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 一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川江

潘汉年（1906年1月12日-1977年4月14日），男，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

潘汉年1928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工作，上世纪30年代初期负责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奉中央指示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以及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上层统战、国共谈判、民主党派、国民党起义投诚等统战工作。他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新中国成立后，他成功开展了上海工商界统战工作。对潘汉年在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同志曾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场合，给予高度评价。

1977年4月14日, 潘汉年病逝于长沙市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撤销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1983年4月15日, 潘汉年和夫人董慧的骨灰从湖南长沙移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为纪念潘汉年诞辰110周年，2016年1月12日，宜兴市在潘汉年故居举行了书法作品展，以潘汉年的诗词、信件等手稿为依据进行书法创作，作品陈列于潘汉年故居中，以书法艺术形式缅怀他的历史功绩，传承他的革命精神。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潘汉年自幼就在父亲的私塾里读“四书五经”，接受了传统的启蒙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

1912年，年满6岁的潘汉年入本村初等小学读书。初小毕业后，进入官林镇宜兴县立第三高等小学学习。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和桥彭城中学，次年，他因患腿疾辍学在家治疗，协助父亲创办陆平高等小学。次年到武进（今常州市）延陵公学继续读书。1922年，因家庭经济拮据，经人介绍，潘汉年到宜兴县城励进社小学任五年级语文老师。1924年春，潘汉年应聘到和桥镇养初小学执教。

潘汉年于1925年春毅然离别家乡，奔赴上海，不久，进入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社工作，先当校对员，后任助理编辑，这一年潘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月，潘汉年应郭沫若、李一氓之邀前往南昌参加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分部工作，不久，即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出任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第一书记，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他先后组织领导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文化总同盟”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总同盟”等文化团体的筹建工作，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潘汉年到达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3年10月，潘汉年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到福建与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后担任中共驻第十九军代表。1934年10月，潘汉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受中央派遣，与陈云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决定和中央红军长征情况。1936年1月，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以“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在莫斯科与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进行接触，表明红军联合抗日主张，拉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序幕。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以我党联络员和谈判代表的身份，到南京、上海等地沟通联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日伪情报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获取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并建立了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在“皖南事变”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保证了上海与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往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潘汉年在国统区继续从事公开的统战工作。他在党内担任了中共上海工委的主要负责人，对外公开称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与上海各界知名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郭沫若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上海沦陷前，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做好大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向内地撤退或向香港转移的工作。潘汉年从确定撤退对象，到交通工具的选择；从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员陪送，事无巨细，亲自过问。由于他细致周全的组织安排和指挥，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均安全撤离上海。他自己也奉命转移到香港，并与廖承志一起建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指示开展与英美等国人士建立广泛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潘汉年担当了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任务。经过各方面配合和几个月的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茅盾、金仲华、夏衍、胡绳、张友渔、刘清扬、宋之的、杨刚、梁漱溟、邓文钊、胡风、蔡楚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干部。此外，还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达内地或海外，接应了2000余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后期，中央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潘汉年根据中央的指示，有计划、分期分批把停留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等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护送到解放区，出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春，潘汉年组织策动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起义，使大批技术人员、资产和档案资料被完整地保护下来。毛泽东同志发了贺电：“甚为欣慰。即望团结一致，坚持爱国立场，保护祖国财产，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接收。”

1949年，潘汉年参与了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他在香港与中航总经理刘敬宜见面，指出起义的光明前程，并就起义的具体细节进行了周密策划。1949年11月9日，两航人员在香港宣布起义，随后将12架民航飞机安全飞到北平和天津，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春，毛泽东电令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三人速从香港回北平，接受赴上海接管的使命。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等职，对恢复生产、稳定市场和财经状况的好转，作出了重大贡献。

