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兴山形态（兴山秘境之六）

子君

一

明洪武中年，安徽六安人秦凤，身穿一龚圆领的蓝色长袍，头戴一顶代表国家太平的“四方巾”，一路车马劳顿，来到宜昌。

对于秦凤来说，这是十分忙碌的一年，也是他人生的转折之年。三月初一，赴南京城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一举考取进士。按官场惯例，中进士后分到户部“学习行走”，勤勤恳恳，不到半年，就被朝廷“差补试用”，分到偏远的湖北兴山县任知县。

秦凤到达宜昌的时间正值农历八月，长江洪水猛涨。原计划乘船沿长江西上至香溪口，再走旱路到兴山。看着面前浑黄的江水，只好改变行程，从晓溪塔、雾渡河、水月寺这条陆路进入兴山。

这次远赴兴山任官，是秦凤仕途的第一次起步。对于应付各种困难，他已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经过十来天的跋山涉水，沿山间羊肠小路来到罗镜山下的兴山县城时，仍然感到有些失望。明朝时的兴山是个出了名的穷县，人口稀少，物资匮乏。当时所谓县城，不过是环绕在罗镜山下的两三百户人家，鸡鸣而出，日落而息。明朝洪武年间大兴土木，修建城池成风，兴山县由于财力实在太薄，也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去修筑一座城池。县城四周连个土围子都没有修筑，附近山坡上的柑橘、桂树、绿萝等各种植物，沿着山脚一直延伸到县城之内。一眼望过去，县城与城郊外的连绵山野，并无多大区别。

不过秦凤毕竟还年轻，怀抱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子情怀，不仅没有泄气，反而表现出安居乐土的人生豁达态度。《罗金山》（即罗镜山）是秦凤在兴山留下的唯一的诗歌作品，他在诗中吟道：“金山耸翠九霄中，神秀由来造化钟。叠嶂远连金岘崿，双峰高削碧芙蓉。凌空松柏清偏雅，映日云霞淡复浓。闲坐厅前翘道望，天然公馆玉屏风。”

在诗歌中，知县秦凤极力表现出一派悠闲自得的神仙模样。闲坐在衙门大厅前堂，身居公馆，眺望罗镜山，仿佛是一道天然玉屏风。不知道秦凤任兴山知县时是否穿了官服，他身著官服时是一个什么模样？明洪武中年的兴山县衙门，也不知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只知道秦凤是七品文官，按明朝官场规矩，官袍胸前的补子应该绣鸂鶒，这是一种比鸳鸯略大的水鸟，又名紫鸳鸯。在如今的影视屏幕和戏曲舞台上，人们看惯了七品县官身穿官服，升堂办公的八面威风。但是根据明嘉靖年《归州志》的记载，秦凤来兴山任知县后，“事皆创建，井井有条”。由此来看，秦凤这一任官差做得很不容易，十分辛苦，不会像舞台屏幕上表现得那么轻松。

据兴山地方文史记载，秦凤任兴山知县时，最成功的是做了两桩善事，一件事是奏免秋粮并红马船，另一件事是，“百姓子女有为夷陵军掠为奴婢者，凤皆为赎取。”

先说秦凤为兴山百姓做的第一桩善事。

红马船又称马快船。明朝马快船，是由政府经营的一支船队。起初用于运输军马和辎重，后来用途逐渐扩大，不仅为南京王室运输生活享受用品，还广泛用于官方及民间的各种运输。需要注意的是，马快船并不是一支船队的名称，而是两支船队的总称。也就是说，马船是一支船队，快船是另一支船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两只船队的名称可以相互混叫。但是从官方对于船队的规定来说，马船和快船的职能、船夫组成方式、船夫的薪资待遇等，都是有所区别的。快船的船夫从军队中产生，马船的船夫则从普通老百姓中产生。二者之间的薪资待遇，差距很大。在马船上服役的船夫是终身制，因此，不少老百姓被抽派后，往往会选择逃跑的方式。从普通百姓人家中抽派马船船夫，对于本来就十分贫穷的兴山县来说，是社会需要额外承担的一个沉重的徭役。

