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德新‖回忆我的母亲

今日梅州

回忆我的母亲

梁德新

我母亲张庭秀，2007年秋去世，寿年76岁。现在我还会回忆母亲。

母亲的出生地桃尧麻坝村

母亲张庭秀（1931--2007）出生在梅县桃尧麻坝村坝下“云丽楼”。外祖父张隆经家中富裕，福建永定县峰市墟有数间店铺是他家的。外祖母李亚满是梅县隆文木寨村人。张隆经年轻时曾在峰市墟做生意，他中年病逝后，子女由外婆抚养。人们称外婆为“隆经李三叔婆”，这是夫妇的合称。

“云丽楼”全景（张建中提供） 外婆的子女情况如下。大姨家在梅县松源镇宝坑，丈夫是华侨，还是个兼职水客。二姨嫁松口镇桃宝村，三姨嫁松口镇桃宝村；四姨嫁福建武平县；大舅（排行第五）；六姨嫁松源镇蕉岭村；七姨（亚七妺）嫁松口镇仙口村，八姨不到周岁夭折，小舅（排行第九）。
二姨病逝后，三姨续嫁二姨原丈夫，这叫“满姨转亲”,这是旧时的习俗；原由是外婆钟爱二姨的丈夫李氏，再把自己的女儿（三姨）嫁给女婿李氏。李氏曾是乡村教师，1948年大姨丈黄昌文在家乡宝坑建房子，由李氏料理事务。
　　旧时的妇女生的是女儿，女儿在年幼时大部分卖给人做养女或做童养媳。此事发生在外婆家。外祖母的养女张发招小于大舅2岁，她原是大舅的童养媳。因与大舅与张发招情感不合，外婆做养女，嫁松源镇曾屋垻人。张发招的丈夫曾庆梅是中学教师。1957年曾评为右派，因有知识由中学教导主任降为普通教师，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红卫兵揪斗游街。1980年后的几年，张发招有三个儿子考上大学而闻名当地。
　 大舅1950年前在印尼姐姐家住了几年，因水土不服回家乡，他毕业于武汉财经学校，从事财贸工作至退休。
小舅是1954年的高中毕业生。那时国家需要人，他安排了工作，后他辞职回家务农。他做自己喜欢的事，外出搞副业割松香、切香烟等。平时小舅对风水相理有兴趣，会看风水相命书刊，约六十岁时他会为人看风水和相命。

母亲从麻坝村卖给余坑村丘家

桃尧镇余坑村离麻坝村约1公里。张庭秀在周岁时卖给余坑村的丘氏永安居人丘瑞贵做养女。丘瑞贵的妻子黄来招，儿子丘秉传比大张庭秀大4岁。那时全家四人一起生活。张庭秀在余坑村丘氏永安居人生活了10年。

采访余坑村的老一辈，1950年之前，有些余坑村人在江西省寻乌县谋生。
丘秉传（1927--1960）因父亲丘瑞贵病逝，在村中的学校读书。他18岁时与余坑村的另两人，跟随寻乌县打金银人到江西省寻乌县谋生。梅县尧塘（桃尧镇）到江西省寻乌县城约150公里。那时行走的是石砌路，四人步行由余坑村出发，经松源墟、蕉岭县城至寻乌县城。丘秉传20岁时在寻乌县城城内做打金银的工人。那时有个服务行业店，店内有修钟表、修雨伞、打金银，他是打金银的人。
丘秉传把余坑村娶妻黄二妹和生儿子丘育义。后来丘秉传带妻子和儿子到乌县城生活。丘秉传在在寻乌县城西落家，这家人姓邱。后来丘秉传娶刘新梅为妻，他们生邱玉山、邱玉如、邱玉清3个儿子。
　　丘秉传以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到异地他乡谋生。他先在寻乌县城的县城内的服务行业店，工作是打金银的人。1956年的公司合营时，他是县商业局的职工。丘秉传1960年去世，寿年31岁。
梁德新与夫人钟利平在永安居外公丘瑞贵房前留影（2025年2月15日） 丘秉传的二儿子玉山2016年在梅州市新城购置住宅，离我的住宅约500米。我与丘秉传的后裔有联系。余坑村的亲友有交往，我曾写文章《华侨之乡余坑村》和《我与余坑村亲友的交往》在网上发表。

母亲从余坑村卖到隆文镇木寨村的李家

1942年春，丘瑞贵病逝。1942年冬，张庭秀从余坑村卖到隆文镇木寨村的李文兴给做养女。
1930年前后，李文兴是当地有名的华侨，他在印尼雅加达开药店兼做水客；他的妻子汤育秀是蕉岭县高斯人，在印尼雅加达帮助丈夫做生意。李文兴做生意赚了钱后，在家乡做了个约30间的房子的“诚兴楼”。 结婚初，汤育秀没有生育，买来2个儿子和2个女儿。