针对当时许多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工商政策不了解，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有种种疑虑，潘汉年经常召集工商业界爱国人士一起开会或座谈，有时还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以各种方式宣传和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倾听意见，沟通情况，并努力帮助工商界解决生产、经营上的困难。由于潘汉年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深入细致、循循善诱地开展工作，帮助工商界人士解除了怀疑，增加了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和经营的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2月新年春节之际，上海遭到了美蒋反动派的大肆轰炸，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使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其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迭起。潘汉年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纠正一些单位不正确的极端作法；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精简节约，及时排解了一场场劳资纠纷，调整了劳资关系，很快使上海的生产和经营正常运转起来。



🔻最后岁月

1955年4月，潘汉年被关进功德林。潘汉年在这里一直呆到1960年3月，隶属于公安部的另一座监狱——秦城监狱刚刚落成，潘汉年就被移送到那里。1963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不久，根据宽大处理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下达了《执行书》《刑事裁定书》：鉴于潘汉年在押期间认罪服法、确有悔改之表现，而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宣布将潘汉年予以假释，交公安机关管制。1963年2月13日，潘汉年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走出了秦城监狱。在公安部的安排下，转移到了劳改农场——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他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爱妻——董慧。不久，潘汉年与董慧夫妇就被转移到北京团河劳改农场居住。1975年5月29日，湖南省茶陵县江茶场来了一对名声很大的犯人———潘汉年夫妇。将潘汉年夫妇从北京秦城监狱移到湖南省的劳改单位，是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5月27日，由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专案组和秦城监狱共同派人，“解押”潘汉年从北京乘坐1次列车，于29日清晨到达长沙，稍作停留，便与3天前先期赶到的潘妻董慧，乘汽车赶往茶陵县江茶场江茶场。潘汉年夫妇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年九个月。

1977年3月24日，病情日渐严重的潘汉年被送往长沙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进行治疗，4月14日在该院病逝。

🔻人物纪念

🔻纪念活动

为纪念潘汉年诞辰110周年，2016年1月12日，宜兴市在潘汉年故居举行了书法作品展，以潘汉年的诗词、信件等手稿为依据进行书法创作，作品陈列于潘汉年故居中，以书法艺术形式缅怀他的历史功绩，传承他的革命精神。

🔻潘汉年故居

宜兴市新街街道陆平村是宜兴市最早的农民运动重要据点之一，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潘汉年的老家，潘汉年故居就坐落在陆平村永思桥附近。如今，潘汉年故居已成为宜兴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21年6月，宜兴市人民政府对原故居进行了重新修缮重新、规划和布局，在原本仅有的展厅功能基础上，规划了潘汉年生平事迹展示区域及故居还原区。在展示区内，不仅有图文、诗稿等展板展示潘汉年生平事迹，还新增了多媒体展播，丰富了展示形式。

🔻潘汉年故居

🔻潘汉年旧居

上海淮海中路1350弄愉园公寓由四排16幢三层砖混结构住宅组成，5号是一幢三层小楼，看起来并不出奇。院门入口处挂着一块铭牌：潘汉年旧居。抗战后期至1947年，此宅曾经是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据点。

🔻上海潘汉年旧居

🔻潘汉年纪念铜像

2001年12月2日，在潘汉年多年战斗、工作过的上海，人文纪念公园上海福寿园，耸立起他的青铜纪念像，潘汉年同志生前的老战友、老同事和亲属近百人参加了纪念像的落成仪式。纪念铜像下，是潘汉年和夫人的衣冠冢，红色的康乃馨铺满墓盖。

🔻人物生活

潘汉年的父亲潘莘臣，以塾书为业并兼顾农桑。大堂哥潘梓年1893年出生， 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杰出的新闻斗士；二堂哥潘有年（潘菽）是原中央大学理学院心理系教授、系主任。

潘汉年1947年解除了由父母包办、名存实亡的婚姻，与同样追求革命的地下党员董慧喜结连理。其后。在漫长的困境中，董慧无怨无悔，跟随潘汉年辗转北京秦城监狱，团河劳改农场，直至湖南洣江茶场。潘汉年病故后，董慧谢绝亲友们让她回港生活的邀请，坚持留在大陆，直到去世。