明洪武三十三年（1377年），朝廷令武昌、岳州、荆州、归州各造马船50只，每只马船定船夫30名。此后，又令湖广、江西二省和安庆府等，造马船817只，转运全国各地马匹与货物。至秦凤上任兴山知县那年，征调马船船夫的徭役制度仍在进行。秦凤大胆为民众呼吁，恳请“免秋粮并红马船”，确实值得在县志上记一笔。

秦凤在兴山所做的另一桩善事比较容易理解。按明朝兵制，朝廷在宜昌设有夷陵千户所。分为十个百户所，统兵1120人。常有兴山老百姓人家的子女，被那些当兵的掳获而去，当奴婢使用。知县秦凤知悉后，八方游说，并积极助力筹资赎回，得到了兴山民众的交口称赞。

一任县官，为一方百姓做了好事，老百姓是会记得的。《兴山县志》上说，秦凤离任之后，民众为他修建了一个名宦祠，立于县城。秦凤在兴山知县位置上离任后，升任卫辉（今河南新乡）府知府。

还在秦凤任兴山知县时，县城里的虎患就已经十分严重。据《明．嘉靖归州全志》记载：“永乐三年（1406年），有黑虎噬人殆甚，户口区耗，并附本州。”因老虎经常到县城里吃人，人烟日趋稀少，作为县一级行政区划的兴山县被撤销，疆域划归秭归管辖。也就是说，从三国时期立县的兴山县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是因为虎患，人口减少。明正统七年（1442年），消失的兴山县疆域被并入巴东管辖。这一段时间，历史上的兴山十分艰难。兴山老百姓的日子都不好过。兴山县城出现的老虎是华南虎。罗镜山下几条山沟里常有华南虎出没，大摇大摆，窜入县城，如入无人之境，咬死咬伤民众，老虎吃人的事件时有发生。被咬尸体“鲜有全者”。

明万历年间的礼部尚书刘楚光，在为曾任兴山知县的友人旷骥生祠撰写碑文时，客观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兴山的情形：“弥嶂跨谷，地无平畴，民散居石穴木巢间。景泰天顺时，残民不满数百，遂附秭归郡，而邑治废。至弘治复置，萧条凋敝，日将午不见烟火……”兴山古城只剩下残垣断壁，被树木杂草覆盖，乡村更是老虎肆虐的天下，人烟日趋稀少。碑文中的景泰、天顺年间，囊括1450年至1464年。成化七年（1471年），朝廷恢复兴山县，不知道什么原因，不久又废置。

弘治二年（1489年），朝廷再次恢复兴山县治，任命广西苍梧人刘孜为知县。

刘孜是个特别有能力的县官，万物萧条之际，经他一番治理，情况才逐渐有所好转。这个刘孜，值得浓墨重彩写一笔。兴山地处偏远，又是穷乡僻壤，朝廷往往选派官员来任职，大多数都以各种理由推辞，不愿意赴任。而刘孜不仅赴任，还在任上兢兢业业，干得有声有色，在兴山县有颇多建树。

弘治为明朝第九个皇帝孝宗朱佑樘的年号，前后共18年。朱佑樘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出现了短暂而辉煌的“治世”，史称“弘治中兴”。明朝兴山县的这一次复兴，正是在“弘治中兴”的背景下产生的。

刘孜上任兴山知县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灭虎患。

兴山县城出现的老虎是华南虎。罗镜山下几条山沟里常有华南虎出没，大摇大摆，步入县城，如入无人之境，咬死咬伤民众，老虎吃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据县志记载，成化年以来的三四十年间，兴山县城被老虎咬死咬伤的人数多达20多人，被咬尸体“鲜有全者”。

知县刘孜面对血淋淋的荒凉情景，忧心如焚。

消灭虎患，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总体上说，老虎进城咬人，是因为山区过度垦殖、山林资源遭破坏、老虎食物链被打断所导致，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15世纪初期至中叶兴山县被划归秭归、巴东，交通阻隔，人口锐减，也是形成虎患剧增的一个原因。

