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富论》到《国家为什么失败》：制度与国家兴衰的启示（一）

雲峰夢溪

　　1776年，苏格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用十年时间写成的一部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亦译为：《国富论》）。该书研究的目标是“富国”和“裕民”。斯密认为，“裕民”是第一位的，没有民众的富裕，“国富”就成了无源之水。如何才能增进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呢？他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加主要有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途径之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它主要依赖于分工的深化和市场交换过程的顺畅；之二是增加劳动者人数，即增加就业，而这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适当的资本运用。在此过程中，在法治前提下，坚持经济自由、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取消政府的不适当干预、让经济活动依其天然秩序运行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斯密对人为的乱干预管制十分厌恶和憎恨，与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无为而治思想十分契合（道德经第57章）。

　　二百四十八年后，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达伦·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芝加哥大学詹姆斯·罗宾逊三位学者。其中的两位即达伦·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同样十年磨一剑合著了一部的经济学著作《国家为什么失败》（可简译为《国穷论》）。此书是从亚当·斯密的反向视角探讨了国家经济成败的根源。明确指出国家经济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制度，而非地理、文化或其他因素，制度是决定国家经济成败的核心。该书首次提出了汲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概念。作者认为汲取性制度，政治上，民众缺乏决策权或表决权，既没有选择当权者或统治者的权利，也没有选择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权利；经济上，所有经济政策都是由当权者、统治者或少数精英制定的，各种垄断、专卖、市场控制由他们决定的。包容性制度，政治上，强调人民或者说民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领导人、当权者、政策制定者。领导人或当权者是人民的代理人而非统治者，任何人都有成为领导人、当权者、政策制定者的机会或可能性。经济上，强调自由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专卖或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

　　作者认为并非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这观点与我们之前接受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大相径庭。由此我们可以产生这样的理解：政治制度产生相应的经济制度，经济制度产生相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促动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良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就是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该书还论证集权国家为何在创新和发展上总落后于自由主义国家？作者认为集权国家不可避免地采取汲取性制度，权势精英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地制定出牺牲大多数人利益及有利于少数群体利益和统治的制度规则；而自由民主国家的包容性制度产生的政策则根植于个人的自主性，旨在释放个体的潜能和创造力，包容性制度能为大多数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法治保障，幷遵守契约精神，保护知识产权，进而激发社会的创新和进步；汲取性制度则是将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群体手中，法治保障弱化或缺失、政策朝令夕改、自然会扼杀经济活力，加剧贫富分化，发展必定停滞不前，汲取性制度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实现经济增长，但不能够持续。汲取性制度国家如果不进行制度变迁和改革，再好的思想和政策都不能发挥作用，经济发展必然减速或停滞，繁荣昙花一现。如果要追赶发达国家，就要学仿，学仿制度必然触动统治阶层或少数权势阶层的利益。为了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集权国家的权势精英和少数阶层利益者必然只会选择学仿技术，学仿技术必然只会步人后尘，创新乏力，经济发展且难持续。该书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国家贫弱背后的本质，阐述的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该书未带任何意识形态立场、褒贬任何国家。行文浅显明了，幷通过大量案例和严密逻辑论证来阐述观点，让人信服。

本人既不是学者，也不是评论家。读罢此书，掩卷而思，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产生以下一些思考与启示。

一、汲取性制度的历史与现实

　　各种制度都是因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社会的存在决定统治者必须依靠各种制度、法律、伦理、道德、宗教的手段来治国理政。汲取性制度是一种贯穿人类数千年历史的制度模式，在奴隶、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可以说，它是少数人私欲的产物。在现代所有的国家建立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之前，几乎采取的都是汲取性制度。17世纪前的英国和欧洲，其核心特征包括封建等级制度、封建庄园和农奴制度，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包括中国自秦到清这段历史，因其铁板一块的皇权专制社会形态，因此是典型的汲取性制度。

　　汲取性制度在政治、军事、思想方面具体表现出控制性特征，在政治上表现为专权、压制，政府权力的过度集中与滥用，触角无处不在。‌在军事上的主要表现为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并且对这些权力难以限制‌，在这样的制度下，军事力量往往成为精英们用来维护自身利益和榨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如对内镇压民众，对外掠夺和领土扩张等。在思想方面表现为：思想受到规范，言论自由受到限制，甚至连日常生活都被严密监控，甚至还编造乌托邦式的谎言麻痹民众。在经济方面表现出榨取性特征：政府税赋过重，还试图通过垄断、专卖、市场控制等手段对所有经济事务进行掌控，从对市场的严密管控到对价格的制定，从对企业准入到运营进行干预。这种做法最终导致市场活力消失，创新动力丧失，整个社会经济变得僵化死板。在历史的长河中，奴隶封建制、皇权（君主）专制，神权（宗教）统治，独裁（精英）统治，军阀（军政）统治以及种族性别歧政权无一例外皆采取汲取性制度。进入近现代，汲取性制度早已脱去了奴隶、封建制的外衣，但集权、独裁的依旧思维残留，表面上举着文明、公平、民主、法治的大旗，其实仍穿着旧时代的马夹，也有的国家虽实行制度变迁和改革，但不彻底，成了半人半猿的怪胎，更有的国家甚至走向返古复辟之路。

　　自然界的生物总是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方向演化，人类社会制度同样如此，只是演化的方式、路径、条件的不同，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历史上，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一般是联合演进的，可能朝着好的方向，即制度进步革新，促使社会经济成功。历史进入现代社会，如2024年阿根廷米莱总统的改革是朝着包容性制度方向改革的典型代表。也有朝着压制人性，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发展的国家。许多国家活生生的现实例证还在我们眼前展现。20世纪的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它之所以垮台，除了一党专制对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垄断之外，还有更深层的一点，就是及对思想的钳制及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媒体只是唱赞歌的工具，并确立只有党的思想理论、指示才是真理，党的理想才是追求和奋斗目标。在这样的体制下，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勃烈日列夫这些权力核心无人不搞个人崇拜。20世纪50-70年代的苏联，在计划经济下，实现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并在军事领域投入巨大，成为军事强国，但是在大部分经济领域几乎没有技术变革，这种没有制度变革、没有广泛技术革新，增长难以持续，最终戛然而止。

　　再如，朝鲜与韩国同族同宗，前者采取的是汲取性制度，后者则为包容性制度，导致经济差距非常巨大。‌根据最新数据，韩国的GDP总量约为1.71万亿美元，而朝鲜的GDP仅为285亿美元，韩国是朝鲜的近6倍。在人均GDP方面，韩国为3.3万美元，而朝鲜仅为0.11万美元，韩国是朝鲜的近30倍。

　　现在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的民众依然生活在汲取性制度的阴影下。一个国家若采取汲取性政治和经济制度，注定会经济发展落后。强权霸道、法律不公、特权贪婪、贫富悬殊是汲取性制度的一些特征。故有人说，法律不公，那将是播种仇恨的机器；特权肆虐，那将是燃起民怨的火种；贫富差距拉大，那将是激化社会矛盾的引擎；利益集团贪婪，那将是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源；霸权的强盗行径，是一切祸乱之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