🔻潘汉年与夫人董慧

🔻相关事件

🔻起因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发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后，在进一步审查饶漱石问题的过程中，认为饶漱石在主持中共华东局工作期间，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不依靠和发动群众，片面依靠公安机关“以特（务）制特”的方法办案，犯了右倾错误。对饶漱石、扬帆的审查，又牵连到潘汉年。

🔻经过

潘汉年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隐蔽战线的斗争。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1955年潘汉年在出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向党组织报告了1943年他被挟持到南京会见汪精卫的经过，并说明长期没有向中央讲清楚的原因。他解释说，当他回到华中局及后来到延安时，正值党内整风审干，担心这件事情会被严重怀疑而无法说清楚，所以没有向党报告。同时，潘汉年将他写的有关这件事的一份材料转呈党中央。在当时审查干部和处理饶漱石、扬帆问题的特殊环境下，4月3日，潘汉年被以“内奸”罪逮捕，与扬帆一起被定为“潘、扬反革命集团”。

1963年1月，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其罪名是：一、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内奸活动”；二、抗日战争期间，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日本特务，并与大汉奸汪精卫进行勾结；三、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国民党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向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提供情报，致使敌机在1950年2月对上海进行轰炸。1970年7月，潘汉年又被判为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党籍”。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因病去世。

🔻结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关部门对潘汉年案重新进行审查。1981年1月，公安部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关于潘汉年案的材料，如实反映了此案的处理经过。同年3月，中纪委对潘汉年案进行全面复查，认为潘汉年“内奸”的结论不能成立。1982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对潘汉年案的复查结果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向全党宣布：把潘汉年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大错案，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严重地忽视对敌隐蔽斗争的特殊性，混淆是非界线和敌我界线作出的错误的决定，应予彻底纠正。《通知》在追述潘汉年案的发生和教训后宣布：一、撤销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二、凡因潘汉年案受到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撤销1963年的原判，宣告潘汉年无罪。

🔻人物故事

🔻保护秘密电台

1939年春天，潘汉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沪、港、澳、穗等地的情报工作。不久，潘汉年来到上海，组建上海情报站，并建成了同延安通报联系的秘密电台。潘汉年发往延安的电报，一般以“小开”为名。

1941年，潘汉年机智巧妙地获取了近百份有价值的政治、军事情报，发往延安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使新四军主力部队及时转移，避免了损失。日伪军一次次“清乡”“扫荡”的扑空，意识到“清乡”“扫荡”的消息可能事先泄露。有一次，日军的电台测向仪在大街小巷巡查时，发现沪西有家药铺的屋顶有电台信号。这个电台，就是潘汉年在一年前设的一部秘密电台。

此时，潘汉年正在电台所在地工作。他在望远镜中发现了装有天线的吉普车，果断命令停止发报，迅速协助发报员孟述先、苏利民夫妇，将收发报机和天线藏在墙的夹缝中，又在墙外糊上墙纸，再将事先准备好的烤面包炉移到隐藏电台的墙边。

他们刚刚处理好，一群日军就冲了进来，潘汉年沉着地一面烤面包，一面与搜查的日军周旋。潘汉年见领头的日军军官会说几句中国话，就对他说：“皇军如想尝尝这法兰西面包，你什么时候来，我都热情接待。”说着，递上现烤的面包，让他们品尝。烤炉中的面包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力，带头军官吃了一块后，其士兵也跟着吃，随意翻了翻，感到没什么可疑之处，就拿着剩下的面包离开了。

第二天晚上，那个搜查的日军军官又来敲门，说要再尝尝潘汉年烤的面包。潘汉年就拿出面包给敌人吃，还和他闲聊了起来。潘汉年了解到，这个日本军官入伍前在东京工作，非常喜欢吃面包；参军后，由于工作原因，很少吃面包了。于是潘汉年烤了不少面包，让他吃了个够。从此以后，这个日本军官为了吃面包经常来光顾电台所在地，但敌人再也没有来搜查过。

🔻人物评价

作为我党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潘汉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多次为党获取重要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华社》

