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记忆】我的同学

上善若水

我1968年上小学，学校就在我家对面的哈尔滨市奋斗小学，我在这个学校读到五年级上学期，因为改学制的原因，实际读了五年。将近六十年过去了，许多同学还依稀记得，但最难忘的是苏贵一和李忠诚两位同学，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持续的比较长。

贵一和忠诚大约是在小学二三年级分别转到我所在的班级。我们三个很快就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那个年代虽然不看学习成绩，也不排名次，但我们三个的共同点都是文明礼貌有教养，而且学习特别好的孩子，上课时老师提的问题如果别的同学回答不上来，我们三个肯定会有人回答上来。

我出生于1961年，忠诚小我一岁，他是属于早上学的孩子，因为什么转到我们学校不得而知。贵一因病休学一年，所以大我一岁，他原来在解放小学，因病留了一级，转入我所在的学校和班级。

七十年代，半天上学，半天悠闲，作业极少。没事的时候我们三个就互相窜门。我家就住在奋斗小学对面，去我家玩再方便不过了，我经常带他们两个去我家。忠诚家父母都是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的老师，书香门第，家住洋房，他有一个奶奶，家里收拾的非常干净，他家就住在北方大厦旁边的二层小楼，房子非常漂亮，这栋房子已经成为哈尔滨的代表性建筑。他家的凉亭特别大，他家是我去过的所有同学家居住和卫生条件最好的。忠诚上面还有一个姐姐，那个年代家里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不多，附的邻居都是三四个，四五个孩子，多的有八九个的。所以忠诚家的经济条件是很不错的。

贵一是一个打扮干净清爽的男孩儿。正如他的名字，上有姐，下有妹，是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儿。他家就住在位于哈尔滨中山路的解放小学旁边一栋小楼。他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不知道，他家住房相当紧张，只有一个住屋，他也有一个奶奶，家里六七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不知道是谁睡在吊铺上。

贵一和忠诚和我之所以和我能成为好朋友，是因为我们性格相投，也都是聪明学习好的孩子。我当时是排长，那个时候的学校都是比照部队编制，年级叫连，班级叫排。贵一也是班干部，具体是什么职务我不记得了。我俩还都是校文艺宣传队的成员，一起跳舞，排练，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多，关系也走的近。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大多也就是在一起聊天，小孩子摔泥巴，弹瓶盖儿的事都不是我们的爱好。我们三个人中忠诚最聪明，文质彬彬，知识面广，但体育比较差。他并不怎么爱玩小孩子淘气的游戏。记得有一次他领我去北方大厦坐电梯，他告诉我坐电梯很好玩，我还没坐过电梯，所以很期待，结果被工作人员撵了出来，没有坐成。

有一次上课老师提问，全班只有忠诚回答上来，下课后贵一带头讽刺忠诚，我也跟着附合，结果把忠诚弄哭了。其实我并不是有意嫉妒他，我估计贵一可能有点嫉妒心。

记得忠诚当时给我过讲联合国总部在美国纽约，我压根没听说过美国纽约，可见他当时掌握的知识量远超于我。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有一天爸爸拿着我家的相机照相，贵一正好在我家跟我一起玩儿，爸爸给我俩拍了两张照片，这是其中的一张。时间大约在1973年，那时我们应该是小学五年级了。左边的是我，右边的是贵一。

忠诚家位于北方大厦旁边的二层漂亮洋房，现在仍然保留了下来。七十年代末拍的电影《黑三角》女主角的家就是在他家楼上拍的。

哈尔滨北方大厦，忠诚领我去坐电梯没有坐成的地方。

小学五年级下学期，我转学去了哈尔滨铁路第六小学，因为改学制，应该读一个学期就上中学，结果一年后才小学毕业。这期间贵一一直跟我有联系，小学毕业时他拿着班级毕业照跟我说，毕业照时应该把我找回去一起照毕业照。现在想想，他的想法虽然很幼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特别重感情。

我离开奋斗小学后有一次跟贵一见面，他跟我讲了很多忠诚的不好，具体什么事情我都不记得了，都是些小孩子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却让我对忠诚有了不好的印象，有一次在路上遇见忠诚我没有搭理他。