刘孜灭虎患，主要做了两桩事：修筑城池和移民。

刘孜任兴山知县时的1489年，正值“弘治中兴”的又一轮改革浪潮，他决定“依山造堡〞，修筑城池。

刘孜在弘治年间修筑的兴山城池，直白地说是个土围子。

同一时代，许多城池都由砖墙替代了土墙。刘孜修城池时，肯定也想用青砖建造城墙，既漂亮又坚固。不是不想，而是财力不允许。据《兴山县志》记载，这个土堡环县城周围三百三十四丈，计三里许。“立三门。东曰迎恩，西曰来远，南曰观澜。”

刘孜修筑的兴山城池，对于防止虎患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这样的土围子，难防匪，难御敌，也经受不住夏天洪水的侵蚀。屡圮屡修，直到明末，战乱再次纷纷而起，那座土造的城池全部倒塌，举目一片废墟。

刘孜为灭虎患，所做的另一件事是移民。

从明朝初年开始，朝廷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户籍制度。官府编有黄册，详细登记每家每户的籍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并按职业将户口分为民、军、匠三大籍。为控制人口流动，朝廷还规定，户籍不能随意变更。与户籍制度相关连的是流民和移民问题。流民，指的是没有官府指令和允许，百姓自发迁徙，按《大明律》，流民不具有合法地位，受到歧视乃至禁止。而移民则不一样。移民指的是按照官府指令实施或官府承认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口迁徙事件。换句话说，人口只有服从官府的管控，才算合法。

刘孜任兴山知县的弘治年间，兴山县的那一拨移民当为“奉旨移民”，属于合法范畴。那么，那一拨移民是何时、从何地移民而来？查阅《明朝移民大事年表》，有了初步答案。成化十八年（1482年），河南、陕西、山西、直隶等地，有大批流民流入湖广省的郧阳、襄阳、荆州三府。朝廷命令流民原籍的地方官，差人招回本籍流民。可是这项工作十分难做。流民形成群体后，一旦流到一个地方，再想招回原籍就有了种种困难。直到弘治二年（1489年），七月，“招回荆襄流民未成，朝廷允许流民在新地入籍”。这一年正好是刘孜赴兴山上任知县的时间，用今天的话说，他一上任，就赶上了好时候。按照《明朝移民大事年表》中的记载，那一年“回原籍者一万五千户，入籍者六万余户”。

数字背后，是包括刘孜在内的明朝官员们大量辛苦的工作。其时，刚刚重新恢复县治的兴山，交通阻塞，人口凋零，许多民众寄居于山洞、木巢之内，情景萧条凄楚。刘孜通过他的努力，疏通渠道，安置移民，其功可彰。

刘孜在兴山的功绩还有建公署、迁学校、修粮仓、兴庙宇等。弘治年间修建的兴山公署，被老百姓称作“县衙门”，位置在城东关外。相传县衙门前有两棵大杉树，十几个人才能够合抱。有一年，大清名将杨遇春统兵驻兴山，驻守的士兵砍伐那两棵大杉树，忽闻咆哮声自树身内部传出，士兵大骇，即刻报告。杨遇春令士兵停止砍伐，并作诗一首纪念。围绕刘孜展开的这一类轶闻趣事和民间传说有不少，在此不一一细说。到嘉靖二十年（1541年），兴山人口翻了一倍达6114人。

二

刘孜之后的兴山县明朝历任知县，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在史料记载中留下良好政声的有谭溥、陈珍、旷骥、邹守谦。

直隶人谭溥，是接替刘孜的兴山知县，任职期大约在1490至1505年之间。山西举人陈珍，任职期约在1505年至1521年之间。江西庐陵（今吉安）人旷骥，万历十八年（1590年）赴任。四川巴县人邹守谦，推算任职时间应是1590年以后的某个年份。