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他的一生，指出：潘汉年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无锡日报》

🔻董 慧

一一中共隐蔽战线战士、潘汉年妻子

董慧(1918年～1979年2月24日)，原名董奉然，祖籍广东，出生于香港。父亲董仲伟是道亨银行创办人，爱国银行家，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贡献。董慧于香港中学毕业后考进北京大学，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8年到延安入读马列主义学院，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派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当时潘汉年任副部长。1939年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到香港工作，其稍后也调到香港。组织上考虑到其父亲是银行家，其可取得合法身份周旋于香港上流社会，把电台秘密设置其家中。1943年调回解放区工作。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后，与潘汉年同调到东北，随后奉命辗转北京、南京、香港、南洋、上海等地，仍负责机关电台的情报工作。

🔻人物生平

董慧，原名董奉然，祖籍广东，1918年出生于香港一个爱国的实业家家庭，父亲董仲维是香港总商会会长、道亨银行董事长。她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千金小姐。如果不是成长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特殊时期，董慧应该过着养尊处优、荣华富贵的生活，顺风顺水地度过令人羡慕的青春岁月。

但是，董慧恰恰成长在民族危难的特殊年代，她选择了舍弃优渥生活，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道路。这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董家在香港是望门大族，生活条件富庶优越，自不待言。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家族怀有深厚的家国情怀，注重中华传统文化对子女的教育熏陶和传承发扬，尤其注重爱国向上，这种情怀直接表现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

董仲维认为，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教育制度有明显的殖民教育痕迹，不利于子女学习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于是，董慧从小就被送去广州求学，中学阶段进入了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影响的广州培道中学。求学期间，董慧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追求进步，向往革命。

1937年初夏，董慧在父母的支持下，从香港北上北平报考大学。此时，恰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七七事变”爆发后，董慧随流亡学生一起到了西安，并考上了西北联合大学。该校由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大学合并而成。

在西安，董慧在抗日爱国热情的激励下，主动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求报考延安的革命学校。经考核录取后，毅然转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于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又转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延安，她系统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教育熏陶，更坚定了献身革命的理想信念。

1939年夏天，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部，统一领导国统区的隐蔽战线工作，扩大党的隐蔽战线力量，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为此，中央社会部举办了隐蔽战线干部训练班，专门培训派往国统区的干部。董慧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也被入选其中。从此，董慧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这时，她遇到了影响她一生的人：潘汉年。

1938年10月，潘汉年应邀到延安干部训练班作报告，讲授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在黄土高坡上简陋的教室里，董慧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当时，潘汉年才三十出头，但俨然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因丰富的阅历而显得格外成熟稳重。短短几天讲课，董慧了解了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那么曲折艰难、惊心动魄，对潘汉年的敬慕崇拜之情油然而生。董慧还了解到潘汉年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在上海的革命生涯：

学生时代的潘汉年，深受五四进步思潮影响，17岁便离开家乡，到上海投身进步文化运动。1924年，潘汉年进入中华书局工作，这是中共地下党活动的重要场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经介绍，潘汉年加入了由郭沫若、成仿吾领导的进步文化团体“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非常辛苦，但想“为我们的后起者谋一点幸福”。在此期间，潘汉年和他人一起创办了《A11》《幻洲》《战线》等进步杂志，揭露社会黑暗，鼓励广大读者“跟着时代前进”，活跃在上海的文化战线。1929年6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年仅23岁的潘汉年被任命为第一任书记，在周恩来、李立三和李富春等领导下，直接参与上海各进步文化团体的组建工作。 1930年3月，中国第一个左翼文化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潘汉年为此殚精竭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左联”成立后，他担任第一任党团书记。更重要的是，他和文化战线的党员一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努力消除和鲁迅的思想隔阂，建立革命友谊，得到鲁迅的鼎力相助，高擎起左翼文化大旗，对实现左翼进步文化力量的大团结，推动进步文化运动从上海向全国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31年夏天，因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党中央和许多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危在旦夕。这时，潘汉年临危受命，被周恩来召唤到党的隐蔽战线，参与中央特科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此后，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国民党特务机构斗智斗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出生入死，屡建功勋。陈云曾高度评价说，当时，潘汉年在中央特科不是一般的干部，是实际负责人。1933年5月，潘汉年在极其恶劣艰难的政治环境下，以惊人的毅力和胆魄，细致周全地安排护送许多党中央领导同志，从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潘汉年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南北转战，特别是在上海、香港等地，与国民党反动政权、汪伪集团，乃至日本在华特务机构机智勇敢斗争，屡建奇功。

