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有我来36：城砖上的明朝人刘德华

马宏

　　上图是北京站火车进站处明城墙唯一幸存的东南角楼。角楼朝南的箭窗西侧（图片左侧），连接着一段 1500 米直到崇文门的古城墙，建北京站时因为这段城墙可以用作北京站的围墙，“废物利用”侥幸留存下来。24年三月份我写了《在火车站撞见北京唯一幸存的明城墙》，介绍这段很多人知道它朝南的一面（即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这几天正有众多摄影发烧友云集这里，长枪短炮聚焦红蕾绽放的梅花），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北京站的站台上火车里就能看到的城墙北面。然而我写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东南角楼拐弯向北延伸的方向，还幸存了南北走向的另一段 200 米的城墙。热心网友“年过不惑”私信告诉我这一段遗存，并发给我那里带字的明朝城砖照片，引起我大大的好奇。

　　然而当我打车去找这段城墙时，不仅出租车司机不知道怎么走，手机地图上也根本没有南北走向的城墙。我只好以东西走向的明城墙遗址公园为导航目标，边走边向二环路西张望。果然，刚过建国门古观象台，就看到路边有上图那个导游栏，后面树林深处隐约可见斑驳的砖墙。

细看导览图得知，南北走向的古城墙所在的长条绿化带，是二环两侧环城绿化带的一段，官方的正式名称为明城墙遗址公园玉棠广场。这条绿化带的北头是北京站东街的东口，南头则是东南角楼城下被进站铁路截断北向城墙的豁口。平时，这段二百米的城墙被浓密的树荫遮挡，二环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没人注意到它的存在，纵横交错的复杂立交桥和铁路、河道也阻挡了附近居民过来游览的路径。

　　天色已晚，身后十几米就是二环路上喧嚣的车流，穿过杂草和落叶来到古城墙跟前却寂寥无人迹，弥漫着一股草木腐败的味道。城墙主体仍是几百年前的明朝大砖。各种地图、百度，都只显示东南角楼西面的 1500 米东西走向城墙和所谓“西便门”段南北走向一小段复建的城墙（即复兴门、中央音乐学院南面），却没有人知道东南角楼北面还有二百多米南北走向的原装明城墙。

　　根据我走访十三陵的经验，明朝的墙砖上很多都有铭文。走近仔细一看，果然有字！

　　“嘉靖二十七年窑户孙囗”，孙后面的字模糊不清，但我拍到过另一个相同款式城砖铭文，前面年号模糊不清后面名字清楚，是“孙杰造”。

我注意到，这段城墙砖上能辨认出的铭文，年号几乎都是嘉靖。说起嘉靖皇帝，一般人的印象，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前期大礼仪，为自己和父母争正宗名份；中后期迷信道术不上朝，政事都宠信大奸臣严嵩。其实，嘉靖不上朝但却一直大权在握，他掌控权力是通过折腾包括严嵩在内的内阁大臣实现的。而严嵩既是奸臣，也必须同时还是能臣，除了写青词讨皇帝喜欢，也做了不少"基建狂魔”的工程。修北京外城，加固永乐、正统年间建成的内城夯土墙，就是典型的代表。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明代古建，城砖上岀现最多的年号就是嘉靖。从这么多嘉靖年号的城砖可以看出，嘉靖在位45年，除了争正宗名份和炼丹养生，也干了不少基建狂魔的建设项目。

　　“嘉靖二十六年分窑户王保造”。北京外城或者说南城，是嘉靖年间为抵抗冲破长城兵临城下的蒙古军队而建，城砖自然都是嘉靖款的。而东南角楼折北这一段本来是内城，永乐夯土，正统包砖就巳建起来了，为什么也有这么多嘉靖年号的城砖留存至今呢？我在央视纪录片频道上看过一个《行走四九城》纪录片，得到了答案。片中介绍东南角楼折西的崇文门，说崇文门是明清两代的税门、酒门、鬼门关，外地酒坊的酒要在崇文门交税，才能合法进城销售。很多小酒坊的廉价酒交不起税，只能雇人背着酒篓，月黑风高夜攀爬东南角楼北边残破较严重的城墙，走私偷运进城卖酒。所以，嘉靖修建北京外城时，也对东南角楼附近残破的内城进行了修补。从留存至今这么多嘉靖年号的城砖看，负责修复工程的严嵩督促认真，质量过硬。

　　严嵩是个奸臣，但也是个办事认真能力超强的能臣，还是个有名的书法家。上图高悬在长城山海关城楼上的“天下第一关”大匾，就是严嵩的手迹。几百年来，后人没有因为严嵩的恶名就撤掉这块匾额，原因无他，就是这字写的端庄遒劲，书法水平确实高。

　　类似的例子还有宋朝奸相蔡京、秦桧，都是为人奸诈昧良，书法却超凡脱俗。上图就是秦桧的字迹。平常人们总是说字如其人，可是严嵩、蔡京、秦桧还有和坤之类，人品与书品的反差，说明不能以字取人，正如不能以貌取人一样。

