔（周至）竹峪西峪考古调查

人文中国周至西峪考察行：说说《诗经》故事里的中国，“非遗”打土墙里的中国。

《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中的南山指渭河以南的秦岭终南山。北山即岐山。广义上的‘周原’指岐山之南渭河两岸的广大地区，既包括今宝鸡凤翔、岐山、扶风县、武功等区县，也包括渭水南岸周至南原和眉县等区县。

《诗经•大雅•绵》有“缩版以载，作庙翼翼”。记载了竖立木板打土墙，营建宗庙宫殿的场景。周至西峪遗址，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曹云海研究员实地考察，根据宋代罗泌《路史•高辛纪上》：“祖类生诸盭（li）是为泰公，生亶父。是为古公”之载和此地出土文物篱综合研判后认为，此处宫殿遗址在性质上当是古公之父泰公庙。这在周厉王十二年自作器㝬（hu）簋铭文“所载“盩先王宗室”中得到证实。同时此㝬簋铭文，也是周厉王在此祭祀先祖的实证。

“盩厔”（今周至）之名源于此㝬簋铭文。厔字是“室”字之别写。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解读盩厔之名曰：“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是在此青铜㝬（hu）簋尚未出土面世前，古人从周至山水地理环境角度的诠释，蓋各有侧重，今人不必过于拘泥于此。山水之美在于对于生民的养育，常言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即是其理也。

《左传》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周宣王十五年六月，在取得对北方猃狁及西戎、荆蛮、淮夷、徐方作战胜利的情况下，在京师丰、镐西南门户，今鄠邑、周至一带南山建宗庙宫室“筑室百堵‘而有《诗•斯干》这首诗。周至西峪宗庙宫殿应位列其中。《诗》中记载了当时打墙劳动场面说：“约之阁阁，㭬（zhuo）之橐橐(tuo）”，意思说：绞紧夹板阁阁响，用力夯土声嗵嗵。此是《诗经》有关建筑宗庙宫殿劳动场面的又一次记载。

秦承周制，汉继秦业，秦汉时期为上林苑西垂宫地望。苑囿地域半径约卅里。曹云海研究员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春秋时期秦作原石鼓诗文记载中，找到秦文公在此“作原盩道”扩建西垂宫的史实根据，说明文脉是连续的。

史上有“南人不识盩厔，北人不识盱眙”之事。就如同“芫荽‘和“香菜”一样，叫“芫荽”者说明其地文化古老而底蕴深厚，而文字又是文明的参与者与见证者。“盩”字情形也大抵如此，亦类同尔。虽其文字笔画比较复杂，但其却有蕴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盩字上半部为人物敲打或撞击编钟（南）之象形，下半部皿字，既表示姓氏，又表示与祭祀活动有关。这里涉及商周时期一个重量级人物，那就是南公适（音为括字音）。

“南”字的本字为编钟之象形。在商周时期南宫括是文王之八士之一。是著名巫师，又是编钟的高级调音师。调音师这一“专利技术”，为其世代所专有。南宫家族其早期世居盩厔（今周至）西部南塬一带，，在周至竹峪现存有南宫适墓，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今湖北随州曾侯乙家族的祖籍地。

南宫适的“适”字，其读音为“括”，今湖北叶家山墓地出土的曾侯舆钟铭文证实了曾侯舆是南宫适的后裔。铭文中的“伯适”即南宫适。“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武王分封，从今鄠邑涝峪或商洛通道进入汉水随枣走廊而迁往湖北封地的。铭文中记载：“王噬命南公，营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一句，这是对曾国始封的记述，说明曾国是南公适后裔的一支受封于南土“汭土”而建立的一个诸侯国。

周至与鄠邑历史上渊源关系十分密切。顾炎武《肇域志》：“盩厔，扈国。”“鄠为丰京旧都，周公退老告终之地。孔子之道，学于文武，而文武之德实惟周公成之。”（程灏《姬宗世谱序》）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儒学的基础。其与鄠邑、盩厔历史渊源关系十分密切，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核心的地位。

　　七、寻访《诗经》地理“第一国风”之地，西周“睢国䢸邑”鄠邑被发现：

‍ 1876年，鄠邑曾出土有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宗妇铜器22件，诸器皆同文，有25字，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地。

‍ 曹云海研究员根据宗妇铜器铭文，及《说文》：“䢸，右扶风鄠乡从邑之”载，以及文字演进史：“昔+月+邑”>昔阝>䣢>苴>䢸>雎>鴡，进行诗史还原，锁定今鄠邑涝河腊家滩，即《诗经•关雎》“在河之洲”之地雎国䢸邑。至此困惑学界、考古界的《诗经•关雎》“千古之谜”，得以克遂。史实清楚，证据确凿，当为信史。

‍ 八、根据历史传承关系最终确定毛国在陕西盩厔（周至）的几个核心要件：

‍ 一种证据代表着一种史实，以物说史，以物证史。通过上述“划类选典”、“解剖麻雀”、“东西封边”、“兜底摸排”、逐项落实、缩小范围，基本摸清“毛国”所在区域，当在今周至县城二曲镇为中心，半径在三十里这一范围内。然后根据出土文物及古遗址，及历史文献记载之间的传承对应关系，最终确定毛国始封地在陕西周至。

‍ 1、周厉王十二年自作器㝬（hu）簋铭文中的“盩先王宗室”，即《路史》所载古公亶父之父泰公庙。盩厔（今周至）得名源于此，“厔”字是室字之别写。此宗庙地位等级较高，人神共仰。《诗经•大雅•绵》中就有“缩版以载，作庙翼翼”之载。㝬（hu）簋铭文是周王朝在这里进行国家祭祀的实物见证。此宗庙宫殿遗址位于周至县竹峪镇西峪，现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文王故里周至姬家沟，这一地区有一村名姬亶庙村，姬亶指的是周人的伟业的开启者古公亶父。