潘汉年传奇经历，深深地印刻在董慧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1939年，党的隐蔽战线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发展需要，决定进一步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在上海和香港地区的隐蔽战线领导工作。鉴于潘汉年在这方面的卓越领导才能，决定派他返回上海，统筹领导南方地区的隐蔽战线工作。考虑到潘汉年肩负的重要使命，党组织决定给他配备一名机要工作者，董慧成了最佳人选。董慧有配合潘汉年的天时地利：她显赫的家庭背景，可以提供特别的安全保障，她父亲开办的银行，是最佳的职业掩护；她信仰坚定、工作细致，是忠诚可靠的地下党员。

这一机缘巧合，使董慧与潘汉年自然走近，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萌发真挚情感。 对董慧而言，潘汉年是思想上的引领者，工作上的领导者，生活中的良师益友，情感上的依赖者。而在潘汉年看来，董慧是政治上的追随者，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生活中的红颜知己。董慧的清新脱俗、美丽优雅也深深吸引着潘汉年。

在上海、香港地区工作期间，董慧工作的道亨银行，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点。党组织的重要情报，经董慧上情下达、下情上报；潘汉年与其他党内同志、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往，大都由董慧周全安排；党组织所需要的经费，由董慧经办处理，连董慧的家，也成为潘汉年开展工作的重要场所。共同的理想，把董慧和潘汉年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俩的感情也因此逐渐增温。斗转星移，日积月累。董慧与潘汉年，历经八年风雨岁月，从相知到相恋，情感与日俱增。后来，潘汉年解除了由父母包办、名存实亡的婚姻，在1947年与董慧喜结连理，成为一对情投意合的红色情侣。

志同道合、互敬互爱，常人难以企及，董慧与潘汉年却堪称圆满。他们的情感，萌发建立在白色恐怖时期，又在人生的壮年和暮年延续升华。潘汉年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智慧和杰出贡献，受到党中央的赏识。1949年，党中央曾内定，请他出任中国第一任驻英国大使，后因接管上海的重任更为迫切，让他改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为建设新上海再立新功。董慧也随潘汉年到上海，在市委统战部任职。

1955年春夏，潘汉年陷入一场政治风暴，从此蒙冤长达27年。患难见真情。在漫长的困境中，董慧无怨无悔，跟随潘汉年辗转北京秦城监狱，团河劳改农场，直至湖南洣江茶场。潘汉年病故后，董慧谢绝亲友们让她回港生活的邀请，坚持留在大陆，直到去世。炽情挚爱，感人至深。潘汉年对董慧一往情深，曾赋诗多首，其中“患难相遇共相倚，恩爱情深亦太痴”两句最为真切，浓缩了这对红色情侣的情感密码，给他们自己，也给后人留下美好的遐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潘汉年加判无期徒刑转到秦城监狱关押，其再度随夫生活，一次上厕所时摔一胶，骨折没条件医治成跛脚。1975年潘汉年出狱，其回过上海一次。不久潘汉年被投到湖南沫江农场劳动改造，其随后而至。1977年元旦前后，潘汉年病情急剧恶化，4月不治去世。其仍留在沫江农场，1979年2月24日因高血压脑出血在农场去世。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对潘汉年的一生作出高度评价。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其夫妇的骨灰移送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廖承志等人到北京火车站迎接骨灰并在贵宾室内为其夫妇举行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