1975年我家从花园街搬到了民益街，贵一家不知道是哪一年从中山路搬到了动力区的和兴路，我还去过他家。他小学毕业后上了七十三中学，是挨着奋斗小学的中学，是我早上去玩篮球的地方。我家搬走后跟贵一见面的机会很少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就读于哈尔滨铁路第一中学，学校开始抓成绩了，全社会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学习氛围。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同学突然冒了出来，考试成绩决定一切，尖子生令人刮目相看，成了同学中的明星。以前的四年制中学分成了初中部和高中部，1978年哈尔滨铁路第一中学变成了重点中学，我们这届学生是最后一届不经过考试直接留在重点高中的学生。由于文革的原因，许多同学根本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所以我们这届学生高中毕业后社会不承认高中学历，后来进行了大范围的“双补”。

幸运的是我从小学开始就是学习好的学生，1978年上高二，学校分重点班，我考入了当时最好的班级，学校为我们班配备了最好的师资。

那个时候各地都组织数理化等各科竞赛，有一次在广播里听到了忠诚的名字，知道他就读于哈尔滨市最好的高中哈尔滨第三中学。他在黑龙江省的数学和物理竞赛中都名列前茅，可以说他是全省学生中的皎皎者。有一次我路过他家的时候还看见过他，因为贵一说他坏话的原因，我跟他之间有些隔阂，这一点忠诚可能并不知情。所以我见他时并没有跟他打招呼。1979年高考时，忠诚考入了北京大学，我也考到南京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贵一的选择有些悲催，他中学还没毕业家里就让他下了乡，没有赶上高考这班时代的列车。我相信如果他不提前辍学下乡，一定会考上个大学的。是他的父母为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人生，我相信他一定是肠子都悔青了的！

大学期间我跟贵一一直保持联系，我们之间有书信往来，在信中他总是提到我们小学时候的友谊，我们在文艺宣传队时的情景。

大学期间寒假我跟忠诚都回到了哈尔滨，贵一组织我跟忠诚去小学的两个老师家去拜年，我们三个去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后面的是忠诚，左边的是贵一。照片上的贵一笑的很灿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陷入沉思，眼睛发直，倒也看不出太多的异样。他跟我俩说他得病了，并且是神经病，这令我很诧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正常的。

这次会面之后我们好像没有再见面，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哈尔滨工作，忠诚什么情况也不知道，贵一失去了音讯。

八十年代我特意去动力贵一家找过他一次，他家没有人，我当时身上有纸和笔，写了一张字条贴在他家的门上，也不知道他家还住不住那，反正没有联系上。

人生经历的事往往很难忘记，与贵一的情谊一直留在我的心间，有时很想念他，想知道他的消息。九十年代的时候，我看到黑龙江《生活报》有一个发寻人消息的服务，我写了一个寻找贵一的信息登在了《生活报》夹缝中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我想如果他的亲戚朋友看到了会告诉他跟我联系，结果并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在这期间隐约听说忠诚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工作在中国科学院。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

2013年我儿子考入了中国科学院力学所读博，我忽然想到了忠诚，试着在网上搜了一下，找到了他的信息，原来他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读了硕士博士，毕业后留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工作，九十年代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研究部主任、互联网方向首席科学家。网上有他的邮箱，我给他留了言。

不久之后就接到了忠诚的电话，我们聊了很多，但他也不知道贵一的信息。

我那时候工作有条件常去北京出差，但往往是来去匆匆，忙于工作。期间有几次跟忠诚联系见一面，可是他工作一直都比较忙，不是在开会就是出差，阴差阳错我们并没有见上一面。他是国内顶尖机构的科学家，现在应该还在工作。我有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同学，儿时的好朋友，我也感到很自豪。他是学而优则优的典范。

2016年偶然见到几十年不见的小学同学，我问起他们是否知道贵一的信息，知道贵一早就不在了。我没有继续问下去的勇气，心里只有失落和遗憾。贵一从小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精神病的，也不知道他的人生都经历了什么，到如今可能没有几个人还记得他。那个笑容灿烂，热情阳光，清清爽爽的男孩怎么就早早离开世间呢？如果没有错误的人生选择，在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我相信他的人生不会是这样的。

转眼之间，我已经进入含贻弄孙的年龄，越来越相信人的命，天注定。人生路漫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

今年春晚王菲那首《世界赠予我的》歌词写的太有意境了，正适合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世界赠予我拥有 也赠予我回敬

赠我小小一扇窗 也赠予我屋顶

赠我一个名 又渐渐长大的年龄

赠我一首诗 又悄悄读得很安静

有人要回望 有人要憧憬

借一朵白云 拍一张合影

想一想问自己莫打听

远去者去了远方 愿他都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