隆文镇木寨村“诚兴楼”（ 照片由李炽欣提供） 那时张庭秀长得漂亮，人又机灵，博得养父的喜爱。因“诚兴楼”在隆文墟附近离学校近，张庭秀还小时读了几年书。
后来，养母汤育秀生了两个儿子，她停学在家带弟弟。四舅李炽欣是汤育秀生的小儿子。
我与1940年出生的四舅李炽欣有交往。四舅1960年梅县松口中学高中毕业生，因家庭的问题影响了他考大学。1961——1964年，他曾任梅县松东农业中学的教师，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复杂，1964年秋被单位清退，回家乡劳动。1978年他在家乡的梅县隆文中学任语文教师。在工作期间他参加了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函授学习。1981年他被吸收为正式教师。1981年秋他取得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专科函授毕业文凭。1988年，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招收本科学生，要求有大专中文毕业的人才可报考。当时有几个是近年在本地全日制大学毕业的中文专科毕业的人也报了名。考试结果，我的四舅考上了，报名的几位老师落选。此后他在梅县松口中学的高中部任语文教师，并任语文教研组长至退休。
1988年后，我夫妇在松口镇教育部门工作。我们住在松口街的梅东桥附近与四舅交往频繁。他退休后住在梅州城区，住宅离我儿子很近，经常有交往。他的教育是成功的儿子、女儿是1900年前后的大学毕业生，在政府部门工作。他在梅州城区的房子离女儿的住宅近，有时他在广州儿子那里住。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是“自由撰稿人”文章常在报刊发表，他还与我看书稿。近时我发表的《华侨之乡余坑村》，他还提供有资料给我。
　　母亲在17岁时被生母李阿满用钱从李文兴家赎回。不久母亲为大姐张群秀带小孩。张群秀（外祖最大的女儿）在松源宝坑湖维村，丈夫黄昌文在印尼望家锡经商兼做“水客”，在家乡宝坑做了房子，还捐资家乡的公益事业，是宝坑中学的创始人之一。

母亲嫁到松源圆岭村王家

一
我母亲张庭秀于1949年夏，由梅县桃尧麻坝村嫁到到松源圆岭村王屋“儒林第”，丈夫王志泉是小学教师。那时母亲出嫁时是“大行大才嫁”，结婚时，16人吃喜酒，新娘一台轿，媒人一台轿，外婆还得取了聘金。
1948年父亲在蕉岭中学高中毕业后，在蕉岭南寨小学、松源小学教书。1949年他与母亲结婚。我1950年我出生，取名王森欣。1950年我弟弟出生，取名王庆欣。母亲各种农活都会做，博得我祖父和祖母欢心；母亲生了2 个儿子，祖父和祖母更疼爱她。
我家的庭教育是成功的，1950年前后的10多年，有2个儿子，1个女儿读了大学，2个儿子读了中专。我祖母张四妹是祖父的第二个老婆，生了3男2女，父亲在兄妹中排行第三。
父亲读大学前我对他的印象还有点模糊。那时我才4岁，母亲在厨房里煮菜，父亲和我坐在吃饭的桌子上，这是我童年对父亲最初的印象。母亲肯劳动，各种农活都会做，深受祖父和祖母的关爱，她生了我与弟弟后更关爱母亲。那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我与弟弟，全家6人生活。
我童年时，家里有一架大时钟，放在祖父的房间。时钟每小时报时一次，时钟的铃声很响，整个横屋都听得到。
母亲的房间有一架德国小闹钟。小闹钟每年要洗油一次，我还看过母亲把小闹钟拿到松源墟去洗油。
20世纪50年代初，村中的人极少佩戴手表，我父亲和二伯各有一块进口的“铁达时”手表。20世纪50年代初，我父亲与二伯曾在松源中小学是教书，为了方便掌握时间，祖父为他们买了手表。1956年秋姑姑考上大学，二伯把手表送给姑姑。
我喜欢猫，我到朋友家看到有猫都会与猫玩。那时我家里养了一只猫。猫也对人有感情喜欢与我玩。弟弟小我两岁，也喜欢玩猫。有一次我捉住猫的前脚，弟弟拉后脚，不久猫被我们拉死了。此事我做了父亲后，母亲还提及此事。
二
我的祖父王汉良（松源王氏21世），年轻时到泰国曼谷谋生。他先做工后经商，曾做缝衣工人，后自己开店卖衣服，做药材生意。他的前妻黄氏是松源宝坑村人，生了一个儿子王志宏。祖父在泰国曼谷做生意时，我的祖母张四妹是个得力的帮手。祖父娶2个妻子，生6个儿女（4男2女）。