1982年，陈云预言被证实，次年上海市委派人赴长沙，取出两人骨灰！

🔻陈云

潘汉年，1906年生于宜兴，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头号特工，人称一代英杰。他在西安事变中穿针引线，先后担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后，又奔波在西安、上海、香港等地，直到1938年8月，才回到陕甘宁边区，准备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那天，身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潘汉年正在埋头整理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报告时，李克农敲开了他的房门。

李克农的身后，跟着一位身段窈窕的女子。

🔻李克农

只见这女子披着短发，穿着朴素，但浑身洋溢着一种蓬勃的活力。她长着一张白皙的鹅蛋脸，一对明眸里春水盈盈……

不等李克农介绍，姑娘便一下子闪到了前面，大大方方地问：“您就是潘汉年同志？”

“对！”多年的特工生涯，潘汉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感到眼前这女子不但气质高雅而且来历不凡。

“怎么样？我能行吗？”女子快人快语，用期待和自信的目光直视着他。

“这……”潘汉年一下子愣住了。

李克农这才有机会插话：“这是董慧同志，香港道亨银行大银行家的千金！”

潘汉年这才想起，他曾向组织要求派一批在香港、上海等地有广泛社会关系的同志做他的助手。

“干我们这行，不但要吃得苦，受得惊，还常常得出生入死，董慧同志你……”潘汉年一听她是香港大银行家的小姐，自然不无忧虑。

没想到董慧竟一下子红了脸，发起火来：“你瞧不起人！知道吗？我可是自己跑到延安来的！不信？”

🔻董慧

李克农赶忙解围。他的介绍让潘汉年不能不信——

董慧，1918年生于广东，从小在亚热带的骄阳下长大，父母都信奉基督教。她的生命中，因此充溢着火热的激情，辉映着仁爱的光芒。这位勇敢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在北平上大学时，中华大地正笼罩在“九·一八”耻辱的阴云下。她曾与许多关心祖国命运的同学一道，高喊着抗日救亡的口号，奔走在游行的队伍中，成为“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引起了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关注。

之后，她不顾亲友们的百般劝阻，毅然舍弃了大学学业，

跑到了当时还被人称作不毛之地的黄土高原，投身到了被一些香港人认为是“草莽英雄”、“山大王”的红军队伍里。一路上，她和同学们徒步跋涉，饱一顿饿一顿，每天都步行上百里，脚底的水泡一个个被磨破，每走一步都痛得钻心……她的举动，对一个出身高贵的家庭，不啻一次高强度地震！

李克农的这番介绍，使疑虑顿消的潘汉年折服不已。他们从此开始了共同工作。不久，年仅20岁的董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这年年底，这位秀丽妩媚、活泼可爱的女性与风度翩翩、大智大勇的潘汉年结合到了一起。

从此，两人的命运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第二年（1939年），董慧携夫君回到了香港。为了工作，她霓裳俪影，恢复了阔小姐打扮。

她说动了父亲（其父还主动给延安捐赠了价值1万块光洋的医药器械），以父亲银行中一位女职员的身份，往返于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之间。她在银行中管着一笔账目，私下里还要经管成千上万的地下工作者的经费。从香港总行送往上海分行的大包小包里，不时藏有潘汉年交来的一份份密件，一件件都安然送达目的地，使敌人的阴谋一个个破产，使许多处在千钧一发之际的同志得以脱险。这时的董慧，成了丈夫进行情报工作最贴身、最可靠的助手，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做了大量工作。

万万没想到，在经历了17年艰辛、紧张但又温馨、甜蜜的共同生活之后，厄运忽然降临到了他们头上，把他们的后半生，浸泡在无边的苦海里。

🔻潘汉年

那是1955年4月3日，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忽然被捕，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监狱。5月19日，董亦被捕。两人居然关在同一所大牢内，但在漫长的8年里，彼此却相互不知下落，音讯全无。

1962年夏，董慧假释出狱，一年后潘亦走出牢门。夫妻二人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里。这段“好景”，约3年左右。

