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司令员“下命令”我们与二哥在新疆团聚

半角斋

作者：张俊茹
本文编辑：半角斋
选自《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魂系天山》

我父亲张吉坊,毕业于天津政法大学，毕业后在天津财政局任职，“七七”芦沟桥事变后，由于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就辞职在家闲住。后来父亲就在一家朋友开的药店帮点忙，我们一家在天津艰苦度日。
我们兄妹四人，仲瀚是我的二哥，可我从小就没见过他，听母亲说，我还没有出世，二哥就参加革命走了。
他在北京上高中的时候，就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做党的地下工作，高中没有毕业又弃学参加了革命。抗日战争时他转战冀中南北，离家后一直没有回过家。大概是1945年，二哥做为军调组我方代表人员去北京开会，父亲才去见了一面。
1947年，老家沧县解放了，我们一家从天津回到了老家沧县崔尔庄。老家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因为我哥哥是共产党八路军，“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汉奸把我家的财产、家具、细软，能拿的东西都拿走了，不能拿的也都砸了。我们回到崔尔庄，家里的房子空空如也，颇感凄凉。但不管怎样，总算回到了解放区，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1949年全国解放，实行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二哥是八路军，我们家是军属，按政策是不进行斗争的。二哥就写信给父亲，说我们应该把房屋、土地全都交给人民政府。父亲同意了，立刻把所有房屋土地都交给村里，然后村里又给我们每人留了3亩地。那时，父亲得了半身不遂，母亲年迈，我又小，家里没有劳动力，分给我们的土地便由村里代耕，加上连年受灾，打的粮食不够吃，实在无法维持生活。
我父亲给二哥写了一封信，把家里生活困难的情况告诉了他。
当时部队是供给制，二哥也没钱帮助我们。后来王震司令员知道了此事，要二哥把我们接到新疆。那时二哥已是第九军政委了，住在呼图壁。当我们到了新疆二哥的驻地，正巧他不在，到下面检查工作去了。军部的同志打了电话，他才赶回来。
我第一次见到二哥，二哥长得英俊潇酒，身材高大魁梧，很有军人气派。他喜欢打篮球，常和士兵们说在一起玩在一起。后来成立生产兵团，他当了兵团政委,我们也一起搬到了乌鲁木齐。
二哥对家里要求很严 ,除公家给我们每人生活费25元外(吃穿用都在内)，从不另外给家里钱，也不买东西。有时下面团场给他送来点吃的东西，他都让人送到小食堂或托儿所去，从不往家拿。
记得有一次，农七师送来一麻袋大米 ,开车的张跃济同志把它拉到我们家里去了,二哥知道了很不高兴，一定要张跃济同志把大米送到托儿所，弄得老张很为难，只好又把大米拉回来送到了托儿所。
他还特别交待家里人，不准随便用他的车子，所以父母有事出去，从未要过车。母亲喜欢看戏,遇到她喜欢的戏,就自己走路去(她是小脚),只有我心脏病犯了要住院，才能用一下车子。
哥哥对我要求也很严格，我还在中学读书时，他就对我说:“人对生活的要求是很难满足的,有了玉米面想吃白面，有了白面还想吃点山珍海味，你要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和别人比吃比穿，生活要向低标准看齐,工作学习要向高标准看齐,要注意改造自己，好好学习，将来忠心地为人民服务，要永远使自己在群众之中,而不是群众之上。”在我前进的道路上，哥哥的话永远指引着我。
“文革”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哥哥被打倒,家里人都相继下放,前后十余年。
哥哥坐了8年牢狱，可以想象得出，那些年月他吃了多少苦。1975年我们三兄妹到北京去看他，他没有流露出一点怨言，还是那样乐观，风趣，对未来充满信心。
他要我们安心边疆、好好工作，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他还说，等他身体好了，还想回新疆，因为他爱新疆。
的确，他对新疆有深厚的感情，新疆是他多年来生活战斗的地方，有和他多年来共同战斗的战友，对新疆的一切他都感到非常宝贵和亲切。新疆的亲友去看他，给他带去的瓜果自己舍不得吃，都分给别人。只要人家说“这是新疆的，好吃”，他就非常高兴了。
哥哥病重住院时，医院规定不允许他接见亲友，他和医院说，“如果是新疆来的我一定要见，要是不叫见，我的病会更重”。医院没办法，只好让他见，见面一次只能两个小时，。当他得知新疆不少同志在”文革“中因为他吃了很多苦，他非常难过。哥哥一直在关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事业，他1980年病重期间，他还写信给胡耀邦总书记，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说“这是他最后的一点心意了，新疆是他的第二故乡”。