王汉良合家照（1930年摄于泰国曼谷） 王汉良1937年春，他带后妻张四妹和儿女们回到家乡定居。他在南洋赚了钱，回家乡做了事业。原想与邻居睦庐人买下池塘做一栋小洋楼，因对方不肯卖，小洋楼没做成。1934年由他与宗兄王延良把祖上没完成的那杠横屋20余间做好，完成了二世祖绍曾公的夙愿。
祖母人长得漂亮，是个女强人，各种农活会做。她常与本屋的几个妇人吵架，这与她的性格好强有关。
1950年前，王汉良在松源圩与人合伙开“仁爱堂”药店。1949年前的几年，市场货币贬值，他退掉“仁爱堂”药店的股份，回家闲居。此时，他的财资也已花尽。
1952年土地改革时，王汉良家的成份评为上中农，要是他还有财产的话，也许会评为富农。
三
　　我的祖屋“儒林第”建于清朝嘉庆年间约1800年，是松源王氏十六世王绍曾建的。此屋门前有一条小河，左边是旧时的“求实学校”，右边有一口小池塘，依山傍水，规模宏伟壮丽。“儒林第”的二世祖（松源王氏十七世）王绍曾是当时松源的成功人士。他给子孙留下一座规模宏大有82间房，9个厅二层楼的“儒林第”，还募捐巨资给官府，朝廷敕封为六品官州同儒林郎。
圆岭村王氏十七世儒林第二世祖绍曾公“儒林郎功名匾” 我7岁以前，看过“儒林第”的文物。朝廷授的“六品官儒林郎功名匾”、清代翰林王利亨画的《百雀图》、东挺公、绍曾公夫妇穿着官服的画像。每年春节的农历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儒林第”各家各户在中厅的八仙桌上摆上“三牲”及斋盘，要在祖宗画像前列队行礼祭祀。祭祀时，由屋中一长辈口念纪念祖宗历史及庇护后裔的话，然后大家观赏祖宗画像和王利享画的《百雀图》。这些文物要过了月半（农历1月16日）后才收起来。
四
“儒林第”旁边的老“求实学校”是个荒废的校舍。20世纪30年代，祖父曾捐一架留声机给“求实学校”。
老“求实学校”旁边有一个水力磨坊。我们几个同伴会到磨坊里玩。磨坊磨番薯干时，我们趁工人不注意时，偷番薯干吃。
我家有一副锣鼓是祖父出钱购置的，春节期间屋中的年轻人会打锣鼓增添节日气。
春节期间，我与弟弟穿新衣服，腰上系一条银皮带。银皮带是祖父从南洋带回的。从家中的这些物件可说明，我祖父是以前是村中的富裕人家。
祖父喜欢我穿花衣服，花衣服是从皮箱里取出，但是只能穿几天，洗干净后放回皮箱，下次再穿。此后二伯母说出原由，祖父看到我像女孩，要我穿花衣服，他喜欢女孩子，他看到我穿花衣服时很高兴。
我童年时，祖父、祖母、我与弟弟睡在“儒林第” 二楼的一个房间的眠床上，祖母抱着弟弟睡觉，祖父抱着我睡觉。有一次睡觉祖母对我说：“你与谁最亲。”我说“我与祖父最亲”。此话说出，祖母不高兴。
有一天晚上，我家对面的王氏六世祠堂做戏，戏班有人击鼓伴奏。我好奇用手摸鼓面，被戏班的打鼓人敲中我的手，我因手受伤而哇哇地哭。
我跟随母亲到松光坪广场（松源中学足球场）看马戏表演，我看到一个小女孩骑马在广场上奔跑。那时我约5岁，至今还有印象。
“儒林第”屋后有一条水渠，水渠会漏水，水流到屋中从天井中流出。人们用流出的水，磨镰刀。
“园岭小学”离“儒林第”约400米，我6岁时会跟随“儒林第”的学生到学校里玩。那时我们是在教室外面或礼堂里玩。
我7岁时，会用垃圾堆的玻璃片与“教糖客”（ 收破旧物件的人）换麦芽糖吃。看人吹口琴，看得津津有味。
童年时代，我长得白胖胖的，屋中的长辈关爱我。屋中有个老妇人年约60岁郭伯母，他儿子王任基是中山县一家医院的医生，她一人在家住。她非常关爱我，我经常在她家吃饭。1957年春她到广州中山县儿子家住，还寄回玩具喇叭、皮球给我。

五
　　1953秋年，父亲由松源小学以会青年的身份考入湖南长沙师范大学数学系。那时全国大学生少，大学招生7万多人。
父亲是带职带薪读大学，还有钱寄回家。 父亲读大学后，家里有祖父、祖母，母亲，我与弟弟，全家5人生活。
我家厨房里有一幅地图贴在吃饭桌前的墙上，祖父会指着墙上的地图告诉我，父亲在湖南省长沙市读书。
墟日这天我与弟弟会跟随祖父到松源墟，祖父回家时买些日用生活用品。我们到松源墟时要经过园岭小学，学校的张炽光老师会与我祖父交谈。张炽光老师与我父亲是原来是同事，他们交谈有话题。
生父在大学期间，先提出离婚。我外祖母做母亲的参谋。母亲曾对我说：“丈夫是大学生，你小学文化不到，配得上你丈夫吗”。 从而可知，母亲的离婚，外祖母起着很大的作用。1956年他们离婚时，经法院裁决，我由母亲抚养，弟弟由父亲抚养。因为诸多原因我一直没见过父亲。
1958年父亲与后母结婚。后母是中专生，松源人，她是我父亲小学时的学生。父亲与后母结婚后，他们生了三个女儿
1956冬至1957年春约一个月时间，我住在外婆家。
1957年春夏期间，我在松源居住，那时母亲还会看我兄弟俩。有一次，晚上祖母、母亲、我、弟四人一起睡觉，早上母亲要回家（松口山口村），我与弟弟在路口抱住母亲，在祖父和祖母的帮助下，母亲才分开我们。上路回家。现在回忆那时的情景，才知母亲与儿子的感情。
1957年秋，我在读圆岭小学读书。一个月后我转学到松口镇仙溪小学。1958年春又转学到外婆家的桃尧镇麻坝小学。我在小学，我读了三间学校。