1966年，“风暴”骤起，潘汉年被重新收审，关在秦城监狱。董慧则因不但不愿与他“划清界限”，反而在给他的信中写上“我爱自由，我更爱真理，为了维护真理，我纵死不辞”的句子，而惨遭专案人员的虐待，摔断了肋骨。

1975年，在夫妻二人又经历了多年分离之苦后，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把业已瘫痪且无人照料的董慧随潘汉年一道送往湖南米江农场安置。出主意者的本意是想让潘汉年来照顾妻子，但谁也没料到这个主意使夫妻二人毕竟又生活到了一起。在农场，潘汉年被指令改名为“肖淑安”。

🔻潘汉年

1977年7月24日，71岁的“肖淑安”病故，遗体火化，年近花甲的董慧含着泪水，用一只瓦坛子装了丈夫的骨灰，埋在金盆岭西侧半山腰的墓地，立一碑，上书“肖淑安之墓。妻董慧立。”

1979年2月21日，董慧病故，终年61岁。夫妻俩终生未能生育，无人送葬，草草埋在长沙火葬场墓地。

明眼人从上述年表里能够看出：这夫妻二人的经历怵目惊心，亘古未有，应属千古奇冤。凡属沉冤多年的千古奇冤，后人三言两语又怎么能说得清楚呢？

董慧当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时，与江青是同学。董慧看不惯江青的言行，曾真诚地劝导过江青。良言、善意，却在江青心里埋下了含毒的种子，为董慧的人生悲剧设下了一笔伏线。

当然，江青和康生插手潘案，是六几年以后的事，潘案刚发生时，江青尚无插手此案的政治地位，而康生，当时也只是山东分局书记。

🔻潘汉年、董慧

“发生潘案的直接原因还是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参与过潘案审查工作的罗青长同志，回忆起往事，不禁泪满双眼。

他说，建国初期，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一些曾受过高、饶影响或是和高、饶有牵连的人，先后作了自我批评，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当时，党内政治气氛很紧张。潘汉年向陈毅谈了他1943年被人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当时他无法请示中央），此事被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读书人报》1998年1月23日转引自《潘汉年传》）另一方面，在审查饶漱石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在开展对敌斗争中存在一些问题，不仅同饶漱石直接相关，而且与潘汉年有些牵连。这两件事，就成了怀疑潘汉年为“内奸”的起因。

其实，潘汉年过去一直备受毛泽东赞赏。他的工作，毛主席和中央大都了解，有的重要工作，还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利用汪伪关系开展工作也向中央请示或汇报过。毛泽东曾多次表扬上海的地下工作，进入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大使。

🔻毛主席

最先为潘汉年伸张正义的是他的战友、第一次领着董慧去见潘汉年的李克农。1955年，李克农冒着风险，在潘案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五大反证，请求中央慎重考虑。但当时“左”风日甚，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未能引起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陈云登高一呼，此案才自阴转晴。

陈云激动地说：“当时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有3个人，即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了，我再不说话，就没人了解内情了。”他还说：“我要开刀动手术，结果如何不知道，但我坚信，潘汉年必将平反。”

1982年8月，陈云的预言被证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称“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年4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派人赶赴长沙，将潘汉年夫妇的骨灰取出，北行数千里，送进北京。中央领导同志廖承志、陈丕显、王鹤寿等亲往北京火车站迎接，站内举行了特别仪式——“生不同榻，死后同穴”，为夫妻二人的骨灰盒覆盖党旗——“盖棺定论”。此时，潘汉年已含冤病故6年，董慧也已亡故4年。

在8年又8年的牢狱生活中，饱尝相思之苦的潘汉年，写下了一系列缠绵悱恻的诗句：

朝思暮想夜成梦，

月暗花愁空对魂；

妻命随夫贯古今，

巫山隔绝白云深；

暮地罡风断比翼，

何时明月得重圆；

天摇地动倒流水，

但愿冬寒化早春……

在一切苦难的泥淖里，惟有那纯洁的爱情是开在绿波上的水浮莲，令人注目，教人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