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中之牧·仆中之仆 ‍——缅怀沈以藩主教

秦時明月

沈以藩尊父—沈子高主教

沈子高主教生平

‍ 沈子高主教，字炎若，祖籍江苏苏州吴江。1895年8月出生于上海一书香门第，自幼天资聪颖，嗜好读书。

‍ 1914年，19岁时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获文学士学位。继攻读神学，1917年，从圣约翰大学神学科毕业，获神学士学位。毕业后赴南京下关工作，任中华圣公会南京道胜堂牧师。为教化民心，改革社会，他创办了益智小学（1919年更名为道胜小学，今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并担任校长。在道胜堂工作期间，他曾赴英国牛津大学及剑桥大学进修神学。1934年，又从圣约翰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

1934年4月，沈子高被中华圣公会第八届总议会两院（主教院和圣品院）选为陜西传道区主教，6月10日在上海诸圣堂为他举行了主教祝圣典礼，此为华人担任教区主教之始。9月下旬，由中华圣公会传道部部长陈宗良陪送，赴西安履职。随同他前往陜西任职的还有前福建教区的彭鸿恩牧师。不久，又有原华北教区的杨阴亭牧师赴陜襄助他工作。沈子高在彭、杨等人的配合下，陜西传道区的工作得以迅速拓展，先后开辟了魏家寨教会、斗门教会、和兴隆村教会等，并在各地建立了布道所、学校和主日学，各地信徒人数也持续增长。据1937年统计，陜西传道区计有教堂一座，布道所7所，学校三所，主日学六班。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共产党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赶赴西安，以促进事变和平解决。为了向国内外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通过时任陜西省禁烟专员的圣公会牧师钟可托（沈子高大学同学）与沈子高联系，请他出面安排一次与宗教界人士的见面会。沈子高欣然答应，遂邀请在西安的以外国传教士为主的基督教界人士到其家中与周恩来会面。周恩来向与会人士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解放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周的讲话很快通过与会外国传教士，并借助于上海的一些外文报纸和通讯，得以传播出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支持抗战，沈子高组织陜西圣公会信徒缝制棉衣和救护袋支持前线，建立难民所收容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由于圣公会会所离省政府所在地很近，日寇飞机在狂轰滥炸时，圣公会的院子先后被炸13次，中弹23枚。

抗战期间，沈子高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简称“八办”）的林伯渠交往颇多。当时许多爱国青年到延安去，西安是必经之路。他们中有许多人到西安后，都先住在圣公会，再经沈子高介绍与“八办”联系，转而前往延安。沈也曾协助一些支持抗日的传教士经西安转赴延安。例如加拿大医师包德志，此人原系中华圣公会河南教区商丘圣保罗医院院长，为了支持抗战，辞去教会职务，前去延安参加医务工作。途经西安时，受到沈子高热情接待和协助。由于时值严冬季节，沈将自己手上的皮手套送给了包德志。后来，包氏经西安回国时，受到“八办”的盛情款待。当时朱德总司令在西安莲湖公园设宴为包德志送行，特邀沈子高作陪。

为培养教牧人员和各方面教会人才，沈子高于1942年在西安创办了景风神学院，并亲任院长，亲执教鞭。惜正当教务发展之际，日军入侵陜西，战乱迫使神学院停办。

1944年，沈子高在西安基督教青年会做了一次题为“基督教与民主”的演讲，由于抨击了国民党，而受到国民党的警告。因此，经过中华圣公会主教院同意，他前往成都的华西神学院任教，直到1946年，此间他依然兼管陜西传道区之教务。

1944年，沈子高当选为中华圣公会总议会主教院书记。1946年，奉中华圣公会调遣，离开四川回到上海，出任中华圣公会中央神学院院长。1952年，中央神学院联合到金陵协和神学院，他又随校迁往南京，担任该院教授。

沈子高学贯中西，在神学上有很高造诣，一生译着甚多。他在基督教音乐和艺术方面亦有很大的成就。他倡导神学本色化，主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当他创办景风神学院之时，就将这样的理念贯穿于教学之中。他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景风”一词，为神学院命名，表达出他对基督教本色化的愿望。他的这一理念也体现在他对艺术及圣乐的追求上。早在192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圣路加工作室（St. Luke's Studio），旨在鼓励中国信徒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创作，用国画及其它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手法描绘基督的圣迹。1930年，他出席了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基督教艺术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基督徒的艺术作品。

1931年，由中华基督教会倡导，中华圣公会、华北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和监理会共同参与，着手编辑统一的圣歌集，名为《普天颂赞》 。沈子高被聘为“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的主要编辑委员，并亲自翻译、修订了13首圣诗。在该圣歌集512首诗歌中，有72首中国曲调的赞美诗歌。

建国后，沈子高主要从事神学教育工作，曾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委员。1958年，从金陵协和神学院退休后，居于上海。1982年10月安息主怀，享年87岁。

沈子高夫妇共育有四女一子。其子沈以藩曾担任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上海基督教会主教。

2010年10月25日网上收集整理

沈以藩出生地—南京道胜堂

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中央神学院

沈以藩主教生平

‍ 沈以藩主教，1928年3月1日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江苏吴江。1994年8月7日，于山东威海安息主怀，享年67岁。

‍ 沈以藩16岁时，在四川金塘县姚家渡曾家寨铭贤高中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彼时，他已立志献身教会，受父亲沈子高主教影响，毅然选择哲学作为神学的基础。1948年，他荣获金陵大学哲学系金钥匙荣誉，论文《希腊哲学中之知识观》亦广受好评。同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中央神学院。