六
我8岁离开松源“儒林第”到松口仙口村，那时我穿的面衣中有一件是我生父童年时在曼谷穿的，此面衣的质量好我穿了几年，我读小学三年级时还穿它。
1961年春节，我弟弟给我一双水靴，此双水靴我穿至小学5年级。
我在读书期间假日会到“儒林第”找亲人，离别时祖母含着眼送我上汽车。我在读小学时始于和祖父通信，我读初中时在信中夹5角钱给我。
我姑姑很疼爱我。她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那时在蕉岭中学教书。我读小学时会写给她，她把信修改后，寄回给我。我曾去姑姑的学校数次。2010年退休后，我与夫人、媳妇、孙女曾去过她家。
我与生父通信始于1970年，每年通信数次。1972年生父在信中知道我会对电器维修有兴趣，寄一本书《电工手册》给我。
我弟弟童年跟随祖父、祖母生活，曾在生父那里读中学；20世纪70年代初，以上山下乡为名，在家乡松源镇圆岭村儒林第生活。弟弟结婚后生了三个女儿。
祖母1968年冬病逝。祖父1976年病逝。两位亲人病逝时我都不知信息，那时我在异地它乡谋生，尤其是祖父病逝，我在福建省永安县做工。而今回想起他们病逝的事，我心中会感到内疚。
七
1980年后，我是教师。1986年寒假，我与妻子、儿子到肇庆市见了父亲。那时我父亲在肇庆市教育学院工作，职务是学校的教务处主任。我们在父亲家过春节，他带我们到附近旅游。我的大妹妹已出嫁，带一个女儿来见我们，二妹已出嫁住广州市，三妹还在读高中。我们返家时，父亲还包了3个红包给我们，红包的钱是当时我2个月的工资（那时我每个月才60元，3个红包共210元；2023年，教师的退休金约1万元。）。父亲送我们上轮船，含泪送别，生父说了一句真心话：“我生母不简单，把我培育为一个教师，要做好生母的养老送终工作。”父亲的大女儿退休前，从事计算机行业，在肇庆学院退休：二女儿退休前是广州体育学院副教授，居住在美国；三女儿是肇庆市一间中学的高中地理教师；后母是个中专生，退休前是学校后勤部的工作人员。
1987年春，我弟弟病重期间，父亲从肇庆回家见弟弟。

我弟弟在病重期间，他的第三个女儿曾在我学校住了一个多月。
　　我弟弟在1987年秋病逝。我弟弟病逝后，女儿们读书的费用，父亲负担一部分。

八
1990年春，我妻子由松口镇中心小学到松源镇中心小学公开教学，中午她坐摩托车回我家乡“儒林第”见了二伯一家。
1990年后，我与妻子、儿子在假日还去平远县的四叔家和蕉岭中学的姑姑家。“儒林第”的宗亲们还到过我家中。
2000年后，我已是个客家文化工作者，兼职多是报刊的编辑、记者。因工作关系，我常外出开会，与生父见面数次。
父亲七十岁后，耳朵听不到，与他对话，要写字对话。此后我与后母通电话，才知生父近况。后母说：“生父八十多岁，每天外出散步，不回家吃午饭，在外面吃快餐，回家后是看报纸看电视，晚上睡觉到天亮”。
2019年夏，生父去世，寿年91岁。

九
我退休后主编《松源镇圆岭村儒林第家谱》任责任编辑。
《儒林第家谱》记载：松源王氏开基念四郎，于明宣德五年（1430年）由福建武平迁梅县松源葵坑（径口）开基。圆岭村王氏十四世赢文公是当时松源的富户，留给子孙们殷实的财富。十六世东挺公是赢文公的孙儿。东挺公（儒林第一世祖）16岁时早逝，妻郭氏是蕉岭县北寨人，童养媳，寿年九十四。东挺公无子，因妻郭氏无生育， 而抱养赢文公的孙儿王绍曾（儒林第二世祖）。王绍曾的父亲是王东挺，王绍曾生两个儿子。“儒林第”的开基祖是王东挺（松源王氏16世）。
“儒林第”家族由16世至26世共繁衍了十代人。2014年统计，海内外“儒林第”的后裔（含妻子女儿）约150人。现在祖屋还住有几户人家，另有6户人家在松源圩镇建有新居，有部分迁居在梅州城区及迁居在广州、深圳、惠州、肇庆、顺德等地，也有迁居在美国、加拿大、泰国、台湾、香港等地。“儒林第”历代人才有：清代朝廷敕封六品官州同儒林郎、国子监大学生、秀才；民国年间有人毕业于军事院校，官至军队团长、少校、上尉，有当军医的；1950年后有人考上大学，这些人中有人成为大学教授、省级作家、中学教师，国家干部、公务员；在家务农经商的也不少。

《梅县松源王氏人文》（圆岭村王氏儒林第家谱） 1995年秋王志刚与家人回乡举行养父21晋良公墓圆坟仪式期间与本屋宗亲合影

　　我关心松源祖屋“儒林第”的公益事业。2015年是《梅县松源圆岭村王氏儒林第家谱》责任编辑，印家谱的钱是四叔的儿子出的；我与四叔的儿子还去还去松源王氏祖祠拜祭，并为祖祠捐了钱。祖屋儒林第是个有82间14个厅的方型2层楼屋，2021年修理费需22万元，我也捐了款。那时我对四叔的儿子说：“你父亲的孙儿考上清华大学，除了自己努力外，也要有基因遗传。”为此，我四叔的儿女们为家乡公益事业捐款10万元以上。