上述几位县令，在县志上均有传。他们在任时的政绩各有不同，但都离不开重筑城池、疏浚河道、创立学府、剔除奸弊、劝课农桑等。其中，正德年间上任兴山知县的陈珍，从自己的廉俸中拿出银两带头倡捐，在寒溪口置办学田，历来被兴山民众当作美谈。兴山在明朝时是个穷县，知县的俸禄并不高，且以实物折合。月俸为七石五斗，大约1370斤米左右。这些米粮并不归知县一个人所得，还要给自己雇请的幕僚发工资，最后落下来的并不多。这种情形下，陈珍还能带头倡捐，也属不易。

明朝中期，正是在这么一些口碑颇佳的知县带领下，地处偏远的兴山县政通人和，民众安居乐业，度过了一段比较安稳的岁月。

不妨以旷骥任期为例，管中窥豹，可见一二。

旷骥上任兴山知县，与其同乡、时任归州知州的吴守忠应该有关系。这两个人合作写了一本书，名为《三峡通志》，刻印于万历十九年。他们经过近三年的实地考察，将三峡的胜迹贤祠、风俗传说、逸闻趣事、岩洞搜奇、诗词歌赋等一网打尽，录入书中。书前小引是吴守忠所作，跋是旷骥撰写。旷骥出任兴山知县，不知道与吴守忠有没有关系。从他们是同乡又在同一个地域任职，而且合著《三峡通志》的事实来看，二者的关系无疑非常亲密。

《兴山县志》云：旷骥在兴山知县任上，大力振兴文教之风，鼓励通商旅，洞悉民间疾苦，城西建西关桥，城东建东关桥。一个风雨交加之夜，年久失修的县衙门突然倒塌了，看着眼前的一片废墟，旷骥伤心至极。但是他并没有去过分扰民，而是暗自募集资金，组织工匠重建。旷骥的种种行为在县志中被记录下来，予以彰显。最为人所称道的一件事，是为兴山县培养了一代名臣金可教。

金可教（1568—1640），昭君镇金乐村金家湾人。少小家贫，被知县旷骥召至门下，遂刻苦读书，奋发向上。万历中参加科举考试，取贡生，任江西抚州府通判（掌管粮运、田亩等事项的州官）。因德才兼备，后升任云南知府。

金可教在官场上升至高位之后，荫及父母、子女和乡梓。朝廷特封其父金生芝为“奉直大夫”（从五品），其母刘氏为“宜人”，其妻姚氏诰封安人，等等。金可教的家乡金家湾，修砌埃及金字塔似的石人石马，坐南朝北面向良田，还有五米高的巨大石柱，威武雄壮，十分气派。金可教任职结束后告老还乡，回到了兴山。作为乡贤，他积极为家乡的教育事业献计出力，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在县城背后的罗镜山麓修建有白衣庵，殿宇幽静宽敞，是古代兴山文人雅集游玩、诗酒唱和的地方。

上述几位知县在兴山任职期间，留下的史料笔记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但是，即便依据这些零星有限的史料进行分析，也大致可以看出明朝安稳岁月时期的社会形态。

首先是家天下延续，皇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威力。国家机器中的地方政权有效运转，即使地处偏远的兴山，知县和其他官吏，仍然按照期限赴任、离任。除了政权管理之外，家族制度和社会关系网也在社会中隐秘地发挥作用，一般而言这种作用常常被称为“潜规则”。社会阶级划分明确，各个阶层流动受阻，上升通道渐趋固化。户籍制度将人按职业分为民、军、匠三大籍，因此，每个人投胎时的运气十分重要。如果家族中有人金榜题名，飞黄腾达，就意味着要肩负起关照和带动整个家族腾飞的责任。另外，社会上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现象十分突出，通过教育教化民众、开启民智，只是在低层面上初步展开。

三

成化年间，一个身穿道袍的人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他叫高永，来自道教圣地武当山。

