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滇川旅行记》土匪土豪二位一体 薛绍铭著

赵应书多彩贵州

《黔滇川旅行记》土匪土豪二位一体 薛绍铭著

毕节当黔、滇、川三省要冲，前贵西道曾驻节于此，现为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

境内尽山，山坡上多种包谷，产米极少，农民多终年未尝到一粒米，能有米食者仅城内各机关及少数之商店。毕节有“生在城内三分贵”的话，就是因为城内人是有米可吃。

县城四面皆山，城厢人口约七千余，商店多在水东门外一条南北大街上。商人多川籍，资本大者为鸦片商及盐商。毕节距川颇近，所食川盐理应价贱，但因盐税附加过重，加以叙永途中多匪，运输不便，以故每大洋一元，尚不能购盐三斤。

普通物价亦昂贵异常。洋布一尺，在沪、汉最多不过大洋一毛，在毕节则需二毛伍分以上。近川商多运洋纱来，以木机自织为布，但成本仍高，与直接运布无大差异。

毕节地当三省边陲，向为多匪之区，不过毕节的土匪和别处土匪不大相同，每一伙土匪都有土豪作后台老板，土匪劫掠所得，一半须奉给其老板。

毕节土匪很特别，不抢公务人员，不抢军人，不抢外国人，因为抢了这三种人，将於主人有不利的影响。假若在毕节境内一个人要到某地去旅行，为旅途上安全起见，最好是先去拜会当地有势力的土豪，只要肯给一张他的名片，那么就是你得到了安全保障，不管遇到几次土匪，只要把这张名片显给他看，都不至于给你一点为难。

毕节驻军为湘军陈光中师，我们往访陈师长，承接见。陈氏为湘之邵阳人，甚朴实，颇似西北军之军官。向陈氏询以当地情形，据陈氏谈，该部移防毕节后，即督饬部队认真剿匪，不过兵至匪匿，良民又不敢指谁为匪，即捕获一二匪徒，当地豪绅反具结作保，证明他是良民。最后陈氏的结论是:“毕节土豪不先杀，土匪绝对不能肃清。”

出陈师司令部，遇一英国传教士，他是预备往威宁去，欲访陈师长询以途中治安情形。谈起话来，我们告诉他说:“路上土匪多得很。”这位传教士笑着说道:“土匪再多都没有一点关系。”

这位英教士在毕节传了二十多年的道，对于地方情形很熟悉，土匪的性质，“他是认得十分的清楚。

《黔滇川旅行记》万恶的保商队 薛绍铭著

二十二日，再由迥水塘出发，胡姓脚伕始终没敢露面，他用钱另觅一个人，为我们背负行李。

再登上昨日旧道，同行有小贩苦力数十人。二十五里至天桥山坡下，遇昨日所见之保商队五六人，现在拦路抽保商税，对我们则以公务人员看待，不收税，小贩苦力则每人收税滇洋六角。

其收税之借口，乃系小贩苦力等受他们保护，不遭匪劫，每人皆须纳税以酬其劳。

天桥西约里许地方，在清咸同年间，曾有一大银洞，当时有采银工人五千余，洞外有一小街市，颇热闹。后因山基凿空，山忽倾倒，洞内之工人，洞外之街市同归于尽。

相传在山未倾倒前，时在旧历腊月，有一仙人在街外喊卖桃子，凡闻卖桃子声音外出买桃者，均免于死，余则悉数压毙于山下。今山之倾倒痕迹尚可望见，闻其内尚蕴藏有多量之银，不过当地人民都迷信此系神仙之宝库，不可再从事开采。

又十五里至水潮铺，有居民约二十户，并有一特税分卡，日前均因共党陷赫章而外逃，昨日始陆续归来，今则特税分卡之大布招牌亦悬挂起来。

我们由迥水塘出发时，曾购米一升，至此乃休息煮饭。饭后复行，约十里抵哑吧山，又遇保商队六七人，谓此段多匪，特来保护行旅。

当时一帮苦力、小贩不下百人，大家结队而行，保商队则在前领路。前行至山腰，路左侧山上，有十余人徐步向山上行走，均荷以枪。

我们意以此十余人大约亦系保商队，谁知保商队几个人却向行路者挥手喊道:“大家快点走，山上是棒老二!”接着保商队几个人又自相说道:“看多么危险，今天咱们若不来，老二们就发财啦!”