　　与嘉靖、严嵩留在史料中严重分裂的双面人格不同，无数明朝的普通工匠、官吏因为辛苦烧造城砖，还要“物勒工名”以便追查城砖质量问题，无意中却青史留名，让千百年之后的我们在城砖上看到他们的的名字，仿佛看见这些明朝人挥汗如雨忙碌的身影。

上图是江西赣州中学内古城墙上一块城砖及其铭文拓印，“嘉靖二十六年造城砖长一尺阔五寸厚二十五分计重十五斤每百价银二钱窑匠许德盛等”。这么多字迹，不仅工匠姓名与城砖一同千古流传，还详细记录了城砖的尺寸、重量和价钱，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信息。可以对比一下的，明朝史料记录严嵩督建北京南城，用人八九万，用砖四千万，耗银六十万两。假设六十万两银中一半用来烧造运输城砖，平均每百块城砖折合银子七钱五厘。考虑到这是从路途更远的运河沿线各地运输，和京师皇家工程更高的质量要求，七钱五厘虽然比赣州的二钱高了三倍多，但也是可以理解的。

　　上图最下面城砖上的铭文是“嘉靖十年春窑户孙敬为河间府造”。这条文字除了使孙敬千古留名之外，还传递了明朝皇家供砖制度的一次重要转变的信息。嘉靖之前，南京、北京需要的城砖都是由各地方政府开设官窑烧造，所需费用由地方政府向辖区百姓摊派。嘉靖年间，分散各地的官窑陆续停办，转为集中到临清一地，各地政府出资承包给临清当地专业窑户。这样做的好处是临清的泥土质地细腻，商业窑户技术专精，且临清位于大运河畔，是明清两代全国最大的水运税务关闸。明清官府规定运河北去的船只，都须按船头宽度尺寸装载一定数量城砖送到北京。所以，上面那个名叫孙敬的，一定是临清的专业窑户，接受了河间府的委托，按严格的尺寸和质量要求烧造城砖，交货之后会得到相应的银钱报酬。

上图前两块城砖上的铭文分别是“天立窑细泥停城砖”和“宝祥窑细泥停城砖”。天立和宝祥显然是两家商业窑户的字号，“细泥停”则是临清高质量城砖的一种工艺。当时的城砖制造工艺主要有“停泥”和“澄泥”两种。所以，尽管前两块砖铭文没有标明年号和地名，但我可以很有把握地猜到它们都是嘉靖年间临清制造。

　　这块断了的城砖是我在十三陵泰陵宝城上找到的。它位置太高，我把手机夹在自拍杆上，踮起脚尖使用蓝牙遥控才拍到。如此大费周章，是因为砖上的铭文“弘治十三年东光县烧造”，而东光县是我的老家。弘治是泰陵埋葬的明孝宗朱佑樘的年号。起初，我看见东光县烧造这几个字，以为砖窑就是在大运河东岸的我家乡，还把照片微信发送给沧州东光县的家人们看。

　　然而不久后我读到北京晚报上一篇天津静海明代砖窑遗址的考古报道，发现静海在明代与东光同属河间府，而河间府从明朝初年开始，就把下辖各县（东光、南皮（我姥姥家）、任丘、阜城、故城等）官窑都设在静海县运河东岸的张官屯一线，集中完成给北京供砖任务。大概也是为了运输便利和规模效益。上图便是嘉靖河间府志对设在静海的各县砖窑的记载。

　　再来看一个好玩的明朝人城砖上青史留名的例子。放大了仔细看这块南京城墙上的城砖，竟然出现了刘德华的名字，而且是现在的简体字刘！当然，专家已经解释了，明朝以及更远的古代早就有简写的刘字，南京城墙上共发现了十几处刘德华名字的铭文砖，简繁体的刘字都有。这个刘德华当然不是香港明星刘德华，而是当时的瑞州府上高县（现在江西省上高县）人。砖上刘德华的名字还非常罕见地出现了两次，“甲首刘德华”和“造砖人夫刘德华”。甲首是明代很基层的劳役头目，手下管着十个人左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包工头。造砖人夫则是干苦力活的泥土工。专家分析说，这个刘德华可能原本只是个甲首，正常情况只负责分配任务和督促手下。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手下挖土和泥脱坯的人手出现了空缺，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只好甲首自己顶上去了。

　　成千上万普通明朝人的名字，就这样留在城墙大砖上，留在青砖砌筑的史书中。而且由于明朝“物勒工名”的严格规定，以这种特殊方式青史留名的普通人，明朝一定大大多于其他朝代。

镌刻在青砖上的这些明朝人名字，不仅流传到五百年后的南京北京，还有两块砖被赠送给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匹大博物馆专设的展柜常年展示。历史学家侯仁之先生给美国人讲解了砖上窑户王保的名字和比美国建国还早两百多年的嘉靖年号，引起美国人啧啧称奇。大约十年前，我妻子的访学导师、一米九高的马克也来参观东南角楼城墙。当我告诉他城砖上都是明朝人名字时，马克惊讶地说：如果我把照片登在塔尔萨新闻报上，告诉他们我身后的每一块砖上都有五百年前的中国人名字，全塔尔萨市的人都会疯狂想来北京亲眼看一看随便一块砖都是文物的城墙！

　　明城墙，普通明朝人的历史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