毕业后，沈以藩在上海圣公会诸圣堂担任基层堂会工作，1953年受牧师圣职。其后，他历任教会机关之职，成为全市性基督教青年夏令会、冬令会的讲员，讲道深受信徒喜爱。

自1958年起，沈以藩先后在上海新恩堂、国际礼拜堂担任牧师，并兼任长宁区和静安区基督教联合礼拜副主席及徐汇区联合礼拜负责人。文革期间，他虽历经磨难，但仍以勤勉之心对待工作。1978年后，他成为上海钟表工业公司职工大学英语教师。

1981年，上海国际礼拜堂复堂，沈以藩担任主任牧师，兼任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副主席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次年，他出任上海宗教学会理事。1986年，他担任中国基督教协会驻会副会长，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1988年6月26日沈以藩被祝圣为主教时，他谦逊地说：“主教只是牧中之牧，仆中之仆。”他确实以牧养信徒为己任。自1981年起，他历任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华东神学院董事、爱德基金会董事等职务。他勤奋工作，每次讲道都精心准备讲稿，积累了190多篇讲道稿。

沈以藩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传道人，是中国教会的骄傲。他德高望重，曾任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第七届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他积极参与国际交往活动，为促进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保卫世界和平而不遗余力。他曾陪同周恩来总理邀请的友好人士访问，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英国，并多次接待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界人士。

1990年，沈以藩代表中国宗教界出席国际宗教界和平会议。1991年，他出席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第七届大会，中国教会被正式接纳加入该组织。1993年，他出席亚太地区国际宗教自由大会。

1994年8月7日，沈以藩主教安息的消息传出后，中外教会人士无不痛惜中国教会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领袖、学者和牧者。

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了《沈以藩主教文集》，收录了他近200篇讲道稿和出国访问、参加国际性会议的演讲等。2002年11月9日，沈主教骨灰安葬于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基督教墓区锡安园。墓碑上嵌有沈主教夫妇的瓷像，经文“爱是永不止息”道出了整座墓碑的主题，也印证了沈主教的人生格言。

华东神学院成立典礼

‍1985年9月

祝圣主教典礼

‍1988年6月26日

1984.12.1上海安息日信徒首次在闸北堂受浸

‍第二排左起：

‍许道武、段雍虔、沈以藩、徐华、蔡步洲

平易近人的主教

怀念牧中之牧——沈以藩主教

文/秦牧

‍ 中国基督教杰出的教会领袖、牧中之 牧——沈以藩主教，于1994年8月7日离开了我们。

这个消息是须启道牧师最早打电话告诉我的。当时我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作为他的学生，我的内心是十分悲痛的。

回想沈主教在课堂上讲课的情景，真 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沈主教对每一位 学生总是那样和蔼可亲，从无疾言厉色。他在华东神学院教授《系统神学》、《基督教思想史》，他的讲课是认真备课的。每堂课上同学们也都特别认真听讲，所以同学们记录的笔记也是最完整的。在课堂上，他充分尊重同学们不同的神学观点，从不把某些观点强加给学生。记得有一堂课，沈主教给我们看一部记录片《黑户》，该片报道了江苏金坛一座破庙里，一对捡破烂的夫妇用爱心收留了好几个弃婴，这件事经记者报道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沈主教让我们看完了片子后在课堂上讨论，教外有没有真善美？始祖犯罪以后，人里面神的形象是否完全消失了？当时在课堂上，同学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沈主教最后总是启发引导、循循善诱，那一堂课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同学们经常看见沈主教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神学院讲课，有时下雨天来讲课，同学们发现他的衣服也被淋湿了。还记得调皮的我在课堂上还称沈主教为“主教大人”，沈主教总是笑眯眯的。

沈主教虽担任全国两会的重要工作，身居高位，但他还是那样一丝不苟地做好基层堂会的牧会工作。他平易近人，从无主教的架子。

国际礼拜堂的一位老太太，为了要买去世时穿的安息服，还缺一双鞋子，沈主教知道后为她四处打听，得知闸北堂有售，随即跟这位老太太联系。

沈主教心胸宽广，包容团结了各宗各派的教牧人员和信徒，为解决上海原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的受浸场所问题，他特别联系了闸北堂，于1984年12月1日在闸北堂为原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举行了受浸礼拜。广大安息日信徒无不欢欣鼓舞，至今还津津乐道，纪念沈主教的关心。

沈主教的讲台侍奉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记得1986年在国际礼拜堂举行的全市青年夏令会上，沈主教讲道题为“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他的讲道给全市青年信徒有很大的鼓励，史奇珪牧师还专门以此经题谱写了一首短歌。

在全市重大的庆典上，以及许多老牧长的追思礼拜上，总能听见沈主教充满深情的讲道。

‍ 1989年9月在上海教会复堂十周年的颂赞感恩礼拜上，沈主教在讲道中说：“上海教会这十年来的变化，也说明了‘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林后4:8-9） 这正是我们在文革中，以及文革以来的经验。我所工作的国际礼拜堂，在刚收回来时，我在其墙上还看到‘打倒上帝’字样。然而不但上帝是不可能被打倒的，现在被打倒的，却正是那些想要打倒上帝和打倒一切的人。”沈主教的讲道令全市基督徒深受鼓舞。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沈以藩主教——群羊的好牧人。

2010年10月20日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