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西风瘦马 断肠人在天涯

Les

🔸李尔山著🔸

引子

明天要去普洱市，今晨刷刷网页，做点功课。课题是西南“茶马古道”，网上一片热烈，可怜真正可读、可听的文字几乎没有。大概齐的都是在做旅游攻略吧，“穿越大好河山，”“此处风光独好”，云云。对于扩大内需，这当然很必需，可惜不对我的胃口。很少有人把“茶马古道”作为历史题材，去研究，去甄别……这让我很沮丧，我老了，见不得抹去了岁月艰辛与愁苦的轻浮，和无视生命挣扎与顽强的冷漠。我也不懂为什么这些昔日荒无人烟的地方，而今却是蜂房蚁穴般的摩肩接踵？如此多的人来此蹭岁月，打卡烧錢，累如乏犬——我真不知道他们的审美价值何在？所以，我必须换个角度。真正把视觉聚焦在人类生存的原点之上，写一篇题目叫作“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文章——让这名符其实的“古道”，真实的大西南的风风雨雨，和穿行横断山脉的马帮，特别是那一个个有家难回或者无家可归的“断肠人”出现在历史的定格之中。

茶道何所在，新桥共老桥

天赐

世界万物，何生何灭？何去何存？原本是一种天数，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也。譬如这茶，就是大自然对于彩云之南的一种“赐与”。植物种类学证明，世界原生态古茶树就生长在中国的云南。

在普洱搏物馆二层的展厅中有一块很大的展版，形象地展示了“古茶”宗族的“五世同堂”。

古茶今茶，五世同堂

現在仍在茂盛生长的野生型古茶树在澜沧江流域和怒江流域西岸均有分布。其树型、叶片及繁殖器官等植物学形态特征相同，均属于同一类型。普洱市境内野生古茶树主要散生于无量山、哀牢山和澜沧江两岸，海拔1800-2600米的山地原始森林中。面积大约5000公项，镇沅县千家寨一株，树龄已过2700余年的古茶，被称为“古茶王”。

镇沅县千家寨“古茶王”

“古茶王”的父本系统是具有三级网状叶脉的“中华木兰”，生活在距今约2500万年前（晚第三纪中新世）。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家在哀牢山以西、横断山脉倾伏地段以南的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三大水系之间发现的中华木兰化石分布，正好为今野生大茶树王的发育和传播范围。1978年，在普洱市景谷县、景东县、澜沧县发现了宽叶木兰（新种）化石。经地质年代测定，这些古木兰化石距今约3540万年。这种滇西南发现的第三纪景谷宽叶木兰（新种），被认定为茶属植物垂直演化的始祖。

古茶王的“子本”系统，在学术上被称为“过渡型古茶树”。今“澜沧邦崴大茶树”的枝叶、芽梢具有栽培型茶树的特征，而花、果则具有野生茶树的形态，为典型的过渡型古茶树，这是人类驯化茶树植物实践活动的“活化石”。其树龄距今已有1700余年了。有子必有孙，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以澜沧江为界，东部攸乐、革登、倚邦、蛮砖、莽枝、易武（曼撒）等；西部南糯、动宋、景迈、布朗、巴达等，仍然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古茶林，它们就是原始古茶“无穷溃”的晚辈孙儿，论年龄也大约有1300余年了。

天工

造物主的赐予，还须被赐予者的回化和索取，当“赐予”和“回化”真正结合起来，这才构成了所谓的“造化”。茶作为人类的一大“造化”，大约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的。《神农本草经》上说：“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相关的记载还见于汉.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晋.干宝的《搜神记》、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唐.司马贞的《史记·补三皇本纪》等）。人所共知，神农氏上古世称“炎帝”，他和称“黄帝”的轩辕氏，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作为民族共崇的伟大始祖，神农的创世传说是很多的，如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被尊为农神；如击燧钻木，以火得王；还有遍尝百草，创药解毒，救夭伤之命，公认为中医药的发明家，等等。《神农本草经》是依托“神农”之名，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其实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本草经》虽然成书于东汉，而实际是秦汉时期以及在更早的历史中，众多医学前驱者总结、搜集、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我国中草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把这个中国上古史和中世前科学集体人格化之后称之为“神农”，应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绝佳话题，茶的发现，始以药性而名列其中。就是这个话题中的一种极其光彩的“文明造化”。