十
我是个文化工作者，对地方文史有兴趣。发现松源的文史资料丰富。
据《梅县文史资料》载，至民国25年（1936），松源的小学多达39所。遍布各个村落的39所小学，不但为山区儿童提供了“读书不出村”的方便。松源中学的前身“六甲中学”，都以高质量的教学输送了一批批优秀学子。其中，许多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松源同时在金星、五星、桥市、宝坑设立了4所中心小学。并且还曾经同时拥有松源中学、宝坑中学、松源农业中学、五星农业中学共4所中学。正是在这种良好风气的熏陶下，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松源学子“中考”考上东山中学、高级中学、梅州中学的源源不断，“高考”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名校录取的，不算是新闻！
1980年文化界迎来科学的春天。松源有些姓氏写有族谱、族谱，有些姓氏出有简报。松源蔡氏的简报《蔡氏文化荟萃》。寺边村王氏出版有纪念册。松源中学不定期出版刊物，为迎接100周年校庆特编纪念册《松柏苍翠》。松源中学校友会还出版《松源乡情》。王佳湘编著了《松溪风云》《艺林积愫》《嫁母奇事》《松源史话》《松源金星村史粹》。何锦胜著《千年古镇松源》。王心灵等人编写《龙源宫公王的故事》。黄连胜编著《客家快板》《奇闻奇案》《回味》《聚四古今》《聚益趣故事》《红尘有爱，岁月留香》；《回味》书中描述了作者家乡宝坑圩的人和事，在该书的基础上添加资料编成《宝坑地方志》；《宝坑地方志》于2021年冬出版，报刊和电视台作了报道。还有外地作者撰写松源人文的书；宋绍青著《民族英雄蔡蒙吉》；外地作家撰写松源宝坑人黄慕松的书在网络上就有3本。外地人撰写松源人文的文章，在报刊和网络上。1900年后，松源中学校友会办了《松源乡情》，最近几年办了“掌上松源网”。
松源中学校友会出版的《松源乡情》、寺边村王氏出版的纪念册 2000年后，我在《羊城晚报》、《梅州日报》等刊物发表松源人文的文章。近年还会向《松源乡情》和“掌上松源网” 写文章。
　　宝坑人陆军上将黄慕松是民国四大军事家之一，他为家乡办松源中学的事而操劳。我把资料汇集成文章《主席亲笔字成文物》2006年4月6日在《羊城晚报》发表。我还经常在《松源乡情》和“掌上松源网” 《客都原创》《客骄大百科》《今日梅州》写文章。
1994年出版《梅县志》记载，民国34年（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普及教育调查，江苏省武进县名列第一位，广东省梅县居第二位。梅县松源的普及教育是实例。

母亲嫁到松口山口村梁家

一
母亲1956年嫁给松口山口村人梁志权（养父），养父是小学教师，1970年前后工资约50元，那时梅州师范毕业生的工资是38元。他是民国年间的高中生，解放前曾在县政府文教科做事。