‍ 2、宗庙宫殿与陵寝是一个王朝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地标。从周至、鄠邑地区商周时期宗庙宫殿、陵寝分布，以及西周王畿荣国、毕国和拟确定的毛国，皆在秦岭北麓渭水南岸。

‍ （1）鄠邑境内的西周姬姓荣国，守望的对象当是文王之父季历陵。

‍ 从清代朝廷对季历陵奉祀生员颁发的奉祀《执照》，就可知历代对历史文化地标性建筑的重视。

‍ （2）周至终南镇西周姬姓毕国，守望的当是文王、武王、周公陵。

‍ 从前面考证西周yan簋与毕鲜簋对应关系，而确定西周毕国在今周至县终南。又从《汉书•刘向传》颜注引臣瓒曰：“《汲郡古文》：毕西于丰三十里。《括地志》谓周文王墓、周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毕原。（见《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元和郡县志》于万年县下云：“毕原在县西南二十八里，⋯⋯周公薨，成王葬于毕是也。”

‍ （3）周至境内西周姬姓毛国，守望的当是周至西峪盩先王宗室。

‍ 《左传》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1977年以来，在鄠邑杨家坡村、化中村、栗峪口、周至西峪“盩先王宗室”遗址等地，先后出土有西周铜器或建筑材料如大簋盖、青铜盨⋯⋯踏步空心砖、绳纹瓦、五边形排水陶管等等。周宣王在打败猃狁之后，在京师西南鄠邑与周至一带南山，修筑宗庙宫室“筑室百堵”而有《诗经•小雅•斯干》这首诗。诗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成语“竹苞松茂”源于此。诗曰：“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有人将“西南其户”翻译为“门户向西或向南。”有误。此《斯干》诗“西南其户”，是专指京师丰、镐的西南门户，即今周至鄠邑地区。

‍ 1977年鄠邑杨家坡出土的西周宣王十五年六月大簋盖32字铭文，是周宣王在周至、鄠邑一带南山进行国家祭祀的重要实证。其与诗载史实存在契合对应关系，当为信史。

‍ 《诗经》地理考古调查又得知：鄠邑境内南山皂峪、直峪、栗峪、马峪四涧沟之溪水皆流潦（lao，今涝河），其与《采蘋》《釆蘩》存在契合对应关系，“于以釆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涧之中，公侯之宫”，此宫即秦甘泉宫，其遗址在鄠邑石井栗峪村。成语“夙夜在公”源于此。此宫是秦承周制汉继秦业的产物也。

3、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并许下“岐丰之地”这张“空头支票”。秦人由此获得发展的机遇，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击败犬戎。有了“东扩”的根据地，经过历代长期浴血奋战，最终越过黄河，成强国，也有了自己的文化，从此意义上讲，秦襄公当有“开国之君”之名。2019年7月27日受邀到周至竹峪开展寻访毛姓始源地综合考察活动，在考察周至西峪宫殿遗址夯土层时，发现大量绳纹瓦、板瓦很多残片，形纹多种多样，曹云海研究员认为此宫殿当是秦承周制，汉继秦业的产物。在采访现场，根据其在位置，就地说出此宫殿，在秦时当为秦西垂宫。

‍ “文化不是突发之物，必以之前为前提。”“诗言志，歌咏言。”秦人效法周人之遗风，引进《诗》而以言，而有秦大夫作《诗•终南》美秦襄公这首诗。《诗•小戎》《车邻》皆是此的产物。秦石鼓，即秦诗鼓。是秦时奋斗的史诗痕迹，其早期《诗》作，皆是从关中道这《诗》的“原产地”、厚重的文化沃土中“生长”出来的。曹云海研究员从故宫博物院作原石鼓铭文中找到秦人在盩厔（今周至）“作原盩道“文化印记，此与曹魏时期佚名《三辅黄图》所载：“西垂宫，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之间存在契合对应关系，验证了从周厉王在盩厔进行宗庙祭祀，到《诗》载周宣王“筑室百堵”修宗庙宫室史实，再到秦人作原石鼓所载“作原盩道史实，皆与周至存在大关系，从文脉传承关系上也验证了古毛国当在周至。

‍ 周至竹峪境内西沟村有2000多人的毛姓大村子，又有明代毛姓宗祠文化遗存。这些毛姓人家，肯定与“盩先王宗室”之间存在大关系，应是守护“盩室宗庙”的遗脉后裔之属。宗庙是家族政治和历史文化的标征。证据之间的相互联系己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体系，证据的同一性，可证此项专题考证所得“中华毛姓起源地在陕西盩厔（周至）”的结论，当是可信的。

　　毛公鼎铭文和《尚书•文侯之命》以及《诗经•大雅•韩奕》的用语和内容颇为相似，是非常珍贵的西周晚期的文献资料。

毛公鼎中“不廷方”，也作“不廷方”。它的意思也就是指不来朝拜的方国。也属于泛指。如毛公鼎铭文记载：“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

《诗•大雅•韩奕》：“幹（gan）不庭方，以佐戎辟”。意思是说安定不臣的方国，辅佐君王来效命。

记载穆王时期史实的铜器：班簋

记载宣王时期史实的铜器

此鼎宣王时铜器

中华名画：《诗经•小雅•出车》

青铜文明印记：宣王五年兮甲盘

，

青铜文明印记：师㝨簋

师㝨簋

毛公鼎:西周晚期宣王时青铜器，国宝级文物。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毛公鼎铭文有500字，是现存铭文最长的档案。其与西周大克鼎、大盂鼎合称为“海内三宝”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