“神农尝百草”像

对于古老的传说而言，我认为时间和地域的是其有无“真实性”的两个必备的条件。关于时间，我在“天赐”一节中，提到的“过渡型古茶树”（今“澜沧邦崴大茶树，被称为人类驯化茶树植物实践活动的“活化石”），其树龄距今已有1700余年了。而神农氏所处时代，一般地被公认为新石器时代，距今3000年左右的时间段中。从茶的最原始的“可用性”的发现，到经人类栽培驯化“过渡性茶树”的出观，经历了大约一千多年的时间，而且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中，茶还经历了由药材到食材，又由食材到饮料的实践性转化，这样的演化过程应该是可信的。关于神农氏活动的地域，过去我们的习惯认识是“黄帝在中原，炎帝在秦陇”，这大概是由农业“粟”的出产导向而形成的。但是，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神农氏的活动地域在迅速的扩大。荆、湘以及吴楚，以水稻是中国最早的农作物，而申言自己也是神农故里，前不久我们入川游历，见闻三星堆的专家，亦都认为川西高原的蚕丛和成都平原的杜宇当为神农氏的子孙。我今天的主题，又把神农直接推到了彩云之南，横断山脉，三江并流之地。我想这大概不必再进行复杂而周严的论证了，神农，作为中华民族采集之祖，农业之神，医药之王，他本身就是一个关联极高的文化共主。说他是茶的第一个发现者，并不突兀。

“茶”字的金文形象，是一个人在树上采摘。最初写成“荼”，表达多种意义的采摘目标，有苦菜也有茶叶，后来逐渐分离，形成专义的“茶”字。在两汉时期，茶事的记载开始出现在《尔雅》和《说文解字》等专门研究文字的古籍中，标志着中国茶文化进入了有文字记录的阶段。又如《僮约》，是西汉王褒所写的一篇契约，文中提到“武阳买茶”和“烹茶尽具”，说明当时茶叶已经作为商品进行买卖。汉朝的文人饮茶的描述，在后来的古籍之中已经屡见不鲜，像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还有杨雄等等。这些文士的活动地域多在蜀地，说明“茶”，先由云南传入了四川。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将茶（“荈诧”）列为药物，这说明汉朝时期茶的饮用还带有早期药用的原始性状。到晋王异撰写《神异记》（见《古小说钧沉》）有了丹丘子和黄山君（这是丹丘和黄山的两位仙人）的故事时，反映了当时茶的生产和饮用又从巴蜀传播到了荆楚，甚至徽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也证明了荆楚茶业在汉代已经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接壤的荼陵。人工植茶，已然司空见惯。标志着茶圣陆羽的时代快到了。

“茶圣”陆羽画像

陆羽是我国唐代著名的茶学家。他出生于公元733年，逝世于804年，字鸿渐，原籍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陆羽生活的唐朝，已是一个茶事鼎盛的时代。陆羽一生经历，都与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幼年在佛寺中为师父煮茶，到青年时代游历山野，访茶问茶，再到老、壮，醉心茶的著述。他以毕生的精力诠释了茶文化的深刻内涵。最终撰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在《茶经》中陆羽对茶的性状、品质、产地、种植、采制、烹饮、器具等方面进行全面而深入论述，被誉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茶史和茶艺专著‌。自陆羽著《茶经》之后，茶叶专著陆续问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茶事的发展。代表作品有宋代蔡襄的《茶录》、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明代钱椿年撰、顾元庆校《茶谱》、张源的《茶录》，清代刘源长《茶史》等。

我国明代著名的科学著作家宋应星，把中国农业手工业的科学发现和发明，以及技术的创造称为“天工开物”。茶，发乎神农，兴于隋唐，盛起宋代，焕然明清，就是一项开发物类的伟大“天工”。