松口镇山口村一角 我跟随母亲到山口村上村“财储堂”生活，改名梁德新。为什么母亲不抚养弟弟呢？亲友们说，弟弟头上有个伤疤，这是母亲偏爱我的原因。
那时养父与前妻感情不合而离婚，留下两个女儿（我的姐姐和妹妹）。此后母亲与养父生了3个儿子1个女儿。
我童年是个讨人喜欢的小男孩，在养父家，得到祖父、叔叔、姑姑的喜爱。那时祖父会用网捕鱼，是为了我有鱼吃，叔叔喜欢我他住的房间玩。读小学五年级的姑姑喜爱，她经常带我到学校玩。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同时也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仙口村（仙溪村）距离松口街约5公里，是个崇文重教人才辈出的客家山村。1970年约三千人，考上大学、中专的约百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有部分文化人士沦落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
我生父的父亲是个文化人，喜欢村里的“落难文人”在家里聊天。这些“落难文人”阅历广，文化素质高。他们坐在一起时都会讲述他们以往的经历，南洋及国内的风土人情及他们的所见所闻，有的人还会讲他们年轻时的恋爱经历及婚姻罗曼史。童年时代的我静心聆听这些老前辈们讲的故事，有些故事比小说还精采。
二
养父关心我的学习，他任教学校图书馆的书我看了。文化大革命有二年学校不上文化课，我们这些中学生大串连，在家玩矿石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机，得到他的支持。养父还说：“男人要有一技之长，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我会装拆机械闹钟，养父也不反对我。
1968年秋养父被揪斗游街，原因是他曾在国民党县政府做事。他由桃尧镇（桃尧公社）小学的教导主任降职到小学附中班的语文教师。
离我的住宅约200米的地方，有个退休的供销社工作人员，他岳父是民国年间广东省教育厅长，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烧禁书，他的1000多本书幸免保存下来，这些书成了我的精神食粮，那时我要借他的书，要用养父学校订的《南方日报》、《参考消息》与他交换。1000多本我基本看完，有些书我看了几篇。甚至还有文科课本、风水书、梁氏族谱，虽然这些书很深奥，我都走马看花地瞧一遍。
有些书是他儿子女儿的理科教科书，我看不懂。他有一个儿子是华南农业大学的教授。
远眺山口村上村“财储堂” 我养父发现我“闭冂造车”的秘密后说，“书可看，不能写文章发表。”
三
国家恢复大学考试的的第二年的1978年秋。养父与母亲生的儿子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弟弟与我参加了考大学。成绩公布后，我的总分比弟弟高，离入围分数不远。养父对弟弟说：“把教科书给我读，要弟弟替我山上割松香。”为此，我在家看书和读补习班，参加了1979年的升大学考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养父和弟弟帮助了我。
20世纪80年代初，在养父的帮助下，我到教育部门工作。我由农民变成了教师。我读了中专在小学任教，读了大学在中学任教。在家庭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熏陶下，爱好文学会向报刊写文章，20世纪90年代后期是“自由撰写人”。
我编写和编著反映地方文化和民俗的书数本，出书的钱是由热心人士和政府领导人赞助的。因我有文章在报刊发表，引起市、县文化部门的关注，在职期间学校减轻教学工作量，曾短期借用和兼职市县文化部门。
2000年，我参加了编写《仙口风情录》（村史与梁氏族谱合编）。此书是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要我撰写的《仙口村客家民俗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的。1998年，我撰写《仙口村客家民俗田野调查》得有研究院的劳务费。我在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编写《仙口风惰录》，并得有劳务费。那时我的夫人在电脑上打字，我编辑，还承包了他人的族谱、自传等书稿打字、编辑。在家庭帮助下，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四
我已经退休，还会为报刊网站写文章，参加与自己知识相关的社团活动。做自己喜欢的事，与志趣相投的人座叙，为社会做正能量的事。争取多领几年退休金，这是我的夙愿。
我帮人写文章通常会收点劳务费，除了用于原城隍庙租用的工作室的装修，外出采访的交通费等费用，还用于购买书籍、工作室的桌椅、书架等硬件设施以及缴纳房租、水电费等，剩余的劳务收入大部分用于资助贫困人家，或者捐给家乡的老人会。捐给出生地的王氏家族和生活的地方梁氏家族，修祖屋、编族谱、修祖墓等公益事业。
为方便与文化界的人士和老朋友交流，他在梅县新县城梅瑶路育才幼儿园附近租了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做工作室。工作室里除了电脑、打印机外，还有大量的书籍等。每天吃完早餐后他就到工作室工作，或者与文友们座谈。
梁德新与文友们在工作室座谈（2023年春） 2010后，我把童年的往事在网站发表，有些报刊会转载。《我童年的读书经历》发表在2019年10月18日的《梅州日报》。
五
养父的家庭是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的兄妹中，有2个大学生，1个中专生，2个高中生。养父的兄妹们受父亲的影响，字写得好。
我养父的二弟梁达权喜欢文史，他退休前任武汉大学成人教育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校长秘书长（副校长6级）。我有文章在报刊发表，还写有书；我把有关家乡文化的书刊寄给他，他还与我通电话。
我母亲年轻时生得漂亮，有点文化，能说会道，还会做“媒人”。她是村里的女强人，各种农活都会做，20世纪60年代是生产小队的队长。
我养父和母亲非常相爱，白头至老是村中的一对模范夫妻。
我家的生活，在1980年之前村里属中上人家。
我生活过的地方“财储堂”的下厅 1993年秋，我养父去世，寿年73岁。2006年秋，我母亲去世。寿年76岁。
我母亲生的5男1女，现在还健在的只有我。

我的外婆李亚满

外婆名李亚满，住麻坝村“云丽楼”。也许是缘分，外婆在众多外孙中特别疼爱我。我读小学时曾住外婆家“云丽楼”。往事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一
我5岁时与母亲去外婆家。那时母亲一只箩筐挑杂物另一只箩筐挑我，由松源圆岭村“儒林第”我家起程，行走约12公里的山间小路，约上午11时才到外婆家桃尧大坝村“云丽楼”。中午我们吃饭时，我吃了一只包谷。这是我初次到婆家的回忆。那时我知道我婆家住的屋子很大，屋中住了很多人。
我在外婆家住了几年，在麻坝小学读书。我知道“云丽楼”的一些事。

外婆住在“云丽楼”，此屋的故事是我听长辈说的。欲宽公是发横财做“云丽楼”的，留下的金银在屋内，后裔生三胞胎的人可取留下的金银。 云丽楼＂一角）
1960年前后“云丽楼”约二百人居住，楼上住人，楼下的房间是大部分是厨房和杂物间。每天下午6时前后屋子里很热闹，家庭主妇们在厨房里做饭，有时可听到孩子们的哭闹声。如果家中来了客人，整屋人都知道。家中的客人要住宿，因睡床不足，客人要到邻居家住宿。外婆有8间房子，两个儿子每人4间，房子分别在新屋和老屋两个地方。两个舅舅的厨房在楼下的大门旁边。
她外婆爱劳动，会理财，会理家，人缘好，口才好，年轻时会做生意。她是村中的女强人。她是个好胜好强的人，经常与小媳妇吵架。她有时住在大媳妇家，有时住在小媳妇家，有时自己另外独住。亲友找她，要先问屋中人，外婆住在哪里。有时她会住在女儿家中，她在女儿们家中住的时间不长，回到家时住媳妇家。据我所知，外婆住小媳妇家的时间较长。原由是她关爰小儿子。她非常疼爱孙儿们，大舅和小舅的儿子都会回忆小时外婆关爱他的事。
童年时外婆常住小舅家里，我还会帮外婆做家务。有时外婆和舅舅家里人快到中午还没有回家，我在厅里或厨房门口的门坎上坐等她们回家吃饭。　
我7岁时的夏天，外婆带我在她家门前的松源河边玩，我看到河中有小木船、朩排经过。那时外婆在岸边码头上洗衣服，我在河边的浅水区游泳。
　外婆睡觉的房间在楼上，房间旁边有个小厅，小厅里放着几副棺材（装死人用）。每天晚上睡觉时我与外婆要经过此地。我看到棺材会害怕，此时我快步走在外婆的前面。几十年后，本屋的老人还提及我童年的往事。
我与本屋的孩子玩，我经常与他们一起做游戏。夏天的晚上人们坐在大门前乘凉，此时很热闹。外婆要晚上9时后家务做完后才回房间睡觉。我只好在门坪里听人们聊天。
　 上述的现象，被研究客家文化的专家学者称为“围龙文化”。