道士高永，在武当山名不见经传。那年他来兴山县，漫无目的，只不过是“慕其形胜来游”。也就是说，道士高永是个旅游爱好者，神仙似的云游，有一天来到了仙侣山。史料上说，高永一来到仙侣山，就被这里的迷人景致吸引住了，慨然感叹：“丛林蔽日，异石连云，真仙灵迹之奥区也。”

需要提醒的是，成化年间，兴山县两度被撤销又恢复，辖地划归秭归、巴东。仙侣山离这两个县城太遥远，此地基本上属于无人管的地带。道士求仙学道，寻找的正是这种人迹罕至的绝妙去处。

高永是个非常有毅力的道士。他依山林为栖身之所，视鸟兽以为家有之物，在仙侣山上搭建草庐，求仙学道，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终老。

弘治二年（1489年），朝廷再次恢复兴山县治，广西人刘孜出任知县，他励精图治，经过一番治理，兴山县呈现出万象更新的气象。想必知县刘孜与道士高永之间，当年应该有一席长谈。因为自刘孜上任的弘治二年以后，高永用了长达24年的时间，完成了仙侣山道家建筑的扩建工程。

完工后的仙侣山道家殿宇，规模宏大，气势不凡。据明朝正德年间担任过兴山教谕陈伯英描述：“其殿宇则前后相望，楹则左右成行，堂室玲珑，轮奂鲜明……”亭台楼阁，异常华丽，道观顶端的飞檐，像鸟儿的翅膀一样轻盈。

陈伯英笔下的殿宇如今已经消失，只能凭想象去猜测揣摩。高永扩建的仙侣山道家建筑，工程浩大，没有官府的支持，肯定难以实施。

明朝道教文化兴盛。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篡位做了皇帝，声称得到了真武大帝的庇佑，在全国大力推行道教，开启了明朝皇帝崇拜道教之风。此后由于历代皇帝推崇，崇道之风愈演愈烈，至嘉靖年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刘孜和高永所处的时代，是明朝道教最为盛行的年代。不知道兴山知县刘孜在道士高永扩建仙侣山的道家建筑中起了什么作用？多大作用？但是根据宗教在一个地方的生存形态基本能判断：仙侣山道教殿宇的成功扩建，与其说是道士高永的功劳，不如说是知县刘孜和道士高永的共同业绩。还应该加上一句：与兴山县民众普遍崇拜道教的基础密不可分。兴山县普遍崇道的民众基础，是仙侣山成为道教圣地的重要一环。

经高永之手改造扩建后的仙侣山道教圣地，殿宇建筑风格与武当山基本相仿，堪称是武当山门派的一个分支。从史料零星留存的片言字语中，能够看出高永是个“人情练达”的道士。他通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和精心运作，不仅与知县刘孜等地方官员有良好的沟通、交流和默契，还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官员、乡绅以及文人墨客交往密切。仙侣山道教的影响甚至传到了国外。据与高永同一朝代的陈伯英在《重建云朝观碑记》中叙述，明朝的藩属国老挝国王，亦闻其名，亲笔题写了一块匾额，上书“蓬莱仙境”四字，派使者千里迢迢送到仙侣山。

兴山因山而兴。群山连绵起伏，像波涛汹涌的海浪。除仙侣山外，其他名山建有道教殿宇的还有不少。

万朝山因“万山来朝”而得名。无论站在什么地方，看兴山县境内的群山万马奔腾，千峰万岭都朝着一座山朝拜，这座山峰就是万朝山。相传万朝山是真武大帝的飞身处。当地有个民间传说：真武大帝从北方飞到兴山县，一眼看中了万朝山，兴致勃勃，驾着一块祥云落地。不料此山根基太浅，刚一落地，山峰下陷，瞬间矮了三尺。真武大帝大怒，跺脚而去，从此再也不到兴山。因此，万朝山又被称为“烂柴山”。山上有朝天观、真武庙、萧道士遗迹等。