天缘

柴米油盐酱醋茶，七种人的生活必须品中，“茶”是排最后一位的，但是，从历史上看，它的商业半径却是最大的，这种情况，和服饰材料中的“丝绸”，日常生活用具中的“陶瓷”的情状很相似。我在上文举例时提到过西汉王褒的《僮约》，契约中的“武阳买茶”和“烹茶尽具”，说明早在西汉时期，我国生产的茶已经进入了商品的交换领域。而茶能夠跨出国门，形成巨大的商业半径，则是得益于不同地域产业和人的生活习性之间的巨大差异性，以及商品交换与贸易中形成的强大互补性。同时，差异和互补长时间的相互作用，又必然把各种经济、文化、宗教、外交、军事、政治因素帶入，形成了我们常说的商业“地缘特征”。

这里“地缘”一词中的“缘”，明白借用了佛教“因缘”论中，“缘”字深刻的哲学含义。即一切事物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散尽而灭。我们不应把它看成是一种“宿命”，而要认识这是世界万物内部本身蕴藏的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关系。茶的境遇本是一种“天缘”——其本质是这个世界上众多的游牧民族（和其它非农耕之族），食用大量的肉、奶之食，而必须助消化的食品或饮料。商业长臂取利，不过顺势而为罢了。

“禅茶”一味

关于茶叶长线贸易的发生发展，以及商道的形成，这是一个争论很大的话题。换言之，即：“茶马古道”，路在何方？汉晋唐宋，始于何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茶叶走出国门的贸易，可能很早，即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古丝绸之路上亦即有了茶商的踪迹。有人考据，中国茶叶最早输出的时间在公元473-476年间（北魏平城时期），由土耳其商人越过葱岭来我国西北边境以物易茶。这被认为是最早的记录。考虑到公元纪年前后，茶的种植和制作已经从云贵高原进入成都平原，后又由蜀入秦，来到中原；特别是经两汉400年，历两晋南北朝乱世，到北魏再度统一中国北方，东西贯通的国际商道——丝绸之路再度活跃起来时；由土耳其商人越过葱岭，到达丝路南线以物易茶……我认为这样史料是完全可以取信的。但是，按照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定义“丝绸之路”时（1877年）的考量，这条世界最早最长的东西商贸大通道上，流动商品之大宗是“丝绸和棉花”而非“茶叶”，茶的贸易可能存在，但认定其为“茶道”亦或“茶马古道”，都是不合适、不洽当的。还有更多的学者认为，按照地缘习性和文化传播，中国茶的长线贸易目的地首先应该在青藏高原上的民族国家和南亚次大陆，而非中亚和西亚，而且较大宗的茶叶输出之起始时间，绝不可能在汉代或南北朝，而是在唐朝。他们认为：唐朝和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建立“藩属”关系，文成公主（641年）和金城公主（710年）先后入藏和亲，带去了中原文化以及生活习俗，包括“唐茶”和成套的茶树种植和茶叶制作技术（时称“赐茶”）。茶“化肉乳之腻“和“解青稞之热”的特别功能，深受藏人青睐，加速了吐蕃对茶文化的接纳。同时，吐蕃佛教也深受唐朝影响，僧人坐禅可饮茶提神，“禅茶一味”，应运之生，进一步推动茶叶需求向社会更深文化层次潜入。造成了从7至9世纪，汉藏之间茶叶的大宗贸易。关于唐茶的贸易通道，这一派基本锁定的是“唐蕃古道”，即当年文成公主出嫁时所走的那条道——翻日月山，过格尔木，穿唐古拉山，抵藏北那曲，最后覆盖前藏后藏（即今青藏公路旧线）。他们还认定，今甘肃省唐蕃古道与丝绸之路南线之交汇点上的河州风林关，为“天下茶马古道第一关”。我非常赞赏这一派所认定的中国茶叶对外大宗贸易始于唐朝的观点。但是对于他们认定“唐蕃古道”即是“茶马古道”的观点则不敢苟同。众所周知，唐蕃古道的历史定性基本是唐朝和吐蕃在公元7世纪时的政治、军事通道，风林关的故事也是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北击凶奴，崔玉林持节吐蕃，唐文成、金城远嫁雪域，等等。我读过唐张藉写风林关的诗：“风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显见其并非是一条沟通产销，便捷商驿，集散货物的成熟商卡。而是一处战守之“锁钥”，而且在唐“安史之乱”后便已关闭。晚唐、五代、以及宋代，汉藏之间的商贸交通，在逐渐向南移动，通过南诏和吐谷浑，由滇蜀产茶区直接入藏的“茶马古道”才开始形成。