二
我童年在外婆家住了几年，有些事有印象。
1956年冬的一天，我在外婆家中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我外婆的厨房上一间的黄七叔婆，她的娘家在松源的松光坪，娘家离我家圆岭村儒林第很近。外婆托咐黃七叔婆带着我送回松源儒林第家中。
1957年夏天，本屋有人结婚，我们几个孩子在大门口抢新娘的糖果，我抢到一分钱硬币和一个糖果。当地民俗，新娘入大门时要把新娘果撒在大门口，新娘果中有糖果、钱币等物。1957年冬天，本屋有个老妇人去世，停尸10天。佛事隆重，做斋5天。据说死者家很有钱，老妇人的儿子在印尼做生意。
1957年秋，外婆托人带我回家中，她把我交给一个挑担的中午妇女。我跟随挑担的妇女们步行到松口家中。中午我与挑担的人在途中的桃尧镇诰上村观音凹的一个寺庙中休息，下午她们把我交给母亲。
1958年冬，我在家乡仙溪小学读二年级，我独自一人到12公里的外婆家。她见到我感到惊异，问我离家出走的缘由，托口信给我母亲。过了几天母亲把我带回家中。这是我第一次逃离家庭。
我家有个果园种了30多棵沙田柚，还有龙眼树、荔枝树、粟子树、香蕉等十多棵。1952年土地改革分田时果园归祖父。我养父分到有数棵柚子树和龙眼树。那时母亲送给外婆的物品是我家果园的龙眼。我11岁那年的秋夫，有一次我送龙眼给外婆，我到了她家时龙眼不多了。原因是我肚子饿，在路途中被我吃了一部分。 　三
　　外婆的娘家在梅县隆文镇木寨村，家离隆文墟约800米，她父亲是个乡村医生，用中草药为人治病，还有祖传秘方。外婆的医学知识是从她父亲那里学的。
我童年时住在外婆家。有一次我患感冒而周身发热，外婆用中药煮水给我吃，用羊毛毯包住我睡觉，第二天我的感冒好了。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有一次从外婆那里回家，因中暑全身发热，在离家约3里的地方坐在路边休息。遇到一个过路的热心中年妇女，她专程到村中告知我母亲。母亲把我背回家。我吃了中药后病好了。母亲的医药知识也是外婆那里学的。
　　我10岁那年，母亲去菜地里摘菜，被毒蛇咬了，伤口发肿，周身不舒服。此时母亲要外婆前来医治。第二天上午我与小叔到离我家松口山口村约12公里的外婆家。我们向外婆告知实情，下午她到了我家。她把蛇药给我母亲服下，2个小时后见效，第二天母亲身体康复。外婆看母亲的伤口，说是草花蛇咬的。
蛇药是外婆的祖传秘方，此药在附近的野地里有，药是一种青草，可医治无名肿毒及刀伤。我堂叔是供销社干部，他以此药医治被毒蛇咬伤人，药到病除。不久他成为附近有名的蛇医。我弟弟是镇水电站的工人，业余时间为人医治骨折和刀伤。他也用了我外婆祖传秘方，有人找他治病。
四
外婆的大女儿张琼秀的丈夫黄昌文在印尼望伽锡市经商，有线物寄给她。外婆是村中的华侨户。我母亲与姐姐的关系好， 17岁时曾帮姐姐带小孩。
1950年前后黄昌文来往于侨居地印尼和家乡宝坑是个兼职“水客”。他身高约一米七，人稍胖，待人热情，有文化，口才好，懂印尼话、英语、普通话、客家话。他善于外交，为人诚实忠厚，具备了做“水客”的诸多条件。黄昌文被推举为侨居地印尼望加锡埠华人社团公益福利部长。
1956年秋，大姨父黄昌文从侨居地印尼望伽锡市以爱国华侨身份，参加华侨回国“观光团”到北京等地参观。参观结束后，他顺回家乡看望父亲，并宴请亲友。此时，我跟随外婆由麻垻村到宝坑大姨父家住了几天。我初次见大姨父，他很关爱我。他还说：“我母亲曾在他家住过，那时是带他的儿子，还说我很像母亲”。外婆向大姨父介绍我的近况，委托他带我去印尼谋生。大姨父听后，摸着我的头说对外婆说：“此事他会考虑”。那时中国人要出国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姨父对外婆讲的是安慰话。外婆认为出南洋的事容易，因为1950年之前我大舅曾在印尼大姨父的店中住了几年。过几天，我与比我大几岁的一个男孩，跟随大姨父去宝坑圩老街的一间店取物品，他从印尼带回家的物品都放在这间店。日后我才知道大姨父是个水客，老街的那间店是他的出入店，人们要找他办事都是这间店找他。宴请亲友这天，很热闹约30台席，那时我母亲和众亲戚都来了。
黄昌文每年回家数次，他以“水客”的身份，为侨属带物品，又可回家看望父亲。他的的个人生活节俭朴素。但是他对有困难的亲友及家乡的公益事业却慷慨大方，他关心家乡的公益事业，曾为宝坑的公益事业出钱出力，曾为家乡建桥、修路、修祠堂等公益事业捐钱。1955年由村中乡贤黄公牧先生，联系印尼侨胞黄恩新、黄昌文先生等有识之士发起兴办宝坑中学。历年来黄昌文先生为建设宝坑中学出钱出力，受到人们的好评。为纪念他的父亲，出钱建教学楼，取名“开辉教学楼”。黄昌文先生热爱家乡公益事业的精神可嘉，是家乡人学习的楷模。2022年1月出版的《宝坑地方志》内有黄昌文的资料。
黄昌文在广州买有房子。1973年外婆曾去广州大姨的别墅住了3个月。大姨的意思是让母亲在那里享福度晚年，外婆因水土不服而生病。她回家后住在小舅家中。她的病不要治疗，不久身体康复。
1990年前后，黄昌文80岁还回家乡，兼做水客；还为家乡的公益事业做事。我与黄昌文见面数次，他是我写文章“水客”的真实原型。
五
外婆60岁后时还会劳动，她在荒地上种有杂粮。20世纪60年代，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我母亲经常去她家挑番薯。
20世纪60年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南洋华侨把猪油、奶粉等食品寄给家乡的亲人们。我的姨父也会寄钱、食品及旧衣服寄给我外婆，我母亲还到外婆家拿过食品，我还穿过姨父寄的旧衣服。因为我家有华侨关系，被称为“华侨户”，当时我能够穿上一件由南洋寄回家乡的旧衣服，同学们用羡慕的眼光看我。
　　养父是个教师，他教书认真而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曾任镇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他的毛笔字漂亮，在附近小有名气。
　　1960年前后的几年，养父在麻坝小学任教。我曾在这间小学读书，大部分住在外婆家。1958年春，麻坝小学的学生在圩镇旁的寺庙上课；1961年学生迁到在离圩镇约400米的3层高的小洋楼上课；这两个地方我都读过书。
1943年，养父曾在惠阳县政府文教科任职，那时惠阳县的县长是家乡人梁国财。为此父亲因历史问题留下祸根。1968年是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期间，7月中央下达停止武斗学生复课，狠狠打击捣乱社会秩序坏分子的命令。9月因父亲的历史问题以伪职为名，被红卫兵揪斗，撤去了镇中心小学教导主任职务，1970年后任初中语文教师。
养父被揪斗，外婆家离养父关押的地方约500米。外婆每天去看望父亲送食物给他吃，为他清洗伤口。外婆是个女强人，性情泼辣，能说会道，守卫人员都惧怕她，只好不管此事。后来亲友们还会谈外婆关爱我父亲的事。
1981年11月，姨父、姨母从印尼回到家乡梅县松源宝坑。他们看望我母亲，看到我母亲患眼疾，姨父、姨母给了母亲一千元人民币治病。那时我和妻子都是教师，两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不足100元人民币。这笔钱对我家帮助很大。那次回家乡，姨父在外祖母家宴请亲友，他用照相机为亲友们拍照留念。
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在桃尧镇教书几年。那时我带妻子见外婆，她知道我的妻子是个教师很高兴。1982年春，我的大儿子出生，外婆后还送有“高丽参”给我儿子吃。
1984年夏，外婆在家病逝，寿年94岁。
我的外婆病逝时，我没时间看望她，欠下了人情债。在此我撰文纪念外婆。
我与母亲的亲友有交往，他们都会说母亲的往事。母亲生了5男1女，我是老大，也是母亲生下至今还健在的人。现在我只写我知道母亲的事。