那些小贩苦力们大约都知道他们玩的把戏，大家态度都很自若，仍不慌不忙的向前走。

事情也太滑稽，土匪和保商队相距最多也不过百余步，土匪的人数又倍于保商队，但彼此竟一枪不发，土匪和保商队之间，实在太讲仁义了。

这些行路者没被土匪抢掠，当然是保商队保护的功劳，享权利须得尽义务，接着就是须得纳保商税。除我们外，每人是大洋四角。还有从北来的背盐巴苦力者，每人也是不能少分文。总计南北两帮人约有二百余，这一次保商队的收入真乃不坏。可是苦力小贩们还没有走三十里路，保商税差不多已是出了大洋一元。

那些背负盐巴者，每块盐巴，至少重四五十斤，同行又是一二百人一群，即使被土匪抢掠，这些盐巴块，土匪又如何能运得走?但不管怎样，四角大洋的保商税是分文不能短欠。这两次拦路抽税的保商队，都是前晚在迥水塘时那位小商人所说的某土豪所豢养的军队。

保商队向来是生财有道，保商是他，抢商也是他，杀商还是他。小商人则保之，货物较值钱者则抢之，货物多而又值钱者，则不惟抢其货物还要杀其人。威宁保商队，大都是如此。

不过某土豪的地盘较好一点，这些事作得更多一点。一次一个商入带了约值六百元的货物，纳了二十元的保商税，保他二十里地的险，可是保险路以外还没有走二里路，这商人的货物被土匪抢掠一空。又一次有山东两个商人带了约值二千元的货物，纳了四十元的保商税，后来人和货物都归到无何有之乡去了。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

下午三时到达七家湾，见一人骑一棕色马，前后有十余支枪护卫，没有询问当地人，不知这是否大名鼎鼎的席老六。

由宣威来，数日行程中，所经全是荒山，仅见包谷、荞麦等农产物，至七家湾后方见山中有少许稻田，前去有米可食，心中为之一快。

五时抵赫章，共党初退，且无防军驻守，人心仍不安，且谣传共党又将回来，时天色将已晚，前去无宿地，即宿于赫章。

著者豫人，足迹所至几遍全国，而对于相距咫尺之武汉，迄未一身历其地。抵汉后，乃费五日时间，游览武汉三市。

十五日晚登平汉车离汉，过武胜关后，中州平原已在目前展开，离别年余之家乡，现在又得相会了。

（全书完！）

薛子中（1907～1937年），原名薛作枢，又名薛绍铭，河南省济源市克井乡北社村人。1920年，就读河南省漯河明德教会中学，曾因鼓动同学反对美国传教士奴役中国人，几乎被学校除名。1926年在该校高中毕业，入冯玉祥西北军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冯属孙连仲、冯治安部做政治工作。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洛阳中心县委工作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春，受中心县委派遣，赴宜阳赵堡等地检查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930年5月，受中共洛阳中心县委的派遣，以国民党济源县党部主任委员的身份，回到济源，与党继新同志联系，进行革命活动。1930年8月，中共济源县委成立，任宣传部长。不久便辞去国民党县党部主任委员职务，到县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931年冬，任中共济源县委书记。他与党继新一道将革命活动由学校发展到农村，先后建立了北社、勋掌、新庄、大河里党支部。

1932年济源粮荒严重。3月，中共河南省委指示济源县委组织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4月10日占据了原大寨东侧的黄背坪，打响了豫晋边游击战争的第一枪。14日，因起义队伍寡不敌众，党、薛二人决定：转移隐蔽，待机行动。1932年冬，薛在随红军移中被俘，设计脱逃后隐蔽在岳父家。之后，又到淮县教育科任职。1934年5月，与王慕霞一道，先后到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八省，寻找红军长征部队。沿途写了大量采访笔记。1936年8月汇集成《黔滇川旅行记》，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深刻反映了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尖锐揭露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压群众的罪恶，披露了红军在长征中的神速行动和严明纪律，并认定：欲改善人民生活，唯有摧毁旧制度。1935年11月，薛子中到达川康边境，仍未赶上红军而返豫。"七七"事变后，按照党的指示，化名薛绍铭，以抗日督导员身份回到家乡，任济源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1937年12月，薛子中与成介三、王承寿、原有信等在北社组织附近村庄数百名群众举行抗日游行，不幸被扣押，薛子中等29位抗日志士全部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