滇川藏茶马古道示意图

我个人认为，我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专门以茶马生意为大宗为主导的、也可称为最古老的“茶马古道”是两条（一）滇藏茶马古道：茶叶产地是以云南思茅（今普洱市）为中心的澜沧江、怒江中上游古原生茶地带。从思茅（集散地）出，经由大理、丽江和察关，入藏后经林芝，抵达拉萨。（二）川藏茶马古道：茶叶产地是以四川蒙顶山、峨眉山、青城山、邛崃、宜宾为中心，向北延伸至平武、青川，向东辐射至达州、万源的产茶网络。从雅安（集散地）出，经由松潘、康定（打箭炉）、昌都，入藏后亦经林芝，抵达拉萨。这两条古茶道，从唐代开始就被茶商有所踩踏，渐走渐熟，渐行渐远。到了北宋时代，由于宋迋与北方的契丹辽和西北方的党项夏（南宋时则与女真金对峙），长期不睦，征伐不断。当时国防必须的战略物资——战马，已无法从漠北和西域获得。通过茶叶贸易，交换获取优良“吐蕃马”，迅速上升为北宋的国防要务。“茶马古道”这个名称才真正成为一种古代商业通路的正式称谓和标签。为了确保“交换”的有效性和隐定性，宋朝对于己方的茶叶，实行“专营”，国家设立“茶马司”，茶道上设置“茶卡”进行管理，即“榷茶制”。后来出现了私茶贩卖等问题，又推出了“茶引制”和“引岸制”，即商人经营茶叶生意，要先行纳税，取得“茶引”（以纳税凭证取得许可和配纳）以保证国家的税收和战略利益的实现……随着国家行政干预的介入，这两条古道上的物质流通，市场行为，便逐渐形成了长久化、稳定化和规范化的格局。天下大事，趋势而兴，茶马古道，亦是如此！路在滇蜀为头，到藏以销，时在以唐为始，及宋成型。

天路

昆明大观楼著名的长联中，有两个常被文人们说道的典故：一个是“宋挥玉斧”，另一个是“元跨革囊”。这两个典故所讲述的地缘历史，其实对于滇蜀藏的茶马贸易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宋挥玉斧”讲得是宋太祖赵匡胤用书案上的小玉斧在宋朝大西南的版图上，轻轻劈了一下，表示他对于烟瘴茫茫的西南边陲管不过来，表达有放弃之意。宋太祖的这种意向，实际上是整个宋朝（包括南宋）对于西南民族实行“羁縻”式管理的政治“底色”。羁縻政策是通过温和、宽松的方式，在保持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和物质利益进行控制和抚慰来实现统治。‌很显然，这种管理模式对于川藏、滇藏古道上的茶马贸易是有极大的培育之功的。“元跨革囊”，说得是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对南宋实现背后战略包围，亲率10万元军，剑指云南，坐镇中路，用牛羊皮制成革囊，抢渡金沙江，一举拿下大理，进而经略云、贵、藏、缅及中南半岛的战役。蒙元是一个横跨欧亚疆域无边的大帝国。帝国的特色是，铁骑圈地，商业结网，取利而强。在元的治下，中国茶已不仅仅是踏上雪域高原和走进中亚西亚，而是在四海通商的条件下，远销至几乎整个亚欧大陆上的大部分国家，包括近陆的岛国。当然，这其中，作为最早的最大量级的滇藏、川藏“茶马古道”，也因西藏和印度次大陆茶路的开通和印度与英国海上茶贸的建立，变得更加繁忙和充实了。

滇藏、川藏茶马古道，蠕虫般的穿行于云贵高原和“世界屋脊”之上，惯常被浪漫主义的文学称为“天路行止”。然而，若要论及艰难、险绝和恐怖来，此道可不是什么“登天”之路，而是在闯“地狱之门”。（见以下二表：①滇藏古道所历茶卡节点及高山大川一览；②川藏古道所历茶卡节点及高山大川一览）。