作者简介
梁德新，1950年生，广东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人，退休中学历史教师。
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亲友中知识分子多，在1978之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参加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升大学考试，还读了约2年的业余补习班，系统地学习了高中知识。机遇与知识改变命运，20世纪80年代初，在梅县教育部门工作；读了中专在小学任教，读了大学在中学任教。在家庭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熏陶下，爱好文学会向报刊写文章，20世纪90年代后期是“自由撰写人”。因有文章在报刊发表，引起市、县文化部门的关注，聘为梅县第10届政协委员（兼文史委员）《客都旅游》等杂志社的编辑、记者。编写和编著反映地方文化和民俗的书数本，出书的钱是由热心人士和政府领导人赞助的。在职期间学校减轻教学工作量，曾短期借用和兼职市县文化部门。曾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凤凰电视台，《青年作家》等新闻媒体采访。邀请参加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嘉应学院、广西钦州学院等文化部门举办的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数次，论文入选会议论文集。在国内约40家刊物（含网站）发表文章。退休后住在梅州市城区儿子家，受聘数个文化单位，主要是参与编书，帮助编辑杂志；有时为学生上写作辅导课，还会向报刊和网站写文章。现是梅州市《梅州侨乡月报》特约撰稿人、《梅县侨声》特约记者。在专家、学者、文化人士的帮助下，加入广东省作家协会，聘为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