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而复得的表妹

文韵年华

表妹十五岁时，便毅然投身军旅，开启了热血的征程。后来在军校的日子里，她日夜苦学、摸爬滚打，用汗水浇灌着自己的梦想。从海军到陆军，每一次转变都是新的挑战，可她从未有过一丝退缩，在不同军种中都绽放出耀眼光芒。她出生于军人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军人的风骨与担当早已融入她的血液，在她身上，传承与奋进的力量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表妹是我姑奶（我们关中称姑婆）的大外孙女。 说起表妹，就不得不提起两个特殊年代一一民国十八年年馑和六六年的“文革”。 　　民国十八年（1929）年馑。 历史上人们把一年中一料庄稼没收成叫饥年，两料没收成叫荒年，连续三年没收成叫年馑。而民国十八年年馑竟是三年六料没收成，年馑从1928年持续到1930年连续肆虐，再加上瘟疫虎烈拉（霍乱），使陕西全境及周边河南甘肃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 　　这些，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小说第二十五章和电视剧中，在鹿三媳妇、白家轩媳妇仙草身中瘟疫死亡过程中都有详细描述。《武功县志》书中也有详细记载：灾前1927年全县有约179000人，灾后仅存90000多人，死亡约一半人。现在我们村委会东即绿野中学的南边地里就有三个万人坑遗址。七十年代我在生产队劳动时，尽管几十年来土已填平了万人坑，但每逢浇地时，还是只有等水灌满了那三个大坑遗址才能继续往前流淌。 　　有关文件和县志记载：年馑中陕西全省有2O0多万人死亡，又有200多万人外出逃荒。我姑奶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我爷爷二十多岁，因常年患病丧失劳动能力，仅靠我婆（奶）和姑奶昼夜织纺染布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刚成年的我姑奶为减轻家庭负担，也随逃荒人群出走逃命。自那以后战乱不止兵荒马乱，杳无音信。 　　解放后社会稳定，我邻居们年馑那几年逃往山西山东河南的姑姑姑奶们，都有了来信陕西寻亲的音讯。1962春天，当教师的我父亲也接到了姑奶的寻亲信件，这才知道姑奶那年落脚在了山西省盂县，姑父爷己去世。一家人分离三十多年才有了音讯，特别高兴，父亲当年暑假便前去山西盂县接回了自己的姑姑回娘家。 姑奶回来时带着她的大外孙女，五岁的芳芳。就是我的表妹，当时我六岁，大她一岁。 姑奶那次回来，给我留下了两个最深的印象。一是核桃，二是表妹。 从那我一直认为姑奶山西盂县那地方产核桃。因为姑奶回来后，我妈曾给我兄弟姊妹们每人分了一小块核桃酥饼，我竟从中吃到了花生米粒大小的核桃仁。在缺吃少穿的那个困难时期，核桃酥的那油香、那个甜糯味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时我就想着，盼着能去姑奶家多好呀！去就能吃到油香的核桃…… 直到多年后，才知道盂县不产核桃。那核桃酥是在商店买的。 　　再就是表妹，表妹小我一岁那年五岁。记得她瘦小，扎两个小辫。但人特别机灵。 我那时对表妹又喜欢又嫌弃。喜欢的是多了一个小伙伴，嫌弃的是她老粘我。尤其是村里小伙伴们午饭后叫我去漆水河边耍水去时，她总想跟着我去。她要去我妈和姑奶就知道了，怕有危险就会拦着我不让去，怕出事。所以我每次都哄着她捉迷藏，当轮她藏匿时，我不找她反而直接就和小伙伴们跑到漆水河里去了。但她很聪明，经过一两次后就不上当了。后来每次轮她臧匿时，她都半躲着，看见我想跑她就大声哭闹，大人很快就出来把我捉回去了。所以我对她又喜欢又嫌弃。 