（表一）

（表二）

表一所示，滇藏茶道要经过“三江并流区”（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在滇西北并行），大江深切形成的" V "形峡谷，马帮需反复翻山渡江，危险性极大；商道要通过多处高海拔垭口（如，白马雪山垭口4292米、红拉山垭口4446米、米拉山口5130米），缺氧与严寒是对人畜耐力的高强度考验。还有极端天气，如梅里雪山区域多暴雪，帕隆藏布峡谷雨季易发山洪，冬季路段封冻，滑坠随时发生，无处不有夺命的关口。另据《茶马古道灾害志》的统计，从1720年到1911年，川藏古道东达山段，每千驮缺氧冻亡率高达47.3人；金沙江溜索，每千驮索断溺水死亡率为29.1人；滇藏古道怒江七十二拐，每千驮坠崖和落石死亡率为38.6人……这岂不等于过“鬼门关”吗！

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背夫”

中国古代经商是要拜师学艺，谙行入帮的。闯茶马古道，既是一种玩命的“行当”，而却能历世一千二百多年，甚至更久，始终传承不息，其中必有深刻的根源。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具有极强的吸引力。2023年冬我写作《南井观天录》时，专门考察过川藏道上的茶叶运输的情况，始知，川藏道全程中不仅有“马帮”、“牦牛帮”，还有因崖路太窄，马牛驮子不能错道，不得不用的“背夫帮”。背夫帮乃是其中最最苦累最最危险的一种“苦力”。川藏道上，从天全（今属雅安市）到康定180公里，茶包全用人背（其中，二郎山下的新沟60公里，新沟到泸定60公里，泸定到康定又是60公里。背过去要走20天，算上返程，差不多来回一个月，这就是一段“鬼门关”）。天全的茶号有专门发“背子茶”的，而康定有分号负责收茶。背夫要穿专门的偏耳子草鞋、打绑腿、提拐子、背茶架子，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装备。丁字形的木拐子是要背夫自己来做的，拐子两尺多高，头上装有铁的拐钉子，要与自己的身高比例相适应，茶道上走累了，茶不下肩，可把茶包背架子撑在拐子上歇息，歇够了不用助力可以继续走。如果翻雪山，路上石板打滑，也要靠拐子作支撑，否则摔倒了就会起不来。所以拐子是背夫的命根子，一定要亲手制作，务求得心应手。背架子是木头做的，垫上棕垫子。背系（背带）用竹条拧成。捆茶要用麻绳，并且要用翘别子把它翘紧，决不能在道上发生松动。一包茶的重量有16斤一18斤，最重的20斤。力气大的一次背十四五包，约200多斤。少的也要背十包，一百七八十斤。背茶一走就是一整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背上茶包走到八九点钟到路边的“歇店子”吃早饭，吃的是自己背着的玉米馍馍，买一碗店里的豆花，然后再上路行走。走到下午天快黑时，方可住店、打尖，饭后自己准备第二天的干粮，才能休息睡觉。路上不管天晴下雨都行走，茶包子上盖一块棕毯，风雨无阻。背夫的领头人叫“交头”，由交头约五到十人，合开一张运单一起上路，“交头”走在最前面当掌“拐师”，大家跟着掌拐师走。路上歇气、过桥、过沟，路滑、当心暗冰……掌拐师就用拐子敲路上的石头，前敲后应，数不准错，指令皆如约定，整齐划一，背夫不能超前，也不准掉队，组成一列生命共同体。出发领茶时只给一半运费，仅够路上盘缠，背到康定交回收单，才能结账领余款，给了“交头”的“抽头”，便是自己的一趟所得。茶号从不赖背夫的工钱，因为这不仅是“血汗钱”，更是“命换钱”，但背夫把茶弄掉了是要赔钱的。同时，如果在茶路上背夫病了、摔死了，茶号不负责任，而茶包弄丢了，要由交头负责赔偿，这是行规。