五指山也是著名的道教胜地。中峰之巅曾经建有雄伟壮观的殿宇群落，相传也是真武大帝巡游时留下来的。拇指峰建有“玉皇顶”，中指金顶建有“真武庙”，明朝时十分兴盛。

兴山老县城的道教场所有三官庙，尊奉天官、地官、水官三位天神。它们另外一个名字是紫微大帝、清虚大帝、洞阳大帝。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破除厄运。三官庙附近有一座塔，形同螺蛳壳模样，相传塔里葬着一个道行高深的道士。因为道士塔的原因，旧时三官庙的香火很旺，据说也很灵验。

明朝社会崇尚道教，同时也是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道教世俗化现象严重。道教是本土宗教，容易被民众理解和接受。道教世俗化以后，融化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神圣性”被瓦解，有些方面甚至迅速向迷信和邪术靠拢，演变成稀奇古怪、花样翻新的各种道教形式，向社会生活浸透。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兴山属楚始封地，儒、释、道、巫各教共存，并行不悖。其中，尤以巫与道教影响最大。道巫糅杂，是兴山县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鲜明特征。在兴山县乡村的民众中间，道士和端公两个词语经常混淆不清。

道士是道教中的司职人员，善阴阳、风水、五行、八卦。主要从事看阴阳二宅，为亡人开路引魂，为亡人家属辟邪攘灾等。他们依教行事，接受各种戒律，是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的主要传播者。端公是唐人对待御史的别称，延续至今特指男性巫师。与道士侧重于“道”有所不同，端公更侧重于“术”，主要从事书符安胎、起油架火、赎魂买命、治癫遣瘟等，许多端公掌握上刀山、过火海、滚油锅等巫术绝技。

在兴山人的实际生活中，道士和端公的区别不大，很多时候往往由同一个人扮演道士和端公两种角色。

兴山学者蔡长明，在散文《老县城》中描述了市井风俗中的几个画面，充分展现了从明朝传承下来的道巫糅杂的山地民风，颇为有趣。

平民百姓人家婴儿出生后，要举行艾草水洗澡、查八字、戴百家锁等一系列仪式，根据家庭经济情况或简或繁。孩子到了12岁，要过童关，请巫师进门“打解结”，有的孩子命硬，需要“上刀山”。上刀山的铺排很大。先搭个一丈多高的神台，扎个茅草人供奉，立灵牌，写上名字。用树干扎两架木梯，木梯上分别绑上12把铡刀（往往用镰刀代替），刀口朝上。时辰一到，做法事的师傅将孩子背在背上，走到茅草人前，口中念念有词，然后赤脚踩着铡刀，往上攀登。台上12个道士诵经超度，师傅一步一顿，踩着铡刀上上下下。地面上，道士们的乐器时而缓慢，时而激烈。场坝中央烧着一堆炭火，两个壮汉将烧红的犁铧从炭火中取出，师傅无半点犹疑，赤脚踩在发红的犁铧尖上，场上顷刻飘荡起一缕淡淡的青烟。师傅从后背上卸下孩子，将木梯放倒，让孩子顺着木梯一步步爬过去。木梯尽头的饭甑上糊着一层红纸，孩子冲破红纸，再由师傅在脸上轻轻抚摸一阵，就算“替死还生”成功了。

一个人久病不愈，便请端公进门扛神。端公能直接与魔界对话，治病驱鬼。白天无鬼，端公夜晚进门，附身携带司刀、令箭、铜铃、手鼓、红绸等一应法器。入室先捉一只鲜活的大红公鸡，立于刀刃之上，摇动手鼓，口念咒语，堂中跳猴三步，驱赶病魔远去。

诸如此类，不多细说。

人是环境的产物，任何人都不例外。这个环境，包括地理上的空间，也包括民众生长其间的人文氛围。道巫糅杂的现实社会，是兴山县千百年以来民众日常生活积累和沉淀的结果。在批判和指责封建迷信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道士和端公的巫术邪灵、驱鬼消灾、斋醮祭仪、丧事道场等，在为民众缓解压力、疏导心灵等方面，往往有着特殊的无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