很快要收暑假了，父亲要提前返校参加学习会，姑奶也依依不舍地带着表妹回山西盂县了。 　　一九六六年的特殊时期。 一九六六年夏，一场特殊的风暴席卷而来。到处响着雷炸的口号声，各处的大喇叭放着刺耳粗糙的高亢旋律，不时还播放着各种号外和伟大胜利：某某单位又揪出了当权派、国家主席是特务内奸、江某又作了公开讲话、林某又成了伟大领袖和无产阶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许多小道消息也不径而走并随之也被文件証实：某地武斗又打死了多少人、林副统帅外逃被摔死…… 　　随之街上戴着红袖标的人们多了，但被强制戴白袖标的阶级敌人也多了起来，除了原有的“地、富、反、坏、右”外，又增加了“走资派、特务、内奸、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九类。红袖标是各派组织自己发的，白袖标是个人按九种分类自已做自己写的，就连高稍稍帽子后期都是自己给自己糊的…… 这些人经常被戴着纸糊着的高稍稍帽子，反扭着双臂，在大街上被游街示众或大小会批斗。也经常以各村大队或机关单位学校为一行，自己敲着小锣，自已念叨着：我叫某某某，罪孽太深重，落后还反动，保证规规距距，绝不乱说乱动，坚决改造劳动，一定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心要红…… 　一九六六年的特殊时期。我父亲当时是一个小学校长，虽然全校只有四五个老师，当然也随大流被戴上了高稍稍帽子被拉着游街。每当轮到我班批斗他时，我还得跟着同学们一块喊口号打倒他，以表示划清界线。到1968年，全国又将中小学公办教师遣返回原籍农村生产队，不发工资挣工分。我大队文革运动中造反本来就闹得厉害，一位原生产大队副大队长（现今副村长）、一位解放初的共产党员，一位老贫农相继被逼自杀。我村全大队当时不到100户，七、八百人。解放初我父亲参加村上土改时定有两户地主，一户富农。但1968年底，大队造反派又采用虚报欺瞒的方法，给我家及另外两户补定了地主富农成分，这样全大队地富比例占到6%，并给我父亲还戴上了“地主分子”帽子。从此十年连年累月接受无休止的批斗改造，并被抄家。那时“九类分子”家庭高成分子女不但不能参軍招工入党入团，连六亲和子女都受到株连。我父亲为了不连累亲戚朋友，让哥哥们将所有亲戚来往书信和他的手稿，全都焚烧销毁。从那以后，我们也和山西姑奶家断了联系…… 　　一九七八年落实政策后，我父亲才重新回到教师队伍。除二哥和弟弟还在农村，大哥，三哥通过高考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我虽开始接父亲班参加工作，但经过继续努力复习高考，也圆了大学梦。我们兄弟经过认真工作，勤奋努力，也都成了各自单位的负责人或党支部书记…… 去年（二四年）阳春三月的一个中午，我老家一位发小村医耿大夫打来电话：你家来客人了，路远，是山西的…… 这时，电话里传来了表妹的声音。虽然六十年过去了，但在阳光和煦的春天里，声音依然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通过表妹，我也才知道，文革那时表姑父已相继担任团、师长了，改开后直至军長。她和弟弟也都在軍队任职，现己退休。现在两位老人已过世了。我的父母虽然也都过世了，但我还真佩服父亲，当年多亏他断了亲戚书信，要不还真不知道给亲戚们带来多大麻烦。 我又得知，表妹的姨妈，即我二表姑现在广东韶关，所以我及时又联系了二表姑，得知她一家和我表妹表弟们都在广东工作顺心，生活稳定幸福。 60年一个花甲，在历史的长河中连一个标点符号都够不上，但对我们一个普通人而言，却是将近一生的时光。时隔60年，我和表妹及二表姑又联系上了，这得感谢祖国开革开放，社会稳定生活幸福。祝愿我们的生活，能永远像这春天一样阳光明媚。 二0二五年三月九日 注，文中图片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