与川藏道不同，滇藏道上基本都是“马帮”，进入藏区后也有“牦牛帮”（我今年到普洱重点是想研究马帮内部的运作机制）。马帮的主体是赶马人，称“马脚子”。马帮的首领称为“锅头”，他们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也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马锅头与商号密切合作，利益相辅相成。一般来说，滇藏道马帮的组织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家族式的，全家人都投入马帮的经营活动中，骡马全为自家所有，而且就以自家的姓氏命名。第二种是逗凑帮，一般是同一村子或相近村子的人，每家出几匹骡马，结队而行，各自照看自家的骡马，选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作锅头，由其出面联系生意，结算分红时可多得两成左右的收入。第三种称为“结帮”，它没有固定的组织，仅是因为走同一条路，或是接受了同一宗业务，走到了一起。这几种组织形式有时会搅和在一起，成为复杂而有趣的马帮景观。在路上，马脚子必须听从马锅头的指挥。马锅头是一队马帮的核心，他负责各种采买开销，联系业务，交涉事情，甚至在野外打尖吃饭时，也要由马锅头掌勺分饭分菜。赶马人只是马锅头雇用的小工。但马锅头和马脚子之间并不单纯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马锅头，尤其是一些小马帮的锅头，大多是直接参加赶马的劳动者，与众多赶马人同吃一锅饭。锅头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有的马脚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匹骡马，上路时将自己的骡马加入马帮，赚取自己的一份运费；如果再有些本钱，更可以备上一些货物驮上，自己也就有了一份利润。这样发展下去，一些马脚子就成了小马锅头或小老板。这就是他们说的“富贵险中求”。一个马脚子最多可照看12匹骡马，那要极能干的了（一般的马脚子负责七八匹骡马）。一个马脚子和他所照管的骡马及其货物通称为“一把”。这样几把、十几把（也有几十把的大帮）结成了马帮，是一个生死相依的紧密组织，在行规的约束下，集体行动，令行禁止。 与当时地方军阀、土匪（十九世纪以后）的乌合之众相比，马帮更像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马锅头、赶马人和骡马们各司其职，按部就班，就像一队负重而行的蚂蚁，或斗折或游行，队型百变而不紊，每次出门上路，每天从早到晚，他们都在井然有序地运动。对于马帮而言，最大的威胁是千变万化的大自然。高山大川，风霜雨雪，毒草毒水，野兽长虫，瘟疫疾病，随时随地都能置马帮于死地。所以在马帮中最神圣的东西是“实践经验”，每个人都需要被引领和教授，每个人都要经受长期的考验和磨炼。马帮是一个崇尚劳动、崇尚经验、崇尚冒险，同时克守互助、克守行规、克守商业信誉的行为集体。所有这些人文品质，都由命证而来。

滇藏茶马古道上的“马帮”

关于前面提到的“富贵险中求”，对于大多数“马脚子”而言，当然是过于“奢侈”而不可得的。但是这条人世“天路”，在茫茫的古道上也并非不可通达。云南走西藏的马帮一般都是家族大商号的马帮。马脚子给商号赶上三年马，不违规、不犯错，就可分得一匹骡子，这匹骡子的开销费用归商号出，而这匹骡子挣得的钱全归赶马人。这样，一个精明的马脚子，有了几匹骡马后，就会脱离马帮，走“结帮”，自己赶自己的马，渐渐做起锅头来（这种分群行为是行规允许的）。需要说明的是，在滇藏古道上，祖祖辈辈叱咤风云的那些大掌柜、大马锅头们，无一不是这么一步一步发达起来的，他们知道这其中的艰辛和不易，知道这是用血验命证的果实，所以他们也在拼命的维护这份遥向苍天讨要荣誉的“传承”。从某种特别的人文意义讲，这也真正是一条“天路”。马帮之行，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一千二百多年，甚至更久。除了要吃饭，求生存的生命需求外，还有它更为深刻的人伦天理。

天堂

根据我的研究，中国古代茶叶国际贸易的衰落，几乎与中国进入近代史，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同步。在19世纪初，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出口国，垄断着全球茶叶市场。欧州国家，尤其是英国对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尤其是红茶），茶叶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核心商品。英国对华贸易长期存在逆差，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为了打破中国对于茶叶的垄断，1830年代，东印度公司发现其殖民地印度的阿萨姆地区非常适合种植茶树，于是开始移植中国茶种并改良技术，建立茶叶种植园。19世纪后期，锡兰（英属）因咖啡种植园病害，也改种茶叶，迅速成为重要产区。英国引入机械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结合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显著降低成本，印度、锡兰茶叶凭借低价和标准化生产抢占市场。恰于此时，中国南方大部分产茶省份爆发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茶园荒芜，茶道阻绝，至19世纪末，中国在全球茶叶出口份额从90%以上，速降至不足10%。印度、锡兰崛起为茶叶出口中心，英国掌控了全球茶叶供应链。英国东印度公司瓦解中国在茶叶国际市场龙头地位的过程，诠释了近代中国全面衰落的本质。在这样的全球商业的大变局中，滇川藏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故事，也走进了夕阳西下的黄昏。话到此处，也就回应了本文的题目：“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

一百年后的1930年代，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滇川藏茶马古道，用它镶嵌在地球上最古老的筋骨和最后一滴尚在流淌的血脉，作了它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牺牲献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封锁了中国东部沿海港口，滇缅公路（1938年通车）成为主要国际援助通道。茶马古道的滇藏段与滇缅公路形成内外互补，被整合进战时运输网络，专用于转运从缅甸、印度经西藏输入中国的物资，如药品和军械等等。此外，云南普洱茶、四川边茶通过茶马古道运往西藏，换取藏区的皮毛、药材，在国际上所得外汇，也竭尽全力，苦苦支撑着战时经济。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部分物资改道经印度噶伦堡—西藏—川滇的“驼峰航线”陆路支线，茶马古道成为辅助运输通道。1944年，美国援华物资经印度阿萨姆邦—西藏察隅—云南贡山线路输入（秘密通道），茶马古道察隅段又承担了最关键的转运任务。战时的马帮按照政府要求，实行了军事化转型，使大西南的马帮之路，成了抗战大后方的生命线和保障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茶马古道运输线的报道，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军民在极端条件下的抵抗意志，和超越时代的伟大人文精神，这一高吭的“绝唱”，传遍五洲四海，得到了全世界主持正义国家和人民的欣赏和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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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在刻意去描绘中国茶在滇川藏茶马古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时的凄美面容，但我想告诉我的读者，改革开放能让春风化雨。中国茶，这朵千年奇葩，得沐时代春风，又在中国现代化的土壤中灿然怒放，它不再是凄美的，而是光鲜亮丽，美仑美奂的。请君牢记这两个时间慨念吧！2005年起，中国重新回到全球最大茶叶生产国的位置上，并保持至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2022年中国茶叶产量达335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约47%）。2010年代，中国逐步赶上和超过肯尼亚、斯里兰卡等传统茶叶出口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大茶叶出口国（2019年中国茶叶出口量达36.7万吨，首次超过肯尼亚）。

茶马古道，这是一条值得恋恋不舍、无数次回看的“老路”和“旧路”，并非全是因为“风景这边独好”，而更在于它之上印有一个伟大民族在历史上走过的足迹。去年11月，我和妻子专程去了座落在闻名遐迩的香格里拉中的独克宗古城（意为月光城）——这是三省交界处，滇川藏茶马古道交汇的核心节点。古城处于雪山包围的盆地中央，同时被石卡山、五凤山、佛屏山、印心山等雪山所环抱。我和艾珍在城中居住了三天。我在日记中写道：“作为茶马古道上名播中外的古驿站和古互市，独克宗古城给过我无尽的遐思和猜想：沿漫长的历史足迹，去寻找被消弥了地平线之后，天堂与人间淆作一体的神秘世界：活佛站在古城对面山头遥望古城，大龟山上莲花生大师五心向天结迦趺而坐；古城形似八瓣莲花，金色的光芒散射空宇；白色的粘土筑就整座城堡和无数的土楼，招引银色的月光飘洒下来，犹如观音头上圣洁的绢帕。这是我意识中的独克宗，藏语意中的白色石头城和藏传佛教的月光城。”坦率讲，我彼时彼刻真的分不清自已是处在真正的现实中，还是在意念的天堂里。所以我把这一节文字定名为“天堂”。

云南中旬独克宗古城

这些年，我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情不自禁的询问和记录当地的“民生”。我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藏人们）新建的藏式土楼，基本的规制是一个梯形体，基础每边长20一25米，内分三层，总建筑面积1200平到1500平。有些富家，一般要筑成双拼，前楼是玻璃房为内庭院和客厅，后楼是“三层藏楼”即家居，总建筑面积大约为2000～3000平米（按照藏人的习俗，家家戶戶都还要雕梁画栋，装饰的豪华无比）。‘这就是现代普通康巴藏人的家居！’此语是车中导游札西先生说的。我被彻底的惊呆了。”……因为在我的想像中，只有天堂中的大神才能有这样的居所。

香格里拉的藏人“土楼”

今年的正月末的一个清晨，我和艾珍、李兮，乘坐由西双版纳发出的第一班“复兴号”高铁，在大山中穿行40分钟，早早叩响了普洱市的大门……便捷的早餐后，我们来到为滇藏茶马古道起点山口而新建的一座旅游新城。我的日记这样记述：“青灰色的石板路在春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我们的脚步停在刻有‘万里茶道第一站’的指示碑前。抬头望去，姜黄色的建筑群顺着山势次第铺展，饮马池倒映着天边的白云，山坳里的苍翠的林海中氤氲出深浅不一的琥珀色。缆车的吊索在三月的风中微微颤动，仿佛六百年前马帮驮队的铜铃铛在我心中抖响，目下美观整洁的茶园和复原后歪斜零乱的茶路连缀成一片有机整体——这是时代建筑师的‘帽子戏法’ ，让六百年前的茶道骨架裹上了时空交叠的皮肤。我们都觉着自己飞升于仙界，漫步于天堂，在进行一次高视角的穿越。

云南普洱茶马古道入口处的新城

在我们告别这座城，打道回府的出租车中，我在闭目养神中听着司机喋喋不休的吐槽，他说：政府“死守粮食红线”的决心，惊了他继发大财的美梦：如果他家的地，包括粮田、茶山，都种上近年普洱新引进的咖啡，当年即可收入200万元，比去年全家的总收入可翻一番。然而可惜，美梦不能成真——政府不允许毁粮茶，而种咖啡！我在深思的沉默中发笑：感觉司机小哥的抱怨实在太过“奢侈”了。我心想：普洱市总共240万人口，有130万是茶农，能夠在一条具有1200年历史，已经止息了的古茶道上，听到一声如此奢侈的“抱怨”，这本身就是一段神话。

附记

这篇文章拖了不少的时日，总算完结了。虽拖拉，还是与原来的“盘算”相差了很多。我的初心，是对于这个题目所关涉的核心节点，如云南的普洱、大理（沙溪）、中甸（香格里拉），四川的雅安、康定，西藏的灵芝等，都游走一遍，最好是开车循道，点水浅尝式的有一点动情动心之后再动笔，所谓换个写法。可惜，做到这一层次，其实更不易：身许了，事绊；事了了，身缠；到头依旧是老手旧法，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把字凭空码出来罢了。好在写过了，兴奋也罢，遗憾也罢，总是了了一桩心愿，也就放下了。这是想在附记中表达的第一件事（时在2025年，旧历龙蛇相交之际）。

第二件事。我是山西大同人，大同其实也是一个古代茶马之道的核心节点城市。一条从福建武夷山岩茶产地，把叶茶制压成砖茶，然后水陆兼程，辗转北上，走入浩瀚大漠；穿过今天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库伦），最后运到俄国的首都莫斯科，成为沙皇的饮品。而这条全长1.3万公里（被称为“万里茶道”）的亚欧东南—西北大通道，正从“我家”门前经过，而且还是由我的“老乡”（晋商）主办经营，在大同由车马改作骆驼队，一路驼铃，一路狂豪，从十七世纪起，整整走了三百年……然而在我的家乡的文化底色中，在我的创作图谱中，竟然没有这一道雄浑的颜色。其实并非完全“不知道”，而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自家文化的充耳不闻和熟视无睹……这压根儿不是无知，而是无心！不是遗憾，而是惭愧！万里茶道的时代，晚于滇川藏茶马古道，但大同有大同的特色。作为明清的“九边重镇”之一，大同既是军镇也是商镇。茶道兴时国亦兴，茶道衰时国亦衰；这是大同行商的内在逻辑。仅此，也让大同话题新鲜的一塌糊涂。大同作为边疆战略支点的另一种历史地位，也该是被论及的时候了。大同的意义从来不仅在于其地理位置的过渡性，更在于它是治疆卫国和商业文明与多元文化共生的典型代表。这一条文化卧龙也该是被激活的时候了。

2025年3月10日